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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忆之一：一个农民之死
 
刘文瑞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陕西省凤翔县范家寨乡（由于年代过久，那个村名记不得了）有个复员军人，名叫稽根丑。这个稽根丑，家里只有他和老母两人。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他当了兵。他憨厚，干活卖力，为人老实。于是，在部队入了党，还当上了班长。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当排长，排长与班长之间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是军官和士兵的界限。只要一当上排长，他就能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将来的出路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根丑太老实，人老实得过了头就是窝囊。眼看着提干的机会从他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他却毫无办法。那些比他表现差的都提拔了，惟独他，年年受表扬，年年原地不动，还是班长。他只有干活的份，却没有提拔的命。他心里窝火，但却不敢表现出一丝一毫，惟恐得罪了那些掌握他命运的人。那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年代，是一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年代。根丑也跟上大伙一样说，一样讲。但是，他却被复员了。
1972年，根丑回到他的家乡，当时的复员军人，还有安置的希望。三年过去了，被他回来晚的，有的和大队干部沾亲带故，有的则心眼灵活，送点点心之类，陆续都安排了，惟有他，依然战天斗地，奋斗在“农业学大寨”的故乡。而他所在的村，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只有6分钱，当时最便宜的“羊群”烟一盒9分钱。一个精壮劳动力，一年下来只能挣十几块钱。“学大寨”的结果是年年歉收，年年吃返销粮（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什么叫返销粮，当时实行统购统销，所有粮食留下口粮种子和牲畜饲料，必须全部以极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家，而统购的指标按“预产”计算，一般偏高。以后确实不够吃或发生灾荒，则由国家向农民“返销”粮食）。靠生产队劳动所得，连买返销粮的钱都没有。有一年过年的时候，连买半斤肉的钱都没有。看着劳累一生已经双目失明的老娘，他的心彻底绝望了。
从此，根丑的脾气大了，动不动就上火了，有意给干部找茬。队长派工，让他担水抗旱，他在扁担两头拴了两个墨水瓶。队长一看就来气：“根丑，你这叫抗旱？”根丑振振有词：“毛主席说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队长哭笑不得。
终于有一天，队长开骂了，骂得很难听。一个血性男儿，被人辱及母亲，憨厚汉子血液里的火性爆发了，根丑抡起铁锨把，给了队长几下子，把队长的腰打伤了。
公安来了，把根丑带走了。
关在牢里的根丑，并不把这当回事。大不了关几天吧。审讯他时，县中队的士兵到牢房带人，在外面高喊：“稽根丑，出来！”
根丑站起来，浑厚的嗓子一声吼，唱的是秦腔乱弹，唱词却是样板戏中正面人物李玉和的名句：“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那嗓音能传出几里地。
战士急了：“稽根丑，你放老实点！”
根丑不屑的嘲弄战士：“一边耍去吧你，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玩尿泥着呐。”
抓根丑的罪名不是伤害罪（当时没有伤害罪这一说），是“破坏农业学大寨罪”。县上公检法商量的结果，是判刑五年。
案子被宝鸡地区军分区的一个政委（当时这个政委兼任宝鸡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知道了，他发出了指示：“这个案件不同一般，这家伙曲解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为自己的反动行为作掩护，污蔑大好形势，审讯时还说农民吃不饱，糟蹋样板戏中李玉和的形象，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我意见判处死刑。”
就这样，根丑被枪毙了。
枪毙根丑的那天，我们奉命去观看公判大会，县城离我家15里，参加大会给记半天工分。根丑被五花大绑着。我只看到了那不屈的脸庞和愤怒的眼神。
二十多年过去了，别的事情都淡忘了，惟有根丑之死给我的震撼一直存在。我对这个社会的疑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往事回忆之二：贫宣队长
 
