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杀的…… 白汝莫 　　【按】原文英文标题《Ｄｉｖｉｎｅ　Ｋｉｌｌｅｒ》刊于Ｔｈｅ　Ｎｅ 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 　　“毛主席最不能看人掉泪。他有一次说，我最受不了看到穷人哭。一看到 他们掉泪，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另一件让毛主席烦恼的事情就是流血。” 　　　　　　　　　　　　　　　　　　　——摘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一） 　　这种观察令人难以置信。作者是北京官办作家协会的一个御用文人，其文 字取材于对毛泽东前卫士李银桥的采访。这个卫士跟毛很亲近，是真的；他的 一个重要职责是，无论毛主席在哪里坐下来，他得赶紧去替主席解开裤子，因 为“主席肚子大”，不喜欢他的裤子“变得太紧，不舒适。”不象毛泽东的前 私人医生李志绥后来在芝加哥的自由空气下，写出他那本著名的描述跟毛在一 起生活的书，李银桥从未离开过中国，他是不会说出来他所知道的一个真实毛 泽东的。 　　然而这些关于毛泽东的描述又并非完全不真实，常常可以发现冷酷之辈却 很矫揉造作、多愁善感。希姆莱从来不敢站在流血现场，甚至希特勒也如此。 大多数凶手通常不是这样，都是亲自下手去干罪恶勾当。希姆莱曾到过奥斯维 辛一次，发现那里乱七八糟，从此再也不去。这种人很少不是因为虐待狂才杀 人，而一个虐待狂者终究是个倒错者，不正当地粘着他的受害人。人杀人常常 是一种强烈的表演——忿怒、妒忌甚至爱仇情恨。人若以嗜杀他者取乐而成家 常便饭，就是疯狂了，然而他们对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却压根儿无动于 衷，所以那廉价的眼泪，乃是移情的一点点潮湿的证据。 　　当眼眶潮湿起来时矫揉造作一番并非凶残暴君们共有的唯一性格。希特勒 和毛泽东都受折磨于“神经衰弱症”，那并不流行却蔓延在毛泽东周围的一种 痛苦，他的私人医生称之为“共产党员疾病”，其主要症状是失眠、头痛、晕 眩交替，并且阳痿。据毛泽东的医生描述，毛的权势、精力是那样地受制于他 的政治运气，当毛泽东感觉一切都在他的玩股之上，便万事大吉；若是他感觉 到对他的绝对掌握有任何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就会阳萎，不论有多少女孩子 跟他共寝。这样的心理问题，也许是一种代价——那种永久处于芒刺在背者非 得付出的代价，那威胁也来自拥戴者——暴君和他的朝臣们互相威胁着。毛泽 东的慢性便秘，与希姆莱的胃痉挛，来自相同的源头。 　　但这只是某些症状。更有趣的，反而是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驱策着这些人 ，有些似乎是相当平庸的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 境况吗？是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的道德麻木之下不言自明的现象？或者，类似毛 泽东、希姆莱、波尔布特、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根本不是常人，而邪恶天才 一旦得势便无法无天？ 　　我便是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两本毛泽东新传记，一厚一薄：《Ｍａｏ： Ａ　Ｌｉｆｅ》，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著，Ｈｏｌｔ出版，７８２页；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著，Ｌｉｐｐ ｅｒ／Ｖｉｋｉｎｇ出版，１８８页。两位作者各有自己的议题。Ｊｏｎａｔ ｈ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是作一种松散的隐喻，据他的看法，毛泽东是那种“施 暴政的统治者”，有点类似拉丁民族宗教节日里一个在黑暗中颠倒乾坤的王子 ，Ｓｐｅｎｃｅ以伟大欧洲的中世纪王室作例子，那时一个暴君会选择在节日 里颠覆和嘲弄天下事：仆人扮演统治者，男人扮演女人，如此等等。