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火凤凰 ◆ 投稿信箱：chinabyte@gmx.net ◆ 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 ************************************************************* 「亚洲的智略」书摘 李登辉 　 我为什么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的民主化即为「人民自主」 首先从民主化的问题谈起。 台湾民主化的过 程非常独特。现在全世界研究台湾问题的人，或许已有所了解，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如何以民意为依归，实现「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理想。这是自由民主的 基本理念，也是我国自孙文时代以来即致力追求的目标。 但是，台湾民主化的 实现，并不仅是美国所谓的自由与民主的问题。这是未来国际社会探讨「自由民 主」时，不能忽视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 我在去 年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只写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但今天，我却已考虑 提出「台湾中华民国」。因为，在台湾民主化的历程中，认同问题是绝不容回避 的重要问题。 　「自由民主」是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何谓「自由」，在各个国家 因面对的环境不同，必会有不同的解释。 就台湾的情况而言，长久以来，台湾 人民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权。因此，「自主」应该是台湾民主化所应致力实 现的目标。今天，台湾的民主化已经完全成功了吗？其实并不然。事实上，昔日 的统治结构依然存在，甚至操纵了传媒、舆论与教育。对民主化的推动，形成了 极大的阻碍。 台湾的民主化，不似美国的「自由民主」那般单纯。 　正如中所述，台湾还有「认同」问题。 「台湾的主张」英文版书名为「走向 民主的道路」（The Road to Democracy），副题为「台湾认同的追求」（Taiwan's Pursuit of Identity）。我认为，认同的追求，是主导未来台湾政治发展的中心议 题。 「认同」为何是台湾的重要问题？我想藉此略做说明。 虽然在今年三月二 十四日以前，我仍然担任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但是，国民党曾是「外来政权」， 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我在与已故的司马辽太郎先生谈对台「出生地的悲哀」（台 湾纪行，朝日新闻社刊载）中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曾略有触及。多年来， 台湾人民一直为外来政权所支配。直到我们逐步推动民主化，才使台湾人民真正 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才使「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主张渐臻成熟。 　由「中华民国在台湾」转变成「台湾中华民国」 「台湾与大陆是国与国的关 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是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国公共 电视台德国之声专访时，所作的答复。 当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台湾经济 发展的成就，非常受到瞩目，而近来民主化的成功，也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中 共当局一直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使两岸关系处于紧张状 态，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您如何来处理此一危机？」 对于两岸关系存在的问题， 我一直思考要从两方面来加以解决。我在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的论文， 已明确指出，「台湾是主权国家」。 　 在这篇论文中，我首先明确叙述台湾的现况：「台湾是一个国家」，因为「全 体国民具有一致之共识」。两岸关系陷入紧张，其实也反映了台湾人民希望「维 持现状」的心声。 对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各个层面 来加以探讨。例如，台湾既为主权国家，那么，此一主权国家如何形成等等。 在 谈到台湾是一个共和国，或者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实体时，常有人提到一个论 点，就是：「台湾人与中国人不同。」但是，此一看法并不恰当。因为，台湾人 也是汉民族，与大陆人仍是同文同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是被中国舍弃， 割让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回归到中华民国的统治，直到今日。 