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角意识在民主革命中的重大意义──读史有感（３之１） 傅国涌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不论是有产者革命、还 是无产者革命，任何团体都想充当革命的主角，都不愿在民主制的原则下容忍 对方，都力图让自己充当人民的救星，而骨子里都是帝王思想，最后拯救的也 不过是他们自己。 　　康有为与孙中山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无法合作，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孙中 山的革命行动，和康、梁的维新运动兴起于同一历史时期，都是在甲午战败、 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形成的。康、梁亡命日本后，孙曾亲去见康。但康有为“以 帝师自任”，托故不见。梁则一度与孙往来密切，还商议过两派合并的办法。 在遭到康有为的反对并命他远赴檀香山时，他还约孙共商国是，表示一定合作 。但康、梁（从保皇派到立宪派）和孙中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最终还是没 有达成合作。１９０５年以后还发生了《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激烈论 战。这实际上为以后袁世凯利用立宪派（进步党）对付革命派（国民党）以达 到独裁的目的埋下了伏线。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临时合作造成的。民国建立后这两派 也曾有过一次走向良性合作、把中国纳入宪政轨道的机会。１９１２年秋天， 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离京南下前夕，曾到天津密访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梁启 超，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流执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 后梁如当政，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 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是不愿意看到中国迈向宪政民主、在政治上 展开和平竞赛的。袁世凯把共和称为“办共和”，常和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 何”。可见，他蔑视共和，只是“以此为试办性质”。上海火车站的枪声在结 束了宋教仁年轻生命的同时，也粉碎了宋、梁所谓两党轮流执政的梦想！当时 的人就说：“先生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此后争当历史主角的意识几乎支配了整个２０世纪的中国史。 　　国、共两党基本上兴起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共 产党于１９２１年成立，国民党在１９２４年改组），面对当时国内的军阀割 据、列强干涉，和随之而来的日本入侵，两个都自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革命 党（不是普通意义的政党），必须作出迅速的反应，提出一系列解决危机的方 案。 　　１９２７年的国、共分裂，固然有种种具体的主、客观的政治原因，但不 可忽略一种深藏在中国传统之中的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的作用，即中国传统 的历史主角意识。自古以来，在王朝面临危机的动荡乱世中，都会产生许多支 反抗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打天下集团”。这些集团均有排他性，没有容纳异 己的可能。 　　孙中山以他的威望、诚意和大度，在改组国民党时，容许共产党人加入， 实际上是与年轻的共产党合作，以便对付军阀和列强。这在当时就遭到党内某 些势力的反对，如西山会议派。他死后，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暂时还能容 忍共产党。但广州的种种摩擦，即已表明国、共的蜜月已经结束。他们的分裂 是必然的，只是迟早而已。一旦北伐取得重大进展，蒋定鼎南京，他就再也不 愿意接纳异己的共产党了。而当时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国民党元老都是支持“清 共”的。这里面有太复杂的历史原因。本文只想指出一点，从历史上看，秦末 项羽、刘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 争，等等，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 团，单独扮演历史的主角。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出现两个政 党的情形，就是内战。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披 上西式的政党外衣的‘党’，在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乱’时期的‘打天下集 团’。” 　　中国“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共和国初年的宋教仁以为可以移植 美国式的两党政治，结果以身殉之。这个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仍不 失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自此以后，２０世纪的中国史便被国、共之争所支配，即使在８年抗战时 期，也潜伏着国、共对立的暗流（有时是明流，如皖南事变），甚至海峡两岸 的对峙局面延续至今。 　　本世纪，宪政民主的理想曾两度使中国人激动。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后（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多党选举紧锣密鼓，搞得热火朝天。第二次是在抗日 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国共两强对峙，民主党派活跃在政治舞 台上，宪政政治又一次成为人们的梦想。这两个时期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是 ，中国经历了巨大历史变化之后（清朝倒台和日本投降），它的舞台上存在着 两大政治势力（袁世凯的北洋力量与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力量、国民党与共产党 ），正是在两强对峙未决胜负之前，提供了一种和平地迈向民主宪政的历史可 能性。各派政治力量的空前活跃，使中国历史仿佛出现了某种新的生机，但最 终都只是九九归一，和历史上每一次群雄纷争一样，归于一强统一之下。这是 自秦始皇以来数千年大一统的传统结局。 　　１９４５年的日本投降，对国、共两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对中华 民族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这半年时间对中国历史 的重大影响，还远未被历史学家们所厘清。政协会议所达成的５个决议，即使 今天看来，也是富有民主精神和一定价值的，虽然，那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 但民主离不开妥协。关键是，这些文件都是要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实 施制衡，主张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一起参加政府，结束内战，组成一个民主联合 政府。和毛泽东１９４５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目标是完全吻合的。 　　