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４、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
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
，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
已，没有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
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
在一分场第二生产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
，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
，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
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
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
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
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外
，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
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
田，有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
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
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
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
，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
，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
，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
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天
，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
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
逢人就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
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
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
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
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
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
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
放。郭冠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
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
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
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
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
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

　　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

　　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
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
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
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
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
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
！”这位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
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
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
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
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
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
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
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
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
，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
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
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
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
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
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
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顿”
：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
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
来，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
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快
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
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
什么鸟‘欢送’？！”

　　小罗死后，我与难友王克勤同志[注]曾共同向一分场党委几次指控了盛桂
林的罪行。分场党委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云山畜牧场已把盛桂林“烙上
红印”了，“就等着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则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瞅着一口
大黄牙，对我威胁说：“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云山畜牧场，就可以翘尾
巴了！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党组织，只相信那里的党组织已经信
任了的人！你还想抱打不平，真是白搭！告诉你吧，我也是擅长政治斗争的！
[注]你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果然，这一次在我们这个排，全排数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
“右派”帽子，说他已“改恶从善，改造好了”，而已经惨死的小罗却仍然戴
着“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老天爷”完
全瞎透了眼，暗无天日了！

　　不过，我坚信但丁的那句话也是一条真理：“一切罪恶，都遭天怒。因为
他的目的终是损害别人：或用强力，或用诈术。”任何人物的恶行，迟早总会
得到报应的！

　　五

　　那几天，在一分场的基建队，我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
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

　　每顿饭，我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我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
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
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怕
我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
女炊事员们，故意给我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粒贵如金。”我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
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
再少了。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我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
渔队打到的泥鳅和蛤什螟，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
和管理员们却利用我们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饥不择食、不惜“斗金换粒米”的
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我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或
三四个蛤什蟆，后来又减少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
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
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愤慨？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
：“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
”

　　这是什么话？！在“吃人的旧世界”，许多地主老财们惯于利用灾荒饥馑
之年高抬粮价，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为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号称“不吃
人”的新世界，一些共产党员干起这等事来，其行径竟也同样地张胆明目，不
以为耻，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当口，我对那个年轻而凶狠又流气十足的炊事班长说：

　　“听说你还是一分场党代会的代表，你竟然也说要‘捞一把’，你不觉得
这与你的‘党代表’身份不相称，是非常可耻的吗？”

　　“什么‘可耻’？”他咆哮开了，“我是‘党代表’又怎么样？你敢出来
说话，难道在你们这伙人中就是你的骨头硬？”

　　“我的骨头硬又怎么样？”我也大声说，“我看你这种神态就不像个共产
党，而是‘刮民党’！”

　　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怎么？你想带头暴动吗？”

　　“如果你们再这样残酷地剥削大家，迫使大家忍无可忍，闹一闹也未尝不
可！”

　　这时，双方都出来不少人一齐大吵大嚷，嚷得那间小屋子似乎都快炸开了
。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基建队乃至一分场的领导，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
说一句公道话。

　　六

　　我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
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
有几次，我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
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
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
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
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世间’啊？”我想，难道仅仅因为饥饿，人们的
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应该发生如此的剧变吗？沙俄时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
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被公认为触目惊心的传世
之作《死屋手记》中，也没有出现过人类精神如此急剧堕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文明、都进步的社会的
一隅，对人的“改造”场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
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师”了，尽管表演的形式不尽相同。

　　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
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
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
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
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
，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
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
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
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
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
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
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
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
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
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
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
“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
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
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
，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
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
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
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
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
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
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
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２５、死里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们身背旅行袋和网兜，离开了一分场，行李由分场遣派拖
拉机和牛拉爬犁运送，向虎林至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走去。

　　举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来往行人和车辆压得很瓷
实，我们走在上面只听脚下吱吱作响。

　　此刻，我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因为考察团已当众宣布，我属
于回原机关加重处罚之列。

　　据人们传说，这“加重处罚”又分三类：一、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监督劳
动；二、到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北京郊区合办的“劳动教养”农场限期改造
，逾期者将被严惩；三、由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立即逮捕法办。

　　我估计，自己肯定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刘恩们已当着我的面扬言多次了。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准备引颈就戮。

　　二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了辉崔火车站。这里也是大雪遍地。何时有
车去密山，谁也说不清。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候车室里翘首以待。

　　这时，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几度。幸好室内有一个烧煤炭的大汽油桶炉子，
但没有卖吃的。