刘文瑞
 
文革期间，中小学原有的校长一律靠边站，城市里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工宣队（全称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而在农村，则对应的是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所在的那个“戴帽中学”（由过去的六年制小学改为小学初中七年一贯制，俗称戴帽中学）也来了贫宣队。说是“队”，实际上只有一个队长常驻学校，取代了以往的校长。那个队长，就是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由于学校的人叫顺了口，一时改不过来，不知从谁开始，把队长叫作校长。队长也乐意听人这么叫。
队长进了学校，但这个队长却识字不多，除了隔三岔五由他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还称得上通畅外，其余关于学校管理方面可以说是完全外行，只得放手让原来的教导主任负责。学校的那些教师，虽然都出身农家子弟，却毕竟多喝了点墨水，对队长的无知，有一些私下的议论，但大面子上还过得去，一时也倒相安无事。
队长自己心底却不是那么坦然，可能是底气不足的缘故吧，逐渐熟悉了情况后，就开始动作，不断地找人谈话，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的聪明，对个别略有的“高傲”的教师大加抨击，积极介入教学管理工作，指挥这指挥那。但毕竟没有文化，在涉及到教学业务时，难免露出破绽。这样一来，不满情绪多了起来。而在队长眼里，这种不满，不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反映吗？有一天，矛盾爆发了。
这天，队长召集全体教职工开会，我们那个农村学校没有专用会议室，开会向来是在教室。于是，我们这些学生就到教室外“自由活动”了。那种有点像庙宇的老式教室，门很大，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按惯例，会前要由队长领读一段毛主席语录。队长清了清嗓子，拿出小红书，开始念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雅可笑的……’”
“幼雅”两字一出来，下面就有人“噗哧”笑了。尽管笑得声音不大，但都能听得见。队长有点惊愕，不知自己哪里出了毛病？这时，平时就看不上队长的语文教员——我们的班主任，王海，他就坐在前排，大概嫌桌子之间狭隘，把条登拉出来半拉坐着，看着队长的尴尬样，又好气又好笑，冒出来一句：“幼稚，连这么个‘稚’字都不认得，还当校长呀！”
队长的脸色，由惊愕慢慢变为愤怒。
“幼雅就幼雅，就是幼雅！我偏要把它读成幼雅！我爹我娘没钱供我上学么，你们这些财东的后人现在还想骑在我们头上呀？幼雅！就是幼雅！……”
说着，一头向王海撞去。
在我们那里，吵架是以头撞人极为常见--不过，绝大多数是婆姨，大老爷们很少。王海根本没有想到队长的这一招，没提防被撞翻在地，把条登腿也压断了一个。旁边的教师赶快来拉的拉，劝的劝，会自然开不下去了。
在冲突的当时，学生们都在门外看傻了眼--他们只在街畔谷场见过这种场面，尽管这种场面里可能有他们的父兄，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在学校见过这种场面。“老师还打架？”现在，贫宣队长给他们进行了一场活生生地现场“再教育”。
据说，后来王海给队长作了深刻的检讨，但这就不是我们这些学生所知道的了。


