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浴火凤凰 ◆ 投稿信箱：chinabyte@gmx.net ◆ 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 ************************************************************* 战后台湾史记 许介鳞 第一章 日本留给台湾的工业化遗产 　　日本工业化的资金来自中国。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的赔款为二亿三千万两〔注一〕（其中三千万两为日本放弃 辽东半岛的补偿金），约合当时日币三亿六千万圆。日本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开战时的 年度预算为九千一百一十四万三千一百三十八圆〔注二〕，故日本从中国获得的赔款， 为当时日本岁收的四倍。日本「殖产兴业」工业化的资金，就是如此来自中国。例如 日本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后来的「日本制铁」）就是在日本政府培植军需工业政策下， 从赔款项目下拨出五十八万圆创立的〔注三〕。 　　台湾殖民地对日本工业化的贡献，首先在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以节 省外汇支出〔注四〕。其次，日本靠从台湾殖民地输入廉价的米糖，平抑物价，压低 工资，加速资本的累积与工业的扩充。因此日本能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其外 销工业的竞争力〔注五〕。 　　台湾曾为日本之殖民地五十年，台湾是否工业化取决于日本帝国发展的需要与设 计。起初台湾在 「工业日本 、 农业台湾」 的分工下，被迫从事米、糖的单一耕作 （monoculture ）农产品〔注六〕，因此主要建设重点置于交通运输及水利等方面， 当时之工业也以食品工业及其附属工业为主。这种情形到了一九三○年代有相当重大 的转变，台湾的工业化与日本帝国的战时体制同时推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声势日盛，对内企图打倒政党政 治，对外主张改采积极武力进攻路线。在此情况下，台湾乃成为日本向大陆华南及东 南亚推进的主要基地。为便于就近提供此区域内日军的军需补给品，以增加其战斗 力，乃有「台湾工业化」之举〔注七〕。 　　一九三○年日本统治当局镇压了台中地带原住民的「雾社事件」之后，一九三一 年台中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恢复施工，台湾工业化于是开始。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之设 立意旨即指出：「今后电气事业之目的在供给廉价丰富电力，振兴大工业，为历来仅 以农业为中心之台湾产业界，划一革新时代，增进其财力而成为南进之真正基地〔注 八〕。」一九三四年，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完工，从此带动制铝、硅铁、化学肥料、 蔗渣利用工业（制纸及蔗板）、及火柴工业。此外，酒精、制麻等新兴农业加工业也 于此时兴起。台湾的工业化于此时粗具雏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台湾更形编入日本的总体战体制。九月海 军预备役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项治 台湾方针，为建设台湾为日本南进跳板，积极推行台湾工业化〔注九〕。 　　从一九三七年起，总督府援引日本本土之「临时资金调整法」〔注一○〕，规定 金融机关之贷款必须依照政府指示投资用途，优先贷款给直接与军需工业有关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日本政府依据战时总动员法，制定「生产力扩充计划」，全面扩充日本本 土、中国东北、台湾等地的生产力。依此计划，台湾应扩充工业、农业、矿业三个部 门。 　　工业部门包括钢铁、轻金属、硫酸铔、铝、苎麻布、黄麻布、琼麻制品、硝酸钙 、碱、火柴、洋纸、机械等项目，其中大多为新设立之工业。农业部门应扩充生产棉 花、黄麻、苎麻、甘薯、砂糖等项目。矿业则应扩充生产煤炭及人造石油原料等项目 【表一】。 　　为了有效扩充以上各部门的生产力，台湾总督府不但在资金、就是劳力、物资皆 实施统制政策。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凡曾入学学习特定技术者，均须向政府申 请登记，由政府制定劳工手册统筹管理，防止劳力任意流动。劳工每日工作时数不得 少于十二小时，工资依工资统制令规定付给。总督府设企划部，负责物资统制与配 给，抑制民生事业发展，并要求其减产至最低限度，而将重要设备、原料优先配给军 需事业。此外，尚大量合并各种企业，例如台湾原有许多制糖会社，此时合并成为日 本制糖、台湾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的四大会社（日人称公司为会社）。到了 一九四一年，台湾工业化之基础大体上已经奠定完成【表二】。 　　这些新设立的工业，大多由日本人（日本本土及在台日本人）出资，台湾人的资 金除了一九三八年外，均未超过百分之十【表三】。当时台湾本地地主及资本家，因 二○年代末期米价大幅滑落及世界经济大恐慌所导致的股票大崩盘，均遭受极其重大 的打击，其事业多遭日资并吞。如本地资本「新高银行」于一九二三年被日资「台湾 商工银行」合并、台湾首富板桥林家的「林本源制糖会社」于一九二七年被日资「盐 水港制糖会社」所合并。台湾资本家，不但未随台湾工业化而获利，反而日趋萎缩： 一九三五年，林献堂、林熊征、颜国年被逐出「南洋仓库」；一九三六年台湾银行派 日本人至基隆颜家「台阳公司」担任总务与商务两部部长，实际控制颜家所有产业； 一九四一年，三井财团所拥有的「台湾制糖」也并吞了高雄陈家的「新兴制糖」。当 时台湾资本家中最殷实者，况且如此不堪，其它中小业主就不言而喻了。 　　爆发太平洋战争后的一九四二年，台湾工业化的脚步与日本军事的胜败关系愈加 密切〔注一一〕。起初日军节节获胜，日本政府乃将其本土剩余或老旧的民间工业机 械运来台湾设厂生产，再将成品销售到东南亚，并将东南亚的工业原料运来台湾生产。 一时甚至有「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说法。此时经济统制措施更形加强，总督府以 「台湾铁工业统制会」为起点，将各种企业依类别编入各种统制会之中，藉此直接控 制各种工业的资金、原料、动力、与劳动力的供应与配给，以行政「指导」各种工业 的发展计划，并统一产品价格和规格〔注一二〕。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以后，日军战势转为守势，台湾成为战争前线的补给基地，重 点生产钢铁、轻金属、电力、水泥及化学肥料。总督府直接派员介入各项重大军需事 业的经营管理，并制定「台湾战力增强企业整备要纲」，将其它事业的设备和人力尽 量集中到军需工业〔注一三〕。 　　此时日军节节败退，情势日益紧迫，「明日百吨不若今日十吨」，只求应付前线 战事，整体计划失控。到了一九四四下半年，盟军开始轰炸台湾，各生产事业大多宣 告停顿〔注一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日本将其在台湾的资产全部遗留下来。如果日本没 有战败，台湾的资本家恐怕也没有出头天的机会。日本留给台湾的工业化遗产，是战 败国不得已的放弃，不是善意的赠与。 　　战争结束后，国府资源委员会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将这些工业化的成果列为日 产，收归公营【表四】。其中较赚钱的产业由资源委员会接收，成为国营企业；剩下 来的部份则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成为省营企业。这就是国府拥有极其庞大的 公营事业的由来。 注 一︰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 八三年），页六八。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赔偿收入为三亿六千四百 五十一万圆。 注 二︰东洋经济新报社『明治大正财政详览』（东京：同社，一九二七年）， 页四四六。 注 三：安藤良雄，前揭书，页六八。又日本制铁所的原料是来自中国湖北汉 阳铁政局的大冶铁矿。同书，页六九。 注 四︰井上晴丸?宇佐美诚次郎『危机????日本资本主义的构造』（东 京：岩波书店，一九六五年），页七五。 注 五︰小岛清编『论争?经济成长?日本贸易』（东京：弘文堂，一九六○ 年），页三～二七。 注 六：隅谷三喜男?刘进庆?涂照彦着『台湾?经济──典型ＮＩＥＳ?光 ?影』（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二年 ），页一三～二○。 注七：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一九三○～一九四五）战争动员体系之研 究』（台北：稻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页一○八～一○九。 注 八︰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 ○年），页七五。 注 九：宗代策『小林跻造传』（东京：帝国军事教育会?日满联合通信社， 一九三九年），页三一～三七。 注一○：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台湾经济年报（昭和十六年版）』第四部 （东京：国际日本协会，一九四一年）。页一九。 注一一：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三 年），页一四八。 注一二：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台湾经济年报（昭和十八年版）』（东京： 国际日本协会，一九四三年），页七五。 注一三：『台湾年鉴（昭和十九年版）』（台北：台湾通信社，一九四四 年），页一三五。 注一四：小林英夫『大东亚共荣圈?形成?崩坏』（东京：御茶?水书房， 一九七五年），页四三五。 表一 台湾生产力扩充计划中一九四一年应生产之目标 （请参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 表二 海外资源利用及其有关工业概况（一九三七～一九四一） （请参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 表三 历年日台人投资工业比较（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 （请参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 表四 主要自日人企业改编之官营企业一览表（一九四五~~四六年） （请参考 http://aff.law.ntu.edu.tw/after_war/his01.html 第二章 日本遗留台湾的殖民地伤痕 肉体的伤痕容易辨识，心理的伤痕不易理解。 　　在日本帝国崩溃前两年的一九四三年，有台中鹿港人陈火泉改名为「高山凡 石」，出版一本小说『道』，成为皇民丛书第一本，同时得当时的「台湾文学赏」 [注一]。 『道』的主人翁是一名台北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毕业的工程师，为追求皇国日本 的臣道，不倦不挠的持续修炼，以便超越任何障碍，变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说：「本 岛人在肉体上未能继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国语（日本语）为精神的血液，以国 语为教育训练，将心理培养磨练成日本人是可能的[注二]。」 　　一九三○年代中期，日本积极侵略中国，军人势力抬头，台湾总督又再改由武官 担任，并实施「皇民化」运动。台湾的「皇民化」和「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是 三位一体进行的。因为日本推行战争体制和台湾的工业化，而对台湾人要求协力合作 是一体的，故皇民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注三]。然而皇民化运动，企图摧毁台湾原有文 化，以日本文化彻底改造台湾社会，其介入台湾人民生活之深，手段的激烈，造成的 影响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三六年九月 ， 日本海军预备役大将小林跻造正式被任命为第十七任台湾总 督，结束以往由文官出任总督的时代。十二月，中国发生「西安事变」，战争一触即 发。小林总督乃于翌年（一九三七年）四月，下令限制台湾各族群人民使用母语、废 止报纸汉文栏，并推行国语（日语）普及运动。于是不称父亲为「阿爸」，而改称为 「多桑（????）」，同时还强制台湾人民祀奉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一九四○ 年四月，台湾的寺庙遭到日本当局的所谓「整理」，孔庙、关庙及汉民族原有的一切 寺庙均废止，烧却神坛、神像、牌位，为了污辱中国文化，还刻意将祖宗牌位与马桶 一道焚毁[注四]。更进一步强迫民众改参拜日本神道神社，并规定所有家庭供奉日本 伊势神宫的大麻。除了宗教生活外，连日常娱乐也遭到严重破坏，传统的歌仔戏、木 偶戏、皮猴戏等民俗技艺都被强迫禁演。 总督府又定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 日本 「皇纪纪元二六六○年纪念日」为改姓名运动实施日。一九四○年八月十一日，改姓 名运动实施半年，朝鲜约有二千万人响应；台湾的汉人则仅有一百六十八人配合 [注 五]。 　　一九四○年七月日本中央政界成立第二次近卫内阁，十月十二日成立「大政翼赞 会」，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展开「举国一致」体制。朝鲜、满洲、南桦太 （库页岛）纷纷效尤，台湾也不例外。于是，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如火如荼地展开，台 湾人皆必须变成恭顺的「皇民」。 　　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海军大将长谷川清出任第十八任台湾总督。一 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台湾总督府组织「皇民奉公会」，由长谷川总督兼任总裁，总 务长官斋藤树兼任中央本部部长。该会中央组织与台湾总督府相结合，地方组织与地 方官厅结合，州、厅设支部，市、郡设支会，街设分会，区、部落设区会及部落会， 最基层则为奉公班。各级地方首长兼任各层级「皇民奉公会」组织首长。除此之外， 还组织「奉公壮年团」、「产业奉公团」、「挺身奉公队」、「文学奉公队」以及由 未婚女性所组成的「桔梗俱乐部」等作为外围团体。 台湾各地士绅都被收编进该组织当中，如辜振甫（台湾皇民奉公会实践部长）、 林呈禄（改姓名为林贞六，皇民奉公会文化部长）、何传（改姓名为永野德，皇民奉 公会中央本部委员）、罗万砗（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委员）、林献堂（皇民奉公会中 央委员）、洪元煌（皇民奉公会委员）、黄妈典（改姓名为广田正典，皇民奉公会中 央本部奉公委员）、洪火炼（改姓名为芳泽炼平，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奉公委员）、 杜聪明（皇民奉公会台北州支部生活部长）、蔡式谷（皇民奉公会台北州支部奉公委 员）、黄纯青（皇民奉公会台北州支部奉公委员）、戴炎辉（改姓名为田井辉雄，皇 民奉公会高雄州支部总务班主事）、黄金火（奉公医师团台南分团副团长）、吴石麟 （奉公青年队总务部长）等，被迫为「皇民化」摇旗吶喊[注六]。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皇民奉公会」成为驱策总动员的机关。奉公 会中有些成员还兼地方公医，负责军夫身体检查，不肖者便借机上下其手，使富豪子 弟得以免征，而贫困者即使久病，也不得幸免[注七]。「皇民奉公会」还设置「拓南 农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高砂青年队」等 组织，训练台湾青年，投入战争，担任军夫。台湾民谣「雨夜花」改歌词为「荣誉的 军夫」，将近二十一万人被动员到东南亚及华南战线，其中约有两万八千多人充当炮 灰战死。战后，侥幸免于一死的台湾军夫都沦为战俘，被关在集中营，受尽种种折磨 后，才得以重返家园。 　　台湾原住民史倪育唔，改日本姓名为中村辉夫，一九四三年充当皇军一士兵，被 迁送南洋战线而在印尼摩若泰岛森林躲避三十一年，不知日本投降而「皇军」灭亡， 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才被发现，先遣送日本，一九七五年一月始回到台湾，依 光复后其家族所报户口称为「李光辉」[注八]。这位台湾原住民在森林中三十多年的 肉体折磨，令人惊奇，但是又有谁理解其深层的心里伤痕呢？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台湾正式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一九四二年六 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受致命打击，战局情势恶化。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日本军 方征召三千名台湾青年担任海军特别志愿兵。此后日军在太平洋节节溃败，到一九四 四年初台湾已经成为前线。于是在该年五月至七月，台湾总督府又征召八千余名海军 志愿兵。 　　一九四四年十月，日军于菲律宾雷特湾（Leite Bay）战败，台湾成为日军要与 美军决一死战，避免美国大军顺利进攻日本本土之决战战场。新任台湾总督兼日本陆 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索性在台湾实施征兵制。 　　征兵制实施后，有一个台湾人在一九四四年征兵为「皇军」的一等兵，并改日本 姓名，向日本天皇宣示尽忠。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 件投降时，当天晚上这名可怜的日本「皇军」，即举起自己的刺刀自杀[注九]。到底 他是羞于继续生存下去，还是决心与日本败战共命运，不得而知。但亦可窥见日本在 台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惨烈！ 　　皇民化运动在破坏台湾寺庙、焚烧神像，摧残汉人民俗文化，可以称为在台湾的 「文化大革命」，自然激起台湾人民的愤慨。战争末期，日本神社炸毁时，台湾人民 私底下的兴奋心情，就是一个心里深层的发露。日本当局动员台湾人民投入「大东亚 战争」，对两岸的汉人之间也产生很大的隔膜。战后来台统治的国府官僚，不反省自 己的贪污腐败，只认定台湾人民不谙祖国语言，经皇民化运动被日本人「奴化」，而 排除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所属各机关中所任命的台湾籍人士，多半只能充任基层公务 员【表一】，而各生产单位因长期的战争统制经济，也几乎全部由日本人担任管理人 员，台湾人只能担任下层技术人员。皇民化并没有实质的让台湾人就任管理者职位。 如果在战争末期，日本当局大量起用台湾高级知识分子为管理人员，则光复后这些人 能继续管理生产机构，而不会酿成生产停顿，遍地失业的现象。 　　战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各接收单位，正利用日本排除台湾人的结构，又以外 省籍人士取代日本人以往所占职位，甚至留用日籍管理人员协助统治。台湾人在回归 祖国后依然升迁无望、生活未能改善、尊严未能提升，未免多有怨言。再加上来台接 收官吏贪赃枉法，军队横行、无纪律，与往昔日本官兵有天壤之别，省籍仇恨日益加 深。但始作俑者，实为日本殖民政府啊！ 注 一：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东京：劲草书房，一九七一年），页三～ 一五。 注 二：高山凡石『道』（台北：台湾出版文化株式会社，一九四三年），页一七七。 注 三：伊原吉之助「台湾?皇民化运动」，中村孝志编『日本?南方关与?台湾』 （奈良县天理市：天理教道友社，一九八八年 ），页二七八、三六八。 注 四：林衡道『台湾历史百讲』（台北：青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二四七 注 五：『台湾全记录』（台北：锦锈出版社，一九九○年），页二六二。 注 六：参考兴南新闻社『台湾人士鉴』（台北：兴南新闻社，一九四三年）各人事项。 注 七：林衡道，前揭书，页二四九。 注 八：参考中村辉夫（陈浩洋闻记）『中村辉夫：????岛三一年?记录』（东京： ????书房，一九七五年）。 注 九：特集．终战秘话『台湾?八月十五日』，月刊冲绳??????，第二期（那 霸市：月刊冲绳，一九八九年六月），页二六～二七。 【表一】 台湾总督府与行政长官公署文官籍贯配比表 　　　　　　台湾总督府及所属机关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所属机关 特任官 日籍100% 台籍 0% 外省籍100%, 台籍 0% 简任官 日籍 99.08% 台籍 0.92% 外省籍 92.99% 台籍 7.01% 荐任官 日籍 97.71% 台籍 2.29% 外省籍 72.68% 台籍 27.32% 委任官 日籍 62.94% 台籍 37.06% 外省籍 30.52% 台籍 69.48% 聘雇或征用 日籍 25.81% 台籍 74.19% 外省籍 5.84% 台籍 63.93% 日籍30.23% 引自陈翠莲《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向》（台北：时报，'95年）， 页77。 第三章 美国也有台湾占领计划 　　不但日本垂涎台湾，美国也觊觎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及国务院部分人士一度计画占领并军管台湾，但 此议终究没有获得其最高决策者的同意，否则战后台湾归属，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本同时攻击美国殖民地菲律宾等地。 轰炸菲律宾的日本轰炸机，乃是由台湾冈山起飞，迅速将吕宋岛的美军设施破坏殆尽。 一个月后，美国驻菲陆军统帅麦克阿瑟仓皇逃离。于是，美国人开始注意到被日本称 为「静止的航空母舰」台湾的战略地位[注一]，从此开始搜集有关台湾的情报。 　　