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季大师 陈捷 　　号称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于２００２年第四期《随笔》发表一篇文章《论“ 据理力争”》，文章不长却让人颇感不快，心中有不快自然就要说出来，而说 出来也就仅仅是给季大师听的，给季大师看的。 　　季大师在此文中说，钱钟书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是不可能同红卫兵据理力 争的，即使有，那也是失实的传闻，不足以当真。“常言道‘天下老鸹一般黑 ’。我不信社科院竟出了白老鸹”。季大师认为十年文革是一个天大的例外，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并且要质问一下，钱钟书先生“据理力争”据的是什幺“ 理”？我们毫不怀疑在那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代，钱先生是不会依 此逻辑来据红卫兵的“造反有理”之“理”而力争的，一个文弱书生怎可与粗 暴的丧心病狂的失语群体对抗？他也无法据此理而力争，也不可能据此理而力 争，人怎可与禽兽对话呢？钱先生之“据理力争”依我看，应是据人之情理人 之伦理而争，除此无他，也不可能有其它。 　　季大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偏要将“造反”之理安在钱先生头上要其 力争，并武断地认为，在文革期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有对抗现实的行为。 同时他也指出：“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深夜，几条彪形大汉破门而入，把 我和老祖、德华我们全家三个人从床上拉起来，推推搡搡，押进了没有暖气的 厨房里，把玻璃门关上，两条彪形大汉分立两旁，活象庙宇里的哼哈二将。” 并且有一点深信不疑的是“恐怕我们一张嘴就是一个嘴巴，接着就会是拳打脚 踢。”我相信季大师真的是有些老眼昏花了。要知道大脑迟钝的时候所发表的 言论也是要由你自己来负责的。看完〈〈论“据理力争”〉〉的第一感觉便是 季大师开始有些信口雌黄了。你以为你当时“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浑身发 抖。”而别人就一定要和你一样吗？ 　　〈〈论“据理力争”〉〉发表在今年，钱钟书先生已然仙逝，但杨绛先生 还是健在的，季大师这样的话被杨先生看到真是不知会作何感想？ 　　若对文坛往事稍稍关心的人就该知道，在前年的〈〈南方周末〉〉上，杨 绛先生专门写文章回忆文革期间那段心酸的往事，题目是〈〈从“掺沙子”到 “流亡”〉〉。 　　１９６９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 “资产阶级权威”家里去（这叫“掺沙子”）。钱钟书夫妇有四个房间，一对 “革命男女”占去两间，“而沙发等大件只得卖掉。”他们在自己的屋檐下过 着屈辱的日子，以偷得浮生半日安，时值钱钟书先生潜心写〈〈管锥编〉〉， 杨绛先生翻译〈〈堂·吉诃德〉〉，但是那对无耻之徒并不领情于钱氏夫妇的 宽容，他们出言不逊。“可是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象还在继续革命，不 断革命，我们的忍耐再忍耐，仍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家 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来触及我的 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状，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这对革命男 女中，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女沙子则莺声厉厉地在门 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女儿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让别人看见 她的脸。”作为母亲的杨绛先生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日是星期日，杨绛先生请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而革 命女子定要先为她洗，“女儿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 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杨绛先生在文中写道 ：“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 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不动我。”仅仅是 因为还手了，“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 ，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愤怒的杨绛先生“自知力弱不胜，就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 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它就松口放走了。”钱先生是后来听 到杨绛先生被打时一截棍子倒地的声音才出来的，“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 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 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杨绛先生认为“钱钟书的行为不是出自内心，而是身不由己。”本想息事 宁人，可是“革命男女”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钱家精神上的侵犯，使钱氏夫妇 终于忍无可忍，与之发生了身体上的冲突，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打架人 ，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 事。”只能说钱氏夫妇为了尊严而战了一次。 　　这篇〈〈从“掺沙子”到“流亡”〉〉先后发表在〈〈南方周末〉〉和〈 〈南方日报〉〉上，当时读来内心为之一震，深深感叹知识分子也不是可以逆 来顺受的，文弱书生也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因此对 钱氏夫妇充满了无比的敬意，记得此文发表的时间刚好是在钱先生去世不久， 读过更是唏嘘不已。 　　但是由于本人不擅长掉书袋的功夫，随着时间的流逝，具体情节变得模糊 ，为了避免再度被季大师指斥为失实的传闻，我特意通过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 Ｅ找到这篇文章。我的意思是季大师大可不必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变把别人与 自己的所作所为混同一谈，实在有失所谓“大师”风范。 　　虽然人无完人，但我对钱氏夫妇的人格魅力从来不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找 不到一个可以怀疑的理由。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唯一好处怕是让各路文人显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有 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反抗，也有老舍的愤而投湖自尽，还有郭沫若的一唱一和， 更有人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把自己的作品改来改去，所以我个人认为季先生 一家三口被“请”出自家大门也不是什幺丢人显眼的事。 　　季先生以研究那种全中国都没有几个人懂的梵文着称，没事钻在故纸堆里 搞搞研究无妨，虽然他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幺意义，故纸堆玩腻了就 编编〈〈传世藏书〉〉什幺的我们也不介意，因为那书不是我们一般读书人买 得起的，就算你为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作了贡献吧，再闲闲无事还可以带带你 的博士生，如果还有人愿意步你的后尘的话。 　　但是千万记住：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活一生是不可以胡说八道的，尤 其是白纸黑字的东西，倘若老来落个骂名，实在是晚节不保。呜呼！一代国学 大师居然说出这种不讲道理的话来，真是可悲。同时也请季先生记住：钱钟书 先生是我辈读书人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人，而不是社科院出来的白老鸹！ －－－－－－－－－－－－－－－－－－－－－－ “可悲的季大师”辨得有理 　　虬髯客 　　夸大而言，我曾经与钱锺书、吴晓铃两先生是“同事”。吴先生是燕京大 学教师，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任教的，熟悉梵文和现代印度 语言，但“复原”回到北京以后，北大东语系主任已经“鸠占鹊巢”，被一位 不懂现代印度语的欧洲“海归”派人士担任了。其后还有种种恩怨，一言难尽 。总之，吴先生是以多国荣誉学衔，却是本土“布衣学者”的终极身份“驾鹤 西游”了，而季先生却以“国学泰斗”的身份独领风骚，独守“空巢”。人之 命也，运也之不同，竟至于斯。 　　季先生有《牛棚岁月》传世，可惜这并不是“文革”中个人命运的终点。 如果按照这个版本为他写传，一定是欺世之作，还不如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 书生》。至于钱先生的一时抗争，要放在１９７２年“回潮”背景下才能出现 和理解。季先生突发此言，不知是为“牛棚”续记，还是把污水泼向学问人品 高出不止一筹的同辈他人？——但愿是老糊涂了。 －－－－－－－－－－－－－－－－－－－－－－－－ 从“掺沙子”到“流亡” 杨绛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 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房，锺书的衣物都 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 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 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 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 在什幺角落里。我们１９６２年８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 小，不过是一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７年间累积了许多 东西，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工 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老太太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 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 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幺回事。 　　没几天，ｘｘｘ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我们立即让出房间。他先 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东西不必搬走，他家 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 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歇里，好 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女搬入我家，就是 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的“近邻”分明是“ 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更有必要。我们想，邻居相争，往 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 ，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 预先搬入厨房的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 ，留着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傍晚 ，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上三楼。革 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或许他们认为我们 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 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人，可和 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了。”我很惊诧， 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 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 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幺回事。 　　