采购员霍海仲 廖亦武 　　采访缘起：７５岁的擦鞋老人霍海仲，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都 在那象征司法公正的招牌下坚守鞋摊，且忙碌不停，他称得上四川省高院来访接待 处门前的一道持久不变的风景。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我花了一下午功夫泡在对街茶馆里窥视，却只见到３ 位匆匆过客坐下来擦鞋。清冷如斯，我动了恻隐之心，就现身趋前“照顾生意”。 不料老人横乜一眼，将我和我的鞋均晾在一边，却转脸招呼两位风尘仆仆的外地上 访者，并滔滔不绝地介绍与之相关的法律过场及熬磨经验，其中包括附近几家旅馆 和小食店的最低价格，俨然是高院的编外咨询接待人员。 　　与老人交谈片刻，其冤情平淡无奇，一目了然。我追究久拖未决的原因，老人 回答：“当年的案卷丢失了。” 　　我哭笑不得。老人又叹道：“我的一生可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总结。这桩 莫名其妙的官司把我毁彻底了。”（以下，霍：霍海仲；威：老威。） 威：您是霍老先生么？我在某报记者武田那里看过您的材料。 霍：武记者一年前找过我，写了稿子，还拿给我看，但以后就没下文了。 威：没下文？很正常。因为报纸是党办的，武田再同情您，他的胳膊也拗不过党的 　　大腿。 霍：我懂，武记者头上有主编，主编头上还有宣传部。 威：宣传部养了一大批离退休的老革命，组成读报委员会，每天上班唯一的头等大 　　事，就是扛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串读本地几家主要报纸，挑毛病，上纲上线 　　。正面的各种阳光新闻必须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所谓“阴暗面”只能有选 　　择地刊登，还要留点“光明的尾巴”。 霍：可上访人士登报的也有，比如老陆。 威：老陆告赢了公安局，至少从司法上，他的事已有定论，所以媒体能够有条件地 　　炒作。而您的案子好象还没有个定论…… 霍：我冤枉，这是明摆着的。 威：您讲讲看。 霍：我今年７５岁了，还坐在这儿擦皮鞋，还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诉说内心的冤屈， 　　想起来，跟做梦似的。前一晌开两会，公安局清理省高院周围的三无人员，把 　　上访的撵得鸡飞狗跳，腿稍慢，就抓进收容所。我风烛残年，不在乎这些，但 　　也被警察打了，腰和腿挨了警棍，趴在街沿，半天起不来。鞋摊也被踩平了， 　　他们说我是老反革命，是特务，故意把个破鞋摊摆在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口，打 　　反面广告，损害国家形象。我争辩说，上访没钱，我一个孤老，不偷不摸，不 　　叫化要饭，而是擦鞋自食其力，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他们说，哪你到别处去 　　，莫在这儿碍眼睛。我说就要日夜钉在这些官僚的眼皮底下，直到死。 威：没用。冤案见得太多，人心就成了铁打的。 霍：但一个人冤死在高院门口，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一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消耗 　　了他一辈子。坐牢、留队劳动、申诉、上访，除此之外，他无儿无女，无家无 　　室。 威：我很难过。 霍：我是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７村４社人，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草草训 　　练，连枪都没打顺，就被送上前线。新兵嘛，一听排枪响，就鸭群一般嘎嘎后 　　撒，被督阵官赶回，就干脆埋头装死。到了解放那年，壮丁更是抓得多跑得多 　　，长官开枪止不住，自己也被挟裹下战场。有一次，我们遇上解放军，照例丢 　　枪就跑，因为是开阔地，我跑得急，方向偏了，竟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我立 　　马举手投降，成了俘虏，稍后成了解放战士。抗美援朝时，我２３岁，刚跨过 　　鸭绿江，准备上前线，却突然怕死，装病脱离了部队。 威：你这段经历挺复杂的。 霍：够写一部书了，但我只能三言两语，作为开场白，让你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 　　壮丁出生，贪生怕死，希望能回老家，平平顺顺地过日子。总之，思想开了小 　　差。部队领导还算宽大，没有过多地追究。复员回四川，我转到了江油钢铁厂 　　当工人。１９５６年，厂领导根据我喜欢跑腿，好交际的特长，分派我做采购 　　员，直到六几年。这期间，我经常回三台老家，与乡亲们混得火热，成了远近 　　闻名的能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大伙叫我“霍采购”，八竿子打 　　不着的也瞅准机会来散烟敬茶，搭关系。说媒的更是接二连三，在家里寻不着 　　，就揣着姑娘的照片在车站等。没料到，好景不长啊。 威：我是５８年大跃进出生的，三年大饥荒，我因营养不良得了黄肿病，差点就夭 　　折了。你能在那种全国性的水深火热中活得春风得意，不简单。 霍：社会主义初级目标就是缩小三大差别，我嘛，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 　　劳动的三大差别中穿针引线，沾些油水，活命的空间自然就大。我经常受组织 　　安排，为厂里采购农副产品；而农民也乐意通过我，把在集市上赚不了多少钱 　　的东西成批卖给国营企业，即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个人也能得些油盐钱。 