珍珠港事变后，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翌日中国也赶紧对日、德、义三国宣战，加 入同盟国抗日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日本的作战区域，主要有太平洋 战区和中国战区的两大战区。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事变中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日军前后两梯次各一百八 十架军机的轰炸攻击下，只有极少数在受损后能逃回美国西海岸。美日开战后的太平 洋战区，日军快速而顺利进占中、西南太平洋区重要岛屿，美国海军只能退守，静待 耗时近两年的太平洋舰队之重建。在美国海军的重建期间，中国战区就成为同盟国抗 日最重要的战区，其重要性在于牵制日军主力，并充当将来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美日海军在中途岛会战，日军丧失四艘航空母舰而受到重 创，珍珠港事变以来半年多的攻击作战划下休止符，成为战局的转折点，美日海军军 力也扳回均衡[注二]。 　　从这年（一九四二年）起，美国内部开始出现占领或托管台湾的声音。该年七月， 美国军事情报局远东部主管，发表占领台湾的意见。从这个月底到一九四四年十月， 美国军事情报局提出一连串备忘录，大意为：战后美国应以「开明的自我利益」为依 归，对台湾应予以特别的考虑，并由临时托管机构掌握，但也要给中国有参与的机会 [注三]。 　　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国杂志『财富』、『生活』、『时代』发表了战后和平方案， 主张台湾应由国际共管。该年底，美国军事情报局将各情报单位年来对台工作成果汇 整，此即『第一期情报摘要』(The First Intelligence Briefs )。一九四三年九月， 首次在华盛顿传开有关夺取并占领台湾的高层计画[注四]。十二月，美国政府在哥伦 比亚大学海军军政学院设立一个研究中心，内设「台湾组」。该组草拟了一套资料， 教导美国占领军如何在台湾遂行统治[注五]。美方也找来台湾人替他们工作。一九四 三年夏，美国情报网与张邦杰及谢南光合作[注六]。 　　对于是否要攻打台湾，在美军整体战略设计上，海军和陆军之间存有相当的歧见。 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军积极策划夺取台湾。因为台湾岛地处险要，掌握日本对外的生 命线，又可以控制中国沿海各港，一旦占领该岛，日本对外交通将告断绝，亦无法自 东南亚取得物资补给。 　　一九四二年七月，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Chester W.Nimitz ）等人， 和陆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就对美国的太平洋反攻计画有不同的战略构想。海军主张由 中部太平洋横断进攻，提出一个包含中国南海岸、台湾、吕宋岛的战略三角计画。陆 军麦克阿瑟元帅则主张以打回菲律宾为目标的战略计画[注七]。 　　尽管美国海军积极地为攻占台湾做准备，然而此一构想不仅遭遇陆军麦克阿瑟的 反对，也离不开诡谲多变的国际政治及军事情势的影响。因为中国战区价值的滑落， 深深地影响了台湾的战略角色。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美、英、苏召开雅尔塔会议，斯大林明确地表示愿意参加 对日战争，因此中国牵制日军的地位陡降为次要。至于中国战区在轰炸日本本土上的 战略地位，也因该年夏天美国海军ESSEX级航空母舰开始服役，Ｂ─２９远程轰炸机 亦已大量生产，急于一试「跳岛战略」而降低[注八]。 　　一九四三年十月，美国作战部呈报马歇尔：「对日作战即将扩大，虽最后方案犹 未确定，但大势所趋，已然浮现。打击日本之战略基地，将在太平洋而不在中国大陆 [注九]。」同年十一月，美国海军已有把握打下马里安纳群岛。若夺取该群岛，B-29 便可以直接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一九四四年二月，海军指挥官尼米兹与麦克阿瑟就领导权的归属，以及下一步的 战略─究竟要先攻打台湾还是菲律宾─发生冲突。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总 统罗斯福在火奴鲁鲁岛，听取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台湾ｖｓ吕宋」的辩论。会中，麦 克阿瑟强调美国不可不顾虑集中营内数千美国军民，也不可失信于菲律宾一千七百万 忠诚的基督徒[注一○]。罗斯福总统对此争辩虽未立即裁决，且后来战争情势的变化 与补给上的问题，都对最后的决策产生相当影响，但政治上的考虑占有很大比重却是 事实。 　　美国海军不但计划要攻占台湾，更准备进一步军管台湾。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 海军提出在台湾建立军政府的方案，乔治．柯尔（G.H.Kerr ）提出第二号研究案（ Research Unit Number Two ）以及第二套民政手册。一九四四年秋，台籍军统份子刘 启光与美军签订契约：刘提供干员受美国训练，一旦美军登陆台湾，刘将负责宣传美 国占领军政策，并动员、组织、训练群众，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注一一]。 　　一九四四年九月，美、英两国会谈，研究进攻日本本土策略。英国方面没有意见； 美国方面则陆军与海军再次对立。海军提案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占领台湾、厦门；陆军 方面麦克阿瑟元帅力主夺取吕宋，反对海军的台湾占领计划[注一二]，认为该计画会 与驻台日军及大陆来援的日军激战，牺牲太大；而且台湾与菲律宾不同，并非美国殖 民地，美国在此并无友好人士可资利用，从而获得战斗与设施上的援助。武器专家也 认为，欧战结束前，不可对台湾、厦门用兵[注一三]。麦帅更力主绝不可放弃菲律宾， 否则将会影响美国威信。由于这年是总统大选年，美国民间支持麦克阿瑟先收复美国 在亚洲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的态度，足以影响选情，罗斯福为求顺利连任，乃裁定采 取麦克阿瑟的方案[注一四]。 美国内部对于究竟要先攻击台湾或吕宋岛的争议，最后的决定关键为中国战线中 国军队的败退。日本为破坏美军登陆华南并以Ｂ─２９轰炸日本的计画，而在一九四 四年五月发动湘桂作战，八月，日军已占领长沙、衡阳并继续向桂林、柳州进击 [注 一五] 。日军发动此大陆打通作战相当成功，日军于一年之内，将在华美国第十四空 军战力全数歼灭。结果，美国放弃由中国起飞Ｂ─２９轰炸日本的计划。五月二十七 日，马歇尔电告史迪威：「今后中国战场之作战工作，均以支持太平洋及西太平洋作 战为主[注一六]。」因而，美国海军攻占台湾进而控制中国沿海的理由就更加薄弱。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尼米兹奉命迂回台湾，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之前攫取琉球。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军登陆琉球。由于琉球比台湾更逼近日本，在战略上已经没有攻 占台湾的必要了。 　　如果美军攻占台湾，台湾的命运或许将会有很大的不同。美军与十六万精锐日军 相互厮杀的后果，就算不及登陆琉球时所造成的「玉碎」，对台湾人民的生活也必然 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更重要的是，一旦台湾被美军占领，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在战后未必会依开罗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即使归还中国，其过程也将颇为复杂。而 国共内战情势的演变，也是影响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若美国刻意延迟台湾 归属的决定而观望战情，并持续对台湾的军管，直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大陆兵败如 山倒时，台湾或许会在美国设计下经由公民投票而独立，并由亲美人士组成傀儡政 府，甚至直接并入美国，成为其第五十一州也说不定。 注 一：George H. Kerr着、佚名译『被出卖的台湾』，页五、一一。 注 二：E.B. Potter & Chester W. Nimitz,The Great Sea War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1960),p.246. 注 三：George H. Kerr，前揭书，页二○～二一。 注 四：Douglas L. Fix , "U.S. World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 台大历史系主办「台湾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 至十一日 )，页五～九。 注 五：George H. Kerr，前揭书，页三○～三一。 注 六：Douglas L. Fix，前引文，页一二～二○。 注 七：每日新闻社译编『太平洋战争秘史』（东京：每日新闻社，一九六五年）， 页一七三。 注 八：梁敬錞着『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页二一二。 注 九：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U.S. Army in th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Army), p.53. 注一○：Samuel Eliot Morison ,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the Strategy of World War II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61. 注一一：Douglas L. Fix，前引文，页一二～二○。 注一二：伊藤正德『帝国陆军?最后 』特攻篇（东京：文艺春秋社，一九六一年）， 页一一七。 注一三：Samuel Eliot Morison,op.cit.,p.4. 注一四：George H. Kerr，前揭书，页三二～三三。 注一五：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一九六七年），页三七○。 注一六：同上，页三六三～三六四。 第四章 开罗会议决定了台湾命运 　　开罗会议也是中国跃升四强之一的关键。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即被西洋列强判定为「东亚病夫」。然而，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中国居然能够跃升为世界四强之一，在联合国享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的地位，此来龙去脉值得深入推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共举行十四次高峰会议，而中国仅参加一次开罗会 议〔注一〕。此次会议不但决定了台湾澎湖归属中国，同时也为中国跃升四强之一布 阵。 　　中国能够参加开罗会议，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相当煞费苦心对美活动得来 的。当对日抗战初期的一九三七︱三八年，国民政府即派遣留美逸才胡适为特使游历 欧美宣传对日抗战，胡适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以后就任驻美大使，从事对美布建工作。 一九四○年六月，蒋介石再委派宋子文赴美从事争取美援活动。宋即利用其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纽约银行界的人脉，建立起后来人称「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 ）的关系网〔注二〕。 　　此关系网包括罗斯福总统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财政部长摩根索 （ Henry Morgenthau ）、『时代』及『生活』杂志社长亨利．露斯（Henry Luce ） 、霍华德报系老板霍华德（Roy Howard ）、名评论家艾索普（ Joseph Alsop ），以 及联邦债务署长琼斯(Jesse Jones )、进出口银行总经理皮尔逊(Hesketh Pearson ) 、陈纳德将军（Claire L.Chennault ）等。一九四一年初，宋子文在美国成立「国防 物资供应公司」，并请关系网的一些人挂名，还请罗斯福总统的母舅德拉诺 (Frederick A. Delano )当董事长，于是得到美国政府一亿美元的借款。这些人脉与 媒体，为国民政府在美国营造出相当有利的情势。宋子文甚至对美国国务院官员夸 口：「事实上，你们政府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在三天以内没有不知道的〔注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发珍珠港事变，翌日中国追随美英之后对日宣战。于是 国府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代表中国于一九四二年元旦在华盛顿 签署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联合宣言」，声明对德、义、日轴心国作战，绝不单独与 敌人媾和。从此，中国为盟国之一，盟国即于两天后的一月三日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 国战区最高统帅。 　　当时，盟国对抗轴心国有「重欧轻亚」的倾向，亦即美军配合英军将进攻目标放 在柏林的欧洲战线，而疏忽亚洲战线的重要性。一九四二年四月，罗斯福对陆军参谋 总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及大西洋舰队总司令金上将（Ernest J. King） 蒋介石对美活动的目的，就是如何将美军的主力从欧洲战线转向亚洲，并争取较多美 援。蒋见机电传宋子文，对美国推荐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将军为中国战区 参谋长，表示欢迎。史迪威到中国的任务，在于监督美国援华物资之拨配与使用，以 及担任蒋之参谋长。于是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对华贷款五亿美元案，美国参众两院也先 后通过此案，而由外长宋子文与美国签订五亿美元的中美租借协议。表示：「我认为 集中全力进攻日本，无异添加德国控制欧非两洲的机会〔注四〕。」 　　蒋对美活动的最大成功，就是促成蒋夫人宋美龄的访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 宋子文经由罗斯福总统的亲近霍普金斯，传达宋美龄患重病想到美国治疗的消息，请 调派一架专机。罗斯福总统非常担心，即同意提供专机，宋美龄乃于十一月十七日赴 美。 　　蒋夫人的病为慢性皮肤炎，痊愈之后的一九四三年二月，访问白宫。罗斯福总统 见了宋美龄，即愿意提供给她在国会演讲、无线电播送等一切机会对美宣传。她在参 众两院共同会议的演讲，掀起旋风般的兴奋；她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演讲，吸引了一 万七千名听众，让美国朝野相信在重庆的蒋政权才是亚洲的民主斗士，而获得美国传 播界绝佳的赞赏〔注五〕。 　　其后，宋美龄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赴美，五月三日再度访问白宫，与罗斯福商 量反攻缅甸，加强中国战区空军、以及中印空运等问题。六月二十四日，宋美龄第三 次访问白宫，就战后远东和平与战后处理问题与罗斯福商量。在一九四三年的前半年， 蒋夫人的三次访问白宫与精心部署，是蒋介石能够在十一月参加开罗会议的一大关键。 　　本来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美总统罗斯福与英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港都「卡 萨布兰加会谈」(Casablanca conference )，当时也邀请苏联斯大林参加，但史以欧 洲东部战线吃紧而未参加。会议内容为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以及检讨各战区的情 势和对策。英美以欧洲战区为主，中国缅甸战区其次，而根本未邀请中国的蒋委员长 参加〔注六〕，因此蒋必须对罗斯福下功夫。因为英国对缅甸作战消极，而美国援华 物资被英国缅督查扣，致使对重庆的补给一再延搁〔注七〕。史迪威也建议展开缅甸 作战以推展对中国的陆上输送路线，陈纳德将军建议增强空军部队轰炸日本本土，但 都未被采纳。 　经过「中国游说团」的一再努力，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参谋 团（ＣＣＳ）会议，面对着罗斯福与丘吉尔，宋子文代理蒋介石首次参加，这是中国 第一次对盟国战略取得发言机会。宋子文说：「如果盟国不依约援助，中国可能单独 与日本媾和」，而要求尊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意见，即增强补给与重视中国 战线，而使罗斯福不得不承诺蒋之要求〔注八〕。 　　其实，自一九四○年九月德军攻入波兰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庆政权即 积极地与日军接触。蒋派遣「蓝衣社」的曾广，冒称为「宋子良」展开对日和谈的谍 报活动〔注九〕，另外孔祥熙也由其部下萧振瀛与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和知鹰二等 接洽注〔一○〕，孔氏驻香港联络人乔辅三则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联系〔注 一一〕。这些对日和谈的情报不能让中共等反对派知晓，但透露给美国反而可以藉此 要挟美国支持。 　　在蒋介石有屈服于日本「诱和」的敲诈（blackmail ）之下，罗斯福为了报复珍 珠港事变之仇，也不得不应诺蒋的要求，于七月四日同意蒋参加高峰会谈。同日宋美 龄自美飞回重庆。七月七日蒋介石在重庆接受美总统罗斯福赠与的最高统帅勋章，这 是美国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而使蒋委员长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最高峰。当时，美 国正希望中国提供Ｂ－２９基地以空袭日本，并要求蒋在中国的军队能够吸引住日军 的大部分，使之无法转移到太平洋作战。美国海军上将李海（W.D. Leahy ）指出： 「如果中国离开战场，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在太平洋已经十分困难的任务，此后将益形 艰巨。 日本大量的人力， 将从中国战场解放出来，转而抵抗我们对日本本土的前进 〔注一二〕。」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委员长为党总裁、行政院长、 再兼国府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八月十九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 北克会谈时，宋子文即得以蒋之代表参加，讨论太平洋与中国战区的对日作战。 　　蒋介石夫妇之参加十一月下旬的开罗会议，绝不是偶然的，是经由宋氏兄妹在华 府利用关系网游说的成果。当时丘吉尔与英军统帅，不愿蒋参加开罗会议，因为美国 如果给中国太多援助将会减弱其欧洲战线〔注一三〕。但是美国不愿蒋与日本单独媾 和，需要中国继续与日本作战，牵制日本大军于中国战线，因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 意向，决心与蒋在开罗会谈。? 　　开罗会议主要讨论对缅作战案及战后处理案两个议题。虽然美英对缅甸作战案食 言，在不到十天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力争不可放弃欧洲战线〔注一四〕。但 是战后处理案，则明确规定：「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 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注一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共召开十四次高峰会议，分别在大西洋、 华盛顿（两次）、纽约、莫斯科（两次）、卡萨布兰加、魁北克（两 次）、开罗（两次）、德黑兰、雅尔塔及波茨坦举行。中国元首仅获 邀参加第一次开罗会议。 注 二：宋子文曾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一九 一五年毕业后，于纽约花旗银行工作，并至哥伦比亚大学旁听。 注 三：Ross Y. Koen,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 1974），张晓贝等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一九八四年），页四二。 注 四：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Harper Brothers, 1948), p.605. 注 五：James C. Thomson, Peter W. Stanley and John C. Perry, Senti- 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 1981, p.221. 注 六：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 (Taipei,1964),pp.189-190。 注 七：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pp.57-63. 注 八：吉田一彦『????｜???????．???｜?』（东京：德间 书店），页一九九～二○○。 注 九：藤井志津枝「日本对宋子良的诱和活动」，『国史馆馆刊』第十五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页一四五、一六四。 