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开篇话 １、 赫鲁晓夫冲击波 ２、 ２、照镜子 ３、上海行 ４、故土 ５、理应清醒的人 ６、所谓“万言书” ７、啊——“同志” ８、欲加之罪 ９、定罪 １０、家庭 １１、去北大荒 １２、新相知 １３、文明流放 １４、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１５、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１６、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１７、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１８、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１９、绝望 ２０、复归平静 ２１、死亡场（Ⅰ） ２２、死亡场（Ⅱ） ２３、死亡场（Ⅲ） ２４、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２５、死里逃生回北京 ２６、甄别梦 ２７、从天安门广场到监狱 ２８、漫长的隧道（Ⅰ） ２９、漫长的隧道（Ⅱ） ３０、漫长的隧道（Ⅲ） ３１、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３２、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３３、贫贱夫妻百事哀（Ⅲ） ３４、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结束语、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 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 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 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 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 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 　　经４０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 比了。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 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 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 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 达１８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 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１９５７年及 其以后２０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１赫鲁晓夫冲击波 　　１９５６年３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 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 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 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 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 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 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 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 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 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 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 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 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 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 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 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 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 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 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 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 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 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 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 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 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１６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 ，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 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 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 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 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 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 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 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１９５３年３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 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 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１９５４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 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 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 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 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 ，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５６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 ４０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 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 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 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 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 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 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 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 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 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 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 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 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 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 　　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 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 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 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 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 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 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 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 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 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 ，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 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 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 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 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 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 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 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 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 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 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 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 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 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 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 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 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 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 。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 然她１４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 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 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 　　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 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 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 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 　　、２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 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 ，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 我赶快回家穿上在越南采访时的西装革履，打好领带，与大伙儿一块儿去。其 中个别人似乎也揣测到了我在思想感情上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便特别悄悄地对 我说：“不去不好。”怯于老友们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但坚决不更装，仍 然穿着往常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 海。 　　我们远远地下了车，来到了西天太阳斜照着的周围有不少葡萄架的合影广 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 最中央的椅子跟前凑。其中特别是保卫处长吴文正，双手紧紧地把着最中央的 一只椅背，好像他是党的最忠实可靠的一员，那位置非他莫属。 　　等大家都排好了，中南海的侍卫负责人汪东兴来传话，说毛主席要吴冷西 同志去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由吴 冷西陪同，来到了大家的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 　　礼毕，毛主席向几位摄影师瞅了瞅，觉得他们当中少了一位最熟悉的人， 忙问：“侯波呢？侯波怎么没来？”这位著名的女摄影家、新华社驻中南海的 摄影组组长立刻在我们的队伍中应声答道：“我在这儿哪！”毛主席寻声望去 ，远远地指着侯波乐哈哈地说：“啊，对，今天你应该是合影队伍中的一员… …”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一阵欢笑。 　　可是，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席等领导人离去，我从始到终都绷着脸， 没笑过。 　　我“发神经”了吗？ 　　不，我清醒得很。我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有了某种变化。１９４７年春天 ，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的时候，曾自己作词配曲，弄出了一首带有苏北民 歌风味的《歌唱领袖毛泽东》，并在苏北的一些部队中传唱过。在那之前不久 ，苏北文工团的同志正分散在坚持敌后的部队中打游击，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 领了延安，毛主席还在陕北坚持领导殊死斗争，我曾为他的安全忧虑得掉过泪 。这种无限热爱之情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但是自从受到了赫鲁晓夫冲击波的猛 烈冲击，这种感情便不复存在，而自己又缺乏那种逢场作戏的本领，就显得很 “幼稚”了。 　　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我借用了苏联的这面巨大而“神奇” 的水晶镜，来验照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日本的一则谚语 说得好：“高坝长堤，毁于蚁穴。”而蚁穴是那样的微小，小得难以发现；即 便发现了，也很可能被认为微不足虑而疏疏放过。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多看、多 思、多疑，做到防微杜渐。 　　由此我想得很多，想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更想到了我们的政 治生活——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首屈一指的大问题。 　　联想的结果不怎么妙。我觉得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它还远不及苏 联那般严重。 　　首先我深感对毛主席的颂扬太过。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 ，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更不会有错误。他既能事无巨细地通达古今，更能 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他不仅在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 就是在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世人的楷模。如果他在哪些方面还没有给 当代和后世留下典范式的著作，那也只因为他没有工夫写而不是不能写。因此 他是人间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是集人类全部智慧的最伟大的天才。 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如果一旦失去 了他，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则将不堪设想……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和教导，我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样的天才 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尽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 过，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之所必需，同时 也是出于革命群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之情。但很多人认为这又不能做得太 过分。太绝对化。