但是，台湾的认同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建立「台湾共和国」，或宣布独立， 就能解决的。 也有人认为，中华民国自一九四九年迁到台湾后，就逐渐台湾化， 亦即「中华民国的台湾化」。 台湾化，就是我过去常提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也就是我前面所提的「台湾中华民国」。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方法。 中华 民国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于一九一二年所建立的一个国家。 　后因中国共产党叛乱，国民党政府战败，于一九四九年迁到台湾。因此，国民 党政府即有效控制了台湾。由国际法来看，这已是符合主权国家条件的有效事实。 常有人提出波茨坦宣言或开罗宣言，来主张台湾的国际人格。但就法律而言，都 缺乏正当性。 因为，在旧金山和约上，日本明确放弃了台湾的统治权。虽然未 言明台湾主权归属，但国民党政府已以军事占领的方式，有效控制了台湾。因此， 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台湾已被视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了。 但是，国民党政府毕 竟是外来政权。此一外来政权，要与台湾社会紧密融合，就必须从政治结构的调 整着手。因此，一九九一年，我们透过宪法的修正，调整了内政的组织形态。 我 们的政治结构虽已改变，但仍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选举结构和选举方法的改变， 并不是国家形态的改变。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拥有足以反映民意的政府，拥有 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主权国家所须具备的条件，我 们都已备齐。 　台湾已重生为「新的共和」 台湾虽已具备作为主权国家的条件，但仍有一个 问题存在。那就是，台湾不论对内或对外，都未曾明白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 国家。」虽然我们已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说法，却未曾主张「台湾是一个 主权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检讨的重要问题。 我们的主张是，中华民 国早即存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在大陆成立的政权。 从 一九九一年起，我就承认中共在大陆的有效统治。亦即，承认中共政权的存在， 并主张，在此一基础上，终止两岸的敌对状态，展开对话与交流。 此一主张的 目的，即在宣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以往，我们 是以「一国两府」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但显然有所不足，必须以「一个中国，两 个国家（一中两国）」的思维代之，才有利于台湾地位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 进一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一旦承认中共，中共即成为「新国家」，而 我们则是「旧国家」。 　但是，「旧国家」也已经产生本质的变化。现在的中华民国，不再是以往的「民 国」，而是拥有崭新内涵的「新的共和」。 尽管我们在一九九八年对宪法内容 作大幅修正，调整政府组织层级，精简台湾省政府，但对宪法第四条，有关国家 领土的规定，并未作更动。该条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并未明示疆界范围，对各种情况都能适用。目前台湾有效支配的地域为台、澎、 金、马。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国家的领土范围。并不需要特别修订宪法，另外 界定国家之领土。 况且，如果我们修订宪法，重新界定疆界，恐怕也会刺激美 国和中共，迫使他们采取某些行动。 与其如此，我倒不如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一个国家，并宣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这就是我针对德国之声的问题，所 作的说明。 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一九四九 年自中华民国分离，而在大陆成立的。在此之前或之后，中华民国一直都存在。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中华民国分离出去的一个新国家。 我认为，如此 的说法，是对台湾最有利的一种说法，也是最符合事实。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 法。 例如，台湾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因此，提出「自决」并不恰当。 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要求「自决」的必要。而「独立」一词更是不妥。 「特殊 的国与国关系」，并不是我突然脱口说出的，而是许多学者研究数年的结论。 事 实上，台湾也的确是朝此一方向逐步前进。