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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现代史

谢泳


    十年前，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先生就提出了要重写文学史，十年以后，可以
说这个口号已经有了不少实绩。今天在大学里讲授现代文学史的人，不管同意与
否，他们实际上都在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现代文学史。与文学史比较起来，最应
该重写的其实不是文学史，而是现代史。文学史只是现代史的一小部分，它的发
展和评价都要受制于现代史的重写，没有重写的现代史，很难有真正重写的文学
史，现在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很难，不在文学本身，而在现代史还不能重写。要重
写现代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套用那一句老话说，一部现代史，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还不是重写现代史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最好就别说，因为做
不到，说了也没用。而我的看法则略有不同，现在一时做不到的事，不等于永远
做不到，况且就是一时做不到，也不能想不到。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敢不敢想
又是一回事，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想这样的事。

        要重写现代史，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先要把逝去的历史看成是所有
中国人走过的一段路，不要先存了谁是要故意做坏事，而谁又是诚心解民于倒悬，
救民于水火的心理。对历史一定要有同情的理解，不然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就不
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史了。重写现代史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
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比如新闻。对于过去的新闻，
我们是很不以为然的。总是认为后来的好，那时不是开天窗，就是小骂大帮忙。
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候智商会变得很低。就说报纸开天窗，其实
那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非要在开天窗和不开天窗之间选择一条路，我看多数办报
的人，愿意可以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
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也不想想这话能不能成立。《大
公报》我是看过的，我以为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我们后来的报纸不好和《大
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
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
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古老的中国在最初接受
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那是一个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不久前在
《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夏晓虹先生一篇文章《晚清报纸的魅力》，夏先生是专治
晚清史的专家，她对晚清报纸的评价很高，我以为那是真实的阅读感受。中国在
二十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我以为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
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
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
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
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
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
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
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国家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
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
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
实来坐实。重写现代史，就是要先在这些问题上回到常识，把丢失了的好东西找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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