往事回忆之三：黑皮告状
 
刘文瑞
 
在我的老家黄土高原上，老实巴交的农民，把那种恃强凌弱、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称为“黑皮”。这种“黑皮”颇有点当今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味道，但与当今的那些混混相比，他们可不是随便吓唬吓唬人就算拉倒，而是真刀实枪地敢于同妨碍了他们的人拼个你死我活。对于这种人，老乡一般不去招惹他们，见了面也客客气气，免得惹祸上身。万一他们找上了自己的麻烦，绝大多数都是悄悄吃点亏完事，宁愿破财免灾也不愿把事情闹大。
在过去，当地这类“黑皮”不多，往往几个村才能找到一个，一般来说，谁如果有了“黑皮”行径，那是很为乡亲所不齿的。如果这“黑皮”实在无法无天，搅得乡亲们不得安生，族长（或者是村里德高望重的前辈）就会站出来说话，通常是把他叫来训斥一顿。正常情况下，“黑皮”在外人那里撒野还可以，但在族长前辈面前却不敢过份，多数在聆听了教训之后会有所收敛。如果有个把不知天高地厚之辈，想与族长较一较量的话，对不起，就有可能吃鞭子。听乡里耆老言，大约在四十年代吧，就有这样一回事：较量者被捆起来吊在驴圈里，用鞭子抽了一顿自不消说，还被吊了一天一夜。此后，这个被吊打的人果然改邪归正。
过去的“黑皮”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黑皮”并不一定沾光。不但那种朴实的家庭教育和耳濡目染，使孩童都知道“黑皮”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一旦有人被乡民看作“黑皮”，那就很少有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他可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沾点便宜，但熟知其为人的乡亲们在大事上一般不会同他们共事。一旦背上“黑皮”的名声，就进入了良民“不屑为伍”和“不敢为伍”的行列，有点类似于现今说的“黑名单”。
但是，在历次运动的熏陶下，“黑皮”逐渐多了起来。凡是有运动，不论是过去的斗地主分田地，还是文化革命中的造反夺权，一般来说，在运动之初，那些本本分分的农民都不积极。岂止是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有抵触。只有那些黑皮，不是靠勤劳本份过日子，对于可以“诈一把”的机会，嗅觉特别灵。因此，政治运动最初都是靠这些人作骨干，有点像《芙蓉镇》里的王秋赦。每每运动过后，得利最大的往往就是这些黑皮。因为他们往往是一个村里最先“觉悟”的，而且也是运动中“出力”最多的，所以也就名正言顺地会成为新的权力中心的主宰，而且在以后也会继续呼风唤雨。乡亲们奉以为信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历次运动的冲击下，越来越不灵光了。渐渐的，就有人羡慕起来。黑皮成了人们立足处世的一种样本，随着历次运动对人们自尊心的清洗，原来横亙在黑皮与良民之间的那道起码的羞耻心也逐渐消失了，黑皮逐渐成为主宰乡里的显赫人物。
我知道一个人，小名狗崽，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黑皮。凭良心说，这家伙脑子够用，也聪明，从小就学到了一手坑蒙拐骗的好手艺，惟独没有良知。从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本事来。
在70年代，狗崽同生产队长（相当于今天的村长）老张为一点小小不言的事情发生了冲突，从此，狗崽就下定决心，要把老张整下台。但是，又抓不住老张的把柄。当时要收拾一个人，无非就是三种理由：政治、经济和女色。正如一个干部说的那样：“只要不站错队，装错钱，上错床，谁也把我没办法”。而老张作为一个基层生产队长，政治上不沾边，经济上穷得丁当响，一眼就能看出没茬可找，惟一有空隙的地方就是女色了。但是，老张在女色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天下事难不倒我们的狗崽，他动员自己的婆姨献身。注意，这个献身可不是真的让婆姨勾搭老张，狗崽没有那么傻，吃亏的事坚决不干。所谓献身，只是让婆姨献出名誉，作为攻击老张的炮弹而已。