两个政党都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资格说话，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中国 的问题，都拥有武力，随之而来的内战的全面揭幕，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他们 都只是争取民意，并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因此，和是暂时的，战才是必然 的。就如１９２７年的分裂是必然的一样，１９４６年的内战也同样是不可避 免的。虽然作为当时之执政党的国民党，对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 这里面的确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因，仅仅用政治原因是难以解释的。 　　姑且先不论谁是谁非，我们透过这种现象看到了它背后深厚的民族文化心 理，一种历史主角意识使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都充满了龙争虎斗：不仅仅是推 翻旧王朝而已，每个集团、每个领袖都企图扮演历史的主角，从来就缺乏充当 配角的勇气。一台戏只有主角是不可能成功的，配角同样不可或缺，而中国的 政治文化里恰恰最缺乏主动的配角。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太惨痛了。——假如当年国、共不分裂，或者抗日战争 胜利后真正实现了民主、和平、团结，组成联合政府，现代中国史早已彻底改 写。正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造成了谁也不肯当配角，总想独领风骚，我们的 民族才一次次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孙中山和康有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先例我们都已看到，是应该充分认识 配角意识的重要性了。人人争当主角，每个集团、组织争当历史的主角，只能 导致一次次的危机、一次次的分裂，使民族的精华在内斗中耗尽精力。 　　我们庆幸地看到在世纪初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页——孙中山、黄兴，一 让总统、一辞留守，虽然出于各种压力，但他们无意于恋栈高位，或拥兵自重 ，主动离开政治主角的位置，是中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具有配角意识的人 ，“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他们才算得上是献身民主事业的人 。他们的配角意识，体现了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中层与上层人士在大变革中所会起到的作用——读史有感（３之２） 傅国涌 　　１９０４年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第一次指出：中国“ 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数千年来大大小小下层的农民暴动 不断，上层的宫廷政变不断。如果说有中层的政治变动，那只有近代的戊戌变 法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曾着力论述“中等社会”这一概念。他们自己的 定位也是来自“中等社会”。杨笃生１９０３年提出“中等社会”可以“破坏 上等社会”，同时“提挈下等社会”。 　　每当变革时期，以哪一种力量作为变革主体，自然会提到历史的议程表上 来。和梁启超观点有分歧的陈天华，在他的《中国革命史论》中认为，“泰西 （指西方）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 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泰西之中等社会何以主持革命？则以作历史者 ，以革命为救民之要务，从而鼓舞之、吹唱之，能使百世之下，闻风而起，历 史上之影响决非寻常。中国则反是：稍束身自爱者，不敢逸于常轨，以蒙青史 之诛，唯一二枭雄，冲决藩篱，悍然不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济其私心 之所欲。一般之细民，则因迫于饥寒，挺而走险，其举动毫无意识，此所以革 命同而收果异也。” 　　陈天华强调的是中等社会主持革命的重要性。在《绝命辞》中，他更清楚 地说：“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 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梁启超则深刻地指出了西方各国中等社会起来革命常常并非是因为救国救 民的需要，而是“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故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如１６４ ６年英国贵族的国会革命、１７７６年美国的独立战争，均与当时资产阶级自 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戊戌变法以康、梁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份子，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中 等社会。他们借助上层的光绪皇帝，在甲午战败的背景下，为挽救民族危亡， 呼吁变法，并进行了１００天的维新实验。但慈禧为代表的权势集团，很快就 将历史上第一次中等社会主导的变革扼杀在一片血泊之中。谭嗣同拒绝流亡， 横刀向天笑，用头颅与鲜血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写下了一个永不褪色的感叹 号。如果这次维新成功，中国历史当然就会改写。参与变法的力量，从康、梁 到光绪，只是在民族救亡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没有切身的利益，也没有广 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成功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辛亥革命是以中等社会为主导力量的。但各派只是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团 结在一起的，缺乏共同的利益追求。因此，在把满清皇帝赶下台之后，革命党 人本身也就四分五裂了。革命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胜利。随之而来的乃是袁 氏称帝、军阀割据，掌握着权力的仍是原来上层社会的旧官僚、旧军阀。 　　无情的现实砸碎了中国仅有的两次中等社会变革的愿望。历史到了这一步 ，一场以下层社会（即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风暴，似乎就不可逆转了。在戊戌 变法、辛亥革命之后上演的，注定是这样的一幕。正是辛亥革命的惨淡失败， 正是中等社会革命不能解决问题，下层的农民起义要又一次书写历史。 　　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对主流文明的一种追求。那毕 竟是有别于造成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宫廷政变的，是中国融入人类 主流的光辉起点。思考这些历史的悲剧，我深深感到作为上层的光绪帝，在维 新运动中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愿意并开始实行了变 革。没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那震撼了当时、也流下了永久历史回音的一百日 。甚至，即使是背叛了民国的袁世凯，在迫使清廷退位、缔造共和的进程中， 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他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但也不能一笔抹 杀他在历史转折点上所起的作用。