在此一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认同问题， 已达到「台湾中华民国」的阶段。中华民国已不再是中华民国，而是「新的共和」， 也就是「第二共和」。 　何时会由谁明确作此宣示，我仍不知道。但为了台湾的未来，这是必得跨出的 一步。 台湾的民主化非常困难，非常痛苦，也非常复杂，却还有许多人至今仍 未了解。但是，近来已有许多学者对此问题有深入的认知，如东京大学若林正丈 教授所着的「蒋经国与李登辉」（岩波书店），即清楚呈现了此一观点。 我在 「外交事务」季刊发表的论文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此一立场的确立，对台湾未 来民主化的持续推动，有极深远的影响。 令我担心的是，继任的陈水扁总统会 不会继续务实的推动这项工作。虽然难免有波折，但我相信，他应该会继续推动 才是。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跳跃式的主张 为何会选择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提出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有时机考量的。当时，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已决定 于十月间来台访问。汪道涵原定四月访台，却一再延期，决定拖到十月底，这其 中大有缘由。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国庆，中共当局似乎有 意借机宣布「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统一台湾」。若真如此，台湾将被逼入绝境。 如果此时不明确宣示「两岸关系为国与国关系」，我们就将丧失机会。 如果我 事先就作了明确宣示，在汪道涵访台时，我们就可以说：「两岸既为国与国关系， 就可以对等的立场进行对谈。」因此，我们必须在七月的时点，宣示「特殊的国 与国关系」。 有人以为，我选择对德国媒体宣示此一立场，是考虑到德国统一 的前例。其实不然，德国问题与台湾问题截然不同。 事实上，汪道涵来台时， 如果抱持「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中共政权是中央政权」的立场，则无法进行任何 对话。 　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到上海和北京，汪道涵一到会场也是以 「我是中央，台湾是地方」的态度对待。 这个问题的起源，是「一个中国」的 问题。一九七二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所宣示的「一个中国」， 后来逐渐被扭曲。尤其至柯林顿主政后，政治外交完全以商务为主要考量，失去 了美国原本拥有的理想主义。「一个中国」的问题重心也逐渐转移，偏离原有的 意义。误认为「一个中国」即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国的中央政权为中共。 「一 个中国」原来是具有不同意义的。台湾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中共认为的 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美国有美国的看法，但我们的认知是如此。 但 是，现在，「一个中国」却被扭曲成「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 央政府，台湾只不过是地方政府」。如果我们不提出辩驳，台湾就会被逼进死角， 难以生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是全球 瞩目的庆典。 　如果中共在全世界人面前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台湾的发展， 就将面临严酷的挑战。 因此，就必须由我明白宣示「两岸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 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由历史、政治、国际法等方面的事实，来确立台湾 与大陆的关系。 诚然，我的谈话似乎是「飞跃式」的主张，但也有其深厚的立 论基础。 　中共对此大加挞伐，但我的看法是，分立出去的新国家难免对原有的 旧国家心存怨怼，甚至迭加批判。就如当年美国自英国独立，也对英国 时有批评一样。但是，口出恶言，也无济于事，不如务实面对问题，共 谋解决之道。 中共当局权力不稳，累及台湾 　台湾所处的情势非常复杂，内政、外交与大陆政策更是交互影响，不容大意。 特别是与大陆关系的调整，更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工作。 台湾的政治改革， 不仅是内政问题，同时也要兼顾大陆政策的调整，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存在发展。 因此，我最重视的问题是台湾的存在，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长期以来，由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施行，使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依循 正常的宪政制度来运作。中华民国宪法于一九四七年公布，但施行不到一年，就 被临时条款所取代。