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火凤凰 ◆ 投稿信箱：chinabyte@gmx.net ◆ 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 ************************************************************* 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 第一章 我的思想历程 孕育于悲哀中的幸福 已故的司马辽太郎先生生前访问我时，我曾经提到「台湾人的悲哀」。我想让司 马辽太郎先生了解的是，生为台湾人，却有一种对台湾无能为力的悲哀。回顾台 湾历史，台湾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园，而我个人也曾经历过 身为台湾人，却不能为自己同胞做些什幺的痛苦。 　　但是，今天，不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或台湾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可以感觉到 台湾的幸福，甚至是生为台湾人的幸福。台湾不仅气候良好，地形富于变化，土 地肥沃，而且因为与大陆一水相隔，既可避免卷入大陆经常发生的动乱之中，也 得以吸收、培养出多元的文化与社会制度。 　　在中国典籍中，台湾最早出现于公元三世纪左右。远在明、清时代，大陆沿 海人民渡海移居台湾之前，此地已有原住民。而十七世纪（一六○三年），荷兰 人曾一度占领台湾，并以葡萄牙人所称的「伊拉．福尔摩沙」（Ilha Formosa）来 命名，意思是「美丽之岛」。 　　明末清初以来，大陆移民陆续前来台湾。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湾则 为日本统治。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回归中国，但随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中央政 府的播迁台湾，台湾也和大陆出现了紧张的对立关系。而此时，光复后和中央政 府一起迁台的「外省人」，与光复前便定居台湾的「本省人」之间，也产生了激 烈的摩擦。 　　 　　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确为台湾人带来悲哀，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孕 育出台湾独特的丰富多样性，与处逆境而百折不挠的柔软性。我也由于生长在具 有此一历史背景的台湾，得以累积许多经验，从而培养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我常想，若不是生长在此地，也许不能造就今日之我。这些经验和对事物的 看法，奠定了我的理念基础，也让我的行事施政有所本。 　　大陆早期移民后裔的我，于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接受正 统的日本教育，由国民小学（公学校）、旧制的中学、高等学校，然后进入京都 帝国大学，战后转入台湾大学，后来又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就读。 　　这一段曲折的历程，若从历史观点来看，或许可算是个悲哀；但若以个人自 身来看，毋宁是幸福。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接受不同的教育，不是每个人都能拥 有的经验。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谢时代让我能有此体验，开启我幸福的人生。同 时，我也认为，这份幸福也应该属于台湾。 父亲为我所买的「百科辞典」 就我的人生来说，最大的幸福是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让我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教 育。父亲李金龙先生，毕业于警察学校（警察官练习所），曾担任十多年的刑警。 当时在台湾，仅有少数人能就读警察学校，和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一样，都 属于社会的「菁英阶层」。母亲江锦女士，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还算好。 　　父亲自警职退休后，回到故乡三芝，先后担任水利组长以及农会理事等职， 战后还当选过县议员。 　　父亲担任警职期间，调动频繁，我们也跟着不断搬家，不断转学。小学六年 期间，我即念了四个学校。转校的频仍，使我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 友，又因为父亲再次调动，而中断交往。正值多愁善感年龄的我，也因而变得有 些内向，并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所喜欢的是对自我内在世界的探索。闲暇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或 望着窗外的雨景，独自素描。一直到今天，油画、水彩画、版画，都还是我最大 的兴趣。 　　阅读更大幅扩展了我的视野。少年的我，喜欢涉猎超龄的知识。当时最为自 豪的「藏书」，是一本日本「小学馆」所出版的《儿童百科辞典》。关于这本「百 科辞典」，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要到台北参观旅行。在出发前一天，我鼓足勇气，向 父亲说出长久以来一直不敢开口的愿望：「多桑，我想在台北买『百科辞典』和 数学书，一共需要四块钱。」（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以「多桑」来称呼父亲）。 　　当时的四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大概是父亲薪水的一成半左右。父亲听了 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些发愁地说： 　　「你那幺想买，为什幺不早说？现在马上要凑四块钱并不容易呀！」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未明，我与其它同学一起到妈祖庙的大树下，坐上等在 那儿的巴士。 　　记得那天飘着雨，我坐在前面第二排的位子。在大家都坐定，等待出发的时 候，突然有人在我座位旁的窗户上叩叩地敲着。抬头一看，车窗外有位撑着伞的 人，仔细瞧瞧，竟是父亲！父亲起了个大早，为我去向朋友们调借了四块钱。 　　后来，我常常向自己的孩子们提起这段往事，坐在一旁听着的「多桑」，总 是微笑地说：「那件事我已经记不得了！」 彻底的自我觉醒 　　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不但是父亲，其它家人对我的愿望， 也无不设法加以满足。这并不仅仅是家境尚可的缘故。 　　母亲向来对我极为呵护，甚至近乎溺爱。由于家里从事猪肉买卖，每次我的 碗里，总是盛满最好的部分。有一次背着母亲去游泳，母亲忧极转怒，大发雷霆， 罚我跪下认错。 　　但我自己也难以解释的是，虽然受到宠爱，内心却萌生抗拒之意。尽管对母 亲的爱充满感激，却也不断自我警惕，担心会因为疼爱而被宠坏。 　　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识，而求知若渴的广泛阅读，更加深了自我意识 的觉醒，使我愈来愈固执自我，也经常因为倔强而令母亲伤心。对母亲来说，儿 子自我意识太强，情感太过激动，虽然令人惊讶，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征得母亲同意，离家外宿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里， 对自己或对母亲都不好。我转学到淡水的公学校，寄宿在老师和朋友的家中，每 日通学。 　　这个「独立」的经验，让我有机会深刻体会人际之间的关系，明白人生必须 生活在许多关系之中。寄宿他人家中，必须先厘清自己的定位，例如：吃饭时， 就如同日本谚语所说：「食客在要求盛第三碗饭的时候，宜有所节制」等等。 日本思想的影响 　　在彻底的自我觉醒之后，内心接着产生「人是什幺？」或者是「人生应当如 何？」的疑问。记得母亲曾经告诉我：「你的情感太过丰富，何不稍微理智一些！」 因此，对于内心所涌现的疑问，我认为自己应以更加理智的态度来面对。 　　一九三八年，我进入旧制的淡水中学就读。当时的中学教育，已经有相当强 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在那种氛围之中，我经常阅读的是铃木大拙的著作。铃木以 禅思想为中心，并以世界性的视野来谈佛教哲学。而其中影响我最大的，应该是 「自我克制」的观念。 　　清晨担任劳动服务，来锻炼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进入无我的境界； 这些都是彻底的唯心论。《临济录》有一段话说：「心生则诸法生，心灭则诸法 灭」，为人处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烦恼也自然能消除。 　　我每天一大早便积极参加打扫工作，自动努力去做打扫厕所这类别人不愿做 的事。凡能训练克己功夫的，都愿意尝试。 　　当时，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 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 　　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的影响很 大。岩波书店出版的《漱石全集》，我看过好几遍，也对那位从乡下到东京，在 苦恼中逐渐成长的「三四郎」相当喜爱。 　　当时高等学校学生都爱读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记》，其中描写每个人努力 以自己的方式过生活，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仓田百三所撰写的戏曲《出家人 及其弟子》当然也熟读过，特别是这本书的最后，亲鸾说道：﹁这样子也不错， 大家都得救了……友善、和谐的世界﹂，令人感动。这种境界也正是我的理想。 　　我也爱读《古事记》等日本古典名著，本居宣长的《玉胜间》，还有《源氏 物语》、《枕草子》，甚至《平家物语》，都是我熟读的作品。 　　或许有人会对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 是我二十二岁之前，台湾一直都在日本统治之下。我接受正统的日本式教育，当 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 　　在念旧制台北高等学校时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三），我仍不断拓展阅读的 领域，除了日本古典文学之外，像西田几多郎的《善之研究》、和哲郎的《风土》 以及岩波新书中的中野好夫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诞生》 等，都深获我心，即使已经事隔多年，但年少初阅时的感动仍历久弥新。当时， 我光是「岩波文库」的书，就有七百册之多。 　　此外，我也爱读汤玛斯．卡莱尔的《衣裳哲学》，以及德国「狂飙时代」歌 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而在俄罗斯革命前夕的黑暗社会中， 致力追求光明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作品，也都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粮。 　　由于拥有庞大的藏书，在战后台湾书籍匮乏的时期，我还曾与友人商量，拿 出个人藏书来开个旧书店，效法岩波书店的成立宗旨，用书籍来启发台湾的同胞。 对中国文化的省思 　　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 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中国人一向以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自傲。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中国长期处于封 建体制之下，传统文化受到扭曲，也使社会产生了许多积习难改的弊病。 　　一九二八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名教），就对中国社会迷信标 语、口号的现象痛加批判。他指出，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却迷信自己独有、且具 有悠久传统的「名教」，即「崇拜所写文字的宗教」。因此，做事不重实际，只 以口号、标语来求心理的满足，结果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价值的颠倒错 乱。他因而奉劝当时的主政者：」「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鲁迅的《阿Ｑ正传》等著作，以嘲讽的手法，深刻描绘中国人爱面子的文化， 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他认为，中国人遇事不思解决，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 的心态，是使中国社会陷于停滞，无法进步的主要原因。 　　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 人，起而改革。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借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 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 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 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 　　这些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弊病的论着，在知识青年群中，引起很大的回响。当 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并深加思索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认 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封建制度下所导致的发展停滞。就像作家柏杨所说的 「大酱缸」，使人的思想言行产生扭曲。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当时那些思想家的看法，相当佩服。可惜的是，当时中 国社会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因此，尽管他们对社会与制度有很深刻的批 判，却无法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而一般年轻人虽然也怀抱革命的理想，却仍无 法掌握确实的方向与作法。 　　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 体实践的成果。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传统 的束缚，重新出发，在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 要达到理想的境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 的。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为中国文化的再造，带来了新的希望。 　　近年来，我积极倡导「心灵改革」，就是希望从人心的改造做起，让我们的 社会走出旧有的框架，用新的思维，面对新的时代，并激发出新的活力。这是一 个比政治改革更加深入、也更为艰巨的改造工程，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在社会 自由开放的既有基础上，完成建立「文化新中原」的目标。 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决 　　一九四三年，我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经济学科就读。之所以选择农 业经济学，是有些背景因素的。 　　其一是，孩提时期，看到佃农们为了能继续承租农田，年中及年底都会到家 里来送礼。他们一意讨好，甚至苦苦哀求的情况，每每令我感到疑惑与不平。同 样是人，为什幺会有这幺大的差别？而同样是耕作，承租者不同，耕地平均产量 竟有甚大差异，也让我深觉好奇。此外，高等学校的历史老师盐见熏先生，以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谈中国的历史，也使我深受影响。当时我就认为，农业问 题将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问题。我之所以会将农业和马克思经济学相结合，实与幼 时的体验有关。 　　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 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马克思经济学令我感到兴趣的，不单只是解放 哲学，还有彻底解析资本的问题。现今经济学多倾向于探讨流量问题，由流量来 说明在市场结构中的生产与分配关系，但若由国家经济的独立发展过程来看，经 济并非流量，而是存量的问题。 　　《资本论》即是由存量面来谈经济，并试图说明资本究竟为何物。马克思所 说的「再生产」，虽系在扩大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所进行之行为，但「扩大再生产」 可以累积资本；而生产的水准若维持不变，却只不过是「单纯再生产」，无法形 成资本的累积以及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虽然掌握「再生产」的概念，但没有提到数量关系。比较「单 纯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差异，即可看出问题之所在。因此，由数量 面来看，马克思经济学或许根本就不能成立。 　　马克思承续黑格尔的部份思维，认为亚洲处于停滞状态，无法进步。所谓「亚 洲生产方式」问题，在列宁、考茨基（Karl Kautsky）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中，是难 以突破的课题。 　　其后，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书中，也以亚洲的水 田农业与专制政治，来重新 　　诠释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认定亚洲历史早已陷于停滞， 不值一顾。 亚洲的生产方式与「农民革命」 　　挑战此一难题的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与以工人为革命主体的欧洲不同，应 可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若能如毛泽东所言，在中国真正实现「农民革命」，那幺中国历史就将出现 伟大的突破。然而，依中共的作法，中国终究无法发动真正的「农民革命」。 　　其中最大的原因，我认为是中国人所固有的「家父长制」观念。毛泽东身上 也有浓厚的「家父长制」观念。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提出「联合政府论」，希望 借着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来拉拢人民。后来中共达成目的，也击垮了国民党。 　　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个人的权力，甚且晚年还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巩固自 己的独裁体制。由于权力一直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人手上，中国历史也无法摆脱传 统的束缚，开创新的时代。 　　目前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关系虽有进展，但中共的心态和作法，与过去并无不 同。中共只是与美国进行所谓「大国外交」，企图削弱并取代美国在亚洲的政治、 经济地位而已。 　　现今的中国大陆，除了人口众多之外，绝对不是足与美国抗衡的「大国」。 但未来，一旦中国大陆自认有能力分享美国所拥有的利益时，必然就会背弃美国 的政策，转而积极将美国势力驱出亚洲。 　　