　　前面说过，我的干粮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买些吃的。我花
了平常可买十几斤大米的代价——两块五角钱，买来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又
花两块五角钱换来两根大葱，另从一位自称要去南方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小挂包
里，买来一块不足半斤重的豆饼，给了他五块钱，因为他说他的路费被人偷去
了。这样，我才度过了饥肠难忍的一个黑夜。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东方的地平线，我的肚子里又绞肠般地叫唤起来，
我只得坐在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忍受着。

　　幸好，在车站上管点事的一位转业军官，邀请北影演员管仲强去他的家里
吃午饭。在吃饭时，管仲强对这位同志说：“新华社记者戴煌还在候车室里饿
着肚子哩！”这位同志连忙包好许多炸黄豆，请管仲强饭后带给我，我才渡过
了这白天的难关。

　　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车靠站了。我们立即与这位同志道别，谢了又谢，
才扒上了列车。

　　这是一列货车。空荡荡的带篷车厢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座位，大家都挤坐
在铁皮地板上。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几近
天黑才到达密山。

　　一下了火车，我就去当地邮电局，给新华社行政副社长邓岗发了封电报，
说明我将顺便拐到大连去，看看我原来的岳母和已经送人的小女儿戴贝贝。

　　因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颈就戮，而应该提前处理“善后”，必须先拐
到大连。同时，我还要沿途观光几个大城市，怕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这些大
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书箱由密山直接托运到北京。

　　三

　　从密山车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车车厢，一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他刚才
在密山得知，在最早离开北大荒的一批难友中，有一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干
部张宣，在车到沈阳至山海关途中的大虎山时，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脑门磕打在
座位间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这立刻惊动了整个列车。有些上车的乘客赶忙又下了车，说是这个车上有
死人。有的还说：“从没听说过坐火车坐死人的，真晦气！”只有北大荒的难
友们知道，这是“死亡场”悲剧的继续。

　　列车长要张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遗体抬下车厢，请大虎山车站处理。
经电影洗印厂的莽珉、电影科研所的李兴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车长才准许把遗
体带进山海关。但到了天津，列车长说什么也不容许把张宣的遗体带进北京。
他说：

　　“铁道部有明文规定，不能把死人带进首都！”

　　莽珉、李兴文等人没法，只得把张宣的遗体抬出车厢，交给了天津站。等
他们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银行总行，张宣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地去天津
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够回来和全家人团聚，没料到回来的竟是个骨
灰盒……”张宣的妻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对邻居们说。

　　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
，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
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
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
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
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
，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

　　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１９５７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
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１２００多名
犯人已饿死了１０００人，他们的儿子是第１００１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
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
死的２００人中的１９８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
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

　　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
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张宣第
二或锦西矿的第１００２，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北京……

　　火车启动了。在大家的静默中，还是那位消息灵通的难友先开了腔。他说
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着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据他说，这个
背景是——

　　１９６０年深秋，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一位独臂将军——去北京
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讲话后顺便问起北大荒
各农场的情况，并问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还剩
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总理掰着指头一算，摘帽人数加所剩人
数与原来去的总数对不上，发现少了许多人，遂问王景坤：

　　“这少了的人到哪里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王景坤一时答不上来。

　　周总理生气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
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
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
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王景坤这才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当晚一散会，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打
长途电话到牡丹江农垦局，叫转告各农场火速报来“右派”死亡的人数及其死
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

　　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
，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
，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
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
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

　　“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
”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
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
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
，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
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
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
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
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
１５斤粮食，补加１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１８斤定量几乎
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
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
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
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
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
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
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
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
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
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
，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
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
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
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
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过哈尔滨。”

　　“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到
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

　　“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

　　“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

　　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
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注]，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
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
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
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
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
容。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
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
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
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
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
！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
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
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
，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
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
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
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
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
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
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
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
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
，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
，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１９６０年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新华社的一些老熟人
已完全认不出我这个人了。原来是高大壮实的男子汉，现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
态人，体重由１９６斤减少到了８２斤，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自报姓名，人
们怎能一眼认出来？

　　当然，惊异是有的，但是大多只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说不上是有几分同情
还是怕沾嫌疑。

　　当天，我就赶往了保定。

　　１９６１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过的。已离婚的妻子避而不见我。我把已
满六周岁的大女儿戴青青，从保定专署幼儿园，领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这孩
子当然记得在人世间还有我这个爸爸。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十分伤心地哭着
：

　　“爸爸，您去哪儿啦？您怎么老不来看我……”

　　我怎么说？我只能强忍着泪，对她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
作忙啊！爸爸对不起你……”

　　我们父女俩在招待所里亲亲热热地团聚了几天。我带着孩子逛了几条大街
，给她买了一件黑灯芯绒贴肩的黄灯芯绒褂子和一条蓝灯芯绒裤子，带着她到
照相馆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儿园，就又与她分手了。