按照列宁的说法，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 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过分的做法及与其相 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的 主要表现是：盲目服从，思想僵化；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下情不能上达，人 民意志消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内的民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国家之所以也发生这种现象，因素固然很多，但从领导方面说，似乎 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正在飞速提 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是否活跃，显然不在于人民懂不懂得民主、要不 要民主，而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领导集团发扬民主的程度，在于他们是否切实 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 维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领导的伟大与 正确，想尽一切办法号召大家对领导无限信任与绝对服从，而极少甚至根本没 有用事实来倡导或鼓励对任何领导乃至中央的批评与监督；我们只一个劲儿地 强调了集中与纪律，而绝少允许要求应有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一个劲儿地强调 了优点、成绩和贡献，而极少揭露缺点、失误和不足……这一切的总和，把活 生生的现实给扭曲了。 　　从毛主席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屡屡告诫大家“谦 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犹如洗脸，我们不怕承认错误，等等；可 是从党内到党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说过，他老人家自己有过任何微小 的缺点，他所领导的中央最高层有过任何微小的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精辟 地阐述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和存在完全一致，必须不断地予以修 正、提高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 件庞杂无计，如果事事都能得心应手，预料周全，那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我们 从没有听说毛主席修正过自己的认识的例子，即使有，那责任也是别人的。 　　拿土改运动的发展来说，从１９４６年的“五四”指示到１９４７年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至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若干具 体政策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果说，这当中起初有过若干不周不当之处，一旦 发现立即修正补充，本是无可非议、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说明了我们 党的英明与伟大，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威信。但是毛主席在给某些地区执行者 的指示中，往往批评下面这也“左”了，那也右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中央朝令夕改，左右莫定，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奔命 ，结果也把责任推给下面了事。譬如有一阵突然刮起大量培养干部风，说什么 家大业大，处处都需要大量干部。不看部门的大小及其实际需要，一律都安排 了很多副职，谓之“人多好办事”，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准备。没隔多久，到处 都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唐局面，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为济，于是 又怪下面盲目发展一窝蜂，命令收摊子。隔了不久，又说要大发展，复又“人 丁旺盛”起来，干部成堆的局面越发难以收拾了。说来归去，大家都不好，只 有领导个人好。虽然不能说，这就是“事成功归己，事败罪他人”，但给人们 的印象的确是不妙的。 　　总之，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完全有能力要求全国的报章杂志少发 表一些歌颂他个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言过其实的“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东 西；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不应该答应罗荣桓的要求，把《八一》杂 志封面上原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刊名换成他的题字。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 他就应该提倡大家向众所敬爱的所有领导人高呼“万岁”，而不应该把大家喊 了多年的“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给取消掉，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万岁”， 更不应该默许中宣部常常指示全国哪些地方必须挂毛主席像，节日的报纸刊物 该登多大尺寸的毛主席照片，开会游行时如何喊“毛主席万岁”。 　　事实上，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度奉之为信条的“我 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伟大事业”的说法，我以为就是不够 妥当的。 　　在中国，就政治抱负而言，天下大同说并非出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先 秦时代就出现了。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 正在走着的能够到达大同的正确道路罢了。 　　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举，也并非在我们这个时代突 然从天而降，其中除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知识与经验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祖先 的许多知识与经验。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创举，能够像我国古代的“四 大发明”那样，在当时的全世界处于独创式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能够建成武 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固然也很了不起，但那不过是我们能够正 确接受古今中外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结果，而并不等于在首创方面已超过了 我们的祖先。 　　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许多震撼人心 的字眼，来赞颂我们已经取得并即将取得的伟大业绩并不过分。但是我们所说 的祖先，首先应该是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千层万叠的重压下，在那 贫困、痛苦和落后的境况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劳动，为我们 的祖国在全世界争得了很多荣誉，这本应该十分值得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所永 远崇敬的。俗话说“无天即无地，无上即无下，无父即无子。”没有我们祖先 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进步与繁荣。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 没有资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与自豪的架势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目无祖先 、贬低祖先，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顶天立地的盖世伟人， 那么要不了太久远，当我们的子孙进入宇宙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地冷嘲今 天的我们愚昧、落后与无能，没有竭尽全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黄泉之下 将作何感想？！ 　　至于“人多是好事”、“我们不怕人多”之类的说法，更是违背我国当前 的历史要求的。当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 ，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毛主席之所以常常要发出诸如 此类的豪言壮语，似乎是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最伟大、最有办法，是 空前绝后的天才、奇才、绝才，大家跟着他，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愁。事实上 ，多少年来，大家也确实就是这么坚信不疑地跟着他走过来的。而此刻我认为 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 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如何避免继续向这种境地走去？ 　　首先，我希望避免虚夸的宣传和歌颂。人民是否喊“万岁”或是否挂领袖 像，应由人民自己作主。如果由“上面”指示这样做，则无异于强制。 　　其次，对领袖与中央的缺点错误完全可以批评，并适时地公之于世。 　　再次，在反对分散主义而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反对惟命是听、盲目驯从 。应该大力提倡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学会独立思考——正如毛主席自己也曾经提 倡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事物都要“闻一闻，嗅一嗅”，以辨别其好坏，并切 切实实地给大家创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条件，而不要光以“不怕杀头坐牢” 的空洞鼓励为满足。 　　最后，领袖们应当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人 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不再把他们当做高不可及的神秘人物。 　　只有这样，领袖们才能及时洞察现实生活之毫末，感触到人民的脉搏与需 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上下交则泰”，否则必将“国之无 邦也”。 　　至于党内生活，那种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甚至于任何部门或地区的 大小领导，都可以在他们个人与党之间画上等号的极端荒谬的现象，更应该立 即克服。因为党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而是由现实的人缔造和组织起来的。而 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绝不会一般的高矮胖瘦，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人物，在某 一时某一地，也会有想错说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个具体部门或地区的领 导，甚或不同意某个领袖人物的某一说法或做法，就不该扣以“反党”、“反 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 　　所有这些，毛主席过去做得怎么样，今后又会怎么样，不是不值得忧虑的 。我的这种“一反常态”的重大心理变化，我以为是好、是进步、是真正地开 始趋向成熟。最低限度，倘若再有强劲的政治风潮涌来，我绝不甘心再让别人 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涂抹荒诞的迷信色彩了。 　　这时我急于想对我很不了解的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生活，作一番细心的考察 。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从事军事报道与国外报道，对城乡民间的生活不甚了 了。正当其时，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这一任 务就是去上海报道苏联舰队的来访…… 　　、３上海行 　　一 　　１９５６年６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 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 一报道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 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 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与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 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 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６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 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活 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 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 思我方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６月１９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 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 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著名的“南 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２０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 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 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１．３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 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 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 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 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 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 脚螺丝的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 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 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 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 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 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 论这类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 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苏 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 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就借用苏方巡洋舰的巨型报话台，请随行的东海舰队机要科长 向“南昌”号传发第一篇稿件——“新华社上海２０日电：新华社记者八时半 从苏联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发出的报道：来自北太平洋的苏 联水兵们已经看到了长江口两边绿色的海岸线。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 ·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指挥下的苏联友好访华舰队，现在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 海舰队派来迎接的护卫舰“南昌”号的引导下，向长江口进发……” 　　稿件经“南昌”号电台传发到临时架设在和平大厦楼顶上的东海舰队小电 台，坐守其下一个房间里的李耐因随收随编，并随时用长途电话传向北京新华 总社编辑部。 　　这篇稿件正在传发中，我又一次来到舰桥上，一边关注着彭德清与切库罗 夫的亲切交谈，一边观察舰队进入黄浦江的情景，为第二篇报道打腹稿。客方 舰队在外滩一抛锚，我立即换乘我们自己的海军游艇登岸，用了大约４０分钟 ，写出了一篇约７００字的报道，李耐因接过一页稿纸就编发一页，很快又传 到了北京。 　　当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客们就已 在当地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这两篇报道，据说评价不错。其后的报道，诸 如外滩的欢迎仪式，客主双方的相互礼节拜会，欢迎宴会与答谢宴会，上海人 民与客方官兵的公园联欢等等的报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志们的差事了， 我和李耐因因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个人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认真观察 了一下随处可见的真实的生活。 　　二 　　６月２５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 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口。首长们 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 ，走向了电梯。 　　当时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 仍然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饭店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但是 对于这样一些人，不仅不受到查问，而且被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九楼的宽大楼顶 平台上，一览无余地静静俯瞰壮丽欢腾的夜景。 　　然而这个赏心说目的“观礼台”，并非只有少数首长及其亲属和保姆们才 有资格光临。接待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带着他的一位女友来到。或许一眼 就能认准他们都是些小干部，守门人朝他们歪着脑袋斜眨着眼，阴阳怪气地问 ：“你是哪个等级的，也想带着女朋友来？” 　　这把那位男性小干部气得老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 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讲平等？” 　　“平等？”守门人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平等’几个铜钿一斤？” 　　