言归正传，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对马克思经济学十分热衷，几乎想以《日本帝 国主义时代的台湾农业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但考虑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 到学位，所以只好将题目改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的研究》，利用马克思经济学， 将阶级的问题和农业相结合，来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幸而指导教授并未 洞悉我的意图，因此毕业论文得以顺利过关。 从马克思主义到基督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因学生动员，在名古屋担任日本陆军的少尉军 官。战事结束，到底应该重返京都帝国大学继续未完成的学业，或者是回到台湾？ 令我苦恼不已。直到隔年（一九四六年）春天，才下定决心返回台湾，进入原台 北帝国大学所改制的台湾大学就读。 　　返台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多年以来，我虽 然很少提起这段往事，但「二?二八事件」却对我的思维及理念，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一般都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人的镇压行动，但问 题并不如此单纯。这是许多本省籍知识分子，被扣上共产党员的帽子，而惨遭杀 害的白色恐怖事件。 　　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总督府废止后，战后的台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 段，但随即被卷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激烈争斗中。国民党在大陆的形势愈险恶， 愈必须倚赖台湾。为求完全掌控台湾，也就开始对台湾采取威权统治。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淡水河沿岸的商店街，发生些微纠纷，并迅速扩 展为台湾人的抗争运动。之后，国民党的陈仪长官立即向蒋介石主席请求军援， 事件终至悲剧收场。 　　三月八日，大约一万三千名的增援部队，由基隆登陆，开始大肆搜捕、杀害 台籍人士和运动领导人。而逮捕与屠杀的对象更逐渐扩大，特别是被认为可能与 国民党作对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列入镇压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在哪里？事实上，当时我也是被镇压的对象之一。据 估计，台湾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或许超过三万人。事件过了很久之后，我加 入国民党，基于责任心的驱使，因而积极推动对于「二?二八事件」牺牲者的道 歉与补偿工作。 　　生为台湾人，既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使命感，也对于学习农业政策怀抱着满腔 热诚，正值年轻的我，怎幺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问世事，闭门苦读？一九 九四年，当我谈到这段往事时，在野党的领导阶层还批判我说：「没那回事！」 但是，他们有些人在「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根本尚未出生。那时候的人如何 思考、如何行动，唯有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够了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中华民国的首都迁至台北，开启蒋介石总 统统治台湾的时代。 　　在「二?二八事件」幸存的我，总算平安度过白色恐怖时代。但是，历经动 荡不安时期之后，与妻子曾文惠结婚，不久后又赴美留学，一连串的人生转折， 让我觉得人生不仅止于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对空虚生活的厌烦，让我能相信神的存在。但要马上产生信仰，并不容易。 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的三年期间，每周四、五个晚上，我都和妻子在台北的各个教 会中，聆听牧师讲道，并深思神是否真正存在。 　　信仰本身其实是相当困难的问题。从生物观点加以考量，玛利亚未婚却怀胎 生子，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基督徒却深信这个奇迹。 　　其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也不是常识所能解释的。但是，宗教却强调相信 奇迹的重要性。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要进入信仰的第一步，一定要先摆脱平常赖以自律的框架。而对凡事追根究 柢的知识分子来说，产生信仰更是难上加难，必须花时间加以克服。 　　因此，我十分认真而且仔细阅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篇幅浩瀚的 〈旧约〉，乃至出现奇迹的〈新约〉，都逐一详读。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约 翰福音〉第二十章。 　　耶稣复活时，多马并不相信。「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 头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而后，「耶稣来站在弟子当中说﹕『愿你们平 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当多马触摸时，发觉自己的错误。「多马回答说『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相信，因为看得到所以相信，这不是信仰。虽然我们看不 见心，但心确实存在。同样的，神的存在虽然看不见，却应当深信。我从基督教 信仰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理解了「爱」的问题。这个「爱」不是别的，就 是用肯定的态度看自己的人生。 　　「人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许多思想家都如是说。譬如，我在高等学校时 期，经常阅读的仓田百三作品，描写亲鸾在临死时吐露「这样很好」。我在高等 学校时期也读过尼采所着的德文版《上帝死了》，即使是宣告上帝已死的尼采， 在晚年也认为「可以被全盘肯定的人生」是最终的理想世界。 　　歌德的《浮士德》所追求的，也是相同的目标。浮士德与魔鬼缅非斯特菲列 斯（Mephistopheles）订立契约，让人生重来一次，代价是浮士德在呼出「这样很 好」时，就要将灵魂交给魔鬼。 　　一生罪孽深重，希望重新再来一次的浮士德，最后走向自我创造的和谐国度， 而且十分感谢地说出「停下来！妳是何等美丽」的感言。缅非斯特菲列斯虽然如 愿取得浮士德的灵魂，但剎那之间，浮士德所有的罪孽都完全涤净，灵魂也在天 使的护佑下升上天堂。 　　在这篇作品中，歌德表达出，唯有神的大爱，才能解救罪孽深重而愿意诚挚 地活下去的人。而在现实上，歌德曾出任威玛公国的首相，致力政务，并救助很 多的人民，因此，《浮士德》应该是歌德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在威玛公国的实际体 验吧！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较为通俗的解释来说是，虽然我们都是只考虑自我的利 己主义者，但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必须以爱相互扶持。如果我们彼此的爱，也 能如同神的大爱一般，社会就能充满关怀与活力。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学以及从 政的基本理念。 　　在此，要特别一提的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间的差异。基督教 中「死亡」与「复活」的对应观念，儒教中并不多见。我相信这是中国社会许多 问题的根本原因。 　　记载孔子慧语的《论语》，收录了许多肯定人生光明面的嘉言。但是，「未 知生，焉知死」的看法，仅具有对「生」的积极肯定，而缺乏相对应、对「死」 之意义的探索，因而呈现了思想上的一大欠缺。 　　有意义的「生」值得肯定，但「生」与「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人生要有 意义，必须经常思考到死亡。而所谓的「死亡」，并非仅指肉体上的死亡，而是 包括观念上的自我否定。 　　歌德不仅在《浮士德》，更在《西东诗篇》中，简洁且直接地描述「因死亡 得永生」。正因为自我的「死」，才有真正受到肯定的「生」。 学习《易经》的目的 　　信仰基督教，让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领悟，对我的思想言行，也都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然而，无意之间走上从政之 路，乃至担任总统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总希望能更深入辨明表象和本质， 掌握变化的趋势。因此，兴起了学习《易经》的念头。 　　在偶然的机会中，我读到刘君祖先生所写的《易经与现代生活》一书，深感 兴趣。所以自一九九四年八月起，大约一年的时间，每周一次，请刘先生来讲授 《易经》。 　　我学习《易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卜卦算命，也不是为了作所谓的生涯规划。 而是因为身为国家元首，每天面对急遽变化的国内外情势，与错综复杂的政策选 项，如何探求事象背后的真理，厘定事项的先后顺序，作出对国家人民最有利的 政策，实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盼能经由对易理的再思考，掌握事象不变的本 质，为施政行事奠定基础。 　　「易」其实就是时间方程式，随时变化，不可执着。其有三义，即变易、简 易、不易，若以佛家的「三法印」来比较：「诸行无常」述变易，「诸法无我」 即简易，「涅盘寂静」.明不易。简单来说，就是时间不断变化，万物事象也随 之变动不居。但是，在这些变化无常的过程中，却仍有不变的真理和趋势可循。 而要掌握这些不变的本质，来预测未来的变化，就必须有一颗诚实的心。 　　易象的符号简明而富含变化。爻分阴阳，天地人、始壮究的时位观念产生八 卦，终而复始，又重成六十四卦。以此象征宇宙万事万物的互动与变化。爻随卦 转，当位、得中是爻的本身条件，承乘应与则为爻与爻间的互动关系。卦和卦间 有错综其数的整体互动，亦有爻变、卦变等局部变动。序卦揭示因果递嬗的时运 演变，中爻的卦中卦，更深刻彰显了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潜蕴情境。 　　学习易理，让我对人和人之间、人和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复杂 关系，有了新的体悟。同时也对人的自我意识、人和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上的 活动，以及国家领导的各种问题，都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近来一直强调的「和 谐感通」，与「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亦与此有关。 　　对易理的钻研愈深，就愈能体会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思想。许多人以为，民 主与自由是外来的观念，其实，只要我们重新省视中国思想发展史，就会发现， 儒家早已重视自由意志与民主理念。只因后来中国长期为封建体制束缚，才使固 有的人本思想，受到扭曲。 　　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再探索，让我推动民主改革的信念益加坚定。这些年来， 我能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持续推动宪政改革，落实民主理念，就是因为我坚信， 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 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让台湾的所有同胞，都能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充分 发挥自我，追求幸福，是我身为国家元首的最大心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谈到我的政治哲学，就必须提到孙中山先生常引述的「天下为公」思想。这 四个字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可以说是我政治信念的核心思想。 　　一九四七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前文明载「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 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以 及「宪法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皆是出于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 　　民有、民治、民享才是民主国家，缺一就不是民主。 　　孙中山先生大力提倡三民主义，宣扬国民革命，他的主张是这样的： 　　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创建中 国人的中国。而这个新中国不再是集权帝制，而是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要先 解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问题。然而，即使是已经完成民主革命的欧洲，人民 生活的福祉也未同步提升。因此，要求进行社会革命的声浪不断。今天的中国不 需要进行社会革命，但在历经民主革命洗礼后，必然会衍生出社会问题，惟难以 一举彻底解决。 　　因此，孙中山先生强调，除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外，民生主义也是不可或 缺的。 　　我开始研读三民主义是在念高等学校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译 《三民主义》，所以，我与三民主义的接触，是从日文版开始。而蒋介石总统所 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曾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书籍我在战前都已经读过。 　　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在书中特别着重的，是中国特有之问题的严重性。 而我以一个高校生的角度来研读这些书籍时，则是对于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历 史、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特别感兴趣。 　　直到现在，我仍然深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卓越的思想。他不仅在三 民主义中倡言民权主义，而且也积极宣扬「天下为公」。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人最欠缺的观念。中国人偏重利己主义，在维护个人利 益的同时，往往无法兼顾社会的和谐。 　　今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就是鲜明的例证。他们无视民权主义，不谈「天 下为公」，只是一味强调，与霸权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将民族主义摆在第一位，的确是个令人伤神的问题。 　　对民族主义的重视，源自于对霸权主义的过度解释，是极端危险的想法。孙 中山先生当年领导国民革命时，正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因而才会认为， 民族主义是达成民权主义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重新省视民族主义时，就必须 先考量其时代背景。 孙中山先生重视土地问题 　　我尊崇孙中山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土地问题的正确掌握。就这一点 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也有可观之处。过去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认为，土地不是 一般的商品，而是由人所有，能产生「绝对地租」的自然要素。 　　但是，现代经济学已经很普遍地将土地视为一般商品。同时也能在本国以外 的地方，轻易取得大笔土地。土地已经很普遍地被商品化了。 　　即使是农地问题，也与地段、位置息息相关。土地位于何处，当地气候如何， 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等等，都是必须一并考量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先生相当重视「地权分配」，反对地权集中，主张耕者有其田。因为， 土地若集中在不事耕作的人手上，将无法提升其生产力。孙中山先生早已洞悉此 一事实。 　　我大学毕业时，台湾也出现了土地改革问题。当时我还曾经赴各地演讲，倡 导「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父亲拥有的土地虽然不算多，但仍是地主，因此他反对我的主张。而我的岳 父因为是大地主，对我这种想法，更是难以谅解。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继承祖先土地，却不事耕作，只坐收地租，过着富裕 的生活，是不对的。」父亲和亲戚丧失大笔土地的结果，反过来影响了我的实质 收入。尽管如此，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认为当时的土地改革是对的。 　　身为农业经济学者，我对土地问题十分关心，也持续进行研究。我之所以选 择到爱荷华州立大学继续深造，为的就是亲炙后来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舒兹 （Theodore W. Schultz）教授。 　　研究经济与人口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农业问题不能只就农 业范围内谋求解决的理论，我非常赞同。我认为，将「农业」与「非农业」分开， 而来思考国家的农业问题，是行不通的。 促进台湾的农村建设 　　我曾经专程前往日本，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调查战后日本的「农业基本法」。 对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如何兼顾农业的保障和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大 问题。日本战后的发展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镜之处。 　　日本在池田勇人首相主政期间，经济高度成长，农业面临重大危机。急遽发 展的工业，征收了大笔农地，使农地面积缩减，也导致地价暴涨。台湾在蒋经国 院长时代，也曾经遭遇过相同的处境。而台湾较日本的转变又更为快速。 　　当时，担任政务委员的我，负责的任务就是拟定周全的计画，以保障绝大多 数农民的生活，同时确保工业化的顺利发展。我在理念上，和孙中山先生一样， 以确保地权分配为原则，而在作法上，则采取舒兹所提出的，农业与非农业产业 不可分开处理的立场。 　　当时规模宏大的台塑公司，曾打算在某县以每甲四万元的价钱，购买四千甲 土地。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农民才可以购买农地。因而，台塑企图游说行 政院，修订法律，让法人也可以购买农地。 　　倘若法律修改成功，相信台塑和其它企业在台湾全岛，已经购买十万甲的农 地了。十万甲的农地，约可维持十万户农家的生计。一家以五口计，则将有五十 万的农民被迫脱离农业。 　　然而，以当时的财政、经济和社会状况，并没有余力来救济这些人，或吸收 这些劳动力。一旦放宽农地买卖，可想而知的，台湾将增加五十万的失业人口。 　　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绝不能坐视不顾。但是，当时政府内部，只有我一人 反对该项法案的修订。