临时条款明定，共产党为叛乱团体，为了戡乱，就必须冻结 宪法，施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我就任总统之后，首先的工作便是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宪法恢 复正常运作。为此，我们不但要从内政着手，同时也必须调整与大陆之间的关系。 而与大陆的关系一调整，外交政策也要随之改变。内政、两岸与外交等三方面的 问题，务须兼筹并顾，维持均衡。 　只要任何一方面有所疏失，都将对台湾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台湾政治权力 的配置也是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享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不愿把权力交给台湾 人，反而想尽办法继续维持既有权力。因此，我们对外必须与中共周旋，对内也 必须面对既得利益者的抗争，不论对内、对外都必须善加处理，不容稍有失误。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一方面突破旧势力的牵制，一方面与中共和睦相处。不如此 就无法追求台湾的生存与发展。 　就我记忆所及，我们与中共调整关系之初，出乎意料地顺利。在中共国家主席 杨尚昆先生下台，邓小平尚有影响力时，关系还很好。但中共领导当局继任之后， 两岸关系立即变得非常复杂。 　两岸关系的复杂化，与中共领导当局权力基础的不稳固有关。中共领导当局为 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向军方低头，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但如此一来，就使两岸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由于我们 的主动与善意，曾有良好的起步。但是，中共内政的不安，使两岸关系平添波折。 而台湾内部，在对外关系的拓展上，仍有「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与中共建交，台湾就立即与之断交，使我们的外交活动空间愈来愈狭小。 　长此以往，台湾必然无法继续存在。如果无法存在，则任何事物都变得毫无意 义。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只要能存在，就有希望。因此，追求台湾的存在与发展 便成为我的首要工作。 　当然，如果因为意识型态和权力配置的纷争，使台湾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危及 生存，也是非常危险的事。 　 为了使台海维持安定，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我也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 款废止，和两岸敌对状态的结束，呼吁中共善意响应。希望台湾人民可以自由往 来大陆，到大陆旅行、投资、从事各项交流。 　但是，遗憾的是，因为中共一直没有具体的承诺和保证，使三通至今未能实现。 而为了使台商的对大陆投资，不致影响台湾经济发展，我也呼吁国人「戒急用忍」。 　因为，对大陆投资仍有相当高的风险。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有许多亏损的实 例。所谓的「戒急用忍」，即提醒台商要小心谨慎，避免无谓的损失。而对于适 当的投资，我们仍会予以核准。 　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每当外交与两岸关系推进一步，内政也会向 前迈进一步。为了台湾的政治改革，我们进行了三阶段的宪法修订，以此奠定了 民主改革的基础。而每一次的宪政改革，都进一步落实了台湾的本土化，也增强 了台湾的认同。 　在两岸关系方面，我们创设了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成 为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指导方针。 在进行内政改革的同时，台湾的外交政策也有 了重大变革。如果能发挥功效，最后也必然能带动中共态度的转变。如前所述， 两岸关系能发展到「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我认为是一大成功。其实这也是中共 必须务实面对的事实。 　然而，我们对「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具体内涵，一直未作充分的说明。事实 上，台湾已经邀请世界各国知名的国际法学者进行研究，赋予「特殊的国与国关 系」理论基础，但因为没有公开宣布的良好机会，因此一直未对外说明，只要时 机一到，我们必会迅速知会日本与美国等相关国家。在此之前，我们应当摒弃成 见，务实来面对此一问题。 　△ 日本有国旗、国歌的问题，台湾也有国旗问题。 　对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美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一是发表此说之前，为 何不事先知会？二是认为发表的时机不恰当。我在日本有许多非常亲近的朋友， 其中一位曾任首相的朋友也说「时机不好」。他认为，提出这个主张的时机不对。 　我则反问：「何时是最好的时机？」其实，此一问题没有所谓的好时机，要论 时机的好坏，只能看结果而定。 去（一九九九）年底，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卜睿哲来台时，对此已不再多谈，似是已能了解我们的作法。