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苏友好大厦联 欢，北京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们在剧场后区第一排选下了自 己的座位。他们的后面，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坐下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令记者们及其后 两排的将军和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留的。《解放军报》的一 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人人权利均等，还分什么‘首长’不‘首 长’的！” 　　谁知这位二大流子式的干部立刻露出一脸凶相，扯住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 ，硬要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从小就是常钻枪林弹雨的老八路，能吃这 一套？他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大流 子式的干部喝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海军的？”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的一位海军将军。 　　“是华东局的。”将军不屑地答道，“是柯老[注]他们那里的。” 　　电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大 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只是几十位浓妆艳 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在门口出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护士和保姆。原 来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口口声声所说的“首长”，竟是这样一个内中不乏穿开裆 裤的五花八门的“首长大队”。跟在这个“队伍”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 、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位首长翘着下巴颏， 问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为什么没搞到好座位，嗯？”见二大流子式的干 部嘟嘟囔囔地说不清，这位首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 　　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和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后，都有精彩的 演出，同时有多种冷饮供应。按规定，中国同志哪怕只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须掏 钱。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气使颐指的“首长”们，往往不由分说地端起汽水 瓶就仰脖子大喝，小卖部的男女服务员们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毕恭毕敬地看着 他们一边评论节目的好坏，一边品评着汽水解不解渴，最后又看着他们扔下空 汽水瓶扬长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问过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怎么不向这些人要汽水钱？” 　　“他们不自觉，我们哪敢要啊！”她不无气恼地回答。 　　呵，“首长”！ 　　“首长”本是身负革命重任的领导者的敬爱之称。可是在这一类“首长” 们的身上，这称呼似乎成了他们权威与显贵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 色，都在力图向大众显示他们是非同凡响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制成的”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偶尔也能够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拉手说笑，但那 并非想使人们感到他们原也是“赤条条而来亦将赤条条而去”的群众中的一分 子，而是想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与民同乐。 　　这种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似乎他们只 有把自己的“首长”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郎神 ”的权势。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 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 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 ，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 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 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 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 声宣布： 　　“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 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 ，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 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 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 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１９５５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 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 ，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 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 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 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 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 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 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 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 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 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 肚子饿了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 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 身健脑房，单杠、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 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 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 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 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 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 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 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 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 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 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 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可 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 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 按薪金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 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 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 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４故土 　　一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 乘船渡江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 坐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 县城南约３０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 路上的小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 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 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春天，我的父亲戴石屏因急性黄疽症不治离世。 当时我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他最后一面，虽然 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介石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民党 军队的疯狂进犯。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 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我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 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接连打了三次仗，迂回奔波了数十里，当夜又在沟 墩镇南头敌人岗楼以南１０００多米的地带，悄悄地由西而东，越过了范公堤 ，渡过了串场河，刚刚跑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小林子铺了些稻草躺了下来，在村 西１００多步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就响起了枪声：大约三倍于我们的一个营的敌 军已尾随而至！他们有迫击炮，机关枪更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只得利用一条 条一尺来高的小田埂仓促应战，交替后撤，好几位同志牺牲了。 　　１９４７年５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 介石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标 之一，就是我的家乡沟墩镇。硝烟未尽，我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 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进门一看，全家老少都 泪水涟涟。 　　原来在双方激战时，我方炮兵打来的一阵阵迫击炮弹中，有一颗正好击中 了我家的屋顶，直落在全家人都蜷缩其下的一张大床前。幸亏这炮弹没有爆炸 ，一家人才侥幸余生。 　　睹此苦境，我只能对我的母亲和兄嫂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 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 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 沟墩附近，我均未能踏进家门。 　　１９４８年春节过后，我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 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但我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 说了几句话。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我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 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我的灰大衣下摆，不让我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 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２０岁生日了[注]。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 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 　　“不能，妈！”我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我的三哥戴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我：“那你何时才 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我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 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我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我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 立在寒风中向我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兑现“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 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二 　　七年了，我们的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我满以为，等候游 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但是待我下 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我的心顿时 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１９４７年５月，我们消灭了盘据在 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 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 民党守军焚毁了的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 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 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 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 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 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 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 ，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 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 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 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 来，就有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 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 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三 　　１９４３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 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 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 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注]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 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 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 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 求供应油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 １９５６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 去开会，硬向本镇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 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 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 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他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 。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 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 下水。 　　