最后，我却说服了蒋经国先生。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由于 台湾的工业并不十分发达，虽然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因农地买卖而释放出来 的农业人口，无法被工业完全吸收。因此，与其开放农地买卖，不如将资本引进 农村，发展农村，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 　　一直到很久以后，许多人才真正体认到这项政策的正面效益。最近，我在打 高尔夫球时与杆弟聊天，无意中得知，这位杆弟的老家，位在当初台塑打算购买 的地区，因为我的反对，而使农地收购计画告吹。 　　我问他，当地人对此事有何看法，他表示，父执辈的人都十分感谢李总统， 因为当年一甲地是四万元，现在已涨到三千万到五千万左右，大家都庆幸当时没 有脱手。而年轻一代的人也都相互传述我反对开放农地买卖的事。 何谓「认同台湾」？ 　　能获得蒋经国院长重用，或许因为我是台湾农业问题专家。而另一项原因则 是，绝对不必担心我会采取革命式的激进行动。 　　经国先生和我不仅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而且有着许多共同点。当年，某位 情治机构的人士就曾经向我表示，除了蒋经国之外，没有人会重用我这种人。我 确实希望能报答经国先生的知遇之恩。但是，在「认同台湾」的问题方面，我却 和他有着不同的想法。 　　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想 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致早逝吧。经国先生曾经说：「我也是台湾人」。但是， 他对于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所谓「认同台湾」，我想最重要的，是对于台湾的爱。我经常提到，将来领 导台湾的人必须是非常爱台湾，而且是可以为了台湾，不惜粉身碎骨来奋斗的人。 　　所谓的「台湾认同」，到底是什幺呢？有人会认为是台湾独立。但是，我认 为，即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却不一定要拘泥于「独立」，反而是将「中 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化，才是当务之急。 　　我在推动政治改革时，曾经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将台湾的统治权限定 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暗示不及于中国大陆。虽然有人因而批评我，无意 保有与大陆的整体关系。但是，我认为，台湾必须先确实立稳脚步才行。如果台 湾本身的认同不明确，又何以考虑大陆问题。 　　因此，最重要的是，台湾必须先取得国际间的认同与地位，至于思考中国整 体的问题，则是以后的事。 中国再统一时的典范 　　尽管优先级有别，但并不表示我们不关心中国的未来。台湾的发展方向，不 仅是台湾本身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也有重大影响。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不论是四千年或是五千年，就文明而言，的确是悠长 岁月的结晶。但是，如果我们审视历史，却不免觉得遗憾，因为历史一再重蹈覆 辙。欧洲人所批评的「亚洲之停滞」，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国民革命，以及共产革命，使停滞的历史出现突破的契 机。可惜国民党所发起的国民革命，遇挫中断，其后的共产革命，也陷入相同的 恶性循环之中。 　　共产革命的结果，并未脱离中国的传统，也没有摆脱「亚洲之停滞」的困境， 反而促使霸权主义抬头，帝制主义再度兴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促进了产业的成长，但思想方面，却完全无法摆脱旧 有框架。因此，经济虽有进展，但政治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看到现今的大陆情况，我认为台湾的发展，或许可以成为未来全中国发展的 典范。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我曾向《华尔街日报》投稿，标题是〈台湾的成功 典范〉，提及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典范，就在台湾： 　　最近中共以及部分西方人士指责中华民国正在推动「台湾独立」、「两个中 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运动。但是，我们认为台湾所力行的，是为了让中国 摆脱共产党统治，成为自由、和平的国家，我们奉行民主主义，发展经济，希望 能成为未来中国再统一时的典范。 　　在经济方面，我们持续进行结构性的改造，将劳力密集型工业转型为技术密 集型工业，而农业产值占国民总生产值的比率逐年下降。目前工业产值占国民生 产总额（GDP）的百分之三十五、服务业占百分之六十二、农业只占百分之三。 　　在政治方面，我们透过修宪，完成总统直接民选，并进行政府改造。同时， 也积极落实教育及司法改革，为民主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共产中国之所以和过去的历史一样，陷入「进步、退步」的恶性循环中，有 几个理由，第一、政策由领导人个人作决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第二、缺乏前 瞻性眼光，无法因应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第三、领导者忽视人民福祉。无视人民 存在的政策，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阻碍了中国的持续进步。 　　而另一方面，台湾则靠着自己的力量，一步一脚印地脱离停滞的传统社会。 台湾为什幺能做得到？正如我在思想发展历程中，吸收了各式各样的观念一般， 台湾也吸收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终能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第二章 我的政治哲学 政治家所扮演的角色 　　我从一个农经学者，走上从政之路，历任政务委员、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 副总统，以至受国民付托，担任总统，在政府部门服务了很长的时间。倘若我说 自己「不是政治家」，一定有许多人会感到惊讶，甚至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事实上，我之所以这幺说，是有几个意涵的： 　　第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政治」的定义，来看我任公职的经验，绝对称不 上是政治家。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政治」之意义无他，乃「管理众人之事」。 换句话说：「如何统治人民」是中国「政治」的目的。而政治家的任务，则是驾 驭百姓、管理众人之事。 　　今天，我们虽然还可以将此「政治」之定义，套用于中国大陆，但在台湾， 这种政治型态已走入历史。因此，如果「管理人民」才算是「政治」的话，我根 本不是「政治家」。 　　第二、在一般人的想法中，政治不免潜藏诸多权力抗衡，交错着复杂的斗争 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我也不能算是政治家。 　　多年以来，我为台湾发展所做的一切，绝非玩弄政治手段，而是基于身为台 湾人的使命感，真正想要为自己的同胞做些什幺。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经常思考， 自己能为台湾做些什幺？应该为台湾做些什幺？只要拟定了一个「工作」目标， 立即戮力以赴，积极推动体现。 　　而今天的台湾，需要的是安定与繁荣。绝不是激烈的斗争与倾轧。 　　一九八八年，蒋故总统经国先生辞世，我继任第七任总统时，说过一句话就 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以「政治人」的身分而言，我算是一个新人。新人 所能说的，就只有：「各位，让我们一起来打拼吧！」而已。 　　在竞选第八任总统时，我提出「开创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作为当时选举的 主题。显而易见的，主轴既不是「台湾」，也不是「人民」，而仍旧是「中华民 族」。 　　直到一九九六年，竞选第九任总统时，我才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我在 竞选活动中强调，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贯彻民主改革，开创主权在民的新时代」， 并且进一步主张「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 　　我向选民保证：「民之所欲，长在我心」，对于全国同胞的需求，我有充分 的领会，也一定会全力以赴，达成国民的付托。我认为，唯有倾听民众心声、务 实力行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两个国家主义的存在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接受中国国民党的提名，决定参加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 选举。我在决定参选的声明中，首度强调「台湾」的意识，认为台湾人民必须真 正拥有主权，才能充分发挥自由意志，开创自己的未来。 　　我在声明中提到： 　　作为国家的领导者，登辉衷心服膺的是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也是总理孙中山 先生一生从事国民革命的中心信仰。坦率的说，目前我们社会人人都有强烈的主 权在民的想法，都有自己是国家主人的自觉和志气，但是在生命共同体的体认上 显然还有不足。这主要是我们真正落实民主政治的时间比较短，制度化还没有来 得及赶上民主化的发展。因此，不必讳言，我们社会确实存在着若干认同的问题， 影响了生命共同体的凝聚，有待大家进一步相互理解，以智能、宽容和同胞爱来 面对。 　　同时，我也特别提到：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除了最早期的原住民同胞，大多是历代 从中国大陆迁移而来。而来台的先后虽然有别，但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早 已灌溉着几代人共同的汗水和心血，才有今天的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熔铸成血 肉相连的生命依存关系。诠释谁是台湾人，以移民时间来推断，是没有意义，也 没有必要。只要认同台湾、疼惜台湾，愿为台湾努力奋斗，就是台湾人。我们应 该提倡这种「新台湾人」观。而怀抱民族情感，崇尚中华文化，不忘记中国统一 的理想，就是中国人。 　　有位政治学者分析了我的演说之后指出：「台湾存在有两个国家主义 （nationalism）」。一个是以台湾这个区域为基础的「大台湾」国家主义；一个 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国家主义。 在台湾建立的「新中原」 　　然而，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并非争辩这两种国家主义孰是正统，而 是如何建立强固的「台湾认同（Taiwan Identity）」。 　　因此，我在一九九五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 　　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 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们 走出历史悲情，携手同心，彻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识，为「经营大台湾，建 立新中原」而开启新机运的空前良机。 　　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 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 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 　　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 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 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 　　具体而言，此一国家发展蓝图应有几个方向： 　　第一、经营一个民主而有效率的台湾；第二、经营一个产业发达、科技进步 的台湾；第三、经营一个有家园生活之乐的台湾。 　　换言之，是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为主轴，并落实政府改造、司法改革以 及教育改革等施政工程，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 作为台湾政治家的条件 　　要完成上述种种改革，台湾的政治家究竟应具备何种条件呢？ 　　关于未来的总统，我曾经提过，必须是一位「爱台湾，肯为台湾牺牲奋斗的 人」。而在迈向「新中原」的长程发展过程中，台湾所需要的，又是什幺样的政 治家呢？ 　　在这里，我要以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来作说明。「天下为公」的意义 是，政治是众人之事，不是少数特定人的专利。因此，政治家也不得有私心。 　　更进一步来说，所谓的「无私」，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能去除私心。也就是 说，在作一项决策的时候，必须先摒弃自我，而有「如果是别人，会不会采取更 好的方法？结果会如何？」的想法。 　　决策时，若能秉持此一态度，一方面会冷静思考，另一方面也会真正为人民 着想，并认真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具有使命感的决定。 　　话虽如此，但「知易行难」。在现实的社会中，要真正身体力行，实践无私 理想，着实困难。我们的一切思考活动，一般而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要 摒弃自我来作决策，即使是高风亮节的人，恐怕都很难办到。 　　而「视民如亲」，也非易事。更何况政治家不仅要将人民视同家人，善加关 怀，还必须掌握人民的需要，达成人民的心愿。因此更是难上加难。 　　「天下为公」，和基督教所强调的「爱」，可以说是相同的理念。站在对方 的立场，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并努力去实现对方的愿望，唯有如此，方能亲近 《圣经》中所彰显的「神爱」。 　　身为虔诚的基督徒，我经常会引用《圣经》的训示。而我最常引用的一节，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 事，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唯有「爱」，才能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不求私利地去完成使命。对我而言， 这就是「政治」的真谛。 选择迂回务实的道路 　　在《哥林多前书》中有一句话，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就我个人的 亲身体会，政治更是需要包容和忍耐的艺术。 　　政治家经常会囿于现实的压力，希望迅速作出决策，达成立即的效果。特别 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之下，民众往往只问成果，因此政治家希望收到立竿见影成效 的作法，也是无可厚非。然而，这样的决策，却有将国家导入歧途的危险。 　　要作出最周全的决策，政治家在面对问题时，绝不能只作直线的思考。政治 问题绝无快捷方式。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径。而 必须考量各种因素，作最妥善的处理。因此，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径，不见得是 直线，有时稍作迂回，反而更容易解决问题。 　　迂回行进，避免直接迎击，不但是处理政治问题的重要方法，也是思考经济 及社会问题的必要原则。许多时候，直接正面出击，花的时间反而更长，甚至无 法达到目的。 　　例如开车出门，选择道路时，就经常会碰到类此状况。有人嫌走高速公路要 绕远路，站站收费又很麻烦，所以改走笔直的不收费道路，结果反而陷入车阵当 中，动弹不得。而另一方面，高速公路虽然要绕远路，又得停下缴费，却可以比 不收费道路快好几倍的时间到达目的地。 　　我将之称为「付费高速道路原理」（turnpike theory）。许多政治行为，也都 可以适用此一理论。尤其是，目标愈大，愈需要有迂回策略。直线作法往往带来 反效果，不可不慎。 　　例如，要达成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最便捷的作法就是引进大量外资和外国 企业。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九九七年七月以降，泰铢暴跌所衍生的亚洲金融 风暴，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经济的崩溃，都是快速引进大量外资，营造经济高度 成长的假象之后，所产生的疲惫萧条。 　　规模越大的问题，就越需要作迂回考量。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以经济成长 为最重要目标。但经济成长须循序渐进，厚植根基。倘若只有资金的移动，繁荣 难以为继，何能侈言成长，更无法嘉惠百姓。而有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工业， 荒废过去赖以生存的农业，也绝无法奠定工业的基础。 　　经济发展须有宏观远大的眼光。首先要从提高农业生产力着手。在此一基础 上循序推动工业化，并争取先进技术，累积资本，强化金融力量。如此，终必达 成真正的发展目标。 政治不能只顾选票 　　以台湾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改革问题堪称此一「迂回策略」的最佳事例。 当年，台湾面临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问题，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将资本直接投入生 产力低的农地，即可达成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于是，当时有许多人极力主张，放宽农地买卖的限制，让自耕农、非自耕农、 甚至企业均可自由买卖农地。企业参与农业发展，从事合理的农业经营，土地的 生产力自然可以提高，似乎言之成理。而对农民来说，在从专业化逐渐朝副业化 转型的过程中，若能多赚一些钱，即使拋售农地也无妨。 　　但是，如果在没有任何辅助措施的情况下，任凭农地自由买卖，则农地必将 沦为投机（speculation）的对象。如此一来，农地将不再为农业所用，而将变更 为生产价值较高的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导致地价暴涨。农民失去农地的结果， 是失业人口的增加与社会问题的恶化。 　　因此，轻易将农地买卖自由化，不但无法提高农业生产力，反而降低了台湾 的经济成长力。农地买卖非有限制不可。不过，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和产业结构， 也不能永远固守不变。随着时代的进步，农业人口必然会逐渐减少，事实上也必 须如此，台湾才有发展的希望。 　　面对农业发展的两难困局，我在台湾省主席任内，除了规范自由化的发展之 外，也积极培育「核心农家」，作为发展高生产力农业的主力军。当时，我提出 「八万农业大军」的主张，计画培养八万户的「核心农家」，将其子弟送往农业 专科学校，学习最新的农业技术，擘划台湾未来的农业蓝图。 　　今天，这些「核心农家」第二代子弟们都学有专长，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有 很大的贡献。在这些农家子弟有能力巩固农业发展之后，就可以放宽农地使用， 让他们筹组农业公司，以便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经营。由于此一政策的成功，台湾 已经发展为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工业国家，农业人口获得合理精简，社会也无失业 问题的顾虑。 　　假若当时未采取此一迂回路径，一味开放农地自由买卖，台湾或许未能缔造 今天的发展成果。未来，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都不能忽视此一「付费 高速道路原理」的重要性。