最不可理喻的，是 美国某位高层官员，到总统官邸访问时，竟当面质问我，似乎是怪我为何做了这 样的事。 在那段期间，陆续有美国参众两院的团体来访，我都向他们说明：台 湾如何达成民主化？台湾的安全是什么？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与对民主国家的意 义，以及「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意涵。 在多次口头说明，以及相关书面资料的 补充之后，美国似乎也已能了解我们的主张。很显然的，「了解台湾」的舆论与 潮流正逐渐成形。 　台湾的国立大学在与大陆的大学交流时，产生了一个问题。 在台湾，「国立○○ 大学」，是惯用的名词。但所谓国立，即指「中华民国国立」，因此中共会要求 取消「国立」两个字。现在，台湾的大学都已妥协，会在交流时，取消「国立」 两字。这也是台湾所面对的问题之一，以致我们不能强调自己的认同。两岸之间 类此的问题还很多，更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困难重重，要解决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大陆来台参加会议或考察的人，只要看到会议桌上放有中华民国国旗，就会要求 拿开。台湾人通常会妥协，但一妥协，又会引起其它人的反弹。日本在国旗问题 上有诸多意见纷歧，在台湾，国旗、国歌的问题更为严重。 我们为何主张两岸 关系必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由上述的实例就不难理解。如果情势不变， 台湾将无法拥有自由的生存空间。 　过去有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两岸完全没有来往，因此许多问题也没有表面化。 一旦交流开展，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政权和平交替 毕生最大期望 　△何谓「李登辉时代」的结束？ 　在前一节中，中 先生说：「『李登辉时代』创造了『生为台湾人的幸福』。」 我对此深有同感。 但我也必须说明，「李登辉时代」的结束，并不会让台湾人 失去幸福，相反的，会让大家对今日的台湾以及未来台湾的发展方向，有更清楚 的认知。 　「李登辉时代」究竟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我想有必要由我自己来加以说明。 而各位读者所关心的，我面对政权交替的心情、如何决定辞去国民党主席、卸任 后的个人计画、对新政府的期望，以及对日台关系的展望等等，我也要藉此略作 说明。 　△国民党虽然充满矛盾，却是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 　自一九八八年继任总统以来，我的工作重点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开展台海 两岸的和平交流关系，也就是终止两岸的敌对状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中国大陆的有效统治。 　国民党政府播迁台湾以来，即订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强调大陆与台 湾是处于武力对峙的内战状态。在继任总统之后，我首先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 条款，设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公布国家统一纲领，确立大陆政策的长程目标，开 启两岸和平交流的新时代。 　中共当局对于我所采取的政策，起初抱持相当的好感，后来却又提出「一国两 制」，强列主张对台湾的主权，充分显示其霸权心态。相对于中共的「一个中国」 主张，我们在一九九九年宣示两岸关系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受到国际社 会的瞩目。我们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宣示，是出于对台湾的认同，希望 藉由明白宣示台湾的主权，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进而否定中共当局的「一国两 制」。 　第二项工作重点则是呼应人民长年的要求，全面推动民主化。 首先透过宪政 改革，终结万年国会，完成总统直接民选的目标。继而调整政府组织层级，使五 院权责平衡，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身为国民党主席，为了推动台湾政治的民主化与本土化，也必须与国民党内部 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如果没有充分运用拥有二百四十万党员与庞大政治资源的 国民党力量，台湾的民主化工程根本不可能推动。 　这十二年来，我就这样一方面掌握充满矛盾的党内情势，推动民主化，同时防 杜威权体制的重新出现，可以说是在不断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孤军奋战。 　△陈水扁以些微的差距战胜「反台湾」的候选人 　在推动民主化与台湾的认同上，我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中共当局的阻挠与军事 的威胁。他们以中国统一为借口，结合台湾内部的旧势力，并利用大众传媒，持 续影响台湾社会的安定。我在「台湾的主张」中曾阐明，台湾的民主化并非其它 国家所习见的反阶级革命或反殖民解放。不论是从台湾的历史事实或中华世界政 治制度的革新来看，台湾的民主化非以「台湾认同」及「台湾本土化」为主轴不 可。 　长期以来，台湾一直受「外来政权」所支配。