　　六

　　从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

　　这是第三次浮肿。也许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许北京的人们也都在饿肚子，
知道这几年的很多事干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发表的各种“宏论”并非“反
动透顶”，新华社没有按照北大荒农场的“建议”把我立即逮捕法办，而让我
在新华社医务所的简单病房里，与其他浮肿病人共度了一个多月，然后让我到
八达岭南侧的居庸关火车站下的新华社绿化队去侍弄果树、葡萄，烧开水炉或
赶着小毛驴去南口买菜。１９６１年夏秋之间，又让我回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
辑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这时，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革命与否，不在其
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业。
根本的根本，只在于其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铭。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在内心中已完全拂却了烦恼与痛苦。现实中的不顺，
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之不能索然分明，还不时咬
啮着我的心。

　　我忧叹我们这个民族见义勇为、雪中送炭的优良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
为被代之以胆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锦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也变成了“见
人只说三分话”。珍视正当的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
，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近绝迹。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１９５８年“三·一
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
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这些药品而再无后继的药品，不
久就死去了，死时年方３４岁。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２０岁的侄儿，
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２００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
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
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这些令人极为哀伤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能怎样想？如果他们都已七老八十
，难免一死；或已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丧生，我虽哀痛但
尚能宽释，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仅仅因为没有钱和家中出了个所谓的“大右派
”，只得坐视其毙！

　　我知道，这远非我的独家之哀。几年来举国皆困，饥寒无以慰、疾患无以
救者，何止千万家！每当冥思及此，“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念是十分强烈的
。

　　可以说，我回北京后的心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也正如托尔斯泰在其《复
活》中，把人心境的复杂多变比作一条曲折漫长的河流那样，有时清，有时浊
，有时平缓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泻千里……[注]但在
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平静爽朗、达观愉快的。工作之余，常常集中精力于读
书学习，观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备写作。我不愿做个庸碌无为之徒，让无尽的
烦恼与俗念吞噬自己的年华。

　　２６、甄别梦

　　一

　　１９６２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
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
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
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
下来；而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
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
”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
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
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看
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
，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
员我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
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
，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
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
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
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
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
，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一
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
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
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
　　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
　　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
　　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
　　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
　　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
　　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
　　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
　　，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
　　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
　　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
　　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
　　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
　　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
　　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
　　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
　　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
　　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
　　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
　　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
　　了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
　　象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
　　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
　　，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
　　律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
　　》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
　　对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
　　，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
　　、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
　　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
　　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
　　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
　　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
　　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
　　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
　　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
　　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
　　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
　　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
　　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
　　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
　　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
　　，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
　　化的愤懑。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还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
　　敌对分子与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
　　地唱起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欢呼“万岁
　　”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反动”的童谣反而普遍地流传开
　　了。

　　　　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对此不闻不问，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反躬自
　　问。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会因此无声无息地受到毁灭
　　性打击。去年（１９６１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
　　我们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言不由衷。我们这样的新闻机
　　关——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如
　　此，其他部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
　　家为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多次发言中，均指出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
　　跃，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
　　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
　　危险，也只能是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
　　命运造成重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
　　“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
　　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不成功
　　，则成仁”，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何人人是对党对人民不利的
　　事，我都要讲，一直讲到这种现象被克服为止，或者讲到我被“杀头”为
　　止。

　　　　现在，从我们国内部来说，民主空气比以前活跃得多了。不少人在会
　　议上说了许多过去在私下也不敢说的话，例如：“不民主的错误是从‘反
　　右’范围扩大化以后开始的。”“三个人在一起说假话，两个人在一起是
　　半真半假——而且这还必须是两口子，只有一个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才是真
　　的。”“过去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则不可能。
　　”还有人公开提出：“三面红旗”应该改为两面，因为“人民公社”办得
　　太快、太早、太大了。它只能是将来的“必经之路”，更不能早在几年前
　　就说它是“应运而生”……

　　　　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可喜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些说法不一定
　　就正确，也可能是绝顶错误，但是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就说明大家对党又
　　恢复信任了，又亲切起来了，而不再担惊受怕了。

　　　　这是党和领袖们知错改错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据我
　　所知，即使在同一个新华社，除国内部之外，其他部门在讨论国家大事时
　　，还仍然是彷徨顾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头头或党员同志在发言
　　时，也仍然是拐弯抹角，不痛不痒。他们自己也许心中有数，而听者却不
　　知其所云。