尤其政治愈是民主化，「迂回之道」就愈形重要。 　　在民主化的国家，政治家所揭橥的政策，与争取选票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 就长期来看，有些政策虽然确有其必要，但宣示之后，却未必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这是民主社会常见的现象。要防范此种情况的发生，政治家们或许有必要加强公 共政策的公开讨论，藉由媒体，让民众了解：「政策虽无立竿见影之效，但盱衡 台湾未来，实属必要」。相信民众必会权衡利弊得失，不图近利，共谋长远发展。 民主政治并非骄纵人民 　　我这幺说，一定有人会反驳：「相信民众的判断力，将争议问题交给民众讨 论，取得民众支持，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民众早已被民主制度给宠坏了，必 定只图眼前的近利。」 　　我承认会有此可能。从历史的层面观之，民主政治确实有其负面作用。然而， 民众被民主制度宠坏了的说法，恕我无法完全茍同。 　　一个民主制度快速发展的社会，政治必然存在迎合大众之所好的危险性。但 此一问题，我认为只有靠时间才能解决。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以上述的「迂回之 道」来运作。这一点，和以直线疾行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独裁体制有所不同。 而「迂回之道」，亦是使民主制度愈臻圆熟的最大利器。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说， 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的结合将消弭一切意识型态的冲突与矛盾，使历史发展步入 最后阶段。此一看法，我也无法赞同。因为，单靠自由民主制度的施行，并不能 达到理想的境界。 　　拿美国来说，自建国以来，一直都高倡自由民主主义，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 标竿。然而，其国内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诸如：贫富差距加大、资本主义过 度膨胀、经济控制政治，以及种族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等等。 　　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原本就无法立即解决问题。尽管问题发生时，民众都 会要求立即响应、改善，但为求周延，并顾及整体的利益，也只能走「迂回之道」， 循序渐进。倘若过度勉强，终必产生弊端。 　　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才刚起步，更无所谓「历史终结」的问题。横亘在我们 面前的诸多问题，应该循「迂回之道」，不疾不徐，逐一彻底解决。 自由民主的「地壳变动」 　　对于现今自由民主国家的处境，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莱斯特．畲罗（Lester C. Thurow）教授所着《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 目前世界正面临五种「地壳变动」： 　　第一、旧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的瓦解，全盘改写了世界政治板块，而使资本 主义大幅扩展版图。 　　第二、计算机以及通讯技术的发达，使智能型产业跃居主流，也因而带动政 治及经济组织型态的变革。 　　第三、全球人口暴增，迁移频繁，而先进国家也快速迈向高龄化。 　　第四、经济急遽全球化，导致市场和国家、经济和国家的关系愈形复杂和不 稳定。 　　第五、旧苏联瓦解以后，尽管美国被视为世界唯一的超强（super power）， 然其昔日的绝对优势力量也正日渐消褪。 　　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信息化、人口移动、全球化以及美国地位转变等「地 壳变动」，彼此互有关联，也对所有国家与个人，带来深远的影响。 　　此一巨大洪流，沛然莫之能御，凡民主世界的成员，都无法置身其外。庞大 资本主义市场的信息化，将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而在急遽全球化的世界 里，因资本和人员的自由移动，不仅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冲击，也使劳力供给呈 现不稳定现象。 　　面对波涛汹涌的世界潮流，应如何拟定政策？似乎尚无明确的答案。同时， 由于变化过度快速，也很难判断何时是采行某些政策的最好时机。 自由民主所曾遭遇的挑战 　　在经济上尊重自由市场，在政治上采行民主制度的自由民主主义，并非首度 面临挑战。发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共产主义，即否定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 实行计画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 　　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则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局面，相继成立，藉由经 济控制和鼓动群众投票，实施独裁，与自由民主主义大唱反调。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消褪，是否解除了自由民主主义所面临的挑 战？其实不然，只要自由经济市场潜在的破坏力，以及民主主义政治机能不全的 情况存在，这两种反动思想仍可能死灰复燃，再度威胁自由民主主义。 　　然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自由民主主义的威胁，具体可见，其主张也 明了易懂。但是，畲罗所谓的「地壳变动」，却可能给自由民主主义带来更大的 挑战，而且规模更为宏大，甚至可能造成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对立。就此 而言，「地壳变动」的影响，或许远较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为烈。 　　畲罗指出： 　　对于权力分配的问题，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民主主义 基本上认为「一人一票」，政治权力应完全公平分配；相反的，资本主义则以自 由竞争为本，认为适者应该将败者逐出市场，使其在经济上完全被消灭。这种「适 者生存」和购买力的不平等，才是资本主义市场效率的基础。 　　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但不容否认的，自由民主社会 确实潜藏有畲罗所强调的危险性。 　　面对「地壳变动」的挑战，各国政治家必须衡量本国的环境，勾勒出国家未 来的发展。台湾自不例外。 「地壳变动」中的台湾 　　一面倾听人民的声音，一面营造宽广的活动空间，让人民可以充分发挥自由 意志，是我们目前的努力方向。而其中的施政重点，则是加强法治。也就是说， 尽管以民主主义的自由竞争为基础，但仍须有游戏规则可循。倘若放任自由竞争， 将有流于失序混乱的危险。 　　问题是，美国和日本等先进国家，经过多年实践所逐渐完备的诸多制度，台 湾却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推动。台湾在发生「二．二八事件」的第二年，也 就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施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宣布国家进入动员 戡乱时期。 　　一九四九年更实施「戒严法」，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才予以解除。而「动 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则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才予以废止。至此，台湾才回归正 常宪政发展。 　　环顾世界，即便是美国和其它先进国家，都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台湾拥 有如此特殊的背景因素，问题更是复杂。譬如，台湾的民主政治愈加落实，则社 会福利问题也将愈形重要。为了强化对国民的保障，我们在一九九七年，透过法 律修订，实施国民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六点零八的国民加入此一 健保体系。 　　过去，由于医疗费用过高，许多家庭无力负担，即使是老人或小孩生病，也 不能送医诊治。但在全民健康保险实施之后，这些问题已获得改善，大部分的国 民都能得到充分的医疗照顾。 　　此一制度的完备与落实，曾参考许多先进国家的经验，也审慎衡酌国家的实 际需要。虽然台湾暂时无须引进有如瑞典般高水平的医疗保险制度，但我们仍反 复思索，创造出一种台湾能力足以负担，而且又可以顺应整体社会需要的制度来。 　　为了体现社会公义，也有必要采取某些救济措施。例如，有些原住民失去工 作，无力缴交保险费，政府也会代为缴纳保险金，绝不会置之不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社会保障的问题也会随之产生。例如，一些经营情况 向来良好的企业，突然营运失调，歇业倒闭，员工领不到退职金，生活随即陷入 困境。对于这类情形，政府亦须有一套完善的补救制度。 　　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所讲的「民生」，指的就是「人民福祉」。政 府一向也都很重视「民生」理念的落实。因此，我向国民保证，政府面对这些问 题，必定会作最妥善的处理。我一再强调：「我们现在的重要工作，是充分了解 社会的各种问题，因此，有困难的人应该直接来向政府陈情，甚至起来游行也无 妨。」 台北市政的实验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间，担任台北市长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开 始重视市民生活权利的确保，并将市民的意见反映到实际的政策上。当时，我对 于如何经营市政，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岩波书店出版的《都市讲座》等书，都逐 一详加研读，据以对市政进行通盘的检讨。 　　所谓市民生活权利，即「市民生活社会化」。我认为，要造就一个现代化的 都市，使生活繁荣，民生乐利，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提高个人的所得，而在于生 活的社会化，使每一个市民都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因此，市政建设除了物质建 设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建设。 　　当时，我针对都市问题，进行缜密的调查，偕同市议会议员，密集出席各区 里的集会，听取居民的意见。市民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和陈情事项，我也都带回市 府，和各局、处有关人员研商解决之道。 　　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议员的协助，是因为我将他们的个人资料一一整理建 文件，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和嗜好。后来他们问我：「怎幺可以暗中调查 人家的底细？」其实，这些资料的主要内容，只不过是「这个人是否喜欢喝酒， 能喝多少酒」罢了。当然，资料中确实也还分析了每一个议员的主要票源、选民 服务和其代表性。 　　担任市长职务约三年半的期间，我清楚地掌握了市政的每一个细节。我不但 走遍了台北市的大街小巷，还曾钻到下水道去做实地调查。那一条道路有什幺问 题，那一个地方有下水道的问题等等，我都了若指掌。 　　我认为，现代化市政计划的推动，应秉持「都市经营」，而非「都市行政」 的理念。 　　「都市行政」代表着一般旧的观念，在中央划一的规定下，依据法令处理事 务，即所谓的「公事公办」。对市民来说，「都市行政」是站在「管理老百姓」 的立场，故市民视市政机关为「衙门」。而「都市经营」则系针对每一都市的特 性，改革不好的，创造并建立新的、好的事务关系，以解决市政问题，是一种积 极的市政观念。 　　同时也站在为民服务的立场，尽力提供人民更好的服务。市政工作的推动， 一定要从「都市行政」的观念过渡到「都市经营」的观念，才能达到提高效率、 增进市民福祉的目的。 　　而优秀的「都市经营者」，更应具备「两种精神」和「三种能力」。所谓「精 神」，就是指「都市经营者」做事的理想、态度和方法，一要具有「实务家的作 法」，就是有事马上办；二要具有「艺术家的作法」，就是样样工作必须追求完 美的境界，也就是要有远大的眼光与全盘考虑的周详计画。至于三种能力，一是 「崇高的理想」，一是「规划的能力」，一是「管理的能力」。唯有这「两种精 神」与「三种能力」的结合，才能彰显「都市经营者」的绩效。 　　因此，我特别着重员工的训练，并成立了公务人员训练中心，设计为期一周 的课程，加强市府员工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工商经营观念等，以提升服务能力， 强化服务意愿。同时，也配合组织和人事的调整，使员工工作安定，有合理的升 迁机会。此外，我也首开风气，拔擢女性出任主管，鼓励优秀的女性投入市政工 作。 　　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我就是秉持着这种「都市经营」的理念，多方面考虑 市民的需要，厘定市政建设的优先次序，规划各种长程、短程目标，奠定市政的 长远发展基础。 　　为了达成此一目标，我特别研拟了一个市政建设目标体系，作为施政计画的 依据。当时，我将台北市政建设的长程主要目标设定为：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社会福利、以及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等三大类，其下再细分为二十八项分目标。 为了使市政计画能扎根落实，我要求各单位针对各项目标，厘订具体的服务指针， 再配合此一指针，研拟各种中程计画、措施、发展原则与策略，作为执行的依据。 我认为，市政建设不但要解决市民最切身相关的问题，也要为将来的都市建设奠 定良好的基础。因此，除了推动实质建设之外，也要兼顾生活环境的保护，增进 市民福祉，进而追求文化精神生活品质的提高。为了有效达成上述目标，我们采 取的主要策略有：加强市政整体规划、协调与执行，广筹财源与预算合理有效分 配，办事观念与方法的革新，扩大市民参与市政等。 　　当时，我从市民最切身相关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福利问题着手，积极推动 排水防洪工程建设、强化山坡地保育、管理化学物品、规范高楼消防安全、提高 医疗水准、加强公害防治、提供社会救助、劳工福利与职业训练。同时，也致力 改善自来水供应、完备交通设施、举办教育及文化活动、设立计算机中心、推行 工作简化，让台北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除了立即解决市民生活所需之外，我也全盘考虑台北市的长远发展，订定多 项长程的施政计画，例如副都市中心，信义计画的推动；兴建翡翠水库，扩增自 来水供应量；增建市场，改善食品卫生；广建国宅，订定容积率，提高居住品质； 兴建焚化炉，解决垃圾问题；积极加强排水防洪设施；辟建第二期卫生下水道； 消除污染，扩建里邻公园，美化绿化市容；兴建地下铁，发展捷运系统；大量辟 建道路停车场；推行都市更新，改善旧市区等。这些长期计画的施行，在当年虽 然引发很多不同意见的讨论，但是，今天已经可以看出具体的成果。目前，台北 市是全台湾唯一没有饮水与垃圾倾倒问题的都市，而交通建设和防洪设施也远优 于其它都市，这可以说都是当年市政计画所奠定的基础。 　　此外，我也认为，都市计画的规划也必须以基础数据的掌握作基础。例如： 市民的平均所得有多少？生活水平如何？以及居住空间的大小等。若没有准确掌 握这些数据，则公车站牌的设置、瓦斯设备和增设学校等种种问题，便无从计划。 　　事实上，当时我主要参考的是日本的都市计画。美国则由于环境与台湾的差 异过大，能借镜之处并不多。我援引日本的经验，依据上述的市政建设目标体系 算出「市民生活最低标准指数（civil minimum index）」的指针，向议会说明施政 的方针与预算分配的妥当性。 　　此一「市民生活最低标准指数」，是一种加权总和指数，以当年（ti）的预 算支出及福祉效果，与基准年（to）相比，即可得出当年之福祉指数（Iot）。E0 表示预算支出，W表示某一项目对市民生活的重要性，其数值则是由家计生活 项目依比例计算而成的加权数。因此，我们就可以依据每一个施政项目所分配到 的预算，算出市民的生活比前一年增加多少福祉。简单地说，就是该年在某项施 政目标所分配到的预算，能使市民生活增加多少福祉，都可以一目了然。 　　当时，议会对于此一「市民生活最低标准指数」也非常感兴趣。但因我职务 调动的关系，未能再继续采用此一指数，作为市府与议会讨论预算分配及施政检 讨的依据。我想，这种方式，不但对议会具有说服力，同时，也有助于市民对市 政的了解。 对美国政治理想主义的评估 　　面对复杂的国内问题，和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台湾在金融和信息产业上， 订出许多务实政策。而为因应畲罗教授所谓的「地壳变动」，台湾朝野更必须共 同研拟对策。具体的对策，留待下一章讨论，本节将简述美国对我的政治哲学的 影响。 　　毋庸置疑，美国不论在经济发展、或是政治民主方面，都是目前最值得台湾 效法的国家。美国社会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对于像我这样来自国外的人来说，其 舒适清爽的居住环境，令人欣喜。而一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在美国也有广阔的 空间可以充分发挥能力，甚至成就大事业。这就是吸引全世界人们前往追逐「美 国梦」的重要理由之一。 　　美国社会的这些特征，也逐渐在台湾出现。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融汇不同 的族群与文化；同时也能让一些出身平凡的人，有开创自己事业、缔造成功奇迹 的机会。这一点和美国很相似。企业成败兴衰，事属平常，谁也不会加以指责。 不若日本，一旦经营失败，即顿失社会地位。 　　因此，就此方面而言，台湾应该多向美国社会学习，维持自由开放的特性， 并保持充沛的活力。 　　此外，我们对美国的国内政治也必须有相当的了解，方能掌握国际政治发展 的趋势。季辛吉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是在保持权力均 衡（balance of power）中作调整。然而，我并不认为如此。美国的外交，经常左 右大幅震荡，令人难以捉摸。 　　因为美国系采三权分立，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相互制衡，即使总统决定了某 一政策方针，国会仍有可能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对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目前美国的中国政策来说，行政部门当然是希望能早日有突破性的发展， 因此会有一些权宜的策略。然而，国会为了捍卫美国的理想主义，总会以自由、 民主和人权的角度，作出不同的主张。 　　正因如此，美国的中国政策，经常会在此两极中摇摆不定，甚至常给人相互 矛盾的印象。 　　惟美国政治的基础，乃深植于理想主义。尽管总统有时会为了开创新局，而 强力遂行自己的政策，但不需多时，理想主义必会再度兴起，藉以牵制政府的现 实主义。 　　我极赞赏美国的理想主义。因为，在矛盾充斥的移民社会中，理想主义绝对 不可或缺。不同的种族与文化，摩擦在所难免，必须要有理想主义，才能回避冲 突，使国家的发展步上平顺坦途。就此而言，我认为美国的政治实为台湾政治的 最佳蓝本。 日本应发挥的政治力量 　　日本曾经是台湾的启蒙着。不仅是前述的都市计画问题，其它如农业问题以 及工业化等等，台湾大多师法日本。 　　但是，自一九八五年「G5普拉查高峰会议」以后，日币快速升值，使日本 在许多方面也逐渐迷失方向。特别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决策，拙劣的程度，广受国 际批评。我认为之所以如此的最大症结，在于世袭制度的变本加厉。而这也是日 本与美国、台湾的最大差异之所在。 　　此一问题，在探讨日本社会问题时常被提出讨论。而我则认为，是政界世袭 所导致的弊害。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今天在日本国会中，大部分的国会议员 都是政治世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世袭接班人，没有家世背景的年轻人想当国会 议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在战后有一段时期，日本社会也曾较为开放，为名不见经传的人士 留有闯荡政界成功的余地，为日本社会带来新的活力。