注一○：谭光「孔祥熙集团及令侃令伟兄妹」，『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四 期，页一七。 注一一：今井武夫『中国事变之回忆』，天津市政协编委会译（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页一六四｜一六七。 注一二：W.D.Leahy, I Was There (New York:McGraw Hill,1945), pp.213-214. 注一三：H.Feis, The China Tang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05. 注一四：Winston Churchill, Closing the Ring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52), pp.379-380. 注一五：梁敬錞『开罗会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三年），页 一四七。 第五章 出卖外蒙者收复台湾 　　如果蒋介石的功绩在收复台湾，那么他的过错在出卖蒙古。 　　外蒙的面积有中国东北的二倍之大。虽然于一九二一年在俄共煽动下，蒙古人民 革命党宣称树立革命政权，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国代表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 拉罕（Lev M. Karakhan ）正式签订「中俄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五条的规定，苏联 「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该地俄国驻军俟与中国议妥办法后，即撤退」〔注 一〕。如此，尽管在该年十一月宣称成立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说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邦之外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此为苏联的傀儡，并未得世界各国的承认。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力图劝诱苏联对日参战，以减少美军在太平 洋战争的死伤，乃协助苏联向中国要求签订不平等条约。首先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中，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希望苏联参战，史达 林即提出要以中国大连为条件〔注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提出对日 参战的三条件： 一、租借旅顺和大连及其周围之区域； 二、租借从大连到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往东到海参崴，往北到满洲里之 　　一段； 三、承认外蒙古现势─即维持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注三〕。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召 开高峰会议，并于二月十一日秘密签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注四〕，此即 「雅尔塔密约」，全文如下： =========================== 三强领袖─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获致协议，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 后之二或三个月内，在下列条件下，苏俄应即参与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四年之侵攻而被攫夺之俄国原享权益，将予恢复，其中包括：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将交还苏联。 　　(二)大连商业港应列为国际港，苏俄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俄并 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 (三)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将由中国及苏联合组之机构共同经管。 三国同意，苏联之特别权益应予保障，中国继续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 三、千岛群岛将割交苏联。三国并确认，对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铁路之各项协议，须 征求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 将设法获取蒋委员 长之同意…… ============================== 　　此密约关系到中国的很多利益，须取得中国的同意，亦即必须缔结中苏条约才能算 数。问题是国民政府为何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皇录音投降当天，签订了中苏友 好同盟条约而出卖了外蒙？ 　　罗斯福总统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亡故，原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后，依然遵守雅尔塔密 约末尾条款的规定，采取种种措施要求中国同意该密约有关苏联特权的规定。美国政 府对这个秘密隐而不宣，于六月九日才正式将密约全文传达给在美的宋子文外长，六 月十五日经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 ）通告蒋委员长，要求中国 采取措施同意。 　　当中国知道雅尔塔密约的存在时，认为此密约违反一九一四年的大西洋宪章，以 及违反开罗宣言中「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的侵略，盟国绝不 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疆土之意思」，也违反美国传统中国政策的原则。但蒋介石仅 要求，中苏缔约时美英为当事国之一参加，盼望 「以美英制俄」 ，但美英加以拒绝 〔注五〕。于是，蒋不得已派遣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其个人代表，率外交部 次长胡世泽，于六月三十日抵达莫斯科，从七月一日开始与苏联政府交涉缔结条约之 事。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拒绝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说，承认外蒙独立将 导致西藏问题复杂化，引起国内反对而使蒋介石垮台，并经由美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要求杜鲁门总统在外蒙问题上给予支持〔注六〕。蒋经国也向 苏联大使彼得洛夫（Apollon K.Petrov）声称，国民政府不会同意承认外蒙独立，谈 判将由此走向绝路，而以谈判破裂威胁。 　　其它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苏联优先利益，大连与旅顺的管辖权等问题，中 国代表不敢丧权辱国，须请示中央。七月十三日苏联领导人赴波茨坦开会（七月十七 日至八月二日），宋子文也趁机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并坚决辞去外交部长 兼职，由王世杰接任。 　然而，在波茨坦会议开会前夕的七月十六日，美国在新墨西哥沙漠的原子弹试验 成功，斯大林即在开会的开头报告「参加对日战争已经准备好了」，并要求美方督促 中国政府重开交涉缔约。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政权，虽然在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C. Grew ）以及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建议下，采取对苏强硬立场，但是不敢跟苏联破裂关系 而否定雅尔塔密约。诚如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元帅的报告，美军在太平洋 战场的伤亡不断增加，就是有了原子弹，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而艾森豪与伊克尔 将军也同意此看法〔注七〕。因为日军可能把基地迁到满洲和华北，此时美英不能利用 海军舰队，战争将持久拖下去，而苏联参战才能摆脱此一局面〔注八〕。七月二十三日， 杜鲁门电告蒋介石：「我希望您让宋子文回莫斯科去，继续您的努力，以达成一项完全 的谅解〔注九〕。」 　　蒋介石未能参加波茨坦会议，乃于七月二十日向华盛顿发了一封电报，请转交去 波茨坦赴会的杜鲁门，阐明蒋在莫斯科谈判所持的一贯立场为：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 满洲之主权，明确保证停止对中共和叛乱集团进行任何道义和物资援助，在此交换条 件下，他（蒋介石）同意维持蒙古的现状直至战争结束，届时举行公民投票〔注一○〕。 同一天（七月二十日），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您坚持要中国承认外蒙独立是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将是我政府成员所最不希望的事〔注一一〕。」但是蒋还是 提出让步的条件：苏联不帮助中共、苏联帮助国府平定新疆〔注一二〕。总之，蒋以 苏联不帮助中共为条件，出卖了外蒙。 　　尽管斯大林说，为参加对日战争必须先跟中国缔约，然而苏联在缔结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之前，亦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对日宣战了。而国府代表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前 一天，八月十四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相关协议，并就外蒙独立换文。宋子文 为了逃避历史谴责不肯签字，而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代表国府签字。国府最大的收获就 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规定，苏联的援助全部给代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国民 政府，以及第十三条约定苏联军在日本投降三周之内开始自东北撤退〔注一三〕。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中国依开罗会议与波茨坦宣言，收复了东北与台湾。如 果蒋介石知道日本在八月十五日投降，是否会在八月十四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出卖蒙古呢？ 注 一：外交学会编『外交大辞典』（大陆版，一九三七年），页一四一。中俄协议又 　　　 称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Agreement on 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ay 31,1924。 注 二：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 matic Papers: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pp.565 - 568. 注 三：Telegram, Harriman to President, Dec. 15, 1944. 转引自 H.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233. 注 四：『雅尔塔会议记录全文』（台北：联合报社，一九五五年），页二九四。 注 五：H.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314 - 315. 注 六：Henry S. Truman, Truman Memoir ,Vol.1,pp.315 - 316. 注 七：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stdam Conference , Vol.1, p.906. 注 八：库兹涅夫『从珍珠港到波茨坦』（莫斯科，一九七○年），页二七五。 注 九：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stdam Conference , Vol.2, p.1241. 注一○：Ibid., p.1225 - 1226. 注一一：Ibid., p.1225. 注一二：Ibid., p.1226. 注一三：关于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等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赴莫斯 科，经过两个月的交涉，在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 」，限期的恢复了中国东北的主权。但是外蒙古的主权则如黄河流水一 去不复返了。 第六章 东北惨败ｖｓ台湾成功 　　国府在大陆的失败，始自东北。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应取回昔日失去的领土，其中以东北和台湾 最为特殊。东北长期为俄、日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被强占十四年。台湾则是日 本第一个殖民地，受该国统治长达五十年。日本夺取两地最久，经营最深，也都留 下相当可观的建设与资产。然而在战后，两地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却截 然不同：国民政府因无法顺利接收东北，而在内战中失去优势；却因成功地收回台 湾，而在沦亡之际得一逃生之地，延续「中华民国」而展开另一段历史。 　　国民政府之所以无法顺利接收东北，固然与苏联在大战结束前夕挥军南下，击 溃日本关东军，驻扎该地，并未对国府接收人员多加配合有关；而国府本身接收计 画之错误设计，更难辞其咎。 　　早在战争结束前，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即建议蒋 挑选东北人训练并派东北籍官兵前往接收，以收地利之便，但未被蒋所采用，因此 蒋周围没有代表东北的声音[注一]。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蒋介石在中央设计局 之下设立「东北调查委员会」，由沉鸿烈担任主委，张群、吴鼎昌、熊式辉等政学 系主要成员担任委员，皆非东北籍人士。至于马占山等东北耆宿，只能在原驻防地 「待命」，并未受到重用[注二]。军事接收则由黄埔一期，原驻防于云南的杜聿明 部队，千里迢迢北上负责。这些久处南方温暖地带的军士，不惯冰天雪地的气候， 在东北未能发挥战力，而且运送过程旷日废时，终至贻误戎机，可谓蒋之一大失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国民政府颁布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在长春设立军 事委员会东北行辕指挥一切，行辕设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划东北为辽宁、安 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在长春设外交部东北特 派员公署。九月四日，蒋介石任命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暨政 治委员会主委，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蒋经国为外 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嘉璈迟至任命前三天才知道将被派往东北[注三]，根本不可能 充分筹划方略，种下东北经营失败的前因。 国府外交部对东北接收问题也是毫无准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张嘉璈赴 外交部询问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有无与苏俄讨论具体接收程序。「据告仅有苏方 撤兵及我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 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 解[注四]。」 　　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迟至十月十二日才抵达长春，与苏联红军总司令马 林诺夫斯基（Ro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接洽接收事宜。此时共军早已赶赴 东北，准备就绪[注五]，而杜聿明所率部队尚在关内。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不准国府 军登陆大连，并要求由山海关沿铁路线进入，在熊式辉等人屡次协调下，亦只同意 开放营口及葫芦岛两个港口。由于山海关、营口、葫芦岛均有中共军队出没，国府 军迟迟不能进入东北。十一月六日，蒋介石召熊式辉返回重庆。十一月十五日，军 事委员会东北行辕由长春撤至山海关，仅留张嘉璈在长春与俄国人周旋。 　　苏联红军滞留中国东北，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才开始撤退。撤退之前 先行拆迁电厂机器及各工厂设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拆取丰满大电厂发电机 六组、抚顺炼钢厂炼钢炉两具。十四日，将伪满钞票全数提走，封闭印钞局，哈尔 滨以北铁路改为苏式宽轨，以便将劫掠所夺之工厂机组运回苏联（由战术眼光来看， 可能也有便于将来向中国用兵的考量）。十月二十日，张嘉璈致函蒋介石：「苏军 已将各工厂及电厂机器拆卸迁走[注六]。」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 使彼得罗夫照会外交部，东北境内一切个人企业，均为苏联战利品。到了一九四六 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报导，沈阳工厂仅剩二十余家仍旧开工，其 余均遭焚毁，机械劫掠一空。依据美国赔偿代表鲍莱(E. W. Pauley)于一九四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宣称，苏联自中国东北搬走之工业设备价值超过二十亿元美金。苏联 不仅抢运机械，并掳走所有工程师与技术人员，以及五十九万四千名关东军俘虏。 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以来所作建设，至此独肥苏联。至于军事要 地及日本关东军武器则移交中共。共军得到这批精锐武器，声势愈发浩大。待国府 面临接收时，已是一片残破不堪。其后国府失去东北，即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 　相较之下，国府接收台湾的工作则显得顺利许多。以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 为首的接收官员所面临的对象，是前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所率领的文 武官员。台湾省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率队抵台北时，由于 畏惧日军的威势，曾躲在飞机上，不敢露面[注七]。随后，国府第七十军及第一○ 七师也「在美海空军掩护下于基隆附近顺利登陆[注八]。」 日本天皇既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 二日率同西浦、杉浦两名参谋及总督府农商局长须田一二三，携带第一次军需品接 收目录，赴南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会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 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听候差遣。同年九月九日，「支那派遣军」总司 令冈村宁次在南京投降，谏山参谋长再次渡海，与前进指挥所联系。日方选任五名 参谋为接收委员：杉浦成孝负责总务、西浦节三负责军事及运输、涩谷正成负责航 空、安藤正负责接收及后勤、中村正经负责对美军联络及俘虏关系[注九]。在国府 进驻前，做成确实详密之全目录。日方相当合作，负责接收的各单位只要按图索骥 即可，因此颇为迅速。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十一月一日起开始各项行政接收。十二月底，除军事之 外，各单位悉数接收完毕。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事接收完毕。前后仅三个 月的时间即告完竣，在国府各接收地区，台湾显得最有效率。 台湾与东北一样，有外国势力干扰。苏联在东北强硬阻挡国府接收；美国则在 台湾暗中活动。美国的军事及外交人员，一方面协助陈仪接收台湾，另一方面也开 始积极渗透台湾社会。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曾企图占领台湾；战后台湾虽交给中国， 美方仍继续对台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美国战略情报部（ＯＳＳ，ＣＩＡ的前身）派员来台从 事情报工作[注一○]，暗号为Canary（黄莺计画），任务是搜集占领军政府所将面 临各种问题的情报[注一一]。