１９５４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 ，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 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 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他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 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 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 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 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 吃了这个新恶霸的３２只“九斤黄”[注]。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 的吃喝！”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 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人们又写信到阜宁 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四 　　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 　　“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但是，请他们一个一个地说下去，他们却都能娓娓道来—— 　　一个区委委员，兼做一个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的老 婆勾勾搭搭，就把这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硬塞进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记 工员，听其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复员军人一致表示反对。 这个区委委员兼乡党支书就当众批评这些不服从他决定的人“是无组织无纪律 ”，并扬言要开除这些同志的党籍。 　　在又一个乡，乡里的干部们在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丁当响。 自从农业合作化之后，忽然像变戏法似地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 了丝绸，吃得流油，“大前门”香烟不离手，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 这时，每当他们大摇大摆地再从人前过，乡亲们都免不了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 戳戳地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人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花 销从何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我原来只准备在家呆两三天，结果不得不一拖再拖，连邻县百里以外的一 些老乡，都赶来控诉他们当地干部的罪行，使我应接不暇，想抽空去拜望一下 因躲避日寇一直居乡未归的少小时的恩师姚荫卿老夫子都不可能。 　　这种情况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 个别”。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酷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在愤激之余，也会豁出去 拉着欺人太甚的“大人先生”们到衙门里走走的。到了我们这个新社会，人们 也是想这么做做的，但作恶者都被包庇者们庇护住了，人们怎能不失望？ 　　有人说：“臭猪头碰到了馋菩萨，正配对！” 　　又有人说：“小虾炒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啦！” 　　于是，人们只得怨声载道了： 　　——“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 　　——“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 　　——“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 　　——“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 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 　　——“这些王八蛋哪像个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 　　一些人悲观失望到极点，成了暗无天日一隅的牺牲者，自戕而亡了！ 　　可是，在我向吕区长和区委书记谈到这一严重情况时，他们的神色并非麻 木不仁，而是满不在乎。吕区长说，某人自杀，是因为他和他自家的老婆吵了 嘴；某人自杀，是因为老鼠咬坏了他来之不易的新棉袍，这些都与当干部的无 关。 　　当然，在我和他们谈话之后，说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那也不是完全切合实 际的。他们曾在一次区委会上作出过决议，保证全区不再发生自杀事件。 　　可是，就在作出这一决议的当天夜里，在一个乡干部被称做“北海龙”的 那个乡里，又一个农民自杀了！ 　　这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 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使得这些乌烟瘴气不但不能及时清除，还助长其无止境地 蔓延扩展。 　　我给阜宁县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派人调查。回信说第二天就来人，可 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并没有人来。一天上午，我只好自己跑到县城去，见到了 县委书记邢宝成同志，才把县委工作组请了下来。工作组多次召集全镇的党团 员开会，调查了十多天，把沟墩镇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的罪行查了个一清二楚 ，乡支部和区委会不得不决定开除其党籍。 　　可是，只因那个新恶霸对工作组调查结论中的个别事实矢口抵赖，县委会 对他的党纪处分就拖延不决。这立刻使得沟墩的党团员们陷入混乱之中，担心 又一次不了了之，到头来又将受到区长和新恶霸的无情报复。他们中还有人跑 到我面前痛哭流涕，准备全家远走高飞，以备后患…… 　　我再也不能在家里继续呆下去了。８月１６日一早，我带着镇上的三位党 团员代表赶到了盐城，向盐城地委负责人作了汇报，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盐城 。 　　五 　　离开盐城的前一天下午，斜阳西照。在盐城地委工作的两位老同志冒着令 人窒息的酷热，陪同我到盐城北门外旧地重游。 　　１９４７年８月，我在那儿参加过一场极为悲壮的战斗。 　　那时我刚离开苏北文工团创作组，到新组建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 。支社记者只有三个人：胡捷。陈清伦和我。没隔几天，我们都随军参加了攻 打盐城的战役，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在扫清了外围的敌人之后，于８月１１日夜晚，我们的部队向盐城守敌发 起了总攻击。我跟随一支突击部队攻打敌人拱卫北门的主阵地。 　　这是一个紧贴北门外边的百米见方的土圩子。它背抵城墙，三面绕以深壕 和铁丝网，矮小的地堡分布四方。守敌用重机关枪和冲锋枪喷洒出的一串串子 弹，交织成似乎可以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城墙上的敌人又与其紧密配 合，打出一排排迫击炮弹。我们第一梯队的战士们还没冲到壕沟边，差不多就 倒下了一多半。 　　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大吼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端着驳壳枪， 消失在前面弹火纷飞的茫茫夜色中去了。我也跟着他们向前跃进。当我跃出乱 坟岗，滚过公路，越过了壕沟铁丝网时，只见土圩内人影幢幢，喊杀声一片。 原来我们第三梯队的战士们，在圩内与敌人拼开了刺刀。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 白毛巾为标志，我看到敌我双方不断地互有伤亡。当看到圩内最近处的我方一 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倒时，我迅疾跃进圩内，从 这个敌人身上拔出了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参加了这场舍生忘死的拼搏…… 　　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次日清晨，我才跟随另一支突击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 扫射，终于冲进了北门。中午，这支部队与西门、南门攻进城的部队一道，攻 占了敌人师部所在地的盐城中学，全歼守敌一个师，活捉敌师长李铁民。 　　战役胜利结束了，但我没能再见到我所面熟的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他们 纷纷倒在城外的高粱地里、乱坟岗里、敌人的圩壕里和巷战的街道上了。我们 的记者胡捷同志，也在攻打西门时，与战士们一道爬梯登城饮弹而倒。另一位 记者陈清伦也是满身泥巴，显得更清瘦了，他在跟随部队攻打东南城角的敌人 时，也险遭不幸…… 　　时过九载，我又来到了这个北门。当年高大的城门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 人们进进出出的大豁口儿；当年倒下过我们数百名同志的壕沟、土圩子早被平 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红瓦房。 　　面北眺望，当年我们赖以向敌人发起波浪式冲击的一大片乱坟岗也不见了 ，成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玉米高粱地。 　　当年战斗一结束，和陈清伦加紧撰写胜利消息和战地特写时，我就产生过 沉痛而强烈的冲动：我们铺就胜利的道路并非是烂漫的鲜花，而是无数烈士的 鲜血！我们前线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向人民报道这条胜利的大道，在 不断地向理想的远方节节延伸。 　　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 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的理想呢？不论是先烈们的遗愿 ，还是一直永葆革命青春的同志们的意念，还能不能继续节节胜利地实现呢？ 　　种种危险的迹象，使我产生了强烈而不祥的预感：我们的事业即便不会发 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 　　一想到这，我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面对那似乎已旧貌换新颜的 一片片故地及深埋其下的忠骨…… 　　５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 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 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 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 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 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 　　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 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 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 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 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 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 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 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 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 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 “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 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 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 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 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 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 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 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 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 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 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 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 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 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 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 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 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 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 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 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 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 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 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 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１９５６年９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 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 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 。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 ，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 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 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 ，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 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 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 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 主席的话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 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 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实 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２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 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 量齐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 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 九比一”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 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 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 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 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 　　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 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 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 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 人也有好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 现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 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 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 　　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 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 弹”似地爆发了！ 　　６所谓“万言书” 　　一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 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 　　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 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着。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 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１０月２３ 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 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 。