这年的１１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个小孩 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７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我们和他们 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和我们谈，例如孩子 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幺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 。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 幺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 告诉了两遍”。他们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ｘｘ”。（我不重 复全句。阿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注】 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锺书，免得 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 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 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 ‘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 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 ”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１９７２年３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７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全 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老先生们” （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 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 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 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象还在“继续革命”、 “不断革命”。我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 杀，是我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 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 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年轻的部队领导到 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 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 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我不记得他怎幺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 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１２月２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 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 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 ，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 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 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 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 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 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幺根据，革命 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 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 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 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 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锺书该是 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幺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 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 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 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 ，好象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 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 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 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 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 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 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 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 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 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 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幺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 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 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 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 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锺书感叹说，和什幺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一位听到 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幺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幺东西狠狠打门， 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 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 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 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 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幺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 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 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 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 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 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幺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 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 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它领导汇报。 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 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 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一扇门了 。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我们心里很安 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 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什幺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 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 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以后就没 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开门张望几次， 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 门，耐心再等等。１０点了，１０点１０分，－－２０分，－－３０分，－－ ４０分，我们什幺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钱瑗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朝北，天 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我们收拾了几件 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 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 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 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 不用怕。钱瑗打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 锺书紧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轻 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人一连串走 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们请得准 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是在１９７３年１ ２月９日。我们过了３年流亡生活，１９７７年２月搬入三里河新居。流亡的 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到流亡的 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 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 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注】五·一六案：五·一六指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 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借１９６７年５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 六通知》的机会，以贯彻这个《通知》为由，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 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当时被视为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 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１９６８年，又成立了 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 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 。 　　（原载于南方日报）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