　　　　这说明在数九寒天之后，不是一下就能解冻的。同时也说明，党和领
　　导人还没有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群众都是跟着领袖走的，领袖怎么做，
　　他们才会怎么做；领袖做到何种程度，他们才会做到何种程度。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以为在承认错误、追查原
　　因时，还不够彻底和大胆。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还有些包袱
　　没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个人作风和私生活上的小事，而
　　是攸关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士。日月之食焉。过之，人
　　皆见之；更也，人恒仰之。”可见，缺点和错误是隐讳不了的，而一旦承
　　认与改正，大家就会仰慕赞叹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于天
　　下”，发动全国上下“勤攻吾之缺”。这样，大家才能相信我们的党和我
　　们的领袖是谦虚的、诚恳的，是“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从而他
　　们才能打消一切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说，古今中外，像诸葛亮这样的圣哲贤明者之可贵，并不在于其
　　声势显赫、才智盖世，而在于他们忠国利民。丰功伟绩之后，尚能兢业勤
　　俭，明短于人，躬求举世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决不持其强而讳其
　　疾，也决不容许别人媚赞其为万能万德之圣雄……

　　　　今天，以此来衡量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是否明智与伟大，亦不无可取之
　　处。我以为我们的党，本该是这样的党。虽然，党的民主传统和谦逊的美
　　德，一度受到了严重破坏与损害，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
　　期之后，党即能痛感及此，拨乱反正，并且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也确是
　　难能可贵的。

　　　　我相信，在党的感召下，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必
　　将团结得更紧密，困难必将被克服，斗争必将会胜利，真正的“大好形势
　　”必将很快到来。

　　可以说，这是我的《回顾》中的所有新内容的核心，也是结合了从“反右
”直到“七千人大会”的国内问题的最新材料，也是对“神化与特权”问题的
进一步思考并重申对其克服办法的小结。我真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
问题上会就此改弦易辙，所以又一次作了大胆的阐述。

　　《回顾》全文于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６日夜完成，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即全部
上交，如卸重负，对其所抱的期望很大，信心也很足。

　　三

　　得知党组织要我写材料，我的甄别平反有望时，不少关心我的同志劝我并
帮助我介绍女友以重建家庭，好让我在新的伴侣的协同下，更好地养育身边的
女儿戴青青，自己也好集中精力写点儿东西。

　　青青是１９６２年春天从保定接来北京的。组织上为此把我每月的生活费
，从３２元提高到５５元，比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少一元。

　　对所有这些，我都很感激。对于青青未来继母的条件，我也想到了两点：

　　一、对青青要待之如亲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视与冷漠。如果青青的
生母日后愿意常来看看孩子，对她也要待之如至亲良友，情热而意减。

　　二、要能同甘苦，共患难，直至“不怕坐牢、杀头”。因为对党提意见，
可能得到嘉许也可能坐牢杀头。多年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不得不作这两方面
的准备。

　　有了这最根本的两条，其他就好办了。如果对方出身贫寒，深知人生之甘
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则能较好地协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如果还
能帮我抄抄稿子和做点资料卡片，那就更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了。至于才
貌如何，则早已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早有人说过：倘若“爱”而无心，只能是
受罪的“受”[注]？才貌顶何用？

　　根据这些设想，在朋友们介绍的都是尚未成过家或从未有过男朋友的女医
生、女图书管理员和女工中，我选择了后者。她叫潘京荣，出身贫寒，能够吃
苦，过去一次恋爱都没谈过。这使我很满意。但使我非常遗憾和愧对的是，她
虽然也属“龙”，却比我整整小了１２岁，她２２岁，我３４岁，这对她来说
，我的年纪未免太大了，而且还是个结过婚、离过婚、身边又已经有个孩子的
人。

　　然而，我想错了。

　　１９５７年秋冬之际，新华社大院里还残存着不少“声讨”我的大字报的
时候，１７岁的小潘从浙东老家来新华社投亲靠友，想找碗饭吃。她看了一些
大字报，认为我说的一些话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在自己的家乡确实看到许多
乡亲把毛主席的像像神的牌位那般供着，朝他老人家叩头祈祷；确实看到家乡
的许多干部多吃多占，大耍特权，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而不顾乡亲们的疾苦…
…她越想越觉得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她在学校里
又读过我写的罗盛教的故事，一下就认定我是个“好人”而不是“坏人”，虽
然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我这个人高矮胖瘦，长相如何。

　　后来，她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位老记者家里当小保姆。“大跃进”时“跃
进”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公社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比较起街道上的普
通家庭妇女和小脚老太太们，她年轻伶俐，又小有文化，为人也很端正，就被
培养成二龙路喷漆厂的出纳兼统计员。