威：供销对路，您也算改革开放的先驱了。 霍：由于工作过分积极，我累出了病，经厂领导批准，我于１９６０年回家休养。 　　在此期间，厂里派给我新任务：为江钢采购箩筐、蓑衣、斗笠等农副业加工物 　　品。由于需求量大，我就专门找到长乐四村四社队长，与之签定加工合约。当 　　时，社员们还挺感动，叫我大善人，因为我在普遍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为大家 　　引了一条生产自救的路。１９６１年春，四社按和约交货，可我手里没现钱。 　　为啥？因为按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的工资，所有支出，上３０ 　　元就必须由银行转帐，而四社却没有在银行立户头（那年月，恐怕大队干部也 　　不懂“户头”）。 　　　　众乡亲嚷着要现钱，我一时又从帐户中提不出，只好凭多年的关系，四处 　　借贷，自筹资金，先垫付了这笔１９７８·４０元的货款——我不能失信于生 　　养我的故土，大家都在等米下锅呢。完成任务回到厂里，正逢社教运动，冻结 　　了江钢的帐务。经过相当漫长和细致的逐项审核，确认没问题，社教领导小组 　　才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签字，将我的垫款作兑现处理。１９６４年，厂方按规定 　　将１９７８·４０元等额货款直接汇到我的老家——三台县长乐七村四社霍海 　　仲收，并且注明是三年前的蓑衣、斗笠、箩筐钱。在６０年代，私人收到这么 　　一笔巨款，肯定引人注目，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人们的政治觉悟 　　空前提高。长乐信用社收到钱后，马上作为重大“敌情”汇报给公社。据原分 　　管民政和治安的副社长，现已８０高龄的涂国华讲，当时公社连夜召开由几个 　　部门参加的分析会，一致认为来路不明，应立案侦察。 威：信用社没有通知您本人？ 霍：没有。他们直接扣下钱，就派专案人员按收款地址去我老家调查，都说从未做 　　过箩筐、蓑衣的买卖，这刚好证实了先前“来路不明”的猜测，于是冻结了款 　　项。稍后，我“落入法网”，严刑逼供，最终便认定我勾结四队队长、财务等 　　人骗领江油钢铁厂巨额现金。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３日，三台县法院“依法判处 　　”我有期徒刑７年。 威：您与四村四社做买卖，咋会去七村四社调查呢？况且，您为公家办事，前后应 　　该有不少证人，他们都没有站出来？ 霍：这些我都说了，包括与谁签的约，谁验收的垫款，帐本在谁的手里等等。但整 　　我的人都红了眼，宁左勿右，根本不顾我的申辩。 威：这笔“冻结款”现在何处？ 霍：我打了１８年的官司，倾家荡产，孤独无依，所以一再要求法院在平反冤狱的 　　同时，助我讨回本属于我的财产，可那笔钱却蒸发了。 威：不会的，既然认定您“骗领公款”，按法律就该退回原处，以“挽回损失”。 霍：我都坐牢了，江钢还不知道自家的采购出事。直到３０多年后，长乐合作信用 　　社才在律师跟前查旧帐，证实此款经主管副社长涂国华签字，转给了永安电厂 　　集资部。涂国华也承认，并称这是当时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的，可具体经办人不 　　清楚。然而，当年任永安电站财会股长兼主办会计的刘洪党却说“并无此事” 　　，因为６０年代根本没有集资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什么“永安电厂集资部” 　　。如果长乐信用社确需要转款，也只能按那时的管理规定，通过电站所在的芦 　　溪营业所，最后方转到电站指挥部财会部门。所以长乐方面提供的转款手续有 　　“伪造之嫌”。 威：这也算一桩案中案了。 霍：我怀疑有人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黑吃这钱，可６０年代搞阶级斗争，谁有这 　　么大的豹子胆？唉，３０多年了，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一团乱麻，只有老天 　　爷去解了。 威：您就稀里糊涂劳改去了。 霍：刚结婚的老婆也在组织的感召下，“大义灭亲”，与我断绝关系。喊冤、撞墙 　　都没用，只能在某某劳改农场抬石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由于我不服判， 　　坚持申诉，不但没减一天刑，而且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８号刑满之际，被强 　　行宣布“留队就业”。 威：这和劳改有啥区别？ 霍：挣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在农场内有一定活动空间，偶尔还能近距离地看 　　女人。从外地来探监的家属，都要带些吃的用的给犯人，警察懒，只动嘴支使 　　，搜查这一关就由我们手上过。 威：这也算特权？ 霍：当然。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为了顺利过关，总要讨好我们，对我们笑，身子 　　凑过来，近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你想，都是憋了若干年的老光棍汉，嗅着香水 　　味，瞟着那衣领里的白肉，能不起化学反应么？没办法，一走神，藏在袜子、 　　肥皂和食品里的纸条、现金就放过去了。而一回队，几圈骚哄哄的劳改犯就围 　　着你，咽着唾沫让你谈感觉。谈就谈，添油加醋过过嘴瘾，但内心那个酸！那 　　个痛！刚娶的老婆飞了，如果不坐牢，恐怕我已是几个娃儿的爹了。