那是嘉年 华会式的狂欢节，在一种仪式场合之下，每个人都可以抛弃自己平时惯常的角 色而去发泄，但还是要回到现存社会结构的常态里去；Ｓｐｅｎｃｅ认为，毛 泽东却把这桩事情，把一种狂欢节弄成真的了，而不仅仅是仪式场合，他要永 远颠覆秩序，灭绝所有帝王将相，由往昔的仆人来主宰，于是他自己便可以成 为一个对人民的永远的施暴者，无法无天。 　　是一个有趣的隐喻，但无法精当地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早年就对灭绝有强 烈的渴望？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的毛泽东传记，在各方面上都比Ｓｐｅ ｎｃｅ有厚度，他描绘了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三者之间的道德区别，甚至 他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暴君当中很特殊的一个种类”，希特勒主要是灭绝 犹太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害人虫”；斯大林亲自签发无数死刑执行命令去 消灭那些可能威胁他的人；毛泽东不是这样，Ｓｈｏｒｔ认为，毛有一种想象 力，在中国全面转型之中的一种乌托邦之梦，因此算历史总账的话，或在历史 最终审判下，他是杀了人，但不是谋杀，如同煎蛋卷的过程中会有许多鸡蛋破 碎。这就如同Ｓｈｏｒｔ所写到的：“虽然他的政策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毛泽东却从来没有对他的思想改造运动的效果和拯救的可能性，产生过怀疑。 ” 　　毛泽东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屠夫，但我看不出来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 ｔ所描述的这种道德区别有何意义。希特勒也有一种想象力，他的谋杀行为也 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否Ｓｈｏｒｔ所谓的“不同分类”，乃是认为 “杀人但不是谋杀”，在结局上更不令人反感一些？或者说，毛泽东跟斯大林 相比，他们两者的乌托邦结局真的很不一样？也许他认为毛泽东实际上很抱歉 自己必须谋杀，即如Ｓｈｏｒｔ所写的：“那是他史诗般努力改造中国留下的 人的废墟”？如若那样，我们应该在Ｓｈｏｒｔ所描绘的毛泽东迷人的一生里 去发现一些相关的证据。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湖南一个富农的儿子。十三岁时他已经比他的父 亲受过更好的教育，虽然只读了两年书。一九一零年毛泽东还是个学生就尝到 了第一次政治暴力的味道，那是典型的现代中国造反者的一种发迹。长江洪水 导致湖南发生饥荒，人们卖儿卖女，以树皮甚至人肉充饥，外国商人和本地富 人拒绝停止出口大米以缓解当地人的饥饿，绝望的人民开始攻击外国人，那从 来都是中国之不幸的第一个祸根，然后才是当地的中国当局。打家劫舍、杀人 放火，炮艇开进江里来，政府的军队也赶来弹压，参与暴动的两个穷人被砍头 ，头颅被钉在街灯柱子上。 　　毛泽东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我觉得我跟那里的造反者在一起，他 们都是来自跟我一样的平民家庭”，他后来说，“我也痛恨对他们这种不公平 的处置。”这两本传记都记录了这个事件，描绘毛泽东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心。 这也表明他有一种社会良心——虽然说这番话的人，日后有一天将导致据说三 千万人死于饥饿。这个故事也勾画了他成长在一种暴力的氛围中。假若有希望 得到一个反驳——毛泽东不象希特勒那样一开始就是一个叛逆者——这个论证 正好从这里开始。这也很能配合流行在中国以及其它什么地方的那个神话：毛 泽东直到五十年代都是一个大英雄，只是当这个老人逐渐脱离现实，才变成一 个偏执狂和残忍的专制君主。 　　然而，这里面也显示出年青毛泽东凶暴心智的早期征兆。