再穷再贱的女人，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声誉毫不在乎。不过，狗崽的婆姨是个例外，这个例外不是天生的，是狗崽“教育”出来的。当初，狗崽由于恶名在外，人人都道他找不到媳妇。出人意料，经他的一个亲戚介绍，总算同一个姑娘相了亲。后来，这个姑娘的家庭打听狗崽的名声，也想反悔。但是，狗崽这种人一沾上就不是那么容易甩得掉的。他同未来的丈母娘丈人爸先是好言相劝，不成又恶言相骂，最后发展到以不给女子就要同他未来的丈母娘睡觉相威胁，再不行就要毁掉女方全家。女家实在经不住这样折腾，本来，这女子自身有残疾，个子还不到一米三。正是一直没有人提亲才走上了这一步。现在，碰上了如此不讲理的主儿，尽管有千万个不情愿，但毫无办法，只得同意了这门亲事。女方过了门，自然也不是那么顺溜。狗崽相信，“打出来的媳妇和出来的面”，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不信还把你制不服！一年后，婆姨也被打怕了，第一个孩子也出世了，狗崽用自己的方法，“稳定”了家庭，终于成家立业了。可以想象得到，已经被狗崽“征服”了的女人，面对狗崽的“献身动员”，能不同意吗？
接着，狗崽就开始到公社（现在的乡政府）、县上告状，说老张搞了他的婆姨。告状要有证据，起初听到告状的官员都不把这当一回事，了解老张的人也不相信老张会看得上那个残疾婆娘。但是，按我们的规矩，接待信访的人只能记录告状的情况并转交相应部门查处，告诫狗崽“捉奸要双”，没有证据别乱说等等之类。没想到，狗崽居然说他有证据，证据就是他的的牛牛特别小，而老张的则非常大，现在，他的婆姨那个特殊的地方被撑大了，他自己当然非常清楚。狗崽还反问接待他的官员：“谁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那个老张是我们村的一霸呀，都忍气吞声这么多年了，实在是欺负得人没办法了。”声泪俱下，一副受了莫大冤屈的架式。
对这种告状有什么办法？只好按部就班，记录，转交，核查。你要不查，狗崽天天跟着你没完，弄不好还会追问你为什么包庇坏人？查的结果，自然是子虚乌有。但是，一回下来，老张就恶名远扬；两回下来，则风风雨雨什么都来了。这种消息在乡间又传播得特别快。没有恶意的，把它当笑料；老张曾不慎磕碰过的，则乐得在其中添盐加醋。几个回合下来，老张就已经百口莫辩了。这种事情又不能自己与别人分辨，如果分辨，只会越抹越黑。况且人家都是在背后指指点点，不会说到你当面。再遇上个要求你“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主儿，你就更麻烦了。老张也曾想到像个男子汉似的打上狗崽的门去。但是，他告你没事，你打了他就得被拘留。说不定狗崽正乐呵呵地等着你呢。你还没动他，他就可能倒在地上蹭掉一块皮，然后跟你搅和。
摊上这种事，老张只有自认倒霉。再加上长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习俗教育，大姑娘小媳妇，见了老张由不得低头绕着走。不要多久，无论是上面的领导还是周围的百姓，越看老张越有点像那个“偷斧子的人”。狗崽的名声当然不会一天天好起来，然而老张的名声却的的确确一天天烂下去。不久，老张名正言顺地下了台，下台的理由当然不是“作风问题”，但大家都知道，真实原因还是狗崽那档事。
现今的人可能不理解，老张就那么窝囊？不会告狗崽诬告？问题在于，当时没有“诬告”的罪名，对给你提所谓“意见”的，你只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上级还会告诫你“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狗崽可以堂堂正正地诬告（现在有了法治、刑法上有了“诬告罪”专条，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恐怕不然。狗崽完全可以匿名，或者变个其他花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年，调查的领导确实在队委会上宣布过调查结论。但那宣布管什么用呀，流言蜚语早就妇孺皆知，公社也不可能在谣传所到之处大规模“辟谣”，老张自己总不能逢人就说冤枉吧，这种事情，你自己辩解，只能说明“心里有鬼”。下台一事，反而像坐实了谣传似的。老张只好尽量少出来走动，没事呆在家里生闷气。
老张后来怎么样，详情不大清楚。狗崽倒是有消息不断传来。据说，狗崽后来是发了，家业好生兴旺，还当上了村长。凭着他的“黑皮”劲，敢跟乡里县里的不合理摊派顶牛，乡民倒挺拥护，相当多的年轻人都佩服他有本事，有外出打工的，还要专门到狗崽家讨教怎样对付城里那些不讲理的人。看来，新一代狗崽成长起来了。