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ＯＳＳ干员在街头访问各阶 层的人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意见：?台湾人是否应继续接受中国人统治？?是否要接 受日本再次统治？?将来是否愿意在联合国的安排下，接受美国托管？调查结果， 台湾人不愿接受中国统治，情愿接受美国托管。这个举动引起台湾长官公署向美军 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General Wedemeyer ）抗议[注一二]。四月一日，美军联 络组（American Liaison Group ）撤离台湾只留下领事馆人员。 　美国驻台湾领事馆所扮演的角色，丝毫不亚于ＯＳＳ。副领事乔治．柯尔 （George E.Kerr ）曾服务于美国海军，对台湾占领与托管的计划相当热衷。由于 他曾经在台湾工作，人脉颇熟，对于鼓吹托管运动，甚为方便。一九四六年初，柯 尔说服黄纪男，说台湾先民离乡背井来台垦殖，其意义与「美国人移民新大陆之脱 离英国而独立一样」，台湾人的素质比中国大陆的人民高，并告知「目前台湾有两 派向往独立的人士，一为陈逸松所领导的『托管论』，一为杨肇嘉领导的『台独派』 [注一三]。」黄纪男终成为柯尔的信徒，为美国托管台湾到处奔走。一九四六年六 月，黄纪男以「台湾青年同盟」名义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柯尔转交美国政府及联 合国，倡议台湾独立，并由联合国举行公民投票，成立如瑞士一般的永久中立国。 二二八事件后，黄纪男与廖文奎、廖文毅兄弟等，在香港成立「台湾再解放同盟」， 并说服原本倾向联省自治的廖文毅搞台独[注一四]。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 外交领事人员与「台湾再解放同盟」关系相当密切[注一五]。 　　然而美国在台湾所扮演的角色与苏联在东北的角色并不相同。首先，美国并未 占领台湾，而苏联驻军东北，交涉难易程度有如天壤之别。其次，在台活动的美国 官方人士层级甚低，不能与苏联红军总司令直接受命于斯大林相比。因此，前者对 国府的困扰不如后者严重。 　　除了美国与苏联之外，身为战败国的日本政府也利用国府接收东北与台湾之前 的空档，夺取两地的经济利益。根据「满洲国」皇太弟溥杰之妻「爱新觉罗浩」的 传记记载，「满洲国的金块（约四亿圆），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 苏联进入之前，运到日本[注一六]。」而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则于一 九四五年九月将日本银行所印刷之钜额台湾银行券，运送来台湾。由于飞机上装满 纸币，盐见只能匍匐于钞票之上，数量之大，由此可见。盐见发给在台日本公务人 员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金，以及战争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员的薪水，及其它 一切必要经费，全数付清[注一七]。其滥发钞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也是促成二二 八事件的原因之一。 了外国因素外，东北与台湾一如其它沦陷区，都爆发了各股势力的接收争夺。 所不同的是，在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杜聿明，政、经、军三巨头势均力敌，一 齐下手竞赛接收；行政院各部会均有所辖；辽渖地方政府取其主管；军方乘时争夺 其间；而「党营事业」亦不甘示弱；行辕本身，当仁不让，又成立了「统一接收委 员会」，乱成一气[注一八]。然而在台湾则由陈仪统一接收，除经济部资源委员会 将最赚钱的企业夺走外，其它派系并无可观之分沾，导致日后各派系联合起来斗垮 陈仪，并在二二八事变中煽风点火。 其实在战争结束之初，国民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北等富饶地区，对于小小的 台湾并未多加重视。这也是负责接收东北者为熊式辉、张嘉璈、杜聿明、蒋经国等 重量级人物；而来台湾的官员中，并无足以和陈仪抗衡者。这种人事上的差异，对 于接收工作的进行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熊式辉等人对东北的了解与掌握，远不如 陈仪之于台湾。加上苏联与美国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以及战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往 北方发展等因素，致使国民政府在东北灰头土脸，相较之下，在台湾的接收工作堪 称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一]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矶野富士子编译 （东京：???书房，一九九二年 ），页一二七～ 一二八。 [注二]田雨时「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大陆一角初陷自省录（四）」，『传记文 学』第三十六卷第三期，页九九。 [注三]姚崧龄辑「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一）」，『传记文学』第 三十六卷第二期，页二八。 [注四]同上，页八○。九月二十八日的张嘉璈日记又说：「自九月十九日送呈蒋主 席节略后，至十月十日离渝赴东北止，此三星期中，曾有两次政务经济两委 员会联席会议：一为九月二十二日，一为九月二十八日，均讨论接收办法， 而从未闻外交当局对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 指示。大致我外交当局及熊（式辉）主任均认为苏方撤兵，绝无问题。」同 上，页三一。 [注五]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并抽调一 百团之班、排、连、营、团各级干部及政治干部，随彭真等克日驰赴东北。 九月十九日，刘少奇在请示过毛泽东及周恩来后，令林彪部队取道热河，急 驱辽宁；罗荣桓及萧华率部自山东烟台渡过渤海，登陆旅、大。 [注六]姚崧龄，前引文，页三六-三七。 [注七]叶明勋「后世忠邪自有评」，『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五期，页四七。 [注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台湾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台湾省行政长 官公署施政报告』（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一九四六年 ），页七。 [注九]台湾会（代表安藤正）编『??台湾军－??想?出?记录』（福岛县＝本 松市：台湾会，一九八三年），页二三。 [注一○]George E. Kerr 着，佚名译『被出卖的台湾』，页六四～六五。 [注一一]Douglas L. Fix ,"U.S.War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一 九九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台大历史系主办「台湾史料国际学术研讨 会」发表论文，页二一～二三。 [注一二]George E. Kerr ,前揭书，页八八。 [注一三]黄纪男口述、黄玲珠执笔『黄纪男泣血梦回路』（台北：独家出版社，一 九九一年），页一三九。 [注一四]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时代 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页五四～五五。 [注一五]美国外交人员与「台湾再解放同盟」的关联可以从以下两份美国国务院解 密档案获得证据。柯尔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曾致函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 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 ），主张以廖文奎、廖文毅等人组织傀儡 政权。详见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5-1949. "894A.00/1-749 CSBM.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三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肯楠（George Kennan）向国务卿艾契逊（Dean Achison ）提出「台湾意见」，表示「现 在情势分明，欲使台澎不为共产党占据，并与中国大陆隔绝，首须排除国 民政府在台之统治行为，而代之以暂时性国际或美国之管理……国务院在 听取军事单位意见前应……宣传『台湾再解放同盟』运动之资料，以为本 问题讨论之背景。」 详见F.R. 1949, Vol. 9, pp.346-350。 [注一六]爱新觉罗浩『流转?王妃－满洲宫廷?悲剧』（东京：文艺春秋社，一九 五八年），页二三二。 [注一七]盐见俊二『秘录终战直后?台湾－私?终战日记』（高知：高知新闻社， 一九七九年），页三七、四二、一七○～一七三。 [注一八]田雨时，前引文，页九七～九八。 第七章 战后「台独」的始作俑者 　　国府在大陆的失败，始自东北。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应取回昔日失去的领土，其中以东北和台湾 最为特殊。东北长期为俄、日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后被强占十四年。台湾则是日 本第一个殖民地，受该国统治长达五十年。日本夺取两地最久，经营最深，也都留 下相当可观的建设与资产。然而在战后，两地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却截 然不同：国民政府因无法顺利接收东北，而在内战中失去优势；却因成功地收回台 湾，而在沦亡之际得一逃生之地，延续「中华民国」而展开另一段历史。 　　国民政府之所以无法顺利接收东北，固然与苏联在大战结束前夕挥军南下，击 溃日本关东军，驻扎该地，并未对国府接收人员多加配合有关；而国府本身接收计 画之错误设计，更难辞其咎。 　　早在战争结束前，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即建议蒋 挑选东北人训练并派东北籍官兵前往接收，以收地利之便，但未被蒋所采用，因此 蒋周围没有代表东北的声音[注一]。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蒋介石在中央设计局 之下设立「东北调查委员会」，由沉鸿烈担任主委，张群、吴鼎昌、熊式辉等政学 系主要成员担任委员，皆非东北籍人士。至于马占山等东北耆宿，只能在原驻防地 「待命」，并未受到重用[注二]。军事接收则由黄埔一期，原驻防于云南的杜聿明 部队，千里迢迢北上负责。这些久处南方温暖地带的军士，不惯冰天雪地的气候， 在东北未能发挥战力，而且运送过程旷日废时，终至贻误戎机，可谓蒋之一大失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国民政府颁布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在长春设立军 事委员会东北行辕指挥一切，行辕设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划东北为辽宁、安 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在长春设外交部东北特 派员公署。九月四日，蒋介石任命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暨政 治委员会主委，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蒋经国为外 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嘉璈迟至任命前三天才知道将被派往东北[注三]，根本不可能 充分筹划方略，种下东北经营失败的前因。 国府外交部对东北接收问题也是毫无准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张嘉璈赴 外交部询问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后，有无与苏俄讨论具体接收程序。「据告仅有苏方 撤兵及我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 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 解[注四]。」 　　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迟至十月十二日才抵达长春，与苏联红军总司令马 林诺夫斯基（Ro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接洽接收事宜。此时共军早已赶赴 东北，准备就绪[注五]，而杜聿明所率部队尚在关内。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不准国府 军登陆大连，并要求由山海关沿铁路线进入，在熊式辉等人屡次协调下，亦只同意 开放营口及葫芦岛两个港口。由于山海关、营口、葫芦岛均有中共军队出没，国府 军迟迟不能进入东北。十一月六日，蒋介石召熊式辉返回重庆。十一月十五日，军 事委员会东北行辕由长春撤至山海关，仅留张嘉璈在长春与俄国人周旋。 　　苏联红军滞留中国东北，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才开始撤退。撤退之前 先行拆迁电厂机器及各工厂设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拆取丰满大电厂发电机 六组、抚顺炼钢厂炼钢炉两具。十四日，将伪满钞票全数提走，封闭印钞局，哈尔 滨以北铁路改为苏式宽轨，以便将劫掠所夺之工厂机组运回苏联（由战术眼光来看， 可能也有便于将来向中国用兵的考量）。十月二十日，张嘉璈致函蒋介石：「苏军 已将各工厂及电厂机器拆卸迁走[注六]。」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 使彼得罗夫照会外交部，东北境内一切个人企业，均为苏联战利品。到了一九四六 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报导，沈阳工厂仅剩二十余家仍旧开工，其 余均遭焚毁，机械劫掠一空。依据美国赔偿代表鲍莱(E. W. Pauley)于一九四六年 七月二十四日宣称，苏联自中国东北搬走之工业设备价值超过二十亿元美金。苏联 不仅抢运机械，并掳走所有工程师与技术人员，以及五十九万四千名关东军俘虏。 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以来所作建设，至此独肥苏联。至于军事要 地及日本关东军武器则移交中共。共军得到这批精锐武器，声势愈发浩大。待国府 面临接收时，已是一片残破不堪。其后国府失去东北，即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 　相较之下，国府接收台湾的工作则显得顺利许多。以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 为首的接收官员所面临的对象，是前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所率领的文 武官员。台湾省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率队抵台北时，由于 畏惧日军的威势，曾躲在飞机上，不敢露面[注七]。随后，国府第七十军及第一○ 七师也「在美海空军掩护下于基隆附近顺利登陆[注八]。」 日本天皇既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 二日率同西浦、杉浦两名参谋及总督府农商局长须田一二三，携带第一次军需品接 收目录，赴南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会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 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听候差遣。同年九月九日，「支那派遣军」总司 令冈村宁次在南京投降，谏山参谋长再次渡海，与前进指挥所联系。日方选任五名 参谋为接收委员：杉浦成孝负责总务、西浦节三负责军事及运输、涩谷正成负责航 空、安藤正负责接收及后勤、中村正经负责对美军联络及俘虏关系[注九]。在国府 进驻前，做成确实详密之全目录。日方相当合作，负责接收的各单位只要按图索骥 即可，因此颇为迅速。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十一月一日起开始各项行政接收。十二月底，除军事之 外，各单位悉数接收完毕。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事接收完毕。前后仅三个 月的时间即告完竣，在国府各接收地区，台湾显得最有效率。 台湾与东北一样，有外国势力干扰。苏联在东北强硬阻挡国府接收；美国则在 台湾暗中活动。美国的军事及外交人员，一方面协助陈仪接收台湾，另一方面也开 始积极渗透台湾社会。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曾企图占领台湾；战后台湾虽交给中国， 美方仍继续对台工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美国战略情报部（ＯＳＳ，ＣＩＡ的前身）派员来台从 事情报工作[注一○]，暗号为Canary（黄莺计画），任务是搜集占领军政府所将面 临各种问题的情报[注一一]。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ＯＳＳ干员在街头访问各阶 层的人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意见：?台湾人是否应继续接受中国人统治？?是否要接 受日本再次统治？?将来是否愿意在联合国的安排下，接受美国托管？调查结果， 台湾人不愿接受中国统治，情愿接受美国托管。这个举动引起台湾长官公署向美军 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General Wedemeyer ）抗议[注一二]。四月一日，美军联 络组（American Liaison Group ）撤离台湾只留下领事馆人员。 　美国驻台湾领事馆所扮演的角色，丝毫不亚于ＯＳＳ。副领事乔治．柯尔 （George E.Kerr ）曾服务于美国海军，对台湾占领与托管的计划相当热衷。由于 他曾经在台湾工作，人脉颇熟，对于鼓吹托管运动，甚为方便。一九四六年初，柯 尔说服黄纪男，说台湾先民离乡背井来台垦殖，其意义与「美国人移民新大陆之脱 离英国而独立一样」，台湾人的素质比中国大陆的人民高，并告知「目前台湾有两 派向往独立的人士，一为陈逸松所领导的『托管论』，一为杨肇嘉领导的『台独派』 [注一三]。」黄纪男终成为柯尔的信徒，为美国托管台湾到处奔走。一九四六年六 月，黄纪男以「台湾青年同盟」名义提出一份请愿书，要求柯尔转交美国政府及联 合国，倡议台湾独立，并由联合国举行公民投票，成立如瑞士一般的永久中立国。 二二八事件后，黄纪男与廖文奎、廖文毅兄弟等，在香港成立「台湾再解放同盟」， 并说服原本倾向联省自治的廖文毅搞台独[注一四]。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 外交领事人员与「台湾再解放同盟」关系相当密切[注一五]。 　　然而美国在台湾所扮演的角色与苏联在东北的角色并不相同。首先，美国并未 占领台湾，而苏联驻军东北，交涉难易程度有如天壤之别。其次，在台活动的美国 官方人士层级甚低，不能与苏联红军总司令直接受命于斯大林相比。因此，前者对 国府的困扰不如后者严重。 　　除了美国与苏联之外，身为战败国的日本政府也利用国府接收东北与台湾之前 的空档，夺取两地的经济利益。根据「满洲国」皇太弟溥杰之妻「爱新觉罗浩」的 传记记载，「满洲国的金块（约四亿圆），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 苏联进入之前，运到日本[注一六]。」而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则于一 九四五年九月将日本银行所印刷之钜额台湾银行券，运送来台湾。由于飞机上装满 纸币，盐见只能匍匐于钞票之上，数量之大，由此可见。盐见发给在台日本公务人 员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金，以及战争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员的薪水，及其它 一切必要经费，全数付清[注一七]。其滥发钞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也是促成二二 八事件的原因之一。 了外国因素外，东北与台湾一如其它沦陷区，都爆发了各股势力的接收争夺。 所不同的是，在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杜聿明，政、经、军三巨头势均力敌，一 齐下手竞赛接收；行政院各部会均有所辖；辽渖地方政府取其主管；军方乘时争夺 其间；而「党营事业」亦不甘示弱；行辕本身，当仁不让，又成立了「统一接收委 员会」，乱成一气[注一八]。然而在台湾则由陈仪统一接收，除经济部资源委员会 将最赚钱的企业夺走外，其它派系并无可观之分沾，导致日后各派系联合起来斗垮 陈仪，并在二二八事变中煽风点火。 其实在战争结束之初，国民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北等富饶地区，对于小小的 台湾并未多加重视。这也是负责接收东北者为熊式辉、张嘉璈、杜聿明、蒋经国等 重量级人物；而来台湾的官员中，并无足以和陈仪抗衡者。这种人事上的差异，对 于接收工作的进行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熊式辉等人对东北的了解与掌握，远不如 陈仪之于台湾。加上苏联与美国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以及战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往 北方发展等因素，致使国民政府在东北灰头土脸，相较之下，在台湾的接收工作堪 称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一]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矶野富士子编译 （东京：???