他后来称帝是事实。他接受共和也是事实。 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是起了正面的作用。 　　近的来看，南非如果没有德克勒克，它结束种族桎梏的历史进程也许最终 不可逆转，但推迟１０年、２０年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上层力量所能起到的关键作用。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中等社会的理想如果能 够得到上层社会的理解，将大大加快迈向主流文明的步伐。 　　２０世纪刚刚结束。新的一个千年已曙光初露。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们回顾历史，无论农民起义、宫廷政变，都已成为遥远的陈迹。然而，近百 年前青年梁启超、陈天华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式的问题，也是人类 在寻求新的变革时共同遇到的问题，恐怕还将是一个久远的话题。 在大变革中建设远比批判来得重要——读史有感（３之３） 傅国涌 　　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就是中国人匍匐在王权脚下的历史。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已习惯于下跪，始终站不起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形 式上不再生活在磕头、下跪之中，但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命运，使国人在思想上 依然是跪着的。在精神上、人格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面对古老的专制 传统，面对阿Ｑ、韦小宝们，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消极的批判上，而应着眼于 建设性的积极创新，让中华民族首先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站起来。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把民族心理的改造放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就是 希望由思想认识层面入手，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梦想。他的整个宏大的计划 ，完全是建设性的。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他更多的时候不是立足于批判，而是 着眼于建设。所以，从最早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创立民国”，到后来的 《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他一生都在思考着如何在这样一个东方集权社 会里，建设起符合人类文明准则的新国家。 　　他的同时代人梁启超、宋教仁等，也都在思考。一百年过去了，他们的精 神遗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 曾震撼过老大中国，给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代青年带来了新的理想和价值。戊 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 《国风报》等报刊，写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文章，影响之大在世纪初 的中国思想界可谓首屈一指。１９０５年，他与《民报》论战时的文章，虽然 当时看来，就多数青年的心理而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 之上”，但梁所描写的共和革命后果，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 尝不与后来事实相似。他的笔尖常带感情，感染了、启迪了整整一个时代。毛 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 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前所写的大量政论，其 中包括许多传播宪政的文章，无疑对当时中国的立宪运动起着指导作用，有着 深远的意义。随着立宪政治在中国的尝试和失败，梁启超的精神遗产已渐渐被 人淡忘了。 　　宋教仁最后以鲜血涂红了他的宪政理想。人们往往只知道他导致被袁世凯 暗杀的政治实践活动，却忽略了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宋教仁在民国前后的价 值所在。 　　在革命党人当中，在汪精卫们忙于暗杀（甚至蔡元培这样的翰林都去造炸 弹）的时候，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将制度建设看得比单纯的改朝换代要重 要得多。当时象他这样有远见、重视建设几乎是仅有的。 　　他的成为十足的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当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 时候，对民主宪政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他，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他提出了 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方案。但理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他就过早地为理 想而献身了。他在制度操作层面和梁启超在思想层面提出的问题，共同构成２ ０世纪初为使中国早日跨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和人类先进文明接轨的时代所作 的最有价值的思考。他们期待着中国在精神上、制度上都站起来。但中国还是 黑暗如初、落后如故。 　　因此，在他们之后才有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产生了陈独秀、鲁迅、 胡适、蔡元培……。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影 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提出的“自由办学，兼容并包”的思想，不仅开 创了北大、而且将继续影响着未来的中国。 　　他们的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指出一点：胡适一 生以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文字，给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新 的空气。他反复陈述现代文明中的几个最基本的准则，即言论思想自由、容忍 异己（包括反对党）、和平转移政权等。这些文明世界的常识，对我们却是何 其陌生。胡适的思想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之处，却说出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了解 的常识。自由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为专制、权势捧场的，相反，却为无权无势的 普通人寻求思想、人格独立提供了最直接的武器。 　　一个世纪过去了，面对先辈们未完成的精神遗产，我感到建设比批判更重 要、更迫切。建设首先是思想的建设。没有思想的启蒙，没有人性的肯定，没 有对历史灾难的反省，我们终于还是精神的奴隶，我们精神的膝盖仍然不可能 真正站立起来、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站起来。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