往事回忆之四：豆花的悲剧
 
刘文瑞
 
陕西凤翔有一种地方小吃，当地人称为豆花。有的人把它看作一种特制的豆腐脑，实际上不大一样。
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到了冬季大多都会做豆腐，每户分几斤。有的生产队还做的时间比较长，整个冬季都做，派两个社员走村串户卖豆腐，给可怜巴巴的集体增加点收入。豆腐房一般都在饲养室旁边。每逢做豆腐时，村里的小孩可以去吃豆花，不过不能白吃，一碗二分钱，碗大一点的三分钱。本村不做豆腐时，打听到附近哪个村做豆腐，晚上纠集四五个小孩，二三里路就赶着去吃豆花了。想当年我起码在周围的好几个村子赶过这种豆花场子。
豆花实际上做起来很简单。我们去吃豆花时，每人都拿一个碗，也有拿个大茶缸的。等到豆浆熬熟了，在点豆腐之前，拿大马勺舀起一大勺，给你的碗里一倒。你的碗里必须要事先放上点豆花的佐料，我们通常是用醋。在碗底滴一点醋，然后就站在豆腐锅旁边等着。热腾腾的豆浆往碗里一倒，赶紧拿帽子向上面一捂，等上一两分钟，豆浆在醋的作用下凝结，揭开帽子用筷子一搅，凝结了的豆花一块一块，赶快趁热一吃，持得额头冒汗，舒服极了。
点豆花的佐料多种多样，醋是最不好的，点出来的豆花吃起来微微有点涩，只不过农村不缺醋，我们才拿醋点。最好是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花特别嫩，吃起来也特别爽口。但是，一般农民谁家有石膏，当时只有药店有石膏卖，我们很难买得出来。没有石膏，只好用醋。
凤翔县董家河乡乔家堡村有个小伙子，每次吃豆花都用的是石膏，我们特别羡慕他，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石膏是哪里弄来的。有些好奇心强的小孩，总是缠着他打问怎样才能弄到石膏，却一点也问不出来，每次有人向他打听，他都是笑一笑就完事了。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不再多问了，只是知道他有石膏而已。
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那个用石膏点豆花的小伙子被抓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行很简单：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偷偷地把一个用石膏做的毛主席半身塑像，用刀子一点一点地削着拿去点了豆花了。尽管他只有十几岁，但所犯的罪行实在太严重了。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震动不小。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点，竟然在领袖像上打起了豆花主意。对于我们来说，当时弄点石膏固然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但谁能想到领袖像是石膏做的！我们甚至在一起悄悄议论，他是怎么用小刀削的？先削哪一块？削了个半拉的塑像他藏在哪儿呀？同时，也在揣测着他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有的小孩认为，这家伙实在是罪大恶极，能够在毛主席身上下刀子，这次非吃枪子不可。
后来，这个为了豆花而牺牲了主席塑像的小伙子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刑期记得不是很准了，大概是七八年吧。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就是因为他的年龄过小。如果他是成年人，那就非枪毙不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为吃豆花而坐监狱，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例。