书房，一九九二年 ），页一二七～ 一二八。 [注二]田雨时「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大陆一角初陷自省录（四）」，『传记文 学』第三十六卷第三期，页九九。 [注三]姚崧龄辑「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一）」，『传记文学』第 三十六卷第二期，页二八。 [注四]同上，页八○。九月二十八日的张嘉璈日记又说：「自九月十九日送呈蒋主 席节略后，至十月十日离渝赴东北止，此三星期中，曾有两次政务经济两委 员会联席会议：一为九月二十二日，一为九月二十八日，均讨论接收办法， 而从未闻外交当局对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 指示。大致我外交当局及熊（式辉）主任均认为苏方撤兵，绝无问题。」同 上，页三一。 [注五]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并抽调一 百团之班、排、连、营、团各级干部及政治干部，随彭真等克日驰赴东北。 九月十九日，刘少奇在请示过毛泽东及周恩来后，令林彪部队取道热河，急 驱辽宁；罗荣桓及萧华率部自山东烟台渡过渤海，登陆旅、大。 [注六]姚崧龄，前引文，页三六-三七。 [注七]叶明勋「后世忠邪自有评」，『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五期，页四七。 [注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台湾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台湾省行政长 官公署施政报告』（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一九四六年 ），页七。 [注九]台湾会（代表安藤正）编『??台湾军－??想?出?记录』（福岛县＝本 松市：台湾会，一九八三年），页二三。 [注一○]George E. Kerr 着，佚名译『被出卖的台湾』，页六四～六五。 [注一一]Douglas L. Fix ,"U.S.War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一 九九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台大历史系主办「台湾史料国际学术研讨 会」发表论文，页二一～二三。 [注一二]George E. Kerr ,前揭书，页八八。 [注一三]黄纪男口述、黄玲珠执笔『黄纪男泣血梦回路』（台北：独家出版社，一 九九一年），页一三九。 [注一四]李世杰『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时代 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页五四～五五。 [注一五]美国外交人员与「台湾再解放同盟」的关联可以从以下两份美国国务院解 密档案获得证据。柯尔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曾致函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 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 ），主张以廖文奎、廖文毅等人组织傀儡 政权。详见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5-1949. "894A.00/1-749 CSBM.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三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肯楠（George Kennan）向国务卿艾契逊（Dean Achison ）提出「台湾意见」，表示「现 在情势分明，欲使台澎不为共产党占据，并与中国大陆隔绝，首须排除国 民政府在台之统治行为，而代之以暂时性国际或美国之管理……国务院在 听取军事单位意见前应……宣传『台湾再解放同盟』运动之资料，以为本 问题讨论之背景。」 详见F.R. 1949, Vol. 9, pp.346-350。 [注一六]爱新觉罗浩『流转?王妃－满洲宫廷?悲剧』（东京：文艺春秋社，一九 五八年），页二三二。 [注一七]盐见俊二『秘录终战直后?台湾－私?终战日记』（高知：高知新闻社， 一九七九年），页三七、四二、一七○～一七三。 [注一八]田雨时，前引文，页九七～九八。 第八章 台湾调查委员会与接收台湾 　　「接收台湾」为何变成「劫收台湾」？ 　　战争末期中华民国因即早策划及准备，最成功而顺利地接收台湾。然而接收后的 纷纷扰扰，也在筹划阶段即已酝酿，最后落得「劫收」的恶名。可谓成亦萧何、败亦 萧何。此始作俑者为陈仪及其所控制的「台湾调查委员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确定战后台湾、澎湖列岛将归还中国。 蒋氏返国后，乃下令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及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 负责研拟收复台湾的政治准备、组织及人事等办法[注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张厉生及王芃生提出报告，建议收复台湾成立省政府之 前，先行设计成立「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作为复台政治准备的总机关。两天后，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之下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注二]，并任命陈 仪为主任委员，负责筹划接收台湾。 　　陈仪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和陆军大学，是蒋介石留日的学长，蒋 氏「对陈仪的军事学识、行政才干和思想作风一向器重[注三]。」陈仪在国府中是有 名的「知日派」，与日本军政界关系颇深。蒋介石遇到对日外交重大事件时，常密电 征询其意见[注四]。一九三○年代，日本积极侵略中国，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 （一九三四～四一），奉蒋介石密谕「对日应采缓冲态度」，充当战争期间中日两国 的「窗口」[注五]，与海峡对岸的台湾总督府往来甚为密切[注六]，因此对台湾事务 颇为熟悉。陈仪曾于一九三五年亲自率团赴台参观台湾总督府所举办「始政四十周年 纪念博览会」，而对台湾经济建设的进步情况印象深刻。翌年再派福建省政府建设厅 长陈体诚等人赴台考察，一九三七年出版『台湾考察报告』，提出「福建经济学习台 湾」的口号。陈仪的这些经验与条件，在当时国府各派系人士中，可谓无出其右者。 　　「台湾调查委员会」初设主任委员陈仪一人，委员五人分别为沈仲九、王芃生、 钱宗起、周一鹗、夏涛声。这些人马大部份是陈仪当福建省主席时的部属：沉为省府 顾问、周为省府委员及粮食局长、夏为莆田县长。陈仪的意志乃得以在台湾调查委员 会中贯彻。 　　就省籍分布而言，陈仪是浙江绍兴人、沈仲九是陈仪元配沈蕙的堂弟，也是浙江 绍兴人、王芃生是湖南人、钱宗起是浙江人、周一鹗是福建人、夏涛声是安徽人，竟 无一人出自台湾，对台湾情况未免膈膜。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始加派黄朝琴、 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等台籍人士为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然而这些台籍 人士都另有要公，大多不曾与会。黄朝琴任职于外交部，丘念台在广东从事敌后工作， 谢南光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友邦则在浙江金华山区组训「台湾义勇 队」，都很难分身参与台调会事务[注七]。授与他们委员的职务，其实只是虚应故事 而已。 　　虽然黄朝琴、丘念台、谢南光等均曾力争战后应擢用战前在台湾各机关服务的台 胞，并举办高考，甄拔台籍人才充当干部，但却被怀疑是要「争权夺利」而与以驳回 [注八]。以致战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一级主管中，只有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一人为台 湾籍，而各单位人事均由其它省籍人士主导。台湾人除了具有大陆经验者（即所谓 「半山」）外，大多未能在行政机关谋得一官半职。而绝大部分企业被政府接收后， 在人事上也一样排斥台湾人。这种差别待遇可谓省籍冲突之肇始。 　　另一位委员王泉笙的聘任，则牵涉政治派系之争。陈仪本人隶属政学系[注九]， 主导接收台湾也表示该系扩张地盘，对其他派系形成威胁。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负责国民党组织工作的ＣＣ派首领陈果夫致函陈仪，要求让台湾省党部主管人员参加 台湾调查委员会[注一○]。陈仪回函表示已请示蒋介石，「请俟该党部主任委员正式 派定后再请增加本委员会名额派充委员」婉拒[注一一]。国民党乃派定王泉笙为台湾 省党部主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台湾调查委员会即聘任王泉笙兼任台湾调查 委员会委员。或许是因派系上的芥蒂，王泉笙并未发挥什么作用，仅参加一次党政军 联席会议。 　　这些后来添上的委员，鲜少参加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的实权即落在陈 仪集团手中，而这群人又以陈仪的意旨为依归。陈仪醉心统制经济[注一二]，有心在 台湾推行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以开创国府与中共之外的第三条路。此想法在台湾调 查委员会所提「台湾接管计画纲要」以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可以窥见。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蒋介石核准台湾调查委员会所提「台湾接管计画纲要」， 比较重要的内容为：接管时正式成立省政府（第八条）。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 政府以委托形式赋以较大之权力（第十二条）。警察机关改组后，应注重警保组织， 并加强其力量（第十六条）。敌国人民在台湾之所有工矿、交通、农林牧、商业等公 司之资产权益一律接收，分别予以清理或改组（第三十二条）。日本占领时代之官有、 公有土地……一律收归国有（第八十二条）。 　　第十二条，扩大了接收后省级政府的权力，是日后成立台湾长官公署的张本；第 十六条，保留了荼毒台湾民众的保甲制度，加强警察力量；三十二条和八十二两条则 不考虑这些财产中，颇多原属台湾人民所有，而被日本人巧立名目夺取者，规定「一 律接收」、「一律收归国有」，以备其发展统制经济。 　　为日后顺利接收台湾，台湾调查委员会主委陈仪以兼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之 便，于该团设置「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考各机关人员一百二十余名，施予四个 月的训练，但只招收一期即因终战而停止[注一三]。「该班之主要工作为搜集并翻译 日人接管台湾之法规资料，了解台湾当时之社会状况，藉以研拟政府日后收复台湾之 步骤与重建方案[注一四]。」该班学员于光复后成为接收主力，其中最突出的是连横 之子连震东。他是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手下第一组少将组长，因王 芃生同时也是台湾调查委员会最主要的几个委员之一，再加上连父与党国元老张继交 好等因素，使其得以在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光复后担任台北州（包括内湖、南港、 北投等六区及宜兰全部地区）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即正式接管台北州[注一五]。 　　除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外，陈仪还在福建永安设立「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 由胡福相主持。光复后，胡随陈仪来台接收，担任警务处长，率领其所训练人员负责 台湾治安。来台观察接收的邵毓麟说他「一团和气，满面福相，厚道忠实有余，但于 拨乱处危，似应多予注意[注一六]。」证诸台湾接收后秩序大乱，确非拨乱良材。 　　此外，台湾调查委员会还从四联总处训练班挑出四十名学员，组织银行训练班， 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受训，以备接收台湾金融财政。 　　陈仪本来对接收干部的素质与数量并不乐观。首先台湾情况特殊，在语言文字上 与大陆其它地区相当膈阂；其次日据时期台湾委任以上的官吏皆以日人为主，一旦撤 退数万名日人时，行政人员如何补充？再者台湾宪警水准比内地高，以此标准何处选 拔大量之优秀干部来接管？这些都令其感到忧心[注一七]。陈仪的担忧，在光复后一 语成谶，各地频传接收人员贪污横行，一开始就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 　　平心而论，台湾调查委员会并非一事无成；至少在编译台湾资料方面的成就不容 抹杀。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该会共编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等， 介绍台湾概况的资料四十万余字，选译台湾法规四十三巨册，并从事战后台湾行政区 划、土地问题及公营事业等专题研究。这些工作成果，对于战后国府迅速接收台湾资 产，应有相当的贡献。 　　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陈仪的主导下，为接收后的统制经济体制做准备。然而中央最 高统治者蒋介石却另有盘算与安排，终将台湾的资源大量汲取至中国大陆支持内战， 使陈仪的理想成为南柯一梦，而徒然背上种种恶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一：『张秘书长上蒋委员长呈文』（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党史会特藏），转引 自郑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台北：新化图书有 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页四八。 注 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 决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国防最高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两机构之 职权，并统一指挥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会、国民政府暨五院所属机构、军事委 员会暨所属机构，集党、政、军于一体，为最高权力机构。同年二月一日，国 防最高委员会开始工作，蒋介石为委员长，张群为秘书长。该组织可谓因应战 争状态而生的战争体制，调度全国力量从事总体战的工作。一九四○年七月， 蒋介石于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议于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置「中央设计局」， 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幕僚单位，代表该会主持全国性政治经济建设计划之设计 与审议工作。依该局组织大纲第一条：「国防最高委员会为主持政治经济建设 计划之设计及审核，设中央设计局。」蒋介石表示：「设计的主要范围，除了 军事设计部份以外，其它大概行政及经济范围所管辖的各部门，都包括在内， 党务有关部份，亦应一并设计。」（见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 事』，传记文学第二十七期第四卷，页三九～四○）一言以蔽之，国防最高委 员会乃是总体战的大本营，而中央设计局则是大本营的参谋本部，为其运筹帷 幄，由上而下，统筹大政方针，地位高于各部会。 注 三：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略记』，收录于李敖编『二二八研究』（台北： 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一○四。 注 四：例如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时，陈仪即接获蒋介石征询电文，并覆电建议： 「外交之门，既尚未闭，仍应针锋相对，折冲樽俎。」参见钱履周『陈仪主闽 事略』，收录于李敖编『二二八研究三集』（台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页四六。 注 五：胡允恭『地下十五年与陈仪』，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六期，页六一。 注 六：台湾总督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组织福大公司统制在华 南活动之日方企业，以布署日本及福建省政府间之经济合作。 注 七：郑梓「战后台湾行政体系的接收与重建」，『思与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一 九九一年十二月，页二二一。 注 八：黄朝琴『台湾收回后之设计』（重庆：中央训练团，一九四四年），页一一五～ 一一六。丘念台「治台针箴」，收录于 『台湾问题言论集』（重庆：国际问题 研究所，一九四三年），页六六～六七。谢南光「应该如何准备接收台湾 」， 转引自『瓦解的帝国』（台北：博观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七一～七二。 以上转引自郑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 』（台北：新 化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页六一～六五。 注 九：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北洋政府国会议员谷钟秀、张耀曾等人于北京组织 「政学会」，成为国会内的一个政团。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解散旧国会，旧 国会议员乃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一九二七年原政学系成员张群出任 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总司令蒋介石）。随后，杨永泰在黄郛的引介下任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一九三二年晋升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 （总司令为蒋介石）。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仍以杨永泰为秘书长兼政治厅厅长，办公厅主任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任。 当时国民党势力仅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及陕西。这些省分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南昌行营第二厅俨然 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熊、杨二氏便于此际奠定政学系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 抗战初期政学系在封疆大吏中占了三分之一。在中央的人脉为行政院副院长兼 外交部长张群、铁道部长张嘉璈、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资源委员会主委）、 粮食部长徐堪等。有人说何应钦也是准政学系。政务处长何廉也是其中一分子。 此外，张治中、王世杰、蒋廷黼也都与该系关系密切。胜利前夕，政学系势力 如日中天：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王世杰任外交部长，翁文灏任行政院副院长、经济部长，张嘉璈任交通部长， 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熊式辉接收东北，陈仪接收台 湾，张治中到西北。政学系与国民党其它派系不同，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既没 有登记，也没有名单。参见王又庸「杨永泰与熊式辉」，『传记文学』六十四 卷第二期。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一九 九三年）。何廉「简述国民党的派系--何廉回忆录之七」，『传记文学』六十 二卷第二期。唐德刚「政学系探源」，『传记文学』六十三卷第六期。 注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命陈果夫、丁惟汾秘密成立 「中央俱乐部」，进行反桂系活动，以为其东山再起的张本。「中央俱乐部」英文写作 Central Club，简称ＣＣ。亦有人认为ＣＣ是二陈的代号（Chen Chen）。直到 一九四九年，该系始终在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的控制之下。一九二八年二月，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于组织部之下设立调查科，以陈立夫为主任，调查党内各派 系的动态，这就是「中统」的前身。