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 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 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 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 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 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 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直到１９５７年４月的近半年时间 ，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 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 。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 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 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 。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 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 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 　　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 　　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 　　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 　　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 　　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 　　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 　　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 　　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 　　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 　　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 　　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 　　展中。 　　……[注]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１２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 　　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 　　，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 　　平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 　　将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 　　，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 　　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 　　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 　　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 　　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 　　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 　　（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 　　。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 　　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 　　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 　　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 　　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９０％以上的无地和少 　　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 　　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 　　人口５％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８０％ 　　以上的５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 　　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 　　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 　　”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 　　哪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 　　，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 　　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 　　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 　　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 　　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 　　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 　　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 　　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 　　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 　　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 　　，我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 　　多人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 　　不叫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 　　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 　　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 　　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 　　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 　　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 　　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 　　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 　　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警惕。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 　　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 　　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 　　　　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 　　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 　　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 　　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 　　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 　　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 　　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 　　明的神吧！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 　　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会 　　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 　　表的选举问题。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 　　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人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 　　　　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 　　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 　　　　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 　　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的、品质优秀、成绩显 　　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 　　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 　　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 　　　　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 　　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 　　　　今年９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 　　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 　　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 　　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 　　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 　　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 　　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 　　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 　　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 　　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 　　人民和文化。 　　　　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 　　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 　　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 　　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 　　，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在我国广大人 　　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 　　的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 　　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意大，失 　　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 　　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 　　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 　　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 　　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 　　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 　　、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 　　，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 　　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 　　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 　　到哪里去讲呢？ 　　三 　　这封没写完的信就到此为止。之所以没把它写完，更谈不上把它送出去， 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听说全党即将整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次全党都来 个“大洗澡”上。但是很快，这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７、啊——“同志” 　　一 　　１９５７年５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阐明提倡，苏洵说的“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白居易从古人之语中提炼而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 样的一些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 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 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 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这当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和新华社的少数不愿每天坐班车来回跑的同志 ，已住进了外交学院干部学员的宿舍，本人还被选为中央很多部门派到外交学 院学习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自己的肚子里已积 存了多如乱麻的意见，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篇墙报稿。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 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其间，惟一正式表过态的，只有这么一件事—— 　　整风伊始，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决心清扫官 僚污垢，装模作样地打扫一小块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厂下乡走走看看，我们 的报纸电台便颂扬备至。我认为这做得太过分，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 ，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８日的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 业务》活页版上。它只有１３００来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 　　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了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 　　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 　　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 　　在过去不敢这样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也不过 　　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 　　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 　　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 　　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 　　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 　　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在战争年代里，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所有革命者的传统精神。 　　今天只是开始恢复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事。事实 　　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对、抹脂搽粉。 　　特别重要的是，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这阵风过去之后，一切归复如 　　旧的话，我们怎样向人民交待呢？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呢？他们年 　　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 　　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 　　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 　　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 　　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 　　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 　　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 　　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 　　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 　　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 　　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 　　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 　　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 　　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 　　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 　　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 　　时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 　　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 　　，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 　　地深思么？ 　　