他在中学就开始 熟读中国历史，极为迷恋古代造反起家当了皇帝的那种浪漫故事。常说毛泽东 特别喜欢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这个秦始皇是个要求绝对 服从的凶残暴君，中国人视他为一历史恶魔也是一个常识。这个暴君只关心一 件事情，那就是对他的酷法的屈服，并确保此酷法不会被儒家道德松懈，不允 许被知书达理的人所质疑，于是焚书坑儒。 　　比秦始皇早一个世纪更遭人恨的人是商鞅，秦国的一个法家宰相，根据西 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毛十八岁时写一篇短文 称赞这个商鞅，说酷法就象鞭子抽打那些愚蠢、退缩和奴性的人；他还提升他 的观点说，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已经积累了无数不良习俗，精神萎 靡不振，品行极坏……不施以巨大的压力便无法将其清除。 　　许多贫穷的、蒙受过耻辱的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乐意分享毛泽东的这种情 绪，尤其当他们到过富裕国家之后。波尔布特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从巴黎回到柬 埔寨的。 　　毛泽东却并非必须离开他的原籍湖南，但他不屑于跟自己的那些邪恶、萎 缩的乡亲们混在一起，他渴望登高一呼。他“开创”他的伟大领袖原理极早， 二十年代末就写下：真正出色的人才能够最充分地发扬光大自己的天性。…… 他天性中的动力能够摒弃一切束缚和限制……他的力量如同来自峡谷的巨风， 如同为了爱情而无法抗拒的性欲，一种遏制不了的力量。 　　性欲后来果然成为毛泽东权势、精力的重要部分。然而麻烦的是，认为英 雄就可以不受常规束缚的这种想法，便使得英雄凌驾于法律之上。毛泽东在那 篇短文里还提到他渴望乱世，希冀大混乱，“毫无骚动的太平盛世是难以忍受 的……世局不断动荡之中，人民祈望的英雄就能浮现出来。就是平时他们也把 书本扔在一边。”……毛泽东这些早年的激动仍不过是一个好读书的青年的胡 思乱想，这离真刀真枪地干起来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毛泽东在接受共产主 义之前，他的基本思想，在人文、领袖、历史和政治等方面，已经定型。 　　毛泽东也有过他的童年。他的学生时代处于一个文化自卑与革命狂热之氛 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抗议北洋政府拿青岛跟日本交换贷款，稍 后则变成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是一个中学历史老师。 “科学”和“民主”两位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双胞胎，但这个运动却是内在 分裂的，囊括了激进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版本的自由主义，当时杜威在中国到处 演讲。毛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写了一本反儒教的小册子，这跟“五四运 动”一样，既是激进的，又是中国式的陈旧视角。他认为中国虽然还未成熟到 剧烈变革，但“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摧毁一切来重建，如同婴儿从母亲 子宫里诞生。” 　　这种彻底改造的观念，原本也是蕴含在传统宇宙论之中的政治理念，庞大 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建立在道德正统之上，由儒家的士族官僚所支撑，并由一 个半神性的秩序所象征，这样的道义性的政府必须反映宇宙秩序，你不可能改 变一半而不顾整体。时至一九一九年这个半神性的秩序已不复存在，基于儒学 的政治正统也遭到攻击，需要一个新的秩序取代它，共产主义及其巫术式的世 界观、标榜的“科学性”、它的历史教条以及党性化的知识阶层，显然要比杜 威清淡的自由主义更易于配合当时的中国。这真是中国的大不幸，毛泽东将卓 越地、不可阻挡地迎娶这个新的洋货，并以“君权神授”的姿态“万里长征” 大踏步地返回到最凶暴的秦始皇那里去。 　　