　　当有人介绍我们相识时，我说明了我的一切情况，尤其我比她的年龄大得
太多，又有孩子，收入很微薄，望她慎重考虑。想不到她竟然不计较这些，决
心与我生活在一起。“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她说。

　　而且很快，她就与青青相处得非常好。这使我欣喜过望。我想，这岂止是
“雪中得炭”，简直是在白雪茫茫的大漠之中，奇遇天赐良媛啊！“灵机”一
动，给她起了个新名字——潘雪媛。

　　她认为这名字很文雅，也很优美，是她原来的名字没法比的，所以非常高
兴，立即去西单刻了个新图章，并要求二龙路派出所在她的户口卡上姓名栏的
“又名”中填上了这三个字——潘雪媛。

　　这时，我处于自１９５７年落难之后从未有过的亢奋中：甄别材料交上去
了，就等党组织的决定了；小家庭的重建已有了眉目，重新感到了做人的幸福
；尤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似乎真地接受了经验教训，一切使人感到压抑、痛
心的做法正在下决心纠正……

　　２７从天安门广场到监狱

　　一

　　１９６２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的那份一寸多厚的《回顾》，已被党小组
、党支部、党总支和社党委层层传阅研究过了。

　　国庆前夕，一位负责同志代表社党委，把我召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
一张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热诚地向我宣布了党组织的初步决定。其大意是：

　　　　你的这份材料写得很好。经历了重大磨难之后，你仍然一本初衷，向
　　党说出了这几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非常可贵的。其中很多观点
　　是可取的，这份材料很有价值。我们将把它打印出来，呈送中央领导同志
　　参考。请他们看看这样的同志，究竟算不算“右派分子”。同时请他们看
　　看，北大荒的农场如此对待去劳动的“右派”，究竟合适不合适……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

　　党已决定对你进行甄别，望你耐心等待，配合党组织把这个工作做好……

　　对此，我深表感激。

　　国庆游行那一天，也许党组织为表示已恢复了对我的信任，竟大大破格地
让我这个毕竟在表面形式上还被戴着“右派”帽子的“专政对象”，也高举一
杆大红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接受了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检阅。过去我也曾有幸在观礼台上，享受过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的喜悦
。而这一次，是自己高举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前让别人观看，也同样使我感到无
比振奋、无限温暖。

　　可惜，事隔仅仅一个月，天安门前的振奋与温暖还在沸腾着我全身的热血
，在北戴河举行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的精神传达下来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毛主席都反复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
案风”，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国的政治
形势又一次急转直下。

　　新华社的一些领导同志，按照他们可贵的“党性”和“紧跟”的悟性，也
彻底推翻了他们一个月前对我的音犹在耳的讲话。同一位负责人，在同一个办
公室，让我坐在同一张大沙发上，仍然代表同一个新华社党委，向我重新宣布
说，我的那份曾被他们肯定为“很有价值”的材料，是一棵“大毒草”，是“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翻案风”的典型罪证。因此必须对我进行“再批判
”，否则就不足以使我“脱胎换骨”，也不足以挽救在我的“影响”下也纷纷
“闹翻案”的社内外其他“右派分子”……

　　对这，我还有什么好说？

　　但是现在我要说，这位向我作出如此截然不同宣布的负责同志，本是一位
好同志，他对毛主席的崇拜和信赖是虔诚的。他不相信毛主席难道相信我不成
？我算老几？！

　　因之后来我不怪责他们。我只痛恨自己老是那么“天真得可爱”，老是不
懂得“吃一堑长一智”，老是看不透老谋深算者们的“玄妙”心机，老是只做
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而没有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说，１９５７年的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是第一次上当，去北大荒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是第二次上当，那么这一次的再响应号召就是第三次上
当了！

　　不过我觉得不论是谁，老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是说话不算数，老是拿
党的信誉和命运当儿戏，任意蹂躏应给人民的民主与许诺，都远不是共产党人
应有的郑重态度。还有一些人，曾经认识了真理，却又随着气候的变化硬要把
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也肯定要受到历史的嘲弄。

　　二

　　对这一次的所谓“再批判”，也许人们认为我这个人的问题“不好批”，
没有再像１９５７年那样匆匆忙忙地披挂上阵，而相当周密地进行了准备。准
备之一，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不惜工本地以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名义，铅
印了一本《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广为散发，以发动大家对我进行“再
批判”。