二 　　６月８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 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 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 、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 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 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 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 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 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祖光、徐铸成、肖乾、顾执中、浦熙修、谭 天荣，等等等等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 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 ，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 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 ，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 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 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 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 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 ，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 ；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 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 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 。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 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 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 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 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 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 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 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 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 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 ，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 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 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 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 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 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 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 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 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 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 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 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 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 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 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 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 谋”上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 ”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 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 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 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 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 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 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 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８、欲加之罪 　　一 　　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５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 中，点了我的名。８月７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 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３０００多字的新闻，竭尽胡诌编织之能 事。其全文如下—— 　　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 　　　　【新华社北京７日电】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 　　会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 　　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１９４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 　　对党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 　　党。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他 　　说，这个新党的名字没有定，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 　　会”，或者叫“第三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 　　“消除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 　　阶级”。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 　　诬称。 　　　　戴煌利用记者工作上的便利，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随时随地 　　进行造谣诬蔑。他的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 　　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１１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 　　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在“万言书 　　”中谈到“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的问题时肯定地说，“特权 　　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 　　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按照戴煌的荒谬的说法，这个“特权阶级”已经成了一个非要打倒不 　　可的“剥削阶级”了，他硬说这个所谓“阶级”同人民之间有着“生活的 　　剪刀差”。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谬论，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 　　“除大米之外，占人口５％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８０％以上 　　的农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 　　员和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 　　姓已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 　　倒了，新的统治阶级又站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在“万言书”中还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 　　）搜集的一个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材料，作为攻击党的“最有力”的炮弹。 　　他把这个干部的材料加以渲染夸大，他说：“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 　　得多么远！”“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 　　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的官僚习气 　　。”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 　　也是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 　　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 　　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 　　承认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 　　行恶毒的攻击。在６月１３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 　　的箭，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 　　这就是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 　　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 　　“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 　　，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 　　火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 　　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 　　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 　　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 　　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 　　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 　　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今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 　　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匈牙利事件发生 　　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他说，苏联的出兵， 　　“从公正及道义上”来说，“是讲不过去的”。他并且完全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地说：“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事 　　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愚 　　民政策”。他更到处恶毒攻击新华社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撤掉这批领导 　　人，拆掉新华社。去年９月，有人控告他在家乡私自召集地主、富农、被 　　斗家属开会，搜集村干部的材料，煽动群众斗争村干部。为了查明真相， 　　新华社派人到他的家乡进行调查。戴煌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恨，他到中共中 　　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新华社采取“秘密警察手段”，对他实行“政治迫害” 　　。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 　　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 　　天下”等谬论。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党内‘三害’的 　　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 　　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 　　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去年，戴煌领了１２ 　　００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在国家和 　　党号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４０元。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 　　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 　　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 　　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还揭露，戴煌老 　　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 　　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做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 　　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 　　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 　　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 　　，“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 　　他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他并且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他 　　要“准备受打击”，“准备坐牢”。这种种情况，都说明了戴煌走上反党 　　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 　　还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 　　，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 　　义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二 　　不难看出，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从我那被称之为“万言书”的 尚未写完的长信及日常言谈中摘出的片言只句，而且对我的人格也进行了污蔑 诽谤。 　　不说别的，单说“戴煌领了１２００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等等 来说，就完全不是事实。 　　这笔稿费，我确实是拿过的。但是稿费一到手，我就遵照党的“额外收入 缴纳党费５％”的规定，如数缴纳了党费。我所以没能超额缴纳，是因为上有 老母需要奉养，一个没有分文收入而又害有肺病的姐姐需要我的接济，一个哥 哥因子女众多欠了国家银行的贷款需要我帮助偿还，另有几个读中学的侄儿需 要我帮助他们交纳学费和伙食费，我哪有能力购买过多的建设公债和超额缴纳 党费？ 　　所谓“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也不过是给自己的妻子做了一套衣服 ，花去了几十元；身边的同志说“拿了稿费要请客”，请他们到西单商场内的 峨眉酒家吃了一顿晚饭，连酒水在内也只花了十元左右。 　　所谓“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这是似 是而非的谣言。事实上，当时决定我回国休假，我的行装和日常用品都还放在 河内，由于妻子刚生了孩子，苏北老家又急需用钱，才预领了休假两月的工资 ，休假结束后，才决定我不再去河内，这怎么能说成是“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 工资”呢？ 　　至于“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这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事 实上，１９５６年秋天国家为大家普遍调级时，我刚进外交学院学习。按照当 时的规定，凡是脱产学习的人员，一般均不在这次提级之列。