暴力，甚至大规模屠杀，都将为毛泽东的事功铺路。一九二零年他拒绝了 周围浮动着的形形色色“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当然也包括自由主义，而 独独选择作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第一次作业是动员湖南农民，对这些“泥腿 子”，他刚刚走自己村庄时以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口吻描述为 “一群愚蠢、乏味的人”。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微不足道，那时党的领袖的 策略是把共产党员掺进国民党里去，以便使其尽可能左倾，这后来遭到毛泽东 批判。胡志明也是如此，他本来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美国对其更亲切一 些，他便不至于那么反西方。事实上，早在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加入国民党时， 他已经明确地知道谁是他的敌人。他说，国民党右翼推动的“一种西方式的资 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绝无什么中间地带”，“国民党绝不 是革命，而是反革命”。自从他坚信当时四亿中国人的四分之一属于“无可救 药的敌人”，便注定他有朝一日会解决这部分人。 　　两年后湖南农民暴动，攻击地主阶级，一派打砸抢，无论谁被指认是“敌 人”，就可以任人泄私愤，就要被游街、折磨直到处死，连一些共产党人也觉 得湖南的恐怖行为太过分了。毛辩解说，过激行为是镇压反动派的唯一有效方 法，这就是他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反动派”自然也不是“请客吃饭”的，国民党镇压农民很残忍。毛报告 说：“湖北的反动派残酷处罚农运分子到了这种程度：挖眼珠、拔舌头、开膛 刨肚、炮烙、斩首等等，还刺穿女人的乳房，用电线将她们串绑起来，裸体游 街，或干脆砍成碎块。” 　　他的这些描述，至少可以说，给人“先入之见”（ｐａｒｔｉｐｒｉｓ， 此处为法文）的感觉（好像他就在现场），便令人怀疑那种事情是否真的发生 过。毛泽东也在周期性的白色恐怖中承受了他的个人损失。一九三零年他的妻 子杨开慧，因拒绝背叛她的丈夫而被枪杀。事实上，那时毛已经为了贺子珍而 抛弃了她，还有点内疚。一九三四年毛与贺在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下，被迫丢弃 了他们两岁的儿子，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找到。Ｐｈｉｌｉｐ　Ｓｈｏｒｔ写道 ，由此“毛泽东身上又一小部分人性凋零了”，这是可能的。但是极端残暴之 心的种子在那之前已经在毛的心底播种了很久了。 　　（二） 　　Ｓｈｏｒｔ关于一九三零年惊骇事件的描述，便显示了那些种子是如何快 速成熟的。他们为日后无数暴虐所最初设置的这个模式，却莫明其妙地被Ｓｐ ｅｎｃｅ和Ｓｈｏｒｔ所忽略。当时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在江西 非常吸引农民中的能人、富农等等，他们不服湖南那边过来的人，如毛泽东之 流，来对他们指手划脚，特别是关于如何土地改革。突然出现一个谣言，说有 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叫做ＡＢ团，正在向共产党渗透。不论这是否真实，或 者毛确实相信有，这都不相干。对于毛泽东来说，党内长期的争权夺利，包括 这次在江西，每一次打击反动派特务的运动，不过是他用来翦除竞争者或潜在 竞争者。毛在只拥有斯大林权势的一个小分数的时候已经开始运用斯大林方式 。 　　ＡＢ团是否真的存在是无所谓的，清除反动派同谋者的方式是，逮捕几个 可能的嫌疑犯，拷打直至认罪，供出同党，再予逮捕、拷打，如此轮番，拷打 有所谓“青蛙喝水”、“猴子拽腰”等酷刑，则受刑者以为吐出一切才能活命 ，但其实不，大部分人最终要给弄死；若是女性而要她们招供其丈夫，则遭致 更为野蛮的处置：割掉乳房、灼烧生殖器。 　　开始是几百人，然后上千、数千，直至所有共产党员。