往事回忆之五：破碎的不仅是玻璃
 
刘文瑞
 
凤翔县畜牧兽医站，曾经有不少西北农学院分配来的大学生，老杨就是一个。他是正宗的科班出身，戴一副眼镜，说话慢条细理，显得文质彬彬。我曾经在凤翔东关小学上过一年学，上学期间就住在县兽医站，所以有机会接触老杨。
文革开始后，县兽医站也出现了“战斗队”，老杨突然被“群众专政”了。当时的“群众专政”是一个很特殊的“新生事物”，专政的对象，是那些有“严重问题”而又够不上“公安六条”的人。也就是说，你已经被排除在“革命人民”的范围之外，需要对你实行“专政”，但你犯的事却不够大，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政策的宽大和当局的慈悲），还不配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就把你交给革命群众，由群众监督改造。“群众专政”完全没有章法，有的地方严酷程度甚至超过了劳改农场，有的地方却比较稀松平常，只是比平头百姓管教得略严一点。具体办法就是每天早上给“战斗队”（1969年以后是“革命委员会”）的头头请示，由头头安排你当天的劳动改造任务，下班的时候，再由头头检查你一天的劳动情况，训示几句。隔几天写份自我检查、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表明你诚心悦意接受改造的程度和不断“提高”的觉悟。过一段时间，头头觉得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大发慈悲，经过某种形式，惯常的做法是“群众讨论”，认为你已经改造好了，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群众的行列，就宣布对你解除“群众专政”。
老杨被“群众专政”后，主要的改造方式就是打扫卫生，充当清洁工。同他一起被“专政”的，还有一个老陈。老陈犯的是什么事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记得文革刚开始时老陈还挺风光，是最早的“战斗队”头头，但好景不长，最后自己却成了改造对象。老陈和老杨截然不同，粗喉咙大嗓门，属于风风火火那种类型。
话分两头，当时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局势下，到处都是主席像，主席语录。为了这种红彤彤的效果，红油漆都脱销了。凤翔县兽医站也不例外，墙上的空间都布满了语录警句，大一点的墙体往往是那种摹仿手写体的主席诗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宣传画，小一点的窗户玻璃上，则用红油漆喷上剪纸状的主席头像。这些东西，有的很精致，有的略粗糙，有点像现今铺天盖地的广告招贴，只是颜色单调一点。
有一天该当出事，老杨打扫完兽医站的长廊，推着装垃圾的架子车向出走，把门挂了一下。门一震动，上面的一块玻璃哗啦掉了下来，打成碎片。问题在于，这块打碎的玻璃上，有一个主席头像。老杨赶快把玻璃碎片拾进垃圾车，不料，老陈在一边大声嚷嚷起来：
“好哇，你竟然敢打碎主席像，还想偷偷摸摸地掩饰，你是何居心？”
老陈这么一嚷嚷，整个兽医站的都知道了。
老杨惶恐不安，回到宿舍里去了。
大人们到底怎样看这件事，我不清楚。作为一个少年，当时并不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过，据我后来揣测，嚷嚷归嚷嚷，多数人不会为这件事较真的。只有两种人例外：一种是同当事人老杨有私仇的，会借助这种事情大加发挥；另一种是被当时的左倾思想彻底改造了灵魂的，会真诚地为维护主席的威望而坚决斗争。
第二天，老杨自杀了——就为了一块碎玻璃！显然，在那个时代，老杨无意打碎的，不仅仅是一块玻璃。
人们谈起老杨的自杀，总是很少谈自杀的原因，当然，言语之间也多少表示出一点惋惜。更多的是谈论他自杀的方法，因为老杨自杀的方法很特别。在一个小县城里，自杀的方法往往是上吊、跳楼、服毒等等，然而，老杨的自杀不同一般。据说，在他自杀的宿舍里，满地是血，但是却看不见伤口。最后直到清洗了尸体上的血迹，才找到了自杀的方法：他是用一个刮脸刀片割断了颈动脉，伤口不到一个指甲盖大，几乎看不出来。人们窃窃议论的，是他竟然采用了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死法，竟然割得那么准确无误。
长大后，自己逐渐懂得了一点老杨的死因。打碎一块玻璃在现在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事一桩，然而，那块玻璃上有伟大领袖的头像，玻璃本身也就带上了神灵之气，是轻易冒犯不得的。在古代，类似的问题可是大事，属于“大不敬”罪，被列入“十恶不赦，遇赦不原”的条款之中。文革以激烈的反传统面目出现，却在最激进的招牌之下泛起了最卑劣的传统色彩，只不过称呼有了点时代的特色，古代叫“大不敬”，文革叫“反革命”而已。
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我才知道了老杨的死法是自杀中最无痛苦的死法。割断颈动脉，意味着大脑供血的中断，意味着自杀者会立即进入脑昏迷状态。然而，采取这种死法，必须清楚颈动脉的解剖位置，否则就变成了最痛苦的割喉管。我总是暗暗在想，恐怕只有那些有知识而又对生活彻底绝望的人，才会采用这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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