无论是在政治，或是经济 领域，战后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由这些无名新人所缔造出来的成果。 　　日本已故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曾经指出，假如我们追溯明治时代，当时政治 舞台世代交替之大胆及规模之大，简直会令人误以为，「明治」是一个新诞生的 国家。 　　至今，我最常阅读的，仍是日本出版的图书。事实上，日本是比美国更有深 度的国家，不论是人文或科技，日本均有相当不凡的成就。未来最重要的课题， 应该是如何将其深度发挥在政治领域上。 　　这个问题留待下面的篇章再讨论。 第三章台湾「繁荣与和平」的原动力 学习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 　　目前，日本经济面临很多难题，使国家陷入痛苦的深渊。但更为严重的是， 决策单位未能提出适切的经济政策，以致经济问题迟未解决，甚至波及周边各国， 对整个亚洲地区都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我认为日本具有足够的实力，只是没 有完全发挥出来。 　　然而，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日本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台 湾在开始迈向工业化的阶段，几乎全靠日本在战前和战时所遗留下的工厂、道路 等基础设施，以及经营方法、技术等经济资源而起步。如果说日本是台湾经济发 展的启蒙者，也不为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落实，台湾也逐渐出现本土的特色，并开始正视 「台湾产业独特性」的问题。尤其我们目前正值工业转型阶段，最重要的课题， 是如何达成技术的提升与组织结构的转型，因此，台湾本身的构想和作法便愈形 重要。 　　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值得台湾参考学习的，是对技术发展的调查研 究。何种产业应该往何方向发展？如果调查研究有误，产业结构就会产生重大偏 差，阻碍经济发展。战后的日本在这方面确实相当成功。而我们对技术发展方向 的检讨，也颇下了一番功夫。 　　在产业和企业的组织方面，台湾也有颇多学自日本之处。战后日本并没有像 美国一样，采行庞大的企业组织。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中卫组织」，也就是 在核心组织周围，成立许多卫星组织。此种「中卫组织」除了较具弹性，可以应 付市场变化之外，也有利于品质的提升。 　　日本是由规模较大的母工厂和其它子工厂共同形成一个「中卫组织」；而台 湾多半是由规模更小的工厂彼此结合。虽然规模有所不同，但善用小农经营方式， 发展符合国情的组织型态，则无二致。 发展中小企业 　　台湾企业更进一步引进所谓「集团活动」的日本式经营。员工一早上班，先 清洁打扫工厂或办公室，正式上工之前，还要举行朝会，全体员工一起做体操、 活动筋骨，加强公司内部的团结气氛。 　　我在京都帝国大学念书的时候，原是主修「工商经营」，后来才转修「小农 经营」。当时所学习的工商经营是美国式的泰勒体系（Taylor System）和福特体 系（Ford System），都是庞大金字塔型组织的分工方式。 　　这种方式的确适合大量生产，但是由于每一个零件都得在自己的工厂制造， 使组织过分膨胀，以致应变不够灵活。而内部的信息沟通也会缺乏效率，无法因 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更大的问题是财务风险（Financial Risk）管理非常困难。因 为企业本身必须独自承担所有的变量，景气良好时，一切都没问题；一旦景气开 始衰退，风险倍增，会导致重大损失。 　　而日本所盛行的组织架构，则是善加利用分工体系，例如：母公司负责规划、 设计产品之后，将零件的产制工作，分散到下游工厂，最后再由核心工厂装配成 品。如此可达到分工、和分散风险的目的。这也是日本式经营最占优势之处。 　　由于此一经营方式的成功，战后的日本在制造业方面迭创佳绩。反之，美国 产业因无法解决组织膨胀的问题，在七○、八○年代曾深陷困境。 　　台湾的制造业效法日本式的经营组织，藉由「中卫组织」建立风险低、且效 率高的产业结构，因而能因应经济环境的迅速变迁，达成经济的高度成长。 产业结构转型的课题 　　目前，台湾正积极推动国营企业民营化的经济政策，决定将国营企业限时民 营化。譬如：电力公司虽然尚未民营化，但已经开放民间投资电力事业。因此， 我曾建议电力公司提供停业闲置的设备或土地，鼓励民间投资。 　　同时，我们也决定将电信电话事业开放民营。目前，政府的「电信局」已经 公司化，改制为「中华电信公司」，正式迈入民营化的阶段。而银行方面亦如此， 我们不仅开放新银行的设立，也决定将政府拥有的公营银行民营化。 　　过去，我一直推动以农业为首的产业政策，对于工业的各个领域，也经常思 考：「继续往这方面做看看……」或者是「这里会产生新的商机」等等。但是， 我也了解，如果总统或有关当局意见太多，反而会阻碍产业的自由发展。因此， 对于细微末节的部分，我一向尽量不表示意见。我认为，有时不能「太多事」， 过度关心反而有害。 　　但是，以台湾目前的经济环境，企业在投资时，仍有资金、用地或是相关技 术等等的问题，因此，政府也有必要积极给予协助，以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日本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颇有过人之处，值得台湾借镜。特别是在我们迈 向产业转型与高度工业化的今天，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更可以作为我们参考之 用。 台湾独特的发展与问题 　　台湾的发展历程，虽然得自日本之经验甚多，但仍有许多独特的问题，必须 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台湾与日本在许多方面虽有相似之处，但民族性却有很大的差异。反应敏感 而且快速，是台湾人的一大特色，一般企业员工如果认为工作环境不佳，便会立 即辞职。而企业家在投资方面亦复如此，如果认为某项投资无法赚取利润，便立 即转移资金。 　　因此，企业和政府最感棘手的是员工的训练。这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尽管 最近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但一般日本员工还是不会轻言辞职。他们通常会坚守工 作岗位，学习全套技术，工作稳定性很强。 　　反之，在员工流动性较大的台湾，不容易培养出熟练的劳工。对于工资，员 工亦极为在意。因此，政府有必要从各方面来加以辅导。 　　而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在台湾也无法生根。「终身雇用」是一种高稳 定性的长期雇用制度。但在员工及经营者对工作环境与投资环境均相当挑剔的台 湾，「终身雇用」几乎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种现象或许和台湾长期投资不多的情况有关。过去，台湾中小企业的营业 额占国内营业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而迄今，台湾仍没有出现像日本的三井、三 菱那样的大型企业。即使是规模最大的企业，也称不上是「财阀」，最多只能称 为「集团」罢了。 　　台湾产业组织呈现多元化，而非日本由几个大财阀掌控一切的型态。例如台 塑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虽然成长快速，但并不具财阀的规模与支配力。 　　这种多元化的组织形态，可以说是政府产业政策的产物。因为我们不容许控 制中小企业的财阀在台湾形成，所以也就不会有像韩国的现代或三星等财阀型企 业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接收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工业设备，以国营的方式， 发展制铁以及造船等基础工业；另一方面，民间有能力可以做的产业，则自由开 放给民间经营，期望以民间的力量挹注台湾的产业发展。 　　多元化的产业组织，使台湾的企业具有极高的弹性与自由度，可以接受新的 挑战。此种产业特性，是我们未来面对急遽变动的世界经济时，最大的利基所在。 政治渐进主义的重要性 　　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也日渐高涨。这是必然的 趋势。但是，政治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各种不同议题和不同因素的考虑抉择。尽 管民众确实期盼民主化，但是，立即施行民主制度，是否会影响民生经济？司法 制度是否已臻完备，足以支持民主制度？而教育是否已为民主主义的推动奠定基 础等等，都是有待厘清的问题。 　　要在变化快速的经济环境中推动政治民主化，原本是极为困难的课题，复因 台湾社会情况的错综复杂，使此一问题，益加棘手。即以政治结构一环而言，倘 若基础不够稳固，制度不够完备，则所建构之民主体制亦将脆弱不堪，甚至对社 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一九九○年，我当选为第八任总统之后，便着手处理宪法中「动员戡乱时期 临时条款」的废止问题。「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乃是与中国共产党武力对峙， 进入备战状态的非常时期「国家总动员法」，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 　　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制定宪法之后，因鉴于政治环境的险恶，于是有﹁临 时条款﹂的设计，让政府可以冻结宪法，停止国会改选，而总统也可以不透过行 政院，直接经由国家安全会议，行威权统治。 　　衡量社会发展的情况，「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确有废止之必要。然而， 该由谁来废止？却是一个大问题。订定此一临时条款的是国民大会，理论上来说， 只要再召开国民大会就可以解决了。事实上问题却复杂得多。因为，当时的「国 民大会」是因宪法冻结而成立的「万年国会」。 　　依据宪法的规定，国民大会的法定员额为三千零四十五人。一九四七年举行 第一届选举，选出二千九百六十一人，任期原为六年，尔后却未再改选。国大代 表遂成了「万年代表」。因此，要国民大会来废止临时条款，无异是要请万年国 会的代表们自行铺设「通往墓地」的道路。 　　要说服万年代表「自掘坟墓」，怎幺想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可能的 事情」若无法实现，台湾就不可能走出威权体制。 　　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先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而全面改 选国会，重新选出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由代表台湾人民声音的立法委员和 国大代表，来组成新国会，进行修宪工程，为民主化铺路。但此过程波折不断， 困难重重。 　　当时，我亲自走访国民大会六百多位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请托：「政府给付 退休金，请你退休。」、「为了国家的发展，务请考虑。」 　　我是国民大会代表选出来的总统，却要求他们「自掘坟墓」，真是情何以堪！ 民主化的理想与现实 　　在我的诚恳请托之下，资深国大代表都有正面的响应。因此，我们在一九九 一年四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修正案；继而在五月间宣布结束「动员戡 乱时期」，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民主化的落实，必须经由民主的程序来推动，而在其过程中所造成的所有问 题，则都必须由政府来承担。甚至民众也会指责说：「什幺民主化，只做这幺丁 点事！」或者是说：「什幺推行民主化，只不过是作秀罢了！」但是，身为领导 者，如果没有接受强烈批判的雅量，又怎能有魄力与既得利益者对抗呢？ 　　在急遽变迁的社会环境中，许多要求民主化的人认为，只要将各种制度作彻 底的变革，一切问题便可获得解决。故而对当政者所提出的各种措施，总认为不 够明快。但是，我们必须体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急速变革，将使社会陷于失序 与混乱。 　　纵使完全依照民众的要求，全面落实民主化，还是会出现一些不满的声音： 「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政府根本就没有力行改革」等等。 　　民众对民主化有种种不同看法，是必然的。身为领导者，我也只能逐一聆听， 妥为因应。最重要的是，要以同情、关怀的心，倾听不满的声音，进而提出具体 的改善方案。相信经由不断的沟通，与经验的累积，必能逐渐缩短朝野间的认知 差距，取得改革的共识。 　　推动民主化是长期的工程，除了等待时机的成熟，也必须加强与民众的沟通。 政治家的工作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倾听国民的声音，然后积极寻求改善之道。 民主化工程并非改变制度即告结束，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毅力去面对瞬息万 变的未来。 　　当前政治家所需要的，就是摒弃威权主义旧时代的身段，针对每一项问题， 开诚布公的向民众说明，争取民众的支持，以解决问题。政治家若无「向国民请 益」的胸襟，台湾就绝无民主化的可能。 「存在」──台湾外交的真谛 　　外交可以说是与民主化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外交推展失败，国家和人民的 生存必将无以为继，民主化更无所凭恃。特别是台湾处在极其复杂艰难的国际环 境，如何拓展外交，确实是一大问题。曾经有人问我，拓展外交有何「特殊秘诀」？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坚持「台湾存在的事实」和「存在就有希望」的信念。也 就是要先确保台湾的存在，才有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经济发展可言。因此，台 湾的存在是我们首要的课题。 　　为证明台湾存在的事实，就必须与其它国家建立关系。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建 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有困难，建立以经济为主的实质关系也无妨。倘若连建 立经济关系都有困难的话，则可退而求其次：建立文化或其它的交流关系。我们 必须了解，和其它国家的交往，并不一定得有正式邦交，或非透过大使馆不可。 加强民间交流，与各国重要人士维持良好关系，也能逐渐对各该国政府的政策， 产生影响。这种务实（pragmatic）的作法，可以为外交困境带来许多突破。 　　依据传统的观念，两国之间如果没有正式邦交，就无法从事发放签证等工作。 但是，我们突破传统的外交惯例，在无邦交国家设立「台北代表处」或「台北经 济文化代表处」，行使一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功能。在确保台湾「存在」，并彰 显台湾「存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此一以「存在」为前提的外交，可以用一个坐标图来作说明，纵轴代表和大 陆的关系，上方为「促进两岸关系」，下方为「台湾独立」；横轴为外交关系， 右边为「推动务实外交」，左边为「国际孤立化」。此时的第一象限为「朝向均 衡和平统一之道」，第二象限为「接受中国大陆条件的统一模式」，第三象限为 「推动台湾独立而产生的国际孤立」，第四象限为「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现实外 交」。 　　毋庸赘言，目前台湾所应该选择的，是兼顾「促进两岸关系」和「推动务实 外交」所构成的均衡状态。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因为只有如此，方能避免 中国大陆强制统一台湾，也不致在国际上走向孤立。 　　我将此称为「务实外交」，也就是顾及现实的外交作为。相信只要我们继续 坚持此一路线，一定可以确保台湾的「存在」，并彰显台湾「存在」的事实。 　　而最大的问题是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间的差距。究竟应该强调独立，或是维 持和大陆的关系，态势非常微妙，分寸也很难拿捏得准确。但我们必须尽量折衷 选择（trade-off），保持均衡。国内舆论界亦应有此体认。 　　但是，基本上只要能确认台湾「存在」的重要性，并不需要太过踌躇。我们 如果能在确保台湾安定的基础上，继续追求台湾的发展，就长期而言，台湾内部 将有更大的发展，可以拓展和更多国家的实质关系，同时，也更可以在国际社会 中倡言「存在」的事实。 符合国际标准 　　在拓展务实外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时致力的，是将经济提升到国际标准 （Global Standard）。日本虽积极追求国际标准，但似乎也有人忧心此一国际标 准会变成美国标准（American Standard）。因此，在思索国际标准时，应该用更 远大的眼光来综观全局。 　　所谓的国际标准也好，世界标准也好，都应该以新的国际秩序为思考基准。 但此一国际新秩序，在建构的过程中，仍有些问题尚待克服： 　　第一、目前的国际社会中，仍有标榜共产主义的国家存在，并且无意接受国 际新秩序。 　　第二、在部分放弃共产体制，改采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宗教及种族问 题尚未获得解决。 　　此外，素为自由民主社会先驱的欧洲国家，自一九九九年起，实施单一货币， 为新秩序的建构，注入新的元素，值得关注。 　　美国向全世界所揭示的国际标准，系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以民主为 基础的政治制度。但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主张，是为了主导国际新秩序的建 立。对此，无论是美国，或是其它国家，都应该有所体认。 　　如果美国以国际新秩序的领导者自居，就应该对其它国家怀有体恤之心。否 则，好不容易才建构起来的新秩序，也必将无法长久维系。 　　一九九八年秋天，日本国会审议金融再生法案期间，小渊惠三首相曾经访问 美国，会晤了柯林顿总统。柯林顿总统向小渊首相说：「对于因坏帐而陷入经营 困境的银行，政府应该投入公共资金，协助纾困。」 　　美国既要求日本采取此一作法，就应该出面协助日本政府解决困难才对，而 小渊首相也可以当面请求美国给予资金上的援助。 　　国际标准是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新秩序的领导人对于积极追求国际标 准、参与建构新秩序的国家，理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在政治上是如此，在商业上 亦复如此。丰田汽车公司社长奥田曾表示：基于环境保护的考量，该公司已研发 出电动环保车（hybrid car），未来将以「国际标准」型态，行销世界各地。丰田 汽车公司这种自发性参与国际秩序建构的作为，非常值得赞扬鼓励。 国际新秩序中的台湾 　　如果以商业上的国际标准来加以说明，或许更浅显易懂。在这里，我要举在 欧洲共同体（EC）所曾发生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 　　德国一家公司打算从法国进口一种名为「黑茶蔍子」（creme de cassis）的利 口酒（liqueur），但当时的德国法律禁止超过一定酒精成分的利口酒进口，因此 这一项交易势将告吹。产销此一「黑茶蔍子利口酒」的法国公司便向欧洲法院控 告德国，因为欧洲法院规定「除基于健康、公平交易、保护客户以及财政之原因， 不得妨碍其它欧洲共同体国家商品之区域内流通。」 　　欧洲法院针对此一控诉，判定德国有举证的义务，证明禁止进口是基于「健 康、公平交易、保护客户以及财政之原因」。自此，德法间确立一项共通的原则， 就是「即使是同一名称的商品，在非主要部分有不同之标准时，依据国家规定以 及产业规格，必须给予『相互承认』。」 　　任何国际机构所推动的国际标准，都不可能毫无磨擦的适用于所有的加盟 国。这是无可避免的情况。因此，决定加盟的国家，就必须先作好妥善的因应措 施。比方说，台湾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有义 务遵守该组织的规定。然而，这些义务对于目前的台湾而言，也潜藏着相当大的 问题。 　　就以酒类来说，原本酒类在台湾是由公卖局负责制造和贩卖，利润相当可观。 但因长期公营专卖，不免阻碍了产业的自由发展，也使欧美的酒类进口不易。于 是，我们将公卖局交由民间经营，政府只从中征收税金。不过，在决定开放国外 酒类进口时，我们确实曾经担心，是否会对国产酒的产销带来打击。 　　然而，从美国进口到台湾的是加州葡萄酒，从英国进口的是苏格兰威士忌， 法国则是白兰地和葡萄酒，对台湾的酒类市场影响并不大。 　　问题较大的是农产品方面，特别是猪肉和鸡肉，一旦开放进口，将对农村经 济造成极大的打击。因此，我们一面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要求，比照日本稻米进 口办法，一面筹集救济基金，以资因应。