该组织几经变革，陈立夫、朱家骅、徐恩 曾、叶秀峰先后主其事。于全国各省、市、公路、铁路设置调查统计室，以各 种名目发展特务组织，全盛时期成员达二十余万。一九二八年，陈果夫代理国 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从此ＣＣ派控制全国各省、市党部，到了一九三○年 代已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一九三八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此后几 年内各省教育厅长大多换成ＣＣ派的人马。因为陈立夫也任职于国民政府委员 长侍从室人事处，在国府控制的省份中，各省厅长的人选通常由其选定，于是 ＣＣ派又控制了各省民政厅。陈果夫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教育长，该校是外交人 员最主要的输送管道，于是ＣＣ派的力量也渗透到外交界。 注一一：「陈果夫关于台湾省党部参加台湾调查委员会之工作与陈仪往来函」，收录于 陈鸣钟、陈兴唐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 』上（南京：南京出版社，一 九八九年），页三六。 注一二：陈仪早在福建省主席任内即大力推行统制经济，于台湾失败后，担任浙江省主 席时也计划再度施行，但因密谋投共被幽禁而未及推动。 注一三：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台北：远流 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页九三。 注一四：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十二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页二○七。 注一五：『台湾民政第一辑』（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一九四六年），页 四六。 注一六：邵毓麟『胜利前后』（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一一四。 注一七：陈仪「台湾调查委员会党政军联席第一次会议」发言记录，油印原件，转引自 郑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台北：新化图书有限 公司，一九九四年），页八三。 第九章 台湾公营企业的源起 　　公营企业是「统制经济」的基础，与「市场经济」反其道。 　中国共产党提倡「社会主义经济」，采取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即国有化或公有化 政策。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央集权制，乃继承中国国民党在一九三○年代抗战以来，强 力推行中央集权化的结果[注一]。 　　国民党政府统制经济的主角为资源委员会[注二]。在抗战开始的一九三七年，资 源委员会有二十三个单位，但到一九四五年增加为一百三十个单位。在国防建设的名 目下，合并吸收民间企业，以及各省地方公营企业等，而控制了大后方的大部份重工 业生产【表一】。 　　一九四三年四月，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邀集相关党政人员检讨「战后经济 计画初步实施计划」。预备发展金属、燃料、电力、机械、化工等重工业，交通业， 以及十一项轻工业。该计画涵盖三百多家重工业厂，三千多家轻工业厂[注三]。根据 该计划，战后政府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将愈形扩大，国营企业将更加膨胀，并积极向战 前以来不受政府控制的轻工业部门扩张。一九四五年三月，资源委员会拟定「沦陷区 工矿事业整理计划」，计划战后如何没收日产，以发展国营企业[注四]。行政院于战 后颁发「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更进一步规定「日产与资源委员会所办国营事 业性质相同者交该会接办[注五]。」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该处处长由资源委员会工 业处处长包可永兼任）开始接收日本在台湾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并成立糖业、电业、 电冶业、石油业、肥料业、水泥业、制碱业、煤业、金铜矿业、电工业、机械业、纸 业、纺织业、化学制品、油脂业、玻璃业、窑业、印刷业、工矿器材等十九个委员会， 将隶属于各项工业的日产全部合并于各个委员会之下，准备组织公司[注六]。十二月 一日，资源委员会派员到台湾考察一个月。翌年（一九四六年）二月，资源委员会发 表「台湾工矿事业考察总报告」，表示台湾经济应在国家指导下，大规模国有化。 　　依照资源委员会的计划，台湾的电力、石油、铜金冶炼、炼铝、造船、机械，由 该会独办；其中造船、机械两项，可以考虑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合办。食盐、肥料、 水泥、造纸，由该会独办，并指定部份盈余归省；若省方要求合办，可以「会六省四」 方式合办。制糖业，由该会独办[注七]。这项计划几乎将台湾最重要的事业悉数囊括， 将使省方无利可图。双方协调的结果，于一九四六年四月签订「合办台湾省工矿事业 合作大纲」，石油、金铜矿、铝业三项由资源委员会独办；糖业、电力、纸业、肥料、 水泥、机械、制碱等七项以「国六省四」的控股比率合营，「国」即以资源委员会为 代表。五月一日，即将所接收之单位改组为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台湾金铜矿、 台湾铝厂、台湾糖业有限公司、台湾电力有限公司、台湾纸业有限公司、台湾肥料有 限公司、台湾水泥有限公司、台湾机械造船有限公司、台湾制碱有限公司等十家国营 企业[注八]。 　　当时负责接收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笃信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台湾推崇 计划经济即「统制经济」。在中央的资源委员会夺走十项最重要的工业控制权后，乃 将剩下来的日产单位组织为工矿股份有限公司（下辖煤矿、铁工、钢铁、油脂、纺织、 窑业、电工、玻璃、化学制品、印刷纸业、工程、工矿器材等十二家子公司）、农林 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菠萝、水产、林产、畜产、茶叶等五个子公司）、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下辖铁路、汽车、港务、通运、旅行五个子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产物保险 公司、医疗物品股份有限公司、烟草公司、酒公司、樟脑公司、火柴公司、营建公司 、台湾书店、台湾银行、彰化商业银行、华南商业银行、台湾工商银行、台湾土地银 行、台湾合作金库、合会储蓄公司、台湾省贸易局等省营企业。 　　由于资源委员会以及省长官公署所组织的这些公司，都是将当年日产的同业单位 加以集合的，因此每一家公司都变成独占企业。在这些公营企业之外，别无多少民营 企业，而且创设时便已享有特权。 　　台湾的公营企业，战后仅在土地改革时开放台泥、台纸、工矿、农林四大公司为 民营，此后一直独占而与民争利，直到一九八九年行政院长李焕宣布将推动公营事业 民营化。这些长期享受特权的单位，由于缺乏企业精神、效率不彰，颇受诟病。 　　目前，台湾公营企业甚为庞大，有直属于中央部会管辖的国营企业，也有台湾省 政府辖下的省营企业；此外，在党国不分体制下，尚有中国国民党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一九八七年台湾公营事业资本形成毛额占国内资本形成毛额的百 分之二○?八，在非共产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和挪威[注九]。扣除党营企业，一九九○ 年代初期台湾共有一百零四个公营事业单位[注一○]，这些单位中有不少另设转投资 企业，枝枒蔓延地掌握台湾的金融、能源、交通运输等各部门，对台湾民间企业的活 动息息相关。而其源起，则与当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政策密切相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一：滨下武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野村浩等编『???知???中国１-- 政治?经济篇』（东京：弘文堂，一九九一年 ），页一九八。 注 二：「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中统筹经济建设事务的核心单位。其前身为一九 三二年十一月，蒋介石于参谋本部下所设之「国防设计委员会」，负责从事 有关国防经济之调查研究。一九三五年，该机构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隶 于军事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由静态之调查、研究、设计，进而 为动态之建设。一九三八年，该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之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 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一九 四六年起，直属行政院。一九四九年六月，其在台湾业务由「台湾区生产事 业管理委员会」取代。一九五二年，该会撤销。 注 三：William C. Kirby,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Planning and the Provincial Economy",一九九四年十一 月十九日至二三日，国民党党史会 「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发 表论文，页五，引南京第二档案馆档案 SHA28(2)934 「战后经济计画初步实 施计划」。 注 四：郑友揆『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料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页一三四。 注 五：『财政金融资料辑要』（台北：中华民国政府官方出版品，一九五三年），页 四八。 注 六：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提出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 大会施政报告』（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一九四六年 ），页一五三～ 一五八。 注 七：郑友揆，前揭书，页二一四。 注 八：程玉凰『资源委员会数据文件史料初编』上册（台北：国史馆，一九八四年）， 页一三三～一三四。 注 九：United Nations,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 Main Aggregates & Detail Tables (New York: U.N.,1991.) 注一○：吴若予『战后台湾公营事业之政经分析』（台北：业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页四～六，参考中央银行经研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公民营企业资金状况调查 结果报告』（台北：中央银行经研处，一九九○年），页四四～四六；行政院 主计处『一九九一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台湾省政府『一九九一年 台湾省政府总预算』。 第一○章 陈仪是土皇帝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仪即向蒋介石提出「台湾 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依据该组织大纲，台湾省不采大陆各省通行之「省主席 制」，而单独采用「行政长官制」。行政长官不仅可以综理台湾全省政务，又可以 发布署令，制定单行条例及规程；受中央委托时，还得以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 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必要时得设置专管机关或委员会[注一]。如 此一来，其权力已远超过各省省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任命陈仪 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九月七日，再赋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兼衔，为本省最高军 事指挥官。如此一来，陈仪在表面上集行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这种特殊安排不免 让台湾人民联想到昔日代理日本政府在台湾殖民的「台湾总督府」，而普遍称之为 「新总督府」[注二]。因此，许多人戏称陈仪为「土皇帝」。然而事实如何，却值 得推敲。 陈仪来台接收之后，各单位主管多委派其福建省主席任内的人马接任〔注三〕， 不让其它派系分一杯羹；又不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到台湾设立分行， 并且禁止法币在台湾流通，规定继续使用台湾银行所发行的台币，于是许多人批评 他搞特殊化、搞独立王国〔注四〕。然而陈仪以一个省级首长的身分，能否与中央 相抗拮呢？ 　　陈仪最初任用张延哲为财政处长，却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压力下，不得不改以 宋氏所属意的严家淦出任斯职，为此陈还于午夜十二时电召民政处长周一鹗，表示 「痛心」、「委屈」、「冤枉」〔注五〕。严家淦以财政处长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 则台湾与大陆的金融一脉相通，陈仪的隔离政策也就形同虚设。此外，陈仪本欲安 排其好友许寿裳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亦遭教育部长陈立夫否决。 　　陈仪最令人诟病的地方，是他不顾台籍士绅的反对，执意推行统制经济。一九 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将日据末期控制物资的「台湾战时物资团」改组为台湾省贸 易公司，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再改为台湾省贸易局。包括米、盐、糖、煤油、渔产 等商品的制造商，都必须把商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贸易局，由贸易局统筹运销至中 国大陆及本岛各市场〔注六〕。与民争利，莫此为甚。 　　日据时期的专卖制度也被延续下来，而且控制程度变本加厉。在日据时期尚有 十家私人公司领有执照可以代销专卖局的产品，而殖民政府也只负责制造与加工； 相对的在陈仪的统治下，连专卖品的分配和销售都收归行政长官公署控制〔注七〕。 一九四六年元旦，专卖局改变专卖品贩卖制，废除承销商，由零售商组织配销会， 烟、酒、火柴、樟脑、度量衡等物资全由政府专卖，私人不得经营或贩卖。此外， 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八二二个日产企业，仅将其中一○九个单位标售给民间经营，其 余全数收归省营〔注八〕，而企图在台湾建立以「生产、交通、贸易、金融」四大 公营支柱为主轴的公营经济体系〔注九〕。至于这些日产企业的资产是否日据末期 向民间强征得来，应如何处理，就未加考虑。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控制更是棋高一着。台湾省行政 长官公署所接收的单位，其实是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所捡剩的，最赚钱的单位几乎都 被该会所接收了，其中炼铝、铜金、石油三项由资源委员会独办，糖业、电力、造 纸、肥料、水泥、机械等项以「会六省四」的方式国省合办。所有一级主管悉由资 源委员会任命，长官公署根本无缘置喙〔注一○〕。一来，资源委员会是中央主管 机关，长官公署是地方，本来就难以抗衡；二来，陈仪统治台湾期间，恰好也是资 源委员会势力最强大的时期，该会主委钱昌照的背后有行政院长宋子文；而前任主 委翁文灏此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此政界人脉也迫使陈仪不得不低头。 行政长官公署所接收的企业，与资源委员会在台事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而且， 长官公署工矿处处长包可永是借调来的，其本职为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又是经 济部台湾区特派员，一面帮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帮中央的资源委员会接收。 　　至于台湾省的金融，也为资源委员会服务。该会在台企业，完全依赖台湾银行 供给资金，一九四六年向该行所借款金额占该行借款总额的三○％，一九四七年为 二○％〔注一一〕。蒋介石命资源委员会将大量的糖免费运送至大陆，致使台糖无 经费可用时，台湾银行只得采取加印钞票的方式借款给台糖对应〔注一二〕。这些 措施都促使台湾通货膨胀极度恶化，而其后果则要行政长官公署承担。 　　至于陈仪身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名为本岛最高军事指挥官，其实也只是虚名 而已。当时来台接收的军队有陆军第六十二军、九十五师以及第七十军。一九四六 年六月，第六十二军和九十五师都被调回中国大陆参与国共内战。十二月，第七十 军也被召回。全台只剩五二五一名官兵〔注一三〕。而警总实权握在参谋长柯远芬 手中，重要职位全由「军统」之人士出任。警总曾借口侦查「异党活动份子」，逮 捕陈仪亲信民政处长周一鹗胞侄周铮〔注一四〕，无视周与总司令陈仪的关系。二 二八事变爆发后四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电宪兵司令张 镇，指责「陈长官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翌日张镇即将此报告呈 给蒋介石〔注一五〕。当大陆派来的军队登陆时，陈仪于三月十日公布「台湾省警 备总司令部命令」，指示「各官兵……不许曾因外省人被害而对本省人有使气报复 行为」〔注一六〕，结果杀戮之惨重，令人发指。 　　陈仪与当时把持国民党组织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颇有芥蒂。早在陈仪担任福 建省主席时，二陈即在蒋介石同意下，派福建省党部主委陈肇英予以监视〔注一七〕。 陈仪来台后，二陈又建议蒋介石命陈仪同意二陈心腹李翼中担任台湾省党部主委， 以便监视〔注一八〕。李翼中乃组织「中共特别小组」，将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 宋斐如、台南县长袁国钦、台东县长谢真等人打入「异党活动份子」〔注一九〕。 　　在种种的牵制与监视下，陈仪还梦想要在台湾开创国府与中共之外的第三条路， 推行社会主义式的五年经济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公布。 注 二：郑一禾「台湾的秘密」，『新闻天地』第十八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 日，页三。 注 三：陈仪曾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担任福建省主席。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 后，其民政处长、教育处长、财政处长、农林处长、工矿处长、交通处长、 警务处长等首长皆为其治闽时干部。 注 四：章英「台湾鳞爪」，『观察』第一卷第九期，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六日。 注 五：周一鹗「陈仪在台湾」，收录于李敖编着『二二八研究三集』（台北： 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一五九～一六○。 注 六：George H. Kerr 着、佚名译『被出卖的台湾』，页一二五。 注 七：佚名『陈公恰与台湾』（台北：南瀛出版社，一九四七年），页二七～三二。 注 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台湾统计要览』第三期（台北：台湾行政长官 公署，一九四七年），页一三四、一三七。 注 九：C.K.Hsu ,The Political Base of Changing Strategy toward Private Enterprise in Taiwan, 1945 - 1955.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注一○：严演存『早年之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页一四。 注一一：Zheng Youkui, Cheng Linsun and Zhang Chuanghong,Jiu Zhongguode Ziyuan weiyuaahui(Shanghai: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1991 ), p.236. 注一二：潘志奇『光复初期台湾通货膨胀的分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 年），页七二。 注一三：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收录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编印『二二八事变文献续录』（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九二年 ）， 页三九一～三九七。 