　　下面，就是这本材料最前面的“说明”：

　　戴煌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监督劳
　　动的处理，曾在黑龙江８５０农场劳动两年零八个月。去年（即１９６１
　　年）９月分配到国内部资料组工作。今年（即１９６２年）６月间，他以
　　《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份约八九万字的翻案材料
　　交给组织，不承认自己是“敌视党和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他在这份材
　　料中，继续坚持过去的一系列的反动观点，并发表了许多新的攻击党的言
　　论。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他在１０月间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作为他
　　“对于错误本身的认识，以及今天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在这份材料中，
　　他仍然坚持“不能承认自己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分子”。为了便于领导上
　　和有关同志研究和处理他的问题，特将这两份材料印出，并同时印出反右
　　派时对他所作的政治结论。

　　　　戴煌所写《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全文很长，印出时对文中
　　第二部分他在东北“劳动期间的表现及问题”略去（共约四万多字），只
　　保留了文中的小标题。

　　党委办公室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

　　看，“说明”中提到的这两份材料，都是党组织不止一次地动员我写的。
对如此重要的背景或前提，在“说明”中都被蓄意“省略”了。这样才会给不
明真相的人们一种印象，好像都是我自己主动要写、主动要“翻案”的。各级
党组织看了我的《回顾》，主动而正式地委派负责同志，郑重地向我说的那些
肯定和赞扬这份“全文很长”的材料的话，在“说明”中更蓄意“省略”不提
了，似乎根本没有这回事。

　　谁说新华社的一些人没有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本事”！这就是他们的“
政治斗争”！这就是这些自诩为要与我这个“反党分子”作斗争、“忠实于”
共产党人誓言的人们的“高贵纯洁”的灵魂！

　　准备了六个月之后，“再批判”于１９６３年“五一”节过后才开始举行
。断断续续的大会小会，从“五一”开到“七一”才告一段落。每开几次会，
都要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不知送到哪儿去。

　　不过，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华社党委委员。国内部总支
书记、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在总结发言快要结束时仍然这样说：“尽管戴
煌同志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观点也许是错误
的，但他过去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奉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动得几乎掉了泪！

　　三

　　“再批判”之后，我感到有些人不会再让我在新华社呆下去了，我得及早
准备“善后”。

　　然而，在新华社背后石驸马大街（“文革”中改称“新文化街”）。学读
二年级的青青还不懂事。她一派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她的各门功课的大考、
小考或小测验，基本上都是满分，名列全班前茅。课余，她还去全国政协礼堂
背后的西城区少年之家学跳芭蕾舞，动作灵巧而优美。可是潘雪媛与我，都已
预感“大难”即将临头，她决定与我立即成家。

　　这时是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９６３年元旦前后，我的前妻来北京看青青，
潘雪媛曾当面劝她与我破镜重圆，哪怕仅仅为了孩子们。只要我的前妻首肯，
她，潘雪媛，“作为戴煌的一个女朋友，也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的前妻问：

　　“戴煌甄别平反的事，进行得怎么样？”

　　“本来是要给他平反的，可是后来上面的精神变了，反而对他搞了‘再批
判’。”

　　“如果戴煌不能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我一旦被投入牢门之后，青青交给谁？

　　潘雪媛说：“交给我！”

　　当我向直接管理我们这些“右派”的新华社保卫处言明潘雪媛的设想时，
保卫处的一个同志予以断然否定：

　　“小潘只是你的一个女朋友，你怎么能将孩子交给她呢？”

　　这样，潘雪媛才决心与我立即成家，以备我一旦“远走高飞”，她能够正
式以继母的身份抚养青青这孩子，虽然她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２４元工资，还
要从中多少不等地拿出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和老外婆。

　　万万没想到，我与潘雪媛打算立即成家的决定，竟遭到新华社一些人的阻
挠。当我要求我所在的新华社国内部兼管组织人事的一位秘书，为我给新华社
干部处写一张结婚登记介绍信时，他竟然这样说：

　　“老戴，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你不要以为这次甄别平反不成，反招来一
场新的批判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了。凭你的经历和才干，将来总有一天还会
有出头之日的。如果将来还要把你派出国，像小潘这样的文化水平，能把她也
派出国做一个驻外记者的夫人么？”

　　这真是怪论奇谈！他说完了，我笑了笑。我心想：“这是把我当做三岁小
孩儿来要哩！你们一边磨刀霍霍，要把我往断头台上送，一边却说将来有朝一
日还要把我派驻国外，这岂不是吃饱了饭拿穷人开心吗？”

　　我对他说：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你所讲的派驻国外等等，那可能吗？那是你的真
心话吗？现在眼看就要把我往监狱里送，你却还说什么将来还会把我派往国外
，这不是存心往我流血的心窝子上撒把盐吗？”