该项基金预计筹募一千亿新台币，但目 前仅筹到二百一十亿元。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台湾也有本地产销的葡萄酒和白兰地，过去曾下了很大的功夫，才完成商品 化。这些「土产葡萄酒」和「土产白兰地」已拥有一定的消费市场，未来也将继 续酿制销售。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开放外国酒类自由进口到台湾市场之后，目 前的行销策略必须作大幅的调整。 　　猪肉和鸡肉开放进口，将对台湾造成极大的威胁，其实也和这些肉品的内脏 有关。内脏是台湾人烹调的珍品，市场需求量非常大，有些养猪或养鸡户，甚至 以内脏的交易为主。 　　然而，在美国，内脏主要用来灌香肠，需求量不像台湾这幺大。因此，猪或 鸡的内脏，一般都是丢弃不用。如果这些内脏大量进口到台湾来，农村的养猪和 养鸡户必定遭受到严重打击。 　　面对此一情势，政府若不作补偿，台湾的农村必将日渐萧条而趋凋蔽。究竟 在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后，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冲击，以及需要何种程度的救济 措施等，我们都必须评估社会未来的变化，预作准备。 　　不过，有关国际标准的问题，各国的国情、政治以及经济力量各不相同，因 应办法自有所不同。我个人认为，日本没有反对国际标准的必要，因为日本具有 充分因应的能力。 　　尤有进者，日本晋身国际标准圈内，美国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对日本当更为 有利。俗谚有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日本应该积极走向国际社会，去要 求国际社会的响应；日本必须进入虎穴，方能更加强大。 　　台湾追求国际标准的进程，在工业调整方面，应该没有问题，较有困难的是 农业的转型。关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预作准备，期与工业一样，具 有充分的因应能力。 开拓未来，系于教育 　　台湾人向来注重教育。以前宪法明文规定，教育科学文化预算不得少于中央 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五。后来为了修订此项条文，删除「百分之十五」的规定 时，还引起了很大的反对声浪，甚至有人游行抗议，认为不应减少对教育的投资。 　　单就这一件事来看，不难了解台湾人对教育的热心程度。事实上，删除「百 分之十五」的规定，并非要减少教育文化经费，而只是要使预算能更具弹性，灵 活运用。 　　由于台湾国民所得（GNP）快速增加，投入教育文化的经费相对也愈形庞大。 尽管删除了「百分之十五」的规定，每年花费在教育文化上的金额仍远超过此一 百分比。环顾世界，少有其它国家能投注如此庞大的经费在教育之上。 　　更何况，这个数字只是中央政府的预算比率而已。除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 府也拨付相当多的预算供教育使用。国中以下的教育费用悉数由地方政府负担。 从整体来看，我们对于国民的教育，可以说已尽了很大的心力。 　　目前政府更编列了一千七百五十亿台币的经费，进行教育改革，希望能修订 教科书、增加老师以及扩充教学设备。 　　语言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项目之一。目前国中才开始实施英语教育，似嫌 稍晚，因为语言的学习应从年幼时期开始。根据研究指出，如果让儿童尽早接受 两种语言的教育，可以刺激脑部的发展；若是在年龄稍长之后，才开始学习，则 效果较差，且对两种语言的掌握，也较难灵活运用。 　　如果能从小学就开始实施母语、国语和英语教育，学童的语言和思考表达能 力，必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准备大量晋用年轻教师来担任这项教育工作。由于资 深老师薪资较高，年轻人薪水较低，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差额，给待退的老师更优 厚的退休金，鼓励他们办理退休。希望透过这种世代交替的方式，来吸收新进人 才，并改进教育方法，以肆应新时代的来临。 　　教育改革当中有一环属于「心灵」教育，我认为这是台湾教育最重要的课题 之一。因为，随着台湾社会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各种脱序现象也日渐增多。 　　举凡是先进国家都不免会发生这种现象，社会富裕之后，反而带来「心灵的 不安」、「心灵的腐败」等负面效果。特别是，随着个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对社 会的责任感也日趋薄弱，自然使社会乱象不断。台湾也不例外。 　　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功利主义与投机心理，也失去了民主 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相互包容与彼此尊重。过去，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固 有美德，诸如：勤勉、节约、诚实、互助的精神，都已被追求名利、权势、财富 的欲望所蒙蔽。 　　因此，我提倡「心灵改革」，以挽救此一「心灵危机」。我希望以「人心」 为本，透过教育改革、行政改革、社会再造、文化复兴等各种措施，达到健全社 会结构、彰显社会正义、重建社会伦理的目的，使我们的社会能在传统与现代、 精神与物质之间取得平衡发展。 必须重新修订教科书 　　目前国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对国中生而言，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也造成了 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决定在两年后取消高中联考，实施国中↓高中一贯的教育 体制。以后，小学、国中到高中都不必经过升学考试，即使进不了高中，也可以 进入职业学校就读。而职业学校毕业后，若想继续上大学念书，也有其升学管道。 　　这些教育改革计画的基本理念，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性。虽然孩子的成熟 有早、有晚，但都各有所长。我们必须提供宽广的空间和多元的管道，让每一个 孩子都能充分发挥能力，达到作育英才的教育目标。 　　教科书的修订，也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我在副总统任内，曾详细翻阅小 学及中学的教科书，包括国语、数学、历史以及其它科目。看后不觉一惊，因为 其中存有很大的问题。 　　譬如：在国语教科书里，竟然无一处提及外国的伟大人物。既没有乔治．华 盛顿，也没有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介绍。若长此以往，不禁令人担心，是否能 培养出具有国际观的国民。 　　而数学教科书也未能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编写。不论是学习进程、或是深浅难 易度的衔接等，都没有完整的规划与安排。我曾约见负责编纂教材的老师，向他 们抱怨说：「依目前教科书的编纂方式，学生学起来会很吃力。到小学四年级还 好，一旦升上五年级，难度骤然大增，学生恐怕难以适应。即使是原本喜爱算术 的小朋友，也有可能因落差太大，跟不上进度，而讨厌数学。」 　　由于我对细节部分逐一提出检讨，老师们都大感吃惊，连连回答：「您所言 甚是，情况的确如此。」大家都同意我上述的看法。 　　在历史教科书方面，我认为必须增加有关台湾本土的历史介绍，不应只是讲 述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台湾先有原住民，继而有明清时代自中国大陆沿海来台 的移民，还有战后随国民政府迁台的新移民，共同建立了今日的台湾。这一段活 生生的台湾历史，必须有充分且详细的记载。 　　理想的历史教科书，应该涵括史书对台湾的记载，并述说时代的变迁，以证 明台湾存在的事实。诸如：十五世纪曾经受明朝的影响；十七世纪开始使用「台 湾」之名；葡萄牙人称台湾为「伊拉．福尔摩沙」，亦即「美丽之岛」；郑成功 曾以台湾为反清复明根据地；后来，大陆沿海居民陆续迁徙来台，逐渐形成台湾 的主体族群。历经清朝统治之后，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被割让给日本，受 日本统治等等史实，都必须持平载述，传授给后世子孙，才是可以累积历史智能 的理想教科书。特别是，今天一些未曾亲身经验「二．二八事件」的世代，也已 经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相信大家都企盼能对战后台湾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有更彻 底的了解与认识。 迈向民主化的绝对要件──司法改革 　　前面的章节曾谈到若干台湾政治改革的问题。但是，要达成符合国际标准的 民主化，一定要先致力于司法的改革。民主国家就是法治国家。法律不周延，司 法体系不健全，则行政裁量权就会毫无限制的干预司法，民主化也将遭遇挫折。 先进国家的法律学者，若对台湾过去的司法制度稍有了解，势必惊讶不已。法律 的类别很多，就以「民事诉讼法」来说，一般国家的诉讼法，正式条文之下都有 庞大的施行细则。但是，台湾的「民事诉讼法」约有六四○条，施行细则却仅有 十二条，而「民事诉讼案件应行注意事项」竟多达八十条，以致行政裁量的空间 很大，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虽然我一再呼吁，应进行修订，但遗憾的是曲高和寡， 赞同的人不多。 　　但是，由于这种行政裁量权是根据注意事项而行使，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 也未尊重人民的权利，如果运用在审判上，司法正义必遭斲伤，制度势将形同虚 设。 　　台湾要实现民主化，缔造新阶段的「台湾经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完成 司法改革。如果说教育改革是个人的改革，那幺，司法改革便是社会的改革。缺 少其中任何一项，台湾的民主化就无法推动，未来的发展也无法进一步开创。 　　我想，在其它国家或许也一样，司法界人士对改革总是不甚热心。尽管我一 再呼吁，但在司法界却很难引起回响。他们认为：「会有很多人反对，行不通吧！」 但我觉得：「有人反对没关系，我们可以汇集各种反对意见，尽量化异求同，找 出共识。」 　　一九九七年，我所推动的修宪工作，也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我们在 召开「国家发展会议」之前，先召开县市级会议，让大家自由陈述赞成或反对意 见，再将意见提报到中央，汇集了共识，才提到大会。未能达成共识的部分，则 以个人意见，逐项记录下来。如此一来，即使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会参与讨论。最 后，暂时搁置有争议的部分，仅就达成共识的部分付诸实施，让改革工作可以逐 步推展。因此，司法改革也不能只强调反对意见，否则将难有进展。 　　简而言之，台湾现行司法体制已不合时宜，必须改弦更张，否则将严重耽误 民主化的进程，也将损及社会发展的根基。 基本建设的整顿与改革 　　台湾经济要继续发展，也必须重新检讨社会资本的配置。记得没多久以前， 我视察电力事业时，看见一座闲置的大型设备。查问之下发现，该项设备由于不 再需要，已经弃置了十年之久。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项设备在电力事业或许已经用不上，但在其它相关事 业单位却可能还有用处。而且，陈放设备的地点具有很好的条件，应该可以作为 其它事业之用。于是，我立刻联络有关单位，重新规划该项设备及土地的有效利 用。 　　目前台湾企业最感困扰的问题，是条件适合的土地难觅。台湾由于发展迅速， 地点适中、相关条件优越的企业用地，几乎已不可得。但是，就如我无意间发现 的闲置设备一样，也有一些已经功成身退的产业，还占用着高价值的土地。 　　为解决此一问题，我们已积极图谋对策。目前锁定的目标就是台湾糖业公司。 台糖是国营事业，由于国际糖业的衰退，现在已经不太种植甘蔗了。但其仍拥有 约五万多公顷的土地，我们希望能释出其中的一万八千公顷土地，供其它发展使 用。 　　在我提倡兴建每坪六万元的劳工住宅时，台糖立即积极响应。这一项合作事 业有如实时雨，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建商却说：「我们盖的房子都已经卖不出去了，如果再供应如此廉价的房 子，岂不是雪上加霜！」的确，单就此一角度来看，建商一定会大为伤神。但是， 就整体而言，推动兴建劳工住宅，可以带动营建相关产业的发展，建筑业者也能 随之获益，因此最近再也没有反对的声音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社会资本的配置应该随着各个阶段的发展需要而有所改 变。政府应该以宏观的角度，洞悉未来发展的趋势，作出前瞻性的决策，以因应 环境的变化。以台湾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完全仰赖民间力量来带动经济发展，似 乎为时尚早。因此，仍有待政府的积极主导。 展望二十年后的大陆 　　目前，中国大陆内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过去二十年来，快速的 经济成长，与部分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逐渐褪去。 　　因此，大陆同胞的物质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备受压抑的精神生活也获 得舒缓，令人庆幸。就这一点而言，我也要给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就如同观察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一样，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不能 只看单一事件、公开的统计资料，或一般观光客到大陆旅游的表面印象，而必须 深入掌握大陆总体的情势。 　　大陆同胞是我们的手足。中国大陆能够富裕而且和平，绝对值得欣喜。但是， 我们不能以过度乐观的心情，作出一厢情愿的期待；也不能以极端悲观的想法， 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所必须做的，是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冷静比较中国大陆 和台湾发展的差异。 　　目前，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是否产生结构性变化的转折点。这 几年来，大陆的变化虽然很激烈，但若仔细观察，却还未出现结构性的根本变化。 　　大陆在经济上的生产力是提升了，然而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体 制仍然没有改变。权力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威权式的独裁统治也丝毫未改。 而中国共产党也无意彻底改变其政治体质。 　　唯一改变的，是放弃了极端的政治挂帅主义，也就是说，不再为了维持政治 的独裁体制，而牺牲一切的物质富裕。结果，只不过稍许恢复了大陆同胞本来就 具有的潜在经济力而已。 　　所谓的政治向左，经济向右，或是政治上讲共产主义，经济上讲市埸经济的 制度，基本上存在着重大矛盾。物质生活的稍加改善，固然会让人民感到一时的 满足，但继之而来的种种混乱，也会益加严重，除非从根本上解决此一矛盾，否 则将无法控制。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陆经过这二十年的「量变」，现在正走向「质变」 的关卡。美国等西方国家预测，中国大陆要走出这个重大的矛盾，可能要再花二 十年的时间。可是，真的有此可能吗？如果真有此可能，又需要怎样的条件呢？ 中国大陆面临转变的诸多难题 　　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二十 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 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 　　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 　　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 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 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 　　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 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 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 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 　　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 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 　　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 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 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 　　第三、中共对外关系的问题。中共当局如果真正为大陆同胞的福祉着想，就 应该避免国际摩擦，特别是应降低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否则好不容易才起步 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中共当局对两岸关系的处理，应更加审慎。 戒急用忍，改善关系 　　对中国大陆的现况有此认识之后，就不难确定我们今后的政策方向。我们要 了解的是，与台湾相比，大陆幅员广大，但社会封闭，政治专制。虽然民生逐渐 富裕，但要普及所有人民，由于工程浩大，非短期可以达到。中共当局也经常以 霸权主义的斗争心态，对我们多方威吓。 　　反观台湾，面积虽然不大，但经济普遍繁荣，社会逐渐开放，政治日趋民主。 而我们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也赢得许多国家的肯定，不但提高了台 湾的国际地位，也让我们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 　　将来，如果中共对台湾的敌意降低，同时大陆发展的不确定性也逐渐减少， 我们的政策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坚持「戒 急用忍」的政策。 　　最近几年，其它国家对中共的政策也同样把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纳入考 量。我们和大陆一水相隔，交流频繁，更不能对这种深层的变化，视而不见。 　　事实上，台湾早已放弃「汉贼不两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双赢」的态度， 希望积极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合作，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 「领导人会面」、「国际合作」、「境外航运中心」、「文化交流」、「农业合 作」、「国有企业改革」等。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善意的提案，几乎都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中共当局还是 用旧的「斗争」、「吃掉」的心态，面对新的两岸关系，一定要把我们纳入他们 所谓的「一个中国」模式，不然就指控我们「搞台独」。 　　结果，我们的善意加多了，中共的敌意却加深了。「双赢」的想法不能发挥 作用，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因应方针。 　　我曾向来访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到：「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一个中国』 政策」。