自然，毛泽东自己 从来没有亲手去拔过任何人的指甲，或烤焦谁的生殖器。那几乎不是他的工作 。但，是他下的命令，并且是他受益于这种他教唆的清洗，特别是在逼出了Ａ Ｂ团与所谓李立三路线之间的所谓关联之后。李立三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一如 周恩来，周后来在上海变成党的领袖，他的策略，或者叫“路线”，是在中心 城市进行革命。毛反对，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应该首先解放农村，结 果他是正确的。然而这些争论只是策略，要害是权力和党内的等级，反动派秘 密跟李立三和其他的都市知识分子勾结，于是毛泽东这个乡下的暴发户，便有 足够理由怀疑他的党内竞争者，并且得以接近党的权力中心并降服它。 　　正如Ｓｈｏｒｔ所指出的，毛只要需要，总是随时出卖最忠于他的战友或 者最德高望重的同志。四十年代初抗战时在延安窑洞安顿下来，他解开他的安 全部长康生膀子上的皮带，这是一个脸上有皱纹的贝利亚——爱穿黑皮革、精 通阴谋与拷问，曾在莫斯科学过。史沫特莱，一个狂热追随到延安的美国革命 分子，曾描述毛的幽默感是“冷酷的”，康生则是污秽的。此人荒唐到逮捕一 个名字叫牛的地主（也是个共产党的支持者），用一只铁环穿在他鼻子上，再 强迫他的儿子牵着他游街。康生的特殊用途在于可以构陷任何一个毛泽东不喜 欢的人。 　　延安暴行中的一部分是所谓“整风运动”，“特务”、“托派”（托洛斯 基分子）和虚构的“反党集团分子”皆在清除之列。康生的方法不过是把江西 清除虚构的ＡＢ团之法再用一次。编造指控，拷打口供并当众招认。最著名的 案子是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有权利批评毛泽东，王实味，一个自负而有文学 修养的人，被控告是一个“托派”，监禁一年后被用斧子砍了头。然而，真正 的目标，无非是毛在党内、最终在整个中国的潜在竞争者。这些残酷运动就是 为了设置党的正统戒律（如毛自己所定义的），逐渐灌输无数恐怖，使任何人 不敢再对毛泽东说三道四。所有这些，就发生在延安那些浪漫的黄土窑洞里， 那曾是无数革命朝圣者和二战期间倍受西方新闻记者赞赏的目的地，而那不过 是毛泽东想当皇帝的一点饰物而已。中国人也是从那里开始唱赞美歌的，“东 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的语录也是从那时起开始被引用的 ，如同引用一个圣人的智慧。但是感激涕零的人们依然不能幸免于不做献媚者 和奴仆，并且照样又有许多人不甘心，便很快就遭遇劫难。 　　谋杀运动从未停止。李光耀消灭对手的技术也相当不错，曾极有施展（他 谈及对付英国殖民者）：我知道（压制）跟做爱一样：第二次就比较顺手，头 一次可能有良心折磨，一种内疚感，但是只要在那上头下手一次，接着不断重 复，你攻击的时候就越来越脸皮厚，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宽。 　　又是一种类推，残忍的伟大领袖与性欲，都是要攻击的。 　　但是Ｓｐｅｎｃｅ和Ｓｈｏｒｔ均无显示任何证据说明毛泽东曾经有过内 疚。对Ｓｐｅｎｃｅ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他对毛没有任何特殊的道德要求。 然而，Ｓｈｏｒｔ理论基点乃是认为，毛泽东的受害者不幸成为他政治幻想的 铺路石，因而不是被谋杀的。单纯地说，他们是被谋杀的。毛泽东和斯大林杀 掉许多人，纯粹是为了扩展他们的个人权力，我看不出这种“杀”与谋杀在范 畴上有何差别。 　　希特勒怎么样？我相信，毛泽东跟他相似的地方很多，不只神经衰弱症， 还有谣传说，这两个伟大领袖都是只有一个睾丸，即使毛从未企图灭绝另一个 种族，他只是很得意消灭了社会某些阶层的无数成员。一九五零年，“反动派 组成部分”——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前国民党员，等等，在六个 月里有七十一万人被杀或被迫自杀。一九五二年就轮到地主和他们的家族：超 过一百万人死亡。 　　数字令人晕眩，人命变成了可怕的统计数目，然而绝对的数字没有任何道 德意义吗？难道这八十万人的横死，就因为毛泽东说他们“该死”、并按照分 类被谋杀者就该是四百万、五百万、六百万？