　　秘书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停了好一会，他才老大不乐意地为我给社里的
干部处写了一张便条：“请给戴煌开一张去西城区政府的结婚登记介绍信。”

　　我拿着这张便条到了社干部处，只见那里的男男女女在各个办公室进进出
出，似乎在悄悄地进行磋商，不说“可”也不说“不可”，而让我在一间屋子
里干坐着。在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给我开出了一张给西城区婚姻登记处
的介绍信，盖上了“新华通讯社干部处”的大红印。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来钟了。在新华社某些人的“积极鼓动”下，二龙路喷
漆厂还没有给潘雪媛开出结婚登记介绍信。我给小潘打了电话说“时不我待”
，立即拿着只有新华社一方的介绍信，匆匆地分头赶到了西城区婚姻登记处。
那里惟一的一位５０来岁的女同志，正要提起小布兜下班回家，我们连忙递上
新华社干部处的介绍信。她也没细看，就让我们自己填写了结婚登记证，她再
盖了大印，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结婚证到手了，但我们都没有钱。我们只能举行了一个没有直面枪口的“
刑场上的婚礼”：没买一滴酒一粒糖，连一条枕巾一块小手绢儿都没买。一切
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原来就用着的。

　　我去民族文化宫路南文昌胡同小潘的老外婆那里，帮助小潘挟着她那褪了
色的草绿布面的旧棉被，她自己提着她的破马粪纸帆布箱，一道来到新华社大
院五号楼最底层的一个我住着的阴暗房间里。悄悄密密，冷冷清清。我盖的那
床里外一色黑的被子，曾在朝鲜战场上盖过两年，在城南盖过一年，又在北大
荒盖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样，新华社的某些人便认为潘雪媛“思想反动”，“硬要嫁给一个‘老
右派’”。他们几次给工厂送去“材料”，唆使工厂给潘雪媛一点颜色看。工
厂的一些人于是背地里辱骂潘雪媛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的小老婆”
。正当小潘身孕初怀，便解除了她的出纳兼统计职务，强迫她到那个素来不让
孕妇沾边、有苯中毒危险的喷漆车间去“劳改”。

　　小潘的身孕日重，行动越来越不便。她不求天，不求地，默默地咬紧牙关
，艰难地劳动着。有时候，她只得双膝跪地，在半埋地下的大汽油池边，清洗
准备喷漆的沉重的锈铁件。

　　目睹一个清白无辜的年轻女子及其胎儿遭受如此阴狠的迫害，同车间的一
些善良的老大娘，背地里流下了同情的泪……

　　四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３日上午，是我参加新四军整整２０周年的时刻。再过
一个来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

　　这天一早，新华社的机关农场运来一大批猪肝。我也凭票去买了一斤，好
让雪媛补补身子，并利用上午工间操的时间，把猪肝送回五号楼一层我的那个
阴暗的房间。

　　这时，天空是阴沉沉的。云层很低，低得似乎要掉下来，把人压抑得喘不
出来气。潘雪媛刚刚连续上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身体不好又大肚临怀的，厂
里的医生给她开了几天假，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她问我这猪肝怎么做，我说：
“随便。反正是新鲜猪肝，怎么做都是有营养的。”

　　我回到班上正在继续制作《毛主席语录》卡片，平时说话蔫蔫咕咕、有时
简直使人听不清其所言的资料组的一位同仁，接到了一个似乎已有约定的电话
，突然空前变态地狂叫一声：“戴煌，电话！”便把听筒往我面前一扔。那嗓
门之高，高到了几乎岔气的程度。我抓起听筒一听，原来是机关保卫处要我即
刻就去。

　　明白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刻到了！不然，资料组的这位同仁刚才不会这
么出人意外地变态。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早已谋划好了！

　　我下了编辑部和社首脑机关的工字楼，向西走了１００米，来到篮球场南
边三层灰砖的行政楼。保卫处、干部处、行政处等部门都在这座楼里。我上了
二楼，来到了保卫处的一间办公室。保卫处的一位科长，个头儿瘦小、面带菜
色，他立即严峻地向我宣布：

　　“由于你坚持反动立场，大搞翻案活动，对机关其他右派分子起了极其恶
劣的影响，机关决定不再留你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

　　说罢，腰间别着手枪的保卫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故意把提兜中的手
铐碰得丁当乱响的民警，意欲一左一右地把我挟持下楼。我手一挡，提出容许
我给潘雪媛写几个字。站在保卫科长身边的保卫处科员孙书明说了声“可以”
，并随手递过来几张“新华社便笺”。我掏出自己的钢笔，在便笺上写下这几
行字：