都怪我太 　　要面子，对故土乡亲太有感情，垫啥货款呢？付不了现金，拖一拖又能咋样？ 　　唉，罢了，不能往下想，成天卖后悔药，这牢就坐不出头。 威：我能理解，您壮年蒙冤，把大好的时光都废了。 霍：我留队１４年，农场只批准回过一次家；加上前面７年，我总共２１年没有出 　　过监狱大门。我在高墙、电网和警察的监管下干了２１年的重体力活！１９８ 　　５年，我５７岁，老了，干不动了，农场才按照党的政策“清放”我回原籍。 威：按字面理解，“留队就业”既不是服刑，就应该算参加工作，有退休金的。 霍：从未听说过。我只记得一条老光棍被踢出农场时，浑身皮包骨头，一根筋，连 　　走路也晃晃悠悠的。没家没地没钱，我往哪儿去？但我晓得，冤还没申，气还 　　没出，天子都换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我突然有个感觉：当年所以把我强制 　　留队，肯定是某些人怕我在外面到处申诉、上访，制造麻烦。 威：老先生，您这案子若要放现在，不仅判不了刑，您还能反过去告他们侵吞私人 　　财产；但在６４年的社教运动中，比您冤的大有人在。我曾经看过一则《人民 　　日报》的老新闻：某个地主婆为了讨好新上任的贫农生产队长，私下送去几个 　　粽子，并提出义务替队长妻子照顾小孩。不料，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暗中监 　　视她的人发现，立即上纲上线。于是，倒霉的地主婆成了“腐蚀、拉拢革命干 　　部”的罪犯，被判刑劳改。在为此而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老贫农这样帮助差点 　　失足的队长：“我们一眼就看透了某某的鬼胎，可是你还蒙在鼓里。原因是大 　　家脑子里有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 　　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 霍：在老毛时期，啥都朝政治上靠，所以不奇怪。 威：您呢？ 霍：我不同，所以我上访了１８年，从老毛，到老邓，再到老江老胡。象你刚说的 　　地主、贫农以及阶级、成分，一转眼全没有了，取消了，平反了。如今回忆， 　　这一切似乎发生在几百年前。可我呢，还在老江老胡手里为老毛手里搞出的冤 　　情奔波。 威：这么简单的案子，这么多年就没进展？ 霍：１９９０年，三台县法院复查过一次，“维持原判”。１９９７年，两位大好 　　人仗义免费替我打官司，他们是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邹光新律师和三台县法 　　院副院长邓烈文。两位恩人不辞劳苦，下乡走访了大量知情的干部、群众，进 　　行取证，并将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上交有关部门。 威：咋样？ 霍：杳无音讯。邓院长和邹律师多次找县法院交涉，催促尽快办理，但他们总是踢 　　皮球。 威：一个屁大的县法院还踢皮球？ 霍：当年判案的卷宗找不到了，所以就失去平反的依据。 威：那１９９０年“维持原判”的依据又从何而来？ 霍：啥时有案卷，啥时没案卷，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跟变魔术一样。为此，邓院 　　长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３日电话联系省高院，经系统内查询，才知道相关资料 　　已转至绵阳市中院；而中院则回答说，早在９４年２月２０日就已退回去存档 　　了。无奈，邓院长又亲自去县法院，利用老关系查阅９４年和９５年的全部案 　　卷，均无收获。 威：这是渎职，您可以据《行政诉讼法》告他们。不过，这案子也够蹊跷；先是以 　　“骗领公款”的罪名判您的刑，接着这公款又以集资修电厂的名义“不知去向 　　”，具体经办人“都不清楚”。而几十年后，连案卷都不翼而飞，似乎这一切 　　从未发生过。 霍：邓院长曾对某报记者公开表示：按照中央纠正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 　　，当年判我的主罪是“骗领公款”，而后来的事实却否定了；主罪都不成立， 　　我当然该平反，获得赔偿。 威：又过去好几年了。 霍：７５岁了，耗不了多久。我在这省高院门前擦鞋，也是不得已。许多上访的还 　　年轻，路还长，我可是黄泉路近。冷、饿、挨骂，甚至受点皮肉伤都没啥，可 　　最近这次，警察也打得太狠了，尽朝腰和腿上踢。我只有一双手，护得了脑袋 　　抱不了腰，我直喊：“腰腿整不得，本钱收不得嘛。”我怀疑，他们动手了， 　　不让我活了。因为我不在人世，就不用平反了。 威：他们是谁？ 霍：不晓得。这辈子，我没惹过谁，没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但明里暗里， 　　总有人和我过不去。眼看平反有望，可又一直拖着。 威：所以您要尽可能地保重自己，开朗些，就算赌一条老命吧。 霍：争取吧，努力吧，我现在最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两眼一闭，不完也完了。 附录：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律师邹光新、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 　　关于请求重新复查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的报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略）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