难道人们由于阶级成分而被谋杀 ，就绝对不同于他们因为种族而被谋杀吗？这里有一种区别是确定的：希特勒 要杀死每一个犹太籍的男人、妇女和孩子，毛泽东则始终相信，至少有一些反 动派是可是通过“再教育”改造过来的，不过当毛泽东的受害者也包括阶级敌 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时，迫害就单纯到只是针对他们的出身，歧视并未消失，而 是“反革命”范畴的区别却更趋模糊。 　　“知识分子”，指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乃是承受毛泽东愤怒的首当其冲的 一个群体。毛厌恶他们的程度跟希特勒差不多，为什么？此缘由倒是很能解释 他们杀戮欲的奇特性质。当教条变成一种压制工具时，任何人用知识去向它挑 战，都会变成一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坑儒。毛不象希特勒，他自己 也曾是形形色色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并曾从儒家开始，挑战许多教条，然而在 北京大学众多有教养的学生团体以及都市名人当中，毛泽东总是感觉不自在， 觉得自己土。他的那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常 常都是即兴之作、语无伦次的，议题也是宽泛、游移、矛盾的。压制批评的唯 一办法就是消灭所有可能的批评者，把他们驱逐到劳改农场去生活，或者毁掉 他们的职业，或者让子女们反对他们，或者强迫他们当众认错以自辱，或者干 脆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主席冷酷幽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他曾拿自己跟秦始皇 比较：“秦始皇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坑卒四百六十个，我们坑了四万六千！ ” 　　一九五七年的运动是允许“百花齐放”之后，再以最邪恶的方式出卖中国 的知识分子，虽然不一定都杀掉。他们先是被甜言蜜语哄骗着去“鸣放”，有 时甚至强迫他们对党的政策提意见。要让人们知道正常批评所导致的后果，需 要先“引蛇出洞”。一旦他们开腔，后果就由不得他们了。有些人甚至大胆地 质疑一党专制是否正确。结果是：超过五十万人被清洗、下狱，或者带上“阶 级敌人”的烙印及其连带的后果——失去职业、孩子们被剥夺起码的教育，无 穷无尽的困扰，等等。Ｓｈｏｒｔ认为“知识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煎熬使他 们再也不相信毛泽东”，我看未必。可怕的事实是：许多人在后来的许多年里 继续相信毛泽东，无论他怎么折磨他们。 　　毛泽东憎恨知识分子的某些理由要比阶级嫉恨和教条主义更深。跟希特勒 很相似，毛也虚构地自诩为一个艺术家。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认为毛泽 东的诗词比希特勒的绘画好，但不如邱吉尔，这方面的专家告诉我，毛的早期 诗词特别有一股怪异的吸引力。Ｓｈｏｒｔ比他更欣赏毛的诗词，Ｓｐｅｎｃ ｅ则称毛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关于那个在被害之前已被他遗弃的妻子） 很“感动”。不过，关于毛泽东艺术兴趣的问题关键，不是他的诗词或书法水 平如何，而是他有权力和渴望把六亿人的一个国家当作他的画布。 　　Ｓｈｏｒｔ引述了毛泽东一个最冷酷、露骨的声明，还带着他那一笔狂草 签名：“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 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的中国，还有希特勒的德国，是要成为一个人疯狂 幻觉的综合艺术品。在发表这个声明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毛发动了“大跃进 运动”，一个在二十世纪无论绝对数字上还是毁灭性上都是最致命的编造出来 的计划。这个白日梦是：让中国通过每一个人在自己院子里溶化做饭的铁锅， 和抄袭斯大林那些意识形态科学家弄出来的奇异农业试验，几年之内赶上英国 。