因此，台湾人民毫无自主性可言。 对此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我希望民主制度能在台湾扎根发展， 让台湾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可以自由选择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台湾未来的 发展方向。这是我从政以来不断努力的目标。 　然而，在台湾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外来政权」的强大权力结构，妨碍了民主 化与本土化的推动。因此，必须凭借着强而有力的领导，以及广大的民意支持， 才能突破旧势力的羁绊。 　今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正是「外来政权」反扑的一大机会。对台湾 的民主化来说，则是一次重大考验。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选举的结果为台 湾民主化带来决定性的正面影响。 　身为国民党主席，我一方面必须动员全党的力量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另 一方面也必须与国民党内部反民主化、反本土化的其它候选人对抗。 　选举的结果，代表台湾人的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获得四百九十七万票，以二 百零五万票的极大差距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连战，但仅以极小差距险胜代表「外来 政权」的候选人而当选，这次的选举结果可谓天意。 　中 先生在本书十八页起详细述说了中华世界中史无前例的政权和平转移，如 果大家再重新看一遍，当有更深刻的体会。 　△十二年来肩负的重责大任终能卸下 　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决定负起总统选举失败的责任，主动辞去国民党党主席 的职务。我之所以作此决定，绝非媒体所报导的，是因某位落选候选人的支持者 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使我不得不屈服，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决心辞去党主 席职务，系基于三项理由： 　（一）我已经完成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时代任务。 　（二）我已不再需要借重国民党的庞大政治机器。 　（三）我希望五月二十日顺利完成政权和平转移之后，能脱离台湾的政治舞台， 站在超然的立场，为台湾的未来多做一些事。 　因此，我作出了辞党主席的决定。 　完成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首次的政权和平交替，本来就是我毕生的期望，而能够 由自己终结「李登辉时代」，更是我最大的喜悦。 　日本作家上 土冬子女士为了解此事，特地到台湾来。据说，她看到我神清气 爽，并听到我脱口说出的「万事就这样ＯＫ」，就很放心的回日本。 　我的心情，正如内人所说的，就像卸下了背负十二年的重担，感到非常轻松。 我也希望，在卸下种种束缚之后，能将余生奉献给我所爱的台湾，和中日友好关 系的推动。 　中国问题专家桑原寿二先生在五月二十三日产经新闻「正论」专栏上，以「『新 中原的建设』留下的临别礼物」为题，从文化面深入评论我十二年的政绩。桑原 先生引述我过去多次重申的论点，断言由新台湾人所推动的新中原民主建设，即 为台湾所追求的终极理想世界。 　所谓新中原的民主建设，简单而言，即在台湾建设新的民主文化，为中国文化 的重建带来新的希望。我们以认同台湾基础，逐步落实民主化，挣脱旧有传统的 束缚，在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完成划时代的发展。 　△未来将以担任志工，学习和投入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活动为生活重心 　延续「中华民国」的民主化成果，捍卫「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是我不能推 卸的重要责任。我有义务把十二年执政期间所建立的对内、对外关系网络，顺利 移交给陈总统。新旧政府的交替绝不能产生权力真空状态。内政、外交、军事、 情报、社情、两岸关系等重要政策的赓续推动，是政权和平转移的绝对要件。 　选举结束后，我曾数度与陈总统有正式与非正式的会晤，我向他表示： 　（一）恭贺当选。 　（二）祝福新政府成功。 　（三）做一位好总统，疼惜人民。 　五月二十日总统交接典礼结束后，我在总统府前广场向聚集的群众与贵宾道 别：「亲爱的全国同胞、与会的各位贵宾，总统交接典礼已经完成，登辉想藉此 机会，对这十二年来全国同胞对登辉的支持与爱护，表示诚挚的感谢之意。同时， 也祝福新政府顺利成功，全国同胞平安快乐，中华民国国运昌隆。再见！」 　我就以这段简短而诚恳的致词，为十二年的「李登辉时代」划下句点。 陈总 统也是一位热爱台湾、认真工作的人，相信会对台湾的民主化与台湾人民的幸福 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至于我个人未来的生活，将依卸任前所规划的三个方向， 继续为国家、为社会奉献心力。 　第一是，透过教会的宣教工作，投入原住民生活与教育的志工服务。第二是， 持续追求新知，考虑前往大学听课，学习最新发展的生物遗传学。第三是，为了 国家的发展，将参与ＮＧＯ的工作。目前，台湾并非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 成员，在参与各项国际活动和合作计画时，也受到许多的限制。为了扩大台湾的 国际活动空间，我们应透过ＮＧＯ组织，建立多重的对外联系网络，为国际的合 作发展作出具体贡献。 李登辉追求和谐 推动两岸交流 　△李登辉体制非从大陆叛离，而是以融合为目标 　李总统成功突破党、政、军等旧势力的羁绊之后，才真正开始实践他的政治理 想，开启台湾发展的新时代。 首先是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台湾 与大陆之间的关系能正常发展。 　这不仅是法律的变更，而且还包括许多实际的作为。例如，放弃了以往「反攻 大陆」、「反共救国」等口号，原来竖立在总统府前的那些标语看板，也拆除了。 当初，我曾向李总统建议：「该拆下那些反共标语了吧！」他果真做到了，也让 所有的国民体会到国家的政策。就在此一时期，李总统具体实践自由、民主、均 富的「现代三民主义」，废止「临时条款」，让国家的发展回归正常。 　接着，李总统也指示调查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并研究补偿措施。一九九五年， 他更在「二二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向罹难者家属道歉， 对全体的台湾人，以及战后的台湾现代史来说，这都是划时代的作为。 　对于白色恐怖时期流亡海外的人士，以及因参与「台独运动」而无法回国的知 识分子，李总统也非常关心。例如我有些在日本任教的台籍朋友，多年来因政治 问题无法返国，李总统也都以个案考量，让他们能返回台湾。他们现在多半是民 进党、建国党，或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菁英。他们对李总统的德政，应该永铭不 忘。 　李总统对这些流亡海外异议份子的关心，并非为了「台湾独立」，而是基于他 本身的俗念。由于中共对李总统的批判，日本人普遍认为「李登辉是以台湾独立 为目标」，这是很大的误解。因为，致力推动大陆与台湾之间自由交流，并追求 两岸和谐的，正是李总统。 　但是，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台湾省主席连战出任行政院长之前，来自郝柏村等 的反对力量，仍很强大。李登辉总统面对重重阻力，在一九九一年二月颁定「国 家统一纲领」，使「李登辉路线」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更能彰显李登辉路线转 色的，是一九九二年七月订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此一条例，针对两岸人民交流所产生的问题，作了务实的规范，例如财产、继 承和安葬等问题。由于台湾的动作积极，使两岸之间存在多年的民间问题，获得 解决。 一九九三年八月，李总统在国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上，以压倒性的 多数当选党主席。然而，由于国内的权力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不得不采取史无前 例的妥协体制，推选李元簇、郝柏村、林洋港和连战等四人，担任副主席。四人 当中，连战后来成为李登辉总统的副总统，并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代表国民党出 马竞选。但是，由于未明确继承李总统路线，且个人政见未获选民认同，以致惨 败。 　郝柏村与李总统更是形同「宿敌」。而林洋港虽是台湾人，但却协助新党反对 李登辉。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九九○年代前半期，真正的李登辉色彩尚未发挥。 　△以「来自台湾的总统」开启务实外交 　在内政紧张时，外交有时反而是突破局面的关键。当时亦复如此。李登辉以外 交的突破，彰显了李登辉色彩，也赢得国际的瞩目。 一九八九年三月，李登辉 访问新加坡。这是他就任总统之后，首次出国访问。但新加坡政府顾虑中共的反 应，并未称他为「中华民国总统」，而代之以「来自台湾的李总统」。 　面对此一情形，应可愤然拒绝，以示抗议。但李总统认为，实际进行交流才是 最重要的，因此表示：「不同意，但可以接受。」此后，即以「来自台湾的总统」 之身分，努力拓展外交，使台湾的存在与发展，广受国际社会认知。他以柔软身 段，化阻力为助力的强者作风，领导台湾缔造了今日的发展成就。 　「经过对国内外问题果敢面对…」以继承中华文明最优秀的部分，这就是他的 决心。自此，李登辉体制的色彩就更加鲜明，内涵也更见丰富。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应邀回美国母校康乃尔大学演讲。他在电话中告诉我， 直到启程之前，仍反复推敲演讲内容，最后决定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为题， 阐述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李总统虽为避免给美国政府带来困扰，而未谈及政治问 题，但反使美国及全世界人士更受感动。 　而后，在一九九八年的立委、北高两市市长及市议员选举中，李总统更提出「新 台湾人」的主张，充分反映台湾人民的心声，也进一步凝聚了台湾人民的共识。 　此一宣示，是以台湾民意为基础的主张，与过去由上而下的政治口号完全不同， 也是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新里程碑。 ************************************************************* ◆ 浴火凤凰 ◆ 投稿信箱：chinabyte@gmx.net ◆ 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