注一四：周一鹗「陈仪在台湾」，收录于李敖编着『二二八研究三集』（台北：李敖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一五九～一六○。 注一五：「张镇呈蒋主席三月五日报告」，『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收录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一九九二年），页六七。 注一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命令」，『警总资料（二）』，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二年）， 页三九一～三九二。 注一七：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台北：远 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页八九。 注一八：赖泽涵、马孟若、魏萼着，罗珞珈译 『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 ），页一一三。 注一九：戴国辉、叶芸芸，前揭书，页八九。 第一一章 二二八事变一：国共内战的关联 　　二二八事变的起因有内因与外因。内因为主，外因为副，但不可忽略外因。 　　对于二二八，一般都论及战后行政长官陈仪在台湾的霸道作风，鲜提到彼岸大陆的 国共内战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从外因的多面观察，必有助于暸解事变爆发的重要背 景。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尚未满两个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各 部队展开内战，在各地与共军冲突，揭开内战的序幕〔注一〕。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 共于东北激战。下半年，国府军于陕、甘、晋、察、冀、热、苏等地旗开得胜。更进一 步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顺利攻下中共根据地延安，创下内战期间国府声势的最高峰。 然而，大陆内战的展开却深深地影响到在台湾人民的生活。 　　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大陆物资极度匮乏，因此新光复的台湾省所出产的物资，如果 出售到上海等市场，转手之间即可获取暴利。于是，中央政府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便狼狈联手汲取台湾的资源、米糖、储存的军需品。 　　台湾光复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参谋本部」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将日据时代各制糖 会社合并为「台糖」之后，大量将台湾的食糖输往中国大陆，高价卖出，支持内战。一 九四六年台糖总产量为八○、六五六公吨，其中配售上海市场即达四五、九二五公吨； 台湾仅得三、三九九公吨，占总产量的四?二％。一九四七年总产量仅四一、七六三公 吨，销到上海的量却是此数的二点五倍，高达一○七、七九五公吨，库存量为之一空 〔注二〕，使产糖闻名的台湾无糖可食。此外，资源委员会还将十五万吨台糖无偿运至 中国大陆〔注三〕。台糖在这种状况下，缺乏再生产的资本，只好靠台湾银行加印钞票， 贷款四十亿台币〔注四〕，约占一九四七年台币发行总额一百七十一亿三千三百万的四 分之一〔注五〕。台湾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又滥发货币，导致极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成立贸易局，统筹运销米、盐、煤等一切有利可图的 产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长官公署公布「台湾省征购米谷惩罚办法」，强制收购 米粮。于是一年二、三收的台湾也面临无米可食的窘境。十二月二十四日，粮食腾贵， 台南白米一斗要价一百元台币〔注六〕。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台省分署长钱宗起谈及在南部视察时，恒春一带因为米粮不足，贫民以槟榔叶止饥〔注 七〕。二月二十八日，长官公署公布「台湾省取缔粮食囤积居奇及阻挠运输办法」；十 二月十二日，公布「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威胁各地的地主和米商交 出余粮。而中央政府又要求台湾于一九四七年供应五十万吨稻米〔注八〕，行政长官陈 仪乃于一月二十四日，声明设置经济警察，以从事有关粮食及专卖品的取缔。一月二十 九日，米价暴涨。二月十七日，台北市实施米配给。从光复到这个时候，米价约涨了四 百倍〔注九〕。至于台湾的盐，在一九四六年销到中国大陆的占台湾总产量的四三?五 六％；一九四七年超出生产量，为一○四?九○％。除此之外，台湾还必须免费供应中 国大陆煤矿三千万吨〔注一○〕。 　　在中央政府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物资供应大陆政策之下，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 易占进出口总值的比率为一九四六年九四％，一九四七年九三％〔注一一〕。 　　当时日本人所遗留下来的产业，几乎都被资源委员会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光 了，鲜少有民间企业〔注一二〕。所有的管理工作几乎都交给来自大陆的大学毕业生； 至于台湾籍的工作人员，由于日本殖民政府的政策，大多只受过技术训练，且不谙北京 官话，多未能担任重要职务。在基本生活物资极端匮乏及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下，连养 家糊口都成问题。 　　战后的国共内战，不但影响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更使整个大陆陷入生产减退、民不 聊生。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在一九四六年比战前减少八～十二％，在一九四七 年减少三三～四○％〔注一三〕。这是因为受内战影响，减少了耕地面积，减少了劳力 及其它生产手段，加上美国的大量剩余农产物的流入，而减退农业生产。 　　在工业生产方面，国民党控制地区在一九四七年比战前（一九三六年）减少一○％， 到了四九年轻工业比战前减少三○％、重工业减少七○％〔注一四〕。因为内战，工业 生产的原料、燃料的供给困难，工厂无法开工。在商业方面，随着内战，也是一家一家 关门休业、倒闭。 　　历经九一八事变以来近乎十五年的抗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不分 党派应共同来建设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那么，是谁背叛人民「停止内战」、共 同「经济建设」的愿望，而固执于打倒政敌，坚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呢〔注一五〕？ 在民主时代，这种人最终将变成历史罪人。 注 一：岩波书店编辑部编『近代日本综合年表』（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九一年）， 　　　 页三四七。 注 二：民治出版社『台湾建设』（台北：民治出版社，一九五○年），页四三二。 注 三：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收录于李敖编『二二八研究』（台 北：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一一七。 注 四：潘志奇『光复初期台湾通货膨胀的分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 五年），页六四。 注 五：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之金融史料』(台北：台湾银行，一九五三年)， 页三，表二。 注 六：世本武治、川野重任编『台湾经济综合研究』资料编（东京：???经济研 究所，一九六九年），页九○二。 注 七：同上，页九○四。 注 八：何汉文，前引文，页一一七。 注 九：陈翠莲『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台北：时报文化 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页一○○。 注一○：何汉文，前引文，页一一七。 注一一：潘志奇，前揭书，页七二。 注一二：严演存『早年之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页一四、 一五。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台湾统计要览』第三期（台北：台湾行政 长官公署，一九四七年），页一三四、一三七。 注一三：姬田光义等着『中国近现代史』下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二年）， 页五一一。 注一四：同上。 注一五：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 陪同，飞抵重庆，与蒋会谈，如何回避内战，树立联合政府。 第一二章 二二八事变二：派兵镇压的决策者 　　蒋介石为何派兵镇压二二八事变？ 　　有关二二八事变的种种，至今依然颇多疑团。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事变 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值得吾人深究。 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的时候，正巧也是国共内战的最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 国府军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击败共军；三月，攻破延安。此时国民政府主席蒋 介石最为「念兹在兹」的事，莫过于消灭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蒋介石致电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据报共党分子已潜 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 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注一〕。」二月二十八日，陈仪即依循蒋介石的思路提 出报告：「台省防共素严，惟二十七日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 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特于二十八日宣布临时戒严，必要时当遵令权宜处置〔注 二〕。」当日，蒋介石于日记上记下：「共党分子与野心政客遂从中煽动群众，二 十八日上午竟捣毁台北专卖分局，击毙职员二人，击伤分局长欧阳正宅等四人，并 焚毁仓库，公开攻击政府机关，杀害内地来台士民〔注三〕。」总之开门见山，认 定二二八事变系共产党的阴谋活动。此后，陈仪即将事变的过程推给共党奸匪，并 藉此请兵来台镇压。三月二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 之情感，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期即派大军，以平匪氛〔注 四〕。」 　　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的耳目，除了省行政长官陈仪外，尚有军统系的省警备总司 令部和中统系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蒋的一贯作风，是纵容部属互相斗争，互相监 视，让他们各自单独向蒋提供有关敌人和自己人的情报，在台湾也是如此安排。结 果与陈仪各自有矛盾的军统和中统，居然也都向蒋报告事变的恶化是共产党活动的 结果。三月四日，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军统系）致电宪兵司令张镇：「此次台 湾暴乱，其性质已演变为叛国夺取政权之阶段〔注五〕。」第二天，这项报告即送 达蒋介石手中。三月四日，中统所控制的中央社台湾分社发出密电：「今发现异党 暗中挑拨，显示今日之恢复秩序，仅为一时之表面现象，内部仍在继续酝酿，未可 乐观……预谋解救眼前之局面，不可失之太迟，中央宜速增兵〔注六〕」，这些报 告更引导蒋介石相信非出兵剿平在台湾的共产动乱不可。三月五日，蒋介石日记云： 「盖台湾事件已演变至叛国及夺取政权阶段，而其暴乱且扩及台北以外之台中、嘉 义等县市也〔注七〕。」 　　派兵镇压一事在三月五日确定。当天，参谋总长陈诚向蒋介石报告：「派兵赴 台一案，?已令二十一师刘师长率师部及146B之一个团即开基隆，归陈（仪）兼总 司令指挥。?着宪兵第四团驻福州之第三营即开台归制。?着调宪兵第二十一团驻 福州之一营即开基隆〔注八〕。」同日稍后，陈仪接获蒋介石电报：「已派步兵一 团，并派宪兵一营，限本月七日由沪启运，勿虑〔注九〕。」然而，当时的行政院、 内政部、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不但对派兵之事一无所知，甚至连台湾省行政长官 公署的报告都没看到〔注一○〕。调兵遣将，存乎蒋氏一人之心。 　　蒋介石在二二八事变初起，即认定此事是共产党的阴谋，而决心加以「剿平」 的心态，恐怕与后来所采取的血腥镇压及「清乡」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吧！然而根据 种种研究，当时无论是台共或中共在台湾力量都不大，在事变中扮演的角色亦有限 得很。蒋介石大权独揽，而各个单独向他负责的情报来源，乃揣摩上意作成报告， 不但与事实不符，还造成相当被扭曲的后果。蒋自以为英察，藉由操控各派系相制 衡来掌控政局，最终居然落得被各派系联合蒙蔽的结果，不亦荒谬乎？ 注 一： 「蒋主席致陈仪二月蒸电」，『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收录于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一九九二年），页五七～五八。 注 二： 「陈仪致蒋主席二月俭电」，『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收录于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一九九二年），页六四。 注 三：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不详，一九七八年)。 注 四： 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记略」，收录于李敖编『二二八研究』（台北： 李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一三四、一四○。 注 五： 「张镇呈蒋主席三月五日报告」，『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收录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二年），页六七。 注 六： 林德龙辑注『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一九九 二年），页五九～六一。 注 七： 同注三。 注 八： 「陈诚呈蒋主席三月五日代电」，『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收录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一九九二年），页六八～六九。 注 九： 「蒋主席致陈仪三月微电」，『大溪档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收录于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资料选辑（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一九九二年），页七○。 注一○：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二二三至二二六及二三○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 党史会档案，现存于中央研究院档案馆。 第一三章 二二八事变三：如果是圈套？ 　　圈套就是陷阱，诱捕治罪的残酷手段。 　　二二八事变诛杀惨烈，余波荡漾至今；然而其中真相犹未大白，处处疑云。 当时的警备总部是否布局，以诱民入罪，然后大举屠戮，尤其值得仔细推敲。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专卖局查缉队员六人及警 官四人于台北大稻埕将贩烟寡妇林江迈打得颜面流血，又开枪打死一名围观群 众，引起民众包围警察局及宪兵队抗议。翌日（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长官陈 仪召集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台北市长游弥坚、警务处长胡福相等人会商对策。 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流氓所鼓动，但柯远芬认定此事有「奸人从中煽动」〔注一〕。 　　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台北中山堂召开第一次会议，警 总及其所隶属之「军统」派人混进民众中，提议组织「忠义服务队」，维持治 安，并要求军队撤出台北〔注二〕。此时，黑社会首脑许德辉表示愿意负责 〔注三〕。当日下午召开处委会治安委员会，由台北市长游弥坚主持，台北市 警局长陈松坚及许德辉等二十余人参加，决定组织「忠义服务队」，并由许氏 担任队长兼治安组长。当天，柯远芬为着要「分化奸伪」，经陈仪同意，设置 「义勇总队」，由军统局台北站长林顶立担任总队长〔注四〕。根据行政院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忠义服务队」和「义勇总队」根本就是同一个机 构，许德辉只不过是林顶立的部下而已〔注五〕。这些人四处纵火，烧毁外省 人商店、殴打外省人，挑起冲突、混乱，为中央派兵镇压制造借口〔注六〕。 　　此乃警总参谋长柯远芬经过周密的考虑后才决定尽速作出对策：「军事上 万全的准备」，「一俟他们叛国罪证公开后，马上即使用军事力量来戡乱〔注 七〕。」 　　「忠义服务队」也动员学生及青年。三月三日处委会治安委员会决议要求 学生及青年协助。游弥坚叮嘱在场青年代表张武曲等人尽快组织起来〔注七〕， 张等乃在两天后成立「台湾省青年自治同盟」，与原本存在的「学生自治会」 共同加入「忠义服务队」。 　　三月七日下午，「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讨论由王添灯所草拟的「三十 二条处理大纲」，混进旁听席的特务人员提出由军统所拟的「撤销警总」、 「军队缴械」、「释放台湾人汉奸」「台湾的海陆空军军官由台湾人充任」等 十条额外要求〔注八〕。当晚，这些额外要求经由广播后，柯远芬等人以为抓 到了把柄，处委会成员叛国罪证确凿，不禁「谈笑风生」「饭量大增」，说出 「现在他们的阴谋大暴露了，现在是我们理直气壮了〔注九〕。」 　　同夜稍晚，「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向陈仪递交「处理大纲」，陈严厉 拒绝，并密令台北所有部队待命〔注一○〕。八日上午，宪兵第四团两个营乘 船抵达基隆，晚间十时三十分，长官公署下令总攻击，在中山堂及日新国小开 会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要员多半罹难。深夜，圆山地区发生「战斗」， 军统人员将参加「忠义服务队」的数百名青年和学生集体屠杀，然后再诬指他 们是夜袭圆山的暴徒〔注一一〕。九日清晨六时，警备总部宣布台北戒严， 「派兵弹压变乱，搜捕奸党」。上午，增援部队陆军第二十一师由上海开抵基 隆，借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阴谋叛乱，展开一场大屠杀。 　　马基维利的『君王论』，讲究权谋与霸术。君王要假装慈悲、仁爱、像忠 诚、守信义、信宗教、道貌岸然，然而一旦必要时，立即可以采取完全相反的 残酷手段。依其说法，统治者要人民惧怕他，比爱戴他更为重要。因为爱戴和 私利冲突时，爱戴关系就不见了。蒋介石下令镇压，且自以为管制机密，神不 知鬼不觉，可以假装慈悲，道貌岸然，人民惧怕，最后将惨杀台胞的罪祸都可 以推给被枪毙的陈仪。 　　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原本是对欧洲传统与宗教的反抗。其目的在义大 利的国家统一，恢复古代罗马的光荣，维护市民的自由，抑制贵族特权的横暴。 为实现强有力的统一国家，才主张君王应模仿狮子般的勇敢吓走野狼，狐狸般 的狡猾发现陷阱。那时意大利的意见分歧，改革动作缓慢，豪门富户以及暴发 的显贵，都在阻挠改革。因此需要一绝对君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权谋和 霸术，取得权力，巩固权位，实现国家统一，达成富国强兵。不是对那些希望 改革的市民、天真的青年，设计圈套，诱捕屠杀。 注 一： 柯远芬「事变十日记」，收录于李敖编『二二八研究』（台北：李敖出 　　　　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二三三。 注 二： 林木顺『台湾二月革命』（台北：前卫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页二三。 注 三：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台湾新生报』。值得注意的是，许德辉曾于光复 初组织手下流氓成立督察队，帮助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办理接收。后来 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将该督察队解散，并将所逮捕之队员悉数以流氓 罪名送办。