这句话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中国大陆的」 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希望美国能了解并认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不要陷入「中 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甚至推衍出台湾在「搞台独」的错误讯息， 来推动对台政策，否则将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明确拒绝「一国两制」 　　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家统一委员会」的闭幕致词中，曾明确表 达此一立场。这段谈话虽然篇幅稍长，但因具历史意义，仍有必要在此引用： 　　我们在此郑重重申：中国要统一，但必须统一在既照顾全体中国人利益，又 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应统一在经过实践证明失败 的共产制度或所谓的﹁一国两制﹂之下。 我们作此主张，是因为我们坚信： 　　第一、共产制度或﹁一国两制﹂的统一，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使大陆同 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 　　第二、只有统一在民主制度之下，两岸三地的联合力量才能成为区域安定的 助力。一个统一但专制、封闭的中国，必然会引起邻国不安，改变亚洲均势，威 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 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赢新局。 　　在此，我们要再一次坚定拒绝所谓「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的本 质具有暧昧性，因为看似平等的两制，实际上一为中央、一为地方，并不平等； 也具有矛盾性，因为假定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共存；更缺乏民主性，因为其 权力安排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与我们追求的民主统一目标背道而驰。 对大陆的六项主张 　　因此，我再提出我们所应追求的目标： 　　我们进一步主张： 　　第一、虽然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中 华民国于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后，虽然播迁台湾，但中共政权的 管辖权从未及于台湾。台海两岸分由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统治，是一个不容否定 的客观事实。 　　第二、中国的再统一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设时间表，视大陆地区的 民主化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决定﹁和平统一﹂的进程。 　　第三、在统一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民应该拥有充分自卫的权利。这是二 千一百八十万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维护台湾地区民主化成果，促进大陆民 主化的必要力量。 　　第四、在统一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民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应该像五 ○年代、六○年代一样，充分享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让两岸人民有平等的机 会，为国际社会贡献心力。 　　第五、海峡两岸应扩大交流，增进两地繁荣，并以合作取代对立，以互惠化 解敌意，为将来的和平统一奠定有利基础。 　　第六、海峡两岸应以彼此对等、相互尊重为原则，充分沟通，求同化异，在 分治中国的现实基础上，协商并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结束敌对状态，以促进两岸 和谐，维护亚太安定。 「台湾经验」的真正意义 　　我一再强调「台湾经验」和台湾发展成就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台湾自古以 来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是因为台湾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发展成今天 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的局面，这才是「台湾经验」的意义之所在。 　　中华民国播迁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并不富裕，也不算安定，而政治型态也可 以说是威权体制。不仅有所谓的「白色恐怖」，还曾发生外省人镇压本省人的情 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台湾经济迅速起飞，社会环境日益稳定，而政治民 主化也逐步落实，使总统直接选举等民主理想一一实现。 　　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累积了丰硕的成果。这段 由台湾同胞所缔造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大陆而言，应该比任何外国的经验，更具 有参考的价值。 　　我在第一章曾提到，虽然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制度，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但如果我们回溯到封建制度出现之前的时代，中国人其实也具有浓厚的「民本」 思想。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人可以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阔步迈向民主化 的道路。这一点，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的这种经验，或许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我想提醒中共 当局的是，大陆现在所走的方向，本质上有着很深的矛盾，如果能仔细观察台湾 发展的经验，应该就会发觉问题之所在。 　　所谓的「台湾经验」，也就是「台湾典范」，不仅是台湾发展的成就，也应 该是所有中国人所共享的资产，并为将来的统一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台 湾经验」的真正意涵，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 　　因此，我们对中共当局以霸权心态强加于我们的「一个中国」论调，完全不 能苟同，但对其在部分地区尝试推展基层民主的作法，则乐观其成。 　　同时，我们深切期盼中共当局能以更积极的政治改革，扩大民主化的广度与 深度，释放大陆同胞更大更多的智能与能量，建设多元开放的现代化社会。 「宁静革命」的本质 　　当然，与台湾相比，大陆方面的问题，既广且深，自不待言。就如我一再提 到的，我们在变革前所面临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及深刻性，远不及大陆今天的 困境。 　　但是，正因为问题愈复杂、愈深刻，决策错误的后果，也将更加严重。错误 的决策不但会让内部社会陷于混乱，也可能让邻近亚洲国家面临被卷入风暴的危 险。 　　回顾台湾的改革过程，今天台湾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要归功于历任政府的 远见与规划能力。当时如果错估情势，走上错误的方向，不仅无法应付当时所面 临的问题，也无法奠定现在的施政基础。同时，也要感谢全民一致的体认与支持， 才能让政府政策持续推动，顺利完成结构性的变革。 　　台湾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已经「脱胎换骨」。从身处威权体制下的无能为 力，蜕变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但是，这是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经历各个 阶段的变化才达成的。不是今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能立即实现；也不是经由暴力 革命，迅速产生的变革。 　　现在回顾台湾所经历的转型过程，虽然极具革命性，但却是在维持经济成长 与社会安定的基础上逐步达成的。我们在过去十多年间完成的结构性变迁，也就 是一般人所说的「宁静革命」。 　　这场革命的起始，大致是沿着四个方向前进。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外交务 实化，三是开展两岸关系，四是经济升级。 　　在「宁静革命」的四大课题中，有三项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全新的经验，那 就是：民主化、务实外交与两岸关系。过去台湾将经济发展列为最重要的课题。 认为只要达成经济的繁荣成长，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样 的想法并没有错。但是，面对国际环境的急遽变化，和大陆发展的高度不确定， 我们内部的改革和对外政策的修正，就愈发显得重要。 　　也许下一世代所面对的课题，就在于如何因应这三项问题。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将我们这一世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的经验，尽量详细的记录下来。 因为这不仅对台湾，也对全中国的未来具有很大的影响。 亚洲世界的十字路口∣∣台湾 　　台湾的存在与发展，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独特的事例。因此，对于台湾的地 位，也不能用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加以阐述，而必须以实务的运作来加以观察。 如外劳大量涌入，即是一例。据估目前台湾的外劳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万人。其 中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籍的外劳居多，其次是缅甸和孟加拉。他们 在台湾都是从事基层的劳动工作。 　　如果以一个外劳扶养五口之家来计算，目前大约有一百万的亚洲人民，仰赖 台湾维持生计。此外，尼加拉瓜也有八千名左右的劳工来台工作，听说还有来自 巴拉圭的青年在台工作。今后台湾与拉丁美洲的交流想必将更加密切。 　　台湾目前采取开放外劳的政策，因此正积极修改入境审查、居留期限、身体 检查、加入全民健保等相关规定与措施，希望使引进外劳的制度更加完备。外劳 的居留期限原为两年，但是不久之前已放宽为三年。 　　除了来自亚洲及拉丁美洲各国的外劳之外，也有许多美国的律师、会计师以 及英语老师等专业人士前来台湾工作。我们对于专业人士来台工作原有许多限 制，但应美国商务部的要求，已逐渐放宽。所以有些人以学中文为由申请入境， 实际上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之事，时有耳闻。今后要对入境目的详细规范，加以 管理，将会越来越困难。 　　而对于脱离社会主义体制，积极引进市场经济的东欧国家，台湾也透过民间 交流的方式，协助其培育人才，并欢迎各国组团来台实地考察经济发展经验。对 于这些较无市场经济基础的国家而言，培养金融人才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此目 前来台实习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如此密切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台湾的存在更加不容忽视。我相信，台湾的国际 关系将会在务实的对外交往中，日益增进。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正视台湾的主 权及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今天，台湾正处于已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扮演着沟通的 桥梁，以及联系协调的角色。所以，台湾可以说是位于亚洲世界的十字路口，是 通往世界各地的桥梁。 美国对台政策的暗流 　　台湾国力的提升，不仅促使中国大陆重新调整对台政策，也对许多国家的政 策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最近美国的态度转趋暧昧，使得许多关心台湾前途的 海外人士引以为忧。 　　前不久，我曾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号︽文艺春秋︾，与日本杏林大学伊藤洁教 授对谈，伊藤教授也对柯林顿总统的﹁三不政策﹂声明，感到非常忧虑。 　　柯林顿总统在访问大陆期间，发表所谓「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 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三不政策」，使很多人担心台湾的存 在会受到严重威胁。 基本上，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 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美国在一九七九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是美国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维持现状与增进安全之充分保障。 「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安全。 　　因此，一九九六年中共进行飞弹演习，威胁台湾安全时，美国便无法坐视不 管。 　　我曾提到，美国的中国政策，常随着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产 生微妙的变化。美国政府对此亦习以为常。因此，虽然柯林顿发表了所谓「不支 持」的看法，并不表示美国政府「反对」台湾所采取的现行政策。更何况柯林顿 总统在访问大陆期间，仅以口头宣示所谓「三不」，并未将之明文化。 　　其实，在柯林顿总统访问大陆之前，美国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便已 向我国驻美代表进行说明。而在柯林顿发表声明之后，美国政府也派遣美国在台 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前来台湾，对美国的「三不政策」加以说明。充分显示美国 的对华政策并未有所改变。 　　同时，在柯林顿总统返美之后，美国国会对其大陆之行大加抨击，并要求行 政部门提出说明。美国的外交手法，如我所料，可以说是成熟的策略运用。 　　美国众议院在柯林顿总统访问大陆前，以四百一十票对零票通过要求中共放 弃武力犯台的决议案。在柯林顿总统结束访问大陆行程之后，美国参、众两院又 分别以九十二票对零票和三百九十票对一票，通过重申美国对台湾之支持与承 诺。 　　在布什总统时代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李洁明先生，就曾批评柯林顿的暧昧 态度为「儿戏外交」，我则告诉伊藤先生，「不必太过责难柯林顿，重要的是美 国并未偏离其外交主轴」。纵然政策时有摆荡，但绝不会偏离主轴，这才是美国 外交的真正本质。 与美国的多重关系 　　我认为，美国原本期望中国大陆会像台湾一般，朝向自由、民主、安定的方 向发展。但是要达到此一目的，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在目前的情势下，美 国必须与中国大陆进行全面性的交往（engagement），促其遵守国际秩序。 　　姑且不论美国的期望是否能够实现，美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谋求国际局势的 稳定。倘若中国大陆反其道而行，动摇国际秩序，势将严重损害美国利益。因此， 美国不得不采行看似矛盾的外交政策。 综观美国过去的对中、对台政策，常会有行政部门与国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产生。 甚至在各部会之间，也时有不同的意见与作法。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 理解。 　　如前所述，美国国会传统上对于台湾抱持着同情与支持的立场。一般的美国 民众也普遍认同台湾是一个高度自由民主，且具有人权意识的国家。 　　而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 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 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个可 以握手言欢的对象。 　　对此，我们也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十分了解，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 多层次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对于相关情报与信息的搜集，丝毫不敢松懈。 民间层面的紧密连系 　　台湾一向重视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视民间层面的连系。自先总统 蒋公时代开始，我们就与美国政要建立了密切的私人情谊。在经国先生逝世的第 二天，美国的洛克斐勒三世便前来吊问。 此后，我与洛克斐勒先生就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如众所周知，洛克斐勒先生曾 经负笈东瀛，会讲流利的日语，所以我和洛克斐勒先生常以英语夹杂着日语进行 交谈。 　　洛克斐勒先生的企业总部设在西维吉尼亚州，他和台湾企业共同投资，在当 地设立小型飞机制造厂。由于西维吉尼亚州并不算繁荣，所以飞机制造厂的设立， 创造了九百多个就业机会，对当地的贡献相当大。 　　当然我们也在美国的其它地区，进行塑料、精密电子等方面的投资，并透过 这样的机会，与美国各地的参、众议员，交换意见。多年来，与全美各地人士密 切的交流连系，为台湾与美国之间拓展了许多沟通的管道，加强了彼此的了解与 合作。 　　同时，我们也积极促进与美国的文化交流。目前，台湾在美国拥有许多的姊 妹州及姊妹市，大幅扩展了民间的交往机会。我在台北市长任内，曾经受邀前往 美国，参加全美市长会议。以外国市长的身分受邀参加该项会议，在当时是史无 前例的事情。而会议结束之后，我已经和来自全美各地的市长，建立起良好的关 系。 　　现今，我们正推动鼓励美国青年前来台湾留学的计画。我们利用网际网络介 绍台湾，也提供信息给美国高中生经常收听的电台。当然，成效如何尚难预估， 但是，如果我们不主动提供有关台湾的讯息，让美国年轻的一代有进一步的了解， 则我们与美国之间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日渐式微。因此，争取美国年轻人的认 同与支持，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凝聚全球台湾人组织的力量。目前，「世界台商总会 联合会」已经逐步发挥整合台商的功能。未来，透过网际网络等信息科技，我们 可以将散布全球的台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更加宏大的影响力。 　　除了北美之外，台商也散布在日本、东南亚、中南美洲、及欧洲等地区，如 果能妥善运用网际网络，将台商结合起来的话，将会带来无限的商机。此外，分 布世界各地的台资银行，如果也能以网际网络相结合，必将形成一个很大的金融 网。 当前对于美国的期盼 　　我国与美国的关系，虽然在民间的实质交往方面非常密切。但在我们看来， 美国政府对台湾与美国关系发展的响应与态度，却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 台湾关系法﹂明确规范美国有提供台湾安全保障的义务，而美国也明知台湾若不 加强国防战力，台海地区将无法维持稳定，但是美国却要等到台湾顺利购得法国 幻象战机之后，才肯出售 F16战机给台湾。 　　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 飞弹防御系统﹂（TMD）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 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 　　此外，在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多加支持，因为这 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中共当局为了顾及颜面，希望比台湾早一步加入世界性组织。