　　雪媛：

　　　　我终于走了。时间不长，只“劳教”两年。望你多多珍重自己，带好
　　青青，并平安，烦利地生下我们的孩子！

　　戴煌留笔
　　４月２３日上午十时半

　　孙书明收起这张便笺，保卫处别着手枪的那位工作人员和那位提着手铐提
兜的民警就一左一右，把我挟持下楼，进了已等在楼下的新华社的一辆小卧车
，直送德胜门外上城子的一座监狱。

　　到了快吃午饭时，潘雪媛在五号楼一层的水房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惦记着
：“戴煌怎么还不回来？”当她端着洗衣服的脸盆从水房回到自家的房间时，
见到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正面无表情地站在房间里。他冷冷地对潘雪媛说
：“这里有一封信。”

　　潘雪媛没怎么理会，以为是别人给我的一封信，说了声“谢谢您啦，就放
在桌上吧。”

　　这位同仁愣着不走。待潘雪媛放下脸盆，他才继续板着脸说：“这是戴煌
给你的信。”

　　潘雪媛这才心里咯噔一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接过来匆匆一看，
只看清了最前面的两句“我终于走了。时间不长，只‘劳教’两年……”眼睛
突然发黑，后面的字就看不清了。她很想放声大哭，但一想，在这种人面前不
能哭。她强忍着一腔泪水，沉静地问：

　　“他现在在哪里？”

　　“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把他送走了！”

　　“送在什么地方？”

　　“送在一个地方。”

　　“请把这地方的地址告诉我，我给他送被子去。”

　　“不！我们已经决定了，下午我们来拿行李给他送去，你先准备好！”

　　“不用你们送。请把地址告诉我，我和孩子自己送！”

　　“你不能去！我们领导已决定，就是我们送，你和青青都不能去！”

　　潘雪媛这时才态度强硬起来，据理力争地对这位始终面无表情的来人说：

　　“我是戴煌的家属，为什么不能去？他犯的是什么罪，连家属都不能见？
他就是犯了死罪，该枪毙，家属也还可以送最后一顿饭，枪毙了以后也还是家
属去收尸吧？！”

　　这一连串的责问，直问得这位似乎没有热血的人无言以对。他只能说：“
这是领导决定的。你就是去，那地方也不会让你们见面的！”

　　潘雪媛坚持说：“能不能见面，那你们就不用管了。我只是要那地方的地
址，我们自己把铺盖送去！”

　　看潘雪媛始终这么坚持，这位同仁才稍稍改变了口吻说：“那还得给领导
商量商量。”然后话锋一转说：

　　“关于青青这孩子，我们领导已决定给她的生母去封信，要她每月给你们
寄２０块钱；如果她不愿意寄钱，那就让她把青青接去。”

　　“千万不能这么做。”潘雪媛说，“我们不要她的钱，更不愿意让她来把
孩子接去。这孩子现在是我们的。按照法律规定，我是青青合理合法的继母。
我们不会把孩子给她生母的……”

　　在这生死关头，潘雪媛什么也不怕。待资料组的这位同仁离去后，她才关
上门，泪如泉涌，抑制不住无限的伤痛。这伤痛不是为了她自己与很快就要出
世的孩子，而是担心我遭到如此雪上加霜的冤屈打击之后想不通，而过早地结
束自己的生命……

　　青青从学校回来吃午饭了。潘雪媛连忙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叫她去大食堂
买些干粮回来。等青青买回了馒头并吃罢饭，她才很冷静地对青青说：

　　“青青，下午你就别去上课了。等会儿你去楼上，向你的同学张伟说一声
，请她向老师给你请个假。你爸爸这次出差了，到挺远的地方，要好几年才能
回来。我们下午一道给爸爸送被子去。如果新华社的叔叔阿姨不让你去，你就
拽着我别松手，就是哭着也要去……”

　　青青呆呆地望着潘雪媛。自从潘雪媛与我成家之后，她就改口不再叫她“
阿姨”而叫“妈”了。也许由于我的罹难和她生母与我的离异，给了她莫大的
伤痛，她已成了一个过早地懂事而又敏感的孩子。这时虽然潘雪媛没有再流泪
，但她听了潘雪媛的这番话，又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痕和哭肿了的眼睛，似乎已
明白了爸爸已经发生了什么事。等她上楼请张伟同学代为请假转身回来时，潘
雪媛又叮咛她说：

　　“到时候我拿着被褥，你拿着网兜脸盆，不让别人拿。不然他们拿着上了
车，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就见不到爸爸了！”

　　青青眼里含着泪，默默地点着头，一齐帮着收拾被褥和日用品……

　　她们收拾好了一切，默默地坐等着。潘雪媛