可是，在我根本 不知情的背景下，新华社主动给我提了一级，我还有些莫名其妙，何来的所谓 “内心极为不满”？！ 　　对所有这类问题，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在“ 批判揭发”我的大会小会上，我都曾反反复复地作过完整的阐述与说明。但是 擅长于胡诌的高手们仍要如此活灵活现地予以编造与歪曲，以混淆视听。 　　这就是一些“老战友’与“老同志”！ 　　三 　　这条新闻，尽管如此地背离事实真相，但既然由新华社公开播发了，第二 天的全国各大报都普遍照用不误，并随心所欲地标出了“各有千秋”的大标 题—— 　　《人民日报》：《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 来围剿戴煌》； 　　上海《文汇报》：《戴煌想干什么？》 　　………… 　　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个大字： “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 　　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发布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 湾来。” 　　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在其《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新闻中，前 半段说的是丁玲与“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到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 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 　　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就摘转了新华社的这篇稿件，说“新华社指 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１９４４年起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 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 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戴煌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他的 进攻的。”等等。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 　　　　本报讯　新华通讯社揭露出解放军分社一个以戴煌和李耐因为首的反 　　党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另外两个成员是韩庆祥、路云。他们四个人 　　都是解放军分社记者，大尉衔派遣军官。在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１２日 　　举行的最后一次斗争大会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经被迫低头认罪。 　　　　戴、李反党右派小集团的全部成员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野心家， 　　他们从１９５５年以来，长期地怀着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对党不满的情绪 　　，经常地背着党和组织纠合在一起，谩骂和诬蔑新华社的许多领导同志， 　　打击排斥别的军事记者，进而对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制 　　度。新闻事业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共鸣”了许多反动言论。右派分 　　子戴煌就是根据这些反动言论写了一部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 　　书”，他并且还在小集团中酝酿过要组织“第三党”、对共产党进行斗争 　　的狂妄企图。 　　　　戴、李小集团诬蔑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是“新贵族”、“特权阶 　　级”，并且荒谬地说这是“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决定意识”。他们歪曲党 　　的集中领导制度“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由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 　　的假民主很欣赏，因而大肆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 　　民主”。他们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道高唱“今不如昔”、“中不如外”的 　　反动论调，来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荒谬地说像长江大桥和 　　飞机制造厂等伟大工程“也不过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和深 　　受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眼中的我国农村也是“黑暗和痛 　　苦的深渊”，因此狂喊“农民太苦了！”“共产党忘本了！”等等。同时 　　，他们还诽谤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学艺术不如“五 　　四”时代，电影艺术多半是“公式化”，新闻事业是“教条”，不如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我们伟大邻邦苏联的许多诽谤，实际上和帝国主义 　　的叫嚣一模一样。 　　　　戴、李小集团还曾经处心积虑地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妄图 　　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新闻观点强加于党，变解放军分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阵地。在这一重大的阴谋活动中，戴煌、李耐因分别以小集团的“统帅” 　　或“军师”身份，指挥、率领着“急先锋”韩庆祥和“大将”路云一道， 　　向党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戴、李小集团选择了去年春天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时机，发出这一 　　进攻的信号。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利用当时军事记者们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 　　，并且蓄意捏造了许多谎言，煽动军事记者在会议上“诉苦”，借此对新 　　华社领导进行恶毒攻击。 　　　　当新华社为了加强军事报道和便于培养军事记者，决定集中新华社海 　　防前线分社、志愿军分社和国内部军事新闻编辑组的全部军事记者成立解 　　放军分社，而解放军总政治部对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赞同时，戴煌、李耐 　　因等开始反对，继而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便密谋出一套同总政、新华总社 　　的领导意图相对抗的“方案”。他们借口“把军事报道提高到国际斗争水 　　平”、“准备应付战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设时期的军 　　事报道，并主张除了“只留几个人看门”以外，调大多数军事记者去学习 　　外文等技术知识，学习回来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任何东西，所谓“自由发展 　　”。此外，他们并且坚决反对解放军分社接受总政的领导。这个“方案” 　　实质上是戴、李小集团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政治方向的纲领。当总政和总 　　社不同意这个“方案”，提出解放军分社“以工作为主，照顾学习”的方 　　案时，戴、李小集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谋出 　　另一个“解放军分社归总政建制，同时保留新华社军事组”的“方案”来 　　，企图把军事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与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分社分庭抗 　　礼。他们还狂妄地在小集团中对这个“军事组”的方针、编制、人选等都 　　作了具体安排，密谋抬出李耐因当“军事组”组长。可是他们的这个阴谋 　　在领导和其他军事记者的坚决反对下又告破产了。 　　　　从此，自称“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李耐因 　　，便迁怒于受总社领导上委托负责筹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韩 　　庆祥、路云出面，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并且还威胁 　　总社领导说：要“联名抗议”，“集体罢工”！李耐因并亲自赶往福建前 　　线搜集材料，企图骗取驻福建前线的军事记者的支持。小集团还背地策划 　　、积极活动夺取采编主任职位，以便控制解放军分社。甚至捏造“群众要 　　联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诬蔑新华社领导同志。 　　　　在解放军分社成立后的一年来，李耐因和韩庆祥共同采取对工作消极 　　对抗的态度，在军事记者中挑拨是非，制造不和，并向总政宣传部新闻处 　　、解放军报以及首都各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派遣军官，大肆散布攻击解放军 　　分社领导同志的谰言。他们还采取了许多极为阴险卑鄙的手段，破坏“八 　　一”三十周年的报道，企图借此把解放军分社的领导同志打下台，把解放 　　军分社搞垮。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一致认为，戴煌、李耐因反党右派 　　小集团长期以来早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一年多 　　来对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是一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激烈的政治斗争。新华社从７月中旬开始发动对右派分子戴煌的斗争以及 　　继而揭发出小集团的内幕以来，到本月１２日为止，先后举行过三十多次 　　大会和小会，终于迫使这群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和真理面前低头 　　认罪。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的这篇报道，可谓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 们的又一“杰作”。至此存照，使人们一窥那个时代这些“高手”们歪曲捏造 、致人于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实真相是，我与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 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在横渡长江后或抗美 援朝战争期间又曾一道工作，调总社后又在同一个部门，自然熟悉亲近些。没 想到这就成为一条罪状——“为什么你们来往多？这还不是‘小圈子’、‘小 集团’？”先定“罪”，后“求证”，一个“反党的”、“有阴谋”的“右派 小集团”就这样下了定论。 　　因为定为“反党的”、“有阴谋的”、“篡夺领导权”的“右派小集团” ，于是正常的出差去作报道工作，也成为“阴谋活动”；正常的座谈会上的发 言，也成为“互相呼应”；连日常的闲聊天，也成为“背着党”的“小集团活 动”，那“目的”据说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原先的军事组和后来的解放军 分社充其量不到十个人，而把这个“小集团”竟描绘成有“统帅”、有“军师 ”、有“大将”、有“急先锋”、有“纲领”，还有什么“把握情势，制定决 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一套“战略战术”，不啻是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 “宫廷政变”，这岂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随之，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家乡的 那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了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 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亲者痛，仇者快》，把新 华社的那条电讯在国内外引起的一切恶果的责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时，我硬是被一些人推进了万丈深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 ”，就是“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根本不是什么“摆事 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而纯粹是徇私报复，落井下石，搞臭骂臭，浊流横 溢。 　　这样的所谓“批判斗争”，对我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说一句公平话：虽然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斗 争”，在语气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诬蔑诽谤，但在行动上并未损害我 的人身尊严。 　　当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我忙于记录别人的批判发言和所提的问题，紧 张得汗流泱背，社党委书记普金在一旁给我扇扇子，社党委委员了九递毛巾擦 汗并倒来了茶水。这些文明举动，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脚踢“造反有理 ”可以同日而语的。 　　后来，也许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分子”太多了，连一位汽车司机和一个 未满１８岁的电台练习生也被“揪”出来了，实在“批”不过来了，才草草结 束了对我的“批判”，叫我写“检讨交代，提高认识”，同时“必须认真学习 康生同志选定的九部马列著作，争取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此刻，我内心斗争之猛烈，犹似江海汹涛之激荡！ 　　９、定罪 　　一 　　１９５８年３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 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 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 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 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 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 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 ，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注]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 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 《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 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 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 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 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 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 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 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 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 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 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 　　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 　　“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 　　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 　　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 　　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 　　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 　　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 　　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 　　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 　　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 　　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 　　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 　　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 　　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 　　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 　　“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道“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 　　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 　　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 　　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 　　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 　　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 　　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 　　”，“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 　　利”；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 　　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 　　，“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了”，“匈牙 　　利事件内因是主要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不会垮，因为 　　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六）戴煌依据上述反动观卢、，曾于１９５６年春写了一份“万言 　　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 　　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 　　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进攻。 　　