结果导致三千多万人饿死。 　　这个想象力的例子自然不同于把数百万人送到毒气室去。但是这种大屠杀 ，却是由于某种类似性质的半吊子艺术冲动，和基于伪科学的审美幻觉所引起 的。如果希特勒的白日梦里是掺进了生物学和人种理论的，那么毛泽东的幻觉 则是基于想入非非的农业理论，大部分都是借自苏联的Ｔｒｏｆｉｍ　Ｄｅｎ ｉｓｏｖｉｔｃｈ　Ｌｕｓｅｎｋｏ，此辈试图为斯大林尝试“大自然改造” 。任何地方都可以种粮食，而完全不顾其适应性，乃是一个苏联的灵感。这种 理论还包括只要杂交就可以魔幻式的召来奇妙的新农作物。河南省就拿向日葵 跟洋姜杂交，而北京则用水稻跟玉米杂交，据称棉花跟西红柿如果杂交得顺利 就能长出红棉花。毛的智慧当然可以种出一三二磅的巨型南瓜，这还有一个故 事，即令人肃然起敬的Ｓｈｉｒｌｅｙ　Ｍａｃｌａｉｅ在邓小平访美时，不 断对他叨叨这件事，邓则轻轻地告诉她，不要相信她听到的任何中国故事。 　　赫鲁晓夫曾警告毛泽东不要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但主席却刹不住车了，那 块空白大画布非得等他去涂满不可，任何东西如果挡住这位画家的视野就得清 除：“资产阶级科学家”若愚蠢地阻挡，就驱逐、嘲弄，甚至毙了。毛的忠贞 元帅彭德怀，认真而激烈地试图让毛注意到大跃进的悲惨结果，也被清洗、下 狱、折磨最后杀死。其他人如周恩来本来可以告诉毛一些真相，却反过来告发 彭德怀，献媚毛是一个天才。（Ｓｈｏｒｔ的书中描述了周之“不倒翁”的恶 心细节。） 　　Ｓｐｅｎｃｅ将这些错乱皆归之于毛泽东由于实际情形而致的胡乱离婚， 虽然没人对此能够给他哪怕更多一点的事实；Ｓｈｏｒｔ则认为毛只具有中世 纪的科学观念。这两种观察大概都是对的，但他们都忽略了对知识分子学识的 绝对厌恶支配了毛泽东带有全能幻觉的失败艺术感。以货真价实的专业知识， 去反对伪科学的白日梦，是可以轻易击碎独裁者的荒谬迷梦的。请看这个非凡 的声明：“改革教育有进一步的必要性：今天我们的教育负担太重，只知道奖 赏知识。假装博学是行动的敌人。什么才是需要？本能和意志。”希特勒如是 说，但是他还没有毛泽东说得好：“科学不过是大胆地演戏。没有什么神秘的 。”或者：“你们不要担心一机部、二机部，或者清华大学，放手大胆干，一 切都会好的。”毛说得比希特勒要好。 　　他在疯狂之中还有某种利己的理性。不必怀疑，如同Ｓｈｏｒｔ所说，毛 泽东想改造中国，但这并不具有足够的论证说他是不同于其他现代独裁者的一 个特殊道德类别。从始到终，这里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焦虑，控制着所有的政 策、原则以及扭曲颠倒的艺术幻觉，那就是毛泽东的权势感、他的全然控制的 需要，他惧怕阳痿的病态。 　　Ｓｐｅｎｃｅ说的不错，毛泽东渴望大混乱和暴政，因为他的目标之一是 粉碎旧秩序，但这也是他确保他的支配力的最有效办法。让他的同志们、臣子 们和暴吏们永无休止地互相争斗，把“人民”放在他们之上，让他们离间他们 自己，再将他们周期性地清洗一番，羞辱以至杀掉，他便确保没有人能篡夺他 的王座了。这也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及所有使历史黑暗的暴君的本能。 　　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此发动的。上了年纪的毛泽东看到所有影子里都藏着刀 子。老一辈的同志们，尽管很久以前就已哆哆嗦嗦、如履薄冰，依然被视为威 胁。多少年前那“一小撮”批评者始终令毛冥思苦想，并终于在他偏执狂的心 智里化为清晰的征兆：反抗即将达到沸腾状态。于是一九六六年他决定煽动数 百万深怀挫折感的青少年，猛地扑向他们的老师、父亲、母亲，最后直至党的 最高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几个有用的弄臣，以及毛所厌恶的妻子江青周围的 一个极端主义小圈子之外。 　　一九六六年五月人民日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的源泉”，任何人胆敢 反对他，“必将穷追猛打并消灭之。”一场谋杀的狂欢节在所有城市展开，并 在党内大规模清洗，照例又是整人专家康生大显身手了（他是何等渴望整人， 甚至他得了癌症后还想整他的盟友江青）。