但我认为， 美方应支持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世界银 行︵World Bank）等非联合国会员国也能加入的国际机构，并逐步达成让台湾加 入联合国的最终目的。以台湾目前的国力与地位，若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善尽国 际义务，相信也符合美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 　　然而我也要重申，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的信心。只要美国内部 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 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我较担心的，反而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如果日本的舆论界，看到美国和中共 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误以为亚洲局势将有大变化，不但是一大错误，也会对未来 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在柯林顿访问大陆期间，日本媒体明显反应过度。而在江泽民访问日本时， 也有同样的现象发生。事实上，国际外交的折冲，是有浮上台面的表象，也有潜 沉底层的暗流，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了解。 第八章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马英九先 生获得 当选。这次选战以「新台湾人」为诉求，获得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正是我多年来所期待实现的理想。国民党虽然是从中国大陆播迁来台的政 党，现 在早已不是所谓的「外省人的政党」。今天，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 ，追求共同的 发展，就必须先确立对台湾的认同（Identity）。也就是由台湾 人以自由意志来建立自 己的政府，实行符合台湾人意愿的政治体制，建设出不 分省籍，属于全体台湾人的繁 荣社会。 　　以往在选举中，总有人炒作所谓族群的问题，虽不应该，却反映了某种程度 的事 实。例如我自己参加总统大选时，就在「本省人」居多数的选区有较高的 得票率。但 我衷心希望，今后的政治人物和选举，都不再有这种族群的区分， 而以「新台湾人」 的认同为基础，谋求共同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台湾历史的发展。几个 世纪以 来，台湾接纳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也融汇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发展成为 一个现代化的 文明国家，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创更恢宏的未来，这就是台湾存 在的事实与意义。 　　回顾台湾的发展历程，我们有今天的成就，不是舍去某些文化或否定某一段 历史的 结果，而是不断「累积」的成果。「新台湾人」不是突然降生的，而是 历史「累积」 的成果。 我心目中的「蒋经国学校」 　　经国先生的时代，是过去威权时代与现今民主时代的桥梁。我有时觉得，经 国先生 之所以扮演桥梁的角色，或许也是历史使然。 　　经国先生赴苏联学习革命，却意外的吃尽苦头，还曾被放逐西伯利亚，在思 想和精 神上都受到极大的压迫。但也正因为有此经验，使经国先生展现与蒋介 石先生截然不 同的施政风格。 　　在经国先生身边工作过的我，对于他的「魄力」，有颇深刻的体认。记得经 国先生 在担任行政院长时，有一个亲戚是人事行政局局长，因贪污案被处十五 年的有期徒 刑。据说蒋介石先生也曾为此事对他说：「经国，你做得太过了」 。但是，经国先生 对亲人的贪污渎职，仍断然加以处置。 　　毫无疑问地，经国先生是一位政治家，与之相比，我只是一个学者而已。经 国先生 任命我当政务委员，想必是认为，为了台湾，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吧。 　　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一次出席行政院院会时，有一位资深的政务 委员对 我说：「真不知道蒋经国找你们这些小伙子来，能做些什幺事？」虽然 面对这样毫不 留情的质疑，我还是努力为台湾的未来，擘划政策方向。 　　我在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时，当了六年的政务委员。如果今天的我不再只 是「理 论家」，而是「政治家」的话，这六年的「蒋经国学校」应该是关键所 在。 以蒋氏父子的功绩为基础 　　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台湾发展历程，再看今天我们所推动的各项改革，或许有 人会觉 得，我所推动的民主化，是切断与过去联系的崭新作为。事实并非如此 。先总统蒋公 与经国先生推行的虽是威权政治，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没有他 们两位奠定的基础， 就不会有今日的台湾。 　　几十年来，如果没有这两位性格坚韧的领导者，台湾恐怕早已被中共吞并， 沦入与 中国大陆同样悲惨黯淡的情境。 　　历史的道路曲折迂回，且充满逆境，但这或许是必要的过程。我不仅推崇蒋 公和经 国先生对台湾所作的贡献，也认为我们必须以这几十年来所累积的经验 与成就为基 础，开创台湾的未来。唯有如此，我们的未来才会有光明的希望。 不感念前人功绩， 一味批判，固然不对，但「李登辉，你的所作所为与前人不 同，所以不对」，这种说 法也是有问题的。 二○○○年新总统的必备条件 　　创造「新台湾」的「新台湾人」，包括原住民、四百年前开始来台的大陆移 民、五 十年前方始来台的新移民。也就是说，凡是居住在台湾，心系台湾，愿 意为台湾牺牲 奋斗的人，就是「新台湾人」。 　　「新台湾人」所选择的政治领袖，必定是可以廓然面对台湾的历史过程，善 用历史 智能，前瞻未来的人。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实在不能、也不会再竞选下一任总统了。我认为，未来 的总 统，必须是能以「新台湾人」为基础，开创新时代的人。 　　我希望台湾同胞能珍惜台湾历史发展的成果，也能深切了解每一个历史阶段 都有不 同的时代背景，不必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臧否过去的作为。而要用开阔 的胸襟，接纳 历史的事实，并从中体会历史的智能，找出顺应时势的新作法。 　　希望台湾未来的领导人能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经验的力量， 让台湾 的生存与发展永续延伸。 国会的彻底改革 　　随着省政府组织的精简和架构的调整，省议会监督省政府的功能不复存在， 所以应 将原先省议会所发挥的代表性提升至国会层次，与国民大会和立法院整 合重组，以建 立权责相符的国会制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人民要接受何种教育、受何种法律制度的规范、依何种国会制度来反映心声 ，是落 实民主化的最基本课题。如果不能将这三种制度建立完备，或人民不能 充分了解这些 制度的深层意义，就不算是真正民主化的国家。在总统任期内， 我希望能完成这三大 改革。 　　扩充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台湾未来必须加强努力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 境的快 速变迁，不免产生一些以个人努力也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我认为，台 湾当前有两大 社会问题。 　　第一是原住民的生活保障。第二是高龄化的问题。 李登辉不在位后的台湾 　　二十世纪已走到尽头，我的总统任期也即将届满。许多人认为，我使台湾走 向繁荣 和民主化，但是，我当初并没有想到会走上这样的人生旅途。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我不是政治家，更从未想过会出任总统。但是，我为 台湾奋 斗的心念，一向非常坚决，也绝对不输给任何人。 　　但今后台湾还得面临许多的挑战，接受各种的考验。台湾的历史，还要继续 写下 去。 　　今后我应该思考的是，「李登辉不在位后的台湾」。也就是，我卸任以后的 台湾将 会如何？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杭亭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在比较台湾和新 加坡两地 政治发展时曾说：「台湾的民主主义，在李登辉去世后还会继续实践 ；但李光耀的政 治体制，将与其长眠地下。」他的这项观察，确实颇为深刻。 　　政治家被限制在其舞台内行动。李光耀先生即使再盼望能有像台湾这样的地 方来施 展其能力，却因际遇使然，他的舞台也只能是新加坡这个国际势力错综 复杂的小岛！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从「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谈到「生为台湾人的幸福」 。我出 生在台湾，以台湾这块土地作为舞台，努力奋斗了几十年。杭亭顿教授 所作的判断如 果正确，即使我不在位了，我的努力成果也将留在这美丽的台湾 。 对我而言，这也就是「生为台湾人的幸福」！ 《台湾的主张》后记 呈现李总统感性的一面 编者按：李登辉总统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详细阐释他的政治理念，在严 谨的逻辑思维 外，李登辉在该书后记中，感性的描述他人生观的转折：廿岁以 后停止写日记，从自我肯定 与自我否定的矛盾中解放出来。经远流出版公司授 权刊载后记全文如下： 　　后记 　　何谓肯定的人生观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将心中的想法，作了详尽的说明。但我仍要作两点补充 。 　　一点是关于「肯定的人生观」 我曾提到，我在思想发展历程中最感烦恼的，是在肯定自我与否定自我的强 烈意念之间， 无法保持平衡。 但这种烦恼并非我所独有，凡是年轻人都会有此迷惑，我也相信，这是世人 不可避免的 矛盾。我认为，这种不平衡扭曲了现代社会，使世界走向危机，是 人类文明进展的根本 问题。 基于个人的经验，一有机会，我便对年轻人说，第一要排除以自我为中心的 观念，第二 不要太执着于过去。如果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便无法摆脱自 我：而如果太执着于 过去，就不可能肯定自己，迈向未来。 　　对家族的爱和感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内人。 在本文中，我曾提到家父母对我的爱和影响，但我之所以有今日的想法，能 继续从事现 在的活动，实与内人有不可分的关系。 能够超越我思想历程中所面对的虚无，走过凄惨的白色恐怖时代而得以存活 ，完全是内 人所赐。同时，告诉我有关基督教的事，并劝我受洗的也是内人。 如果只有我单独一人，即使到了需要宗教协助的地步，或者发现自己思想已 经走到极限， 也不会去想到还有神的爱存在，更不会去接受洗礼。 在思想上陷入困境的那段时间，我遍访台湾各基督教会，努力以自己的力量 探知信仰， 希望进入信仰的世界，但仍无法对信仰作合理的解释。我之所以得 到信仰，是因为有心 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家族。就我而言，信仰的开端，不外乎 是相信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不是自己面对危险与死亡的威胁，而是因为我的政治活 动，而使内 人身处险境。在克服诸多反对，推动民主改革期间，不止我，连内 人都遭受中伤和恐吓。 因此，一接近选举，我再三劝内人「到国外去走走」。我为自己的政治信念 ，忍受各种 批评和恐吓是应该的。但为了我的作为，要让内人受到中伤或威胁 ，是我所绝不能忍受 的。遗憾的是，这种事不断地发生在我家人身上。选择从 政这条道路，让我对家人深感 歉疚。 在谈过我的思想历程和政治主张之后，我还是要由衷感谢内人曾文惠所给我 的支持。没 有她的鼓励和支持，我不可能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直到今天。 其实这是一体两面的事，缺一则失去平衡，从而陷于肯定自我与否定自我的 无止境纠葛 之中。我二十岁时，就决定不再写日记。有人说写日记是很好的习 惯，但我觉得，写日 记却 有使自我迷失的危险性。 对于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来说，日记不是变成过度肯定自我的工作、就是成为 彻底否定自 我的惩罚处所。我自己也有过度自省的倾向。自我反省固然重要， 但应只是人生的一部 份。面对人生，我们也应该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 　　心灵改革 停止写日记的结果如何呢？至少，淡化了年轻时期那种过份的自我意识。但 事实上，让 我真正从肯定自我和否定自我的矛盾中解放出来的，是接受基督教 的信仰。也许正因为 宗教能为我消除这个矛盾，所以我才受洗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神在内心深处」的教义，可以说是「主客易位」的契机。在充满强 烈自我意识 的内心深处，有博爱宽恕的神进驻，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自然会消 逝，转变为关爱他人。 我认为，自我意识强烈的年轻人，应该用「以社会为中心」的观念，来取代 「以自我为 中心」的观念。以对社会的肯定，取代对自我的肯定，就会油然产 生为社会、为人民奋 斗的意志和热情。 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也可以说是这种自我意识的问题。现代社会所面临的 问题是，一 方面无止境地肯定个人的欲望，另方面无止境地否定对社会的规范 。许多先进国家都曾 面对此一问题，而台湾社会也已出现此种不平衡所产生的 紊乱征象，所以我们必须及早 推动「心灵改革」。 我要再强调，所谓「肯定的人生观」，不是对自我无限制的肯定。我的意思 恰恰相反， 为了限制对自我无止境的肯定，以防杜社会规范无止境的荒废，我 们需要有「知足」的 人生观。我所说的肯定，是以自我否定为出发，对他人的 充份肯定、与对社会的责任感。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宽大磊落的胸襟，迈向 光明和谐的前程。 政权和平交替 毕生最大期望 　 拂晓召集 化解二月政争 　　在我担任政务委员时，台湾社会还有许多人不会说北京话。 战后，我回到台湾，进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就读，受教于王益滔教授。王教授和蒋 介石总统一样，都出身浙江省，不过他是温州人，而温州话很难懂。日籍教授奥田先生 回日本之前，曾特别拜托王教授：「李登辉毕业后，请留他在学校任教。」王教授经常 鼓励我，且给予我很多的帮助。虽然常常和王教授在一起，对他说的浙江话也很熟悉， 但是，蒋介石总统的浙江话，对我来说，仍然非常难懂。 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交谈时，她常是英语与上海话交杂着讲。我也不懂上海话，因此， 听不懂时，就只好请她「写成字条」，当作备忘录。我收过许多这种字条，其中甚至还 有些写着「不法命令」。 例如，有关军方的人事。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我想任命参谋总长郝柏村担任国防部长的 事。当时，郝柏村担任参谋总长已经八年多，长期掌控军队，不但拥有权力，也掌握庞 大的资源。我想让他卸职后，再担任国防部长，但他不愿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任命他出任国防部长，他就透过蒋夫人，意图留任参谋总长。当 时蒋夫人对我说：「台湾海峡一旦有紧急的事，非有郝柏村不可。」我因听不懂，就说： 「对不起，我听不懂，请您写条子给我。」因此，就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 军事体系的人事升迁调度，必须制度化。担任某一职位一段时间后，就必须转任。一切 都要依循明确的规范，否则因人设事，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无法出线，将是台湾整体的损 失。因此，我认为，任何优秀的人才，在一定的时间之后，都得退职。 郝柏村先生于一九九○年出任行政院长，但他仍意图掌控军权，挑战总统的统帅权。但 是，我仍成功地切断郝柏村先生与军方的关系，建立军队的制度化与国家化。军队本来 就应该效忠国家，如果让拥有强大权力的个人可以动员军队，台湾就无民主化可言。这 是我就任总统第三年，一九九一年的重大事件。 　　中岭雄：「李登辉时代」是持续不断的斗争 　 就任之后与旧势力的斗争 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总统去世。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 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因此，当时担任副总统的 李登辉，就根据此一规定，继任总统，并在七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中， 被选为国民党主席。 在翌年天安门事件中失势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当时还曾拍电祝贺。这是开明派 的领导人赵紫阳才会有的动作，与后来接任的江泽民总书记大不相同。 但是，李登辉刚就任总统时，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巨头或大老。学者出身，而且又是本省 籍的李登辉，可以说是在古色苍然的外省政治家网络中的政治新人。 当时，国民党中央 党部秘书长李焕、参谋总长郝柏村、行政院长俞国华，都拥有比新总统更长的政治历练。 况且，蒋经国去世之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仍健在，次子蒋纬国等蒋氏家族也都还很 活跃。 学者出身，获蒋经国拔擢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台北市长之后，才开始走上政治生涯的李 总统，虽说是中华民国总统，却必须与中华民国斗争；虽然是国民党主席，却也得与国 民党斗争，在复杂的政治情势中孤军奋斗。 李登辉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因蒋经国总统去世，由副总统继任为总统。任期届满之后， 一九九○年三月，在依宪法规定召开的国民大会中，被正式选为第八任总统。就此展开 了充满崭新活力的李登辉时代。 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对权力基础尚未稳固的李总统来说，是一段非常艰辛的时 期。但是，已逐渐展现属于自己的执政色彩。 李总统必须突破重重藩篱。他很清楚，如果不予突破，自己将被压毁。他以无比的智能 和毅力，突破了沉重的政治与军事压力。这段历程的艰辛，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也绝 非一般人所能为。因此，所谓的「李登辉时代」，就是以这种孤独的奋斗为代价，揭开 序幕。 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就任总统的第三年，已将参谋总长郝柏村任命为行政院长。李总统 在这本书里谈到，他成功地牵制郝柏村在军中影响力的一些秘辛。在此一时期，李总统 常对我吐露他的心事，如今实感荣幸。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与台湾政治毫无直接关系的 一介学者，而且可以直接以日语交谈，才获得此一机缘。有一天，我在李总统家中，曾 写下中国五代的一位宰相冯道所说的：「浩天下者，不顾小怨」，献给李总统。 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正式通过提名李登辉总统及总统府秘书长李 元簇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但在这段期间，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反李登辉派）的抗 争非常激烈。当时，我曾为了「亚洲展望论坛」的召开，与李总统会晤商谈，李总统向 我透露一件事。 李总统说：「台湾的政治有如中先生的分析，跟大陆的权力斗争毫无二致。」他以坚定 的语气指出：「二月十一日清晨，我发动『拂晓召集』，制止了军方与非主流派结合的 改变总统、副总统提名人选计画。」 （骆文森译） ************************************************************* ◆ 浴火凤凰 ◆ 投稿信箱：chinabyte@gmx.net ◆ 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