他下定决心“准备受打击”和“坐牢”，要同所谓“官僚主义集团”斗争 到底。 　　　　（七）组织反党小集团。自１９５６年初到同年１０月期间，以他和 　　李耐因为首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 　　夺解放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这一阴谋虽然终告破产，但对工 　　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小集团活动期间以及后来的长时期内，戴煌均散布 　　了大量的反动言论。 　　　　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 　　夺军衔。 　　我愣了一会才长叹一声。随后，把这重似千钧的几小张打印纸，默然送还 那位好心的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从桌后立起身，递给我一支烟，并点上火，才问我对这《结 论》有什么意见。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 “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 　　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 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 　　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 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 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 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 士。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 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 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 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 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 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 ”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 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 ，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 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８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 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 “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 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２０％， 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 。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 ”。 　　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 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 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 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 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 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 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分子”已被改成了“右派 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 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 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 一想到刚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 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 忍受一下“俯首折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 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 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１９５８年４月）起 ，１５５．７５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２８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 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 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１９２６年的３月１８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 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３２ 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 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 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虽然这与段棋瑞 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 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 从内心深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 我爱你们！”[注] 　　１０、家庭 　　一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这样说过：“幸福 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正常国度正常岁月的家庭 来说，这论断也许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旦许 多家庭的不幸，不过是同时代政治狂澜中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那么它们则 不会迥然有异，而是风雨同舟的了。就说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的“十二 月党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剧，以及发生在同样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类 似的悲剧，给多少人和多少个家庭带来的不幸，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０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 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 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 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 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 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 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 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 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３岁，才２７ 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 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 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３岁半，生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 ７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１９ ５７年５月１７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 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 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 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１９５４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 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 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 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４０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 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 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 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 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 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 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 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 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 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 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 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 后每月只有２８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 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７８元，除 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 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 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 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 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 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 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 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 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 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 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 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 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 ，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 ”，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 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 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 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 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 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 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 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 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 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 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４月７日上 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 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 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 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 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 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 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１９４５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 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 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 》。《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 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 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 。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 ，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 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 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 ，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 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 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 　　　　今朝啊今朝， 　　　　旧江山换了新主， 　　　　正欲把基业稳固， 　　　　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 　　　　他迎我，用油壁香车； 　　　　他别我，因兵书频催； 　　　　他约我，永不相误； 　　　　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 　　　　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 　　　　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 　　　　目前边患正猖撅， 　　　　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 　　　　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 　　　　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 　　　　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 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 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 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著名历史学家 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 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 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 箱，等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 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 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 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 的名字——“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注]， 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 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