Ｓｈｏｒｔ提到的一个实例，显示 了这场毛泽东最后也是最恐怖的运动范围之广，远在内蒙古的政治局委员乌兰 夫被控组织“内人党”威胁了中共，三十五万人被逮捕，八万人被折磨致残， 一万六千人被杀。 　　其实这并不新鲜。人所皆知的毛泽东之杀人记录至迟始于五十年代，并急 速地增长，然而毛在民主西方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与二十世纪其他暴君完全是 一个不同的待遇。希特勒在那里从未有过如此声誉，很久以后斯大林也彻底破 产，毛泽东却始终在巴黎、柏林、伯克莱、伦敦和纽约享受着新闻好评，我们 不能因此完全责备诸如斯诺和韩素音这类“毛泽东迷”。一方面，毛是一个抗 日英雄，尽管他的策略是尽可能让蒋介石军队去抵抗日本；另一方面是因为毛 的对手实在声名狼藉：国民党的腐败以及被说成“邪恶”的地主阶级。但毛泽 东的最佳资本，就西方所关心的公共关系而言，乃是第三世界浪漫精神与某种 异常而不健全之文化例外论的组合。 　　毛泽东特别在法国是左右两边都讨好。右翼一侧如Ａｌａｉｎ　Ｐｅｙｒ ｆｉｔｔｅ这样的人物，前戴高乐的教育部长和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毛泽东是 “中国传统”的伟人，自然，这种传统在Ｐｅｙｒｆｉｔｔｅ看来，也是没有 人权或市民自由的，所以我们不必把它硬套在毛的身上，这种看法回响至今， 最明显的响应者是亨利·基辛格。左翼一侧，一个典型的仰慕者是Ｊａｃｑｕ ｅｓ　Ｖｅｒｇｅｓ，一个激进的律师，因辩护Ｋｌａｕｓ　Ｂａｒｂｉｅ而 成名，他有一半越南血统，善于受理传奇性的第三世界案子。他很迷恋中国， 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他的法国父亲非常仰慕亚洲文明，这个儿子则 说“中国是英勇豪杰的典范，万里长征，等等、等等。一九四九年中国的胜利 令我陶醉，但一九五一年访问中国时，我完全被瞒骗。” 　　像许多毛的崇拜者一样，Ｖｅｒｇｅｓ很轻蔑民主政治。他特别仰慕毛泽 东还包括斯大林的什么呢？乃是他们的罗伯斯比尔式的特质，他们愿为崇高目 的牺牲一切，Ｖｅｒｇｅｓ称此为“庄严”，他“对命运着迷，而不是幸运， 特别是当幸运在欧洲变成一种被社会民主所污染的概念。”一切都成为刺激位 元（ｂｉｔ），你也无需承受任何个人后果。 　　毛泽东已经死了二十三年。中国也已由官方“非毛化”，更有一九八零年 代的改革，无论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并不敢走得太远。他那做了防腐处理的尸体 ，连带着周围生了绿斑的塌陷嘴唇，被永久陈列在占据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 。我最后一次访问北京期间，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广场，在稍微有点恐怖娱乐的 感觉中注意到，一个镀金垂饰里的青年毛泽东像晃动在出租司机的后视镜上。 如今他是一个上帝了。 　　我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并不古怪，毛确实是一部分人的上帝，不只在他的故 乡湖南，那儿有朝圣者去访问毛的故居、毛氏宗族祠堂和主席一尊十公分高的 青铜雕像。这是毛家族的传奇故事，有点像你在欧洲到处可见的圣母传说。据 说这雕像是香港首创的，跨越边境到最早现代化的深圳，一个金光闪闪、贪婪 、相对随心所欲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展览品，却是毛泽东绝对憎恨所在。某天， 深圳有个人驱车出了车祸，撞死了好几个人，他自己却被挂在仪表盘上的毛像 所保护，安然无恙。类似事件的新闻不久传遍中国。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是跟那尊毛的神像究竟如何拯救此人的真相不相 干的。也许是真的。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但无论中国发生什么，毛泽东 都将作为一个“伟大领袖”被纪念，也包括自秦始皇以来大多数惊天动地的统 治者。总之，我想毛泽东压根儿不必痛苦。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