参见：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收录于邓孔昭编『二二 八事件资料集』（台北：稻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页八七。 注 四： 柯远芬，前引文，页二四七。 注 五：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 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页六三。 注 六： 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前卫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 一六七～一六八。 注 七： 柯远芬，前引文，页二四八。 注 八： 蒋渭川遗稿『二二八事变始末记』（台北：蒋氏家属自印，一 九九一年），页六七。 注 九： 吴浊流，前揭书，页一八七。 注一○：柯远芬，前引文，页二五七。 注一一：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收录于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 料集』（台北：稻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页九五。 第一四章 土地改革一：利害关系的所在 　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为佃农，阻力在于地主。当时台湾的地主如笼中鸟，这是 土地改革顺利成功的关键。 国民党政府透过土地的重行分配，掌握当时人口结构中占最多数的佃农，稳 定其「外来政权」的正当性；并迫使当时的大小地主不得不放弃以土地为主要寄 生手段，而将资金注入工商业。 　　依陈诚的报告，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实行三七五减租；第二阶段，放领公有耕地；第三个阶段，普遍实施 耕者有其田〔注一〕。陈诚在这三个阶段，都扮演主导的角色。在实施三七五减 租时，他是台湾省主席；其后他晋升行政院长，主持公有耕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 的行政。 　　陈诚在抗战期间曾兼任湖北省主席，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对湖北省的维 持治安起相当大效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陈诚就任第二任台湾省主席，上任 不到一个月的二月四日，即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规定自一九四九年第一期 农作物收割缴租起，地主向佃农收租时，租额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 百七十五。四月十四日，以行政命令公布施行「台湾省私有耕地租佃管理条例」， 开始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从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共计完成换约农户二十九万九 千零七十家，换定租约达三十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二件。减租后，农地价格下降， 佃农收入增加。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台湾的地价贬值约三分之一，二万 四千二百七十余户佃农因此得以购买耕地，其总面积共达一万两千四百余甲〔注 二〕。 　　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其实是国府撤退来台之后为获得财政资金的手段。当 时工商业不振，税金征收困难，而对私有耕地的土地税课征亦不顺利。俗语说： 穷则变、变则通，即想到接收日产土地约十八万甲（约当全台耕地的百分之二十 到二十五）为公地，将此公地放领即不怕征收不到钱。一九五○年九月十六日， 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在省参议会的报告，就明说下年度的财政收入将以公有地 的税金为重点。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行政院院会通过公地放领案。五月三十日，立法院通 过「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放领范围以耕地为限。 全省出租公有耕地总计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九甲，除有关水土保持及公营事业需要 部份外，其余均列入放领范围。?放领对象以原承租耕农为主，此外为雇农、佃 农、半自耕农以及转业为农者。公地放领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共举办九期， 并于一九七六年补办第九期未完成部份，共放领十三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公顷公有 耕地，承租户达二十八万六千二百八十七户〔注三〕。 　　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才是土改的要津。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一九 五一年四月麦帅被解除联合国总司令的地位，国府欲趁韩战「反攻大陆」的梦想 幻灭。鉴于中国共产党搞土改取得政权，国民党也必须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 以贯彻「防共」政策。当时国民党政府乃刚迁台的「外来政权」，尚未与地方地 主挂钩，因此牺牲少数地主而赢得多数农民的支持，在维持政权的安定上是必要 的。何况又得以「土地改革」的美名，将收括农民的主体，由地主改变为国家， 并在建设反攻大陆基地的口号下，将整个台湾要塞化〔注四〕。台湾民众在军事 要塞化下噤若寒蝉，中共又丧失了煽动农民造反的口实，风雨飘摇的国府则安泰 多了。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议：自翌年一月起实施 「耕者有其田」政策。十二月二日，陈诚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重要内容： 地主不分在乡与不在乡，一律得保留其出租耕地七则至十二则，水田三甲，超过 规定的私有出租耕地，由政府以购买方式征收；地价按耕地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 收获量的两倍半计算，半数（三成）补偿公营事业股票（水泥、纸业、农林、工 矿四公司），半数（七成）搭发实物土地债券。 　　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的结果，共征收放领耕地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八甲，占 私有出租耕地的五五％。地主土地被征收者为十六万六千零四十九户，占地主总 户数的六○％。受领耕地的农户共有十九万四千八百二十三户，占承租私有耕地 佃农的六五％〔注五〕。结果，在全农地自耕地所占的比率从五六％增加到八三 ％，相对的佃农地从四四％减少为一七％〔注六〕。 　　陈诚设计以公营事业股票来征收地主土地，除了实施土地重行分配，以达到 「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外，据说另有用心：即「封闭土地投资之门，使国民改变 传统的观念与习惯，往工商业方面发展〔注七〕。」然而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时， 多数中小地主尚不了解现代工商业的经营方式，而将开放民营的四家公司股票， 廉价让售给消息灵通而关系良好的大陆籍金融资本家和官僚。到最后，只剩下和 信辜家、高雄陈家控股的台湾水泥公司还在台湾人手中，其它工矿、农林、纸业 三家公司都成为外省资本〔注八〕。大多数的地主在失去土地这个主要寄生手段 之后，若不能顺应潮流改行从商，只有坐吃山空、逐渐没落。 　　整个土地改革的实行，固然稳住了为数众多的贫雇农，但对原本的地主倒也 给予不小的打击。清代，台湾的土地结构有大租户─小租户─佃农三级制，大租 户不仅拥有广大的土地，还可藉此拥有私人武力。日本据台之初，借着武力扫荡 的威势，废除大租权，迫使本地的大地主不再有拥兵造反的威势。国民政府承日 本遗制，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进一步削减地主力量，时机恰在二二八事件发生 之后，地主阶层因此也不敢有太强硬的反应。板桥林家的管家许丙，曾长期拒缴 租税，以抗议耕者有其田政策〔注九〕。至于雾峰林献堂出亡日本，至死不肯回 台湾，原因就是：「对于『三七五减租』，尤其是『收购大户余粮』的政策，见 解似乎未尽一致〔注一○〕。」连「反对」都不敢讲，委婉的道出「见解似乎未 尽一致」，真是可悲。土地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台湾在二二八的杀鸡儆 猴，地主不敢有太强烈的反应，有相当大的关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一：何定藩编『陈诚先生传』（台北：反共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页二三九。 注 二：同上。 注 三：熊梦祥等着『台湾土地改革纪实』（台中：台湾省文献会，一九八九年）， 页八一。 注 四：世本武治、川野重任编『台湾经济综合研究』上（东京：???经济研究 所，一九六八年），页一六四。 注 五：沈宗翰『农村发展与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五年），页七三。 注 六：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北：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页七五～ 八○。 注 七：何定藩，前揭书，页二九五。 注 八：D.F.Simon「外部连结与内部改革」，收录于 E.A. Winckler 编、张必芜 译『台湾政治经济学诸论辨析』（台北：人间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页 一九三、一九七。 注 九：谢德锡「 帐房出身的理财家─许丙」，收录于张炎宪等编『台湾近代名人 录』第三册（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一九九三年一版二刷 ），页 一二二。 注一○：叶荣钟『杖履追随四十年』，收录于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台 中：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一九六○年 ），页一○九。 第一五章 土地改革二：围堵共产圈的策略 　　土地改革有动机论与结果论。 　　一般提到台湾光复初期的土地改革，多半着眼于该项改革如何带动了经济发展， 这是结果论。然而，土地改革的动机，与美国围堵共产圈政策之间的关联，却鲜为 人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改罗斯福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将苏 联及共产主义国家视为最主要的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美国总统特别顾 问克里福特（Clark M. Clifford ）提出由杜鲁门总统领导亲自起草之『美国与苏 联关系』备忘录，建议美国对苏联采取抑制政策：「美国必须拥有足以抑制苏联的 强大军力，将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于目前所控制的地区〔注一〕。」一九四七年七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肯楠（George Kennan ），化名「Ｘ」在美国 『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苏联行动的源头」，主张对苏联的膨胀主义采取围堵政 策：「根据苏联政策转移和策略部署，在其经常移动的地点和政治目标上，灵活而 警惕地运用与之对抗的力量而加以抑制〔注二〕。」由于共产党在亚洲主要的战略， 是以「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土地重行分配」的口号，争取广大农民 的支持，而声势日益壮大；美国乃提出「土地改革」的对策，以抵销「土地革命」 的号召力。 　　在亚洲，最早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的国家是日本。日本投降后，杜鲁门任命麦 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为盟军最高总司令，由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盟军 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乃成为凌驾日本政府之上的太上权力机构。一九四六年六月 十七日，盟总将「对于日本农地改革之劝告案」交给日本政府。六月下旬，盟总的 自然资源局局长顾问拉德金斯基（Wolf I. Ladejinsky）依据该劝告案，做成一份 改革案，由盟总交给日本政府实行。七月二十六日，吉田茂内阁才提出「关于彻底 改革农地制度之措施要纲」，经议会通过，据此推行土地改革。 　　美国除了「指导」日本之外，也曾帮助菲律宾、印度、缅甸、泰国、南越、印 尼等亚洲国家实施土地改革。此外，美国也要求拉丁美洲进行土地改革，甚至表示 如若不然，将不再提供该地区物资援助〔注三〕。土地改革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 世界战略。 　　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实施土地改革，以防止共产势力蔓延之际，国民政府也在内 战中失利，逐渐退守台湾。为了保住这个最后的一块领土不为共产党煽动赤化，也 跟进实施土地改革。 　　因此，国民政府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在表面文章是奉行孙文「平均地权」的 理念，但在骨子里是完全为了防共。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陈诚在全省行政会议上 致词时就透露了玄机：「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自耕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 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三七五减租的实行，便可避免共产主义的残酷 斗争，而自能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注四〕。」一 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陈诚发表关于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书面谈话时更直接了 当的表示：「国父昭示我们，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基于大多数经济利益调和，所以 我们要防止共匪制造阶级斗争，必须注意谋取全体人民的利益，绝不可专为少数人 谋利益。我们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所获得的甜蜜果实，可以说已经由大陆同胞替我 们付出了大量的鲜血代价〔注五〕。」 　　国民政府自以为英明，独揽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之功，对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劝 告与支助则尽量隐蔽。美国政府为求「由解决不安定之农村问题入手，有效阻止共 产主义之蔓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与国民政府合作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 员会（简称「农复会」）注六，其经费由美援总额百分之十拨付。该会共有五位委 员，其中穆懿尔（Dr. Raymond T.Moyer ）和贝克（Dr. John Earl Baker ）由美 国总统杜鲁门特任；蒋梦麟、晏阳初以及沈宗瀚则由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特任。开 会时使用英文，任何决议皆需经由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才能通过执行〔注七〕。美国 政府的意见透过这种设计，对于农复会的工作方针产生相当大的主导作用。在一九 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农复会总会迁台办公，积极介入土地改革的工作后，美国的 影响直接带到台湾来。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议：自翌年一月起实施「耕 者有其田」政策。九月，农复会邀请曾于日本农地改革过程中扮演极其关键性角色 的美国农业经济专家拉德金斯基来台指导。他一贯的想法乃认定亚洲地区农民的动 乱与地主佃农有密切的关系〔注八〕。国府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不仅在基本精 神上与拉氏在日本推行农地改革时所采取的「杰佛逊精神」雷同〔注九〕，即采取 透过对地主有偿的收购手段来彻底地创设自耕农；连「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都与 拉德金斯基在日本所主导的农地改革案类似[注一○]。拉德金斯基在「耕者有其田」 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忠党爱国者宁愿忽视。但是拉氏除了在日本与台湾的土地改革 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外，也曾深入参与菲律宾、印度、缅甸、泰国、南越、印尼 等亚洲国家劝告土地改革，执行美国在这些地区土改防共的计划[注一一]。只是台 湾要土地改革的条件，比其它亚洲国家齐备而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一：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ynamic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 pp.268-304. 注 二：X (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 July 1947,pp.566-582. 注 三：Hung-Chao Tai,Land Reform an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pp.53-54. 注 四：何定藩编『陈诚先生传』（台北：反共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页一六七。 注 五：同上，页二四八～二四九。 注 六：黄俊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九一 年），页二一。 注 七：黄俊杰『农复会与台湾经验』（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九一年），页四七、 四八、五九。 注 八：Gary L.Olson,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Peasant: Land Reform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4) ,p.25. 注 九：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 ）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农民民主主义的信奉者、 废止奴隶论者，为美国历代总统中最激进的一位。 注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陈诚发表关于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之书面谈 话：「<<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的重要内容，即不分在乡与不在乡， 地主一律得保留其出租耕地七则至十二则，水田三甲，超过规定的私有出 租耕地，由政府以购买方式征收，地价按耕地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 两倍半计算，半数（三成）补偿公营事业股票（水泥、纸业、农林、工矿 四公司），半数（七成）搭发实务土地债券。」参见：何定藩编『陈诚先 生传』（台北：反共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页二四八～二四九。而拉氏 所主导的日本农地改革案如下：「?政府在两年内强制收买所有不在地主 的佃地和在村地主超过一町步（北海道为三町步）以上的佃地，所征收的 土地原则上都卖给佃农。?农地全国平均价格规定为水田每一千平方公尺 七百六十日圆，旱田四百五十日圆。对于未满三町步的土地付给地主补偿 金。」参见：有泽广己『昭和经济史』下（东京：日本经济新闻，一九八 ○年），页三三。 注一一：Wolf Ladejinsky , "Agrarian Reform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4 , p.457。 ************************************************************* ◆ 浴火凤凰 ◆ 投稿信箱：chinabyte@gmx.net ◆ 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