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 刘发清 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 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 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 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 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 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 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 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 实她的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 （黛玉）的称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 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渐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 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 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 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 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 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 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仟悔 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以外，几乎剥夺了开会、 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 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只有遥远的边疆， 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 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 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 头发， 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 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 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 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 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 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哈哈地笑：“你不吃，我可要 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 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 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 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 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 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 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 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 大起来，像个哲学家静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 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 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决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 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 需5分钱。 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 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 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 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 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 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 “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 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 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 铁铣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3 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 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 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 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 “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 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 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 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 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 肚子疼……我在“农场”虽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 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 约2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 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 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 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 两条随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 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 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九”，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 呀？ ”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g但不许多吃，一天只 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 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 我是……可怜我才27岁！ 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8岁 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 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 备读下去时，忽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 用粮票： 5斤、10斤、15斤……一共30多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 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 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勿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 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 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 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 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 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30余斤粮票，在当 时仿佛胜过800斤、 3000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难以承受它 的重量。 我赶快回信， 表示万分感激，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 “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 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30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买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 （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 27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10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 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革 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雷，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 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 纸和笔，透过朦胧的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现摘抄如下： 此世难忘弭难粮，高倩厚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讯迟闻泪沾裳。 黄土家中眠做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草幽幽一楼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可是林昭为何而死？怎样死？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那位同学也和我一样， 脑子里全是大“？”。直到“四人帮”被拉上历史审判台，报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 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写的报告文学《历史的审判》，才痛悉：“在我们熟悉的朋 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 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 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上‘顽固不化’的枷锁， 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 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 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 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 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后来，我又读到 上海《民主与法制》 杂志1981年第3期《林昭之死》一文，对林昭罹难过程才有较 为详细的了解： 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曾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4．12”事变中 牺牲的烈士。林昭的母亲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林 昭受其舅和母亲的影响，17岁参加工作，参加过“土改”，当过新闻者，在工作中 成绩出色。1954年她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林昭 因病回上海以后，与几个朋友编印了《星火》，她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海鸥 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等因看了“南共纲 领”，认为南斯拉夫情况和中国很相似，不妨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有关 领导人作参考借鉴。她因而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因为 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甚至变本加厉地直接有力地抨击“四人帮” 大搞现代造神运动和愚民政策，终于从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的妹 妹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见到林昭的情景：“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 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在 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很长， 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发呆了。当然，我 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义，这是另一种反抗……”林昭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是：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1979年1月， 北大发出了关于林昭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复查了林昭案件，于1980年8月22日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宣告林昭无罪，冤案终 于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部分老师、同学、友好和亲属在北京举行 悼念会。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 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作家林斤 澜， 作家、 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80多人。我未能参加追悼会，发去唁电： “千秋岂短，浦江尚淌颦卿血；四载何长，粤海无平难友心，”以寄悲愤与哀思。 林昭的悲惨命运，令我想起张志新，想起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 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然而，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 的却只有真理。被残暴的“四人帮”所戕害的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 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35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盛年，没有结婚，无儿无女， “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 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1985年夏天，我游览了古城苏州，参观了名扬中外的拙政园，驻足虎丘胜景， 饱餐了中国的“威尼斯”——苏州水域的美容秀色。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我： 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什么？林昭有墓？”因为我仅仅知道林昭身后只留下一 束头发。他说：有。那是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墓，— —“一抔净土掩风流”。不过，是“衣冠冢”？还是骨灰墓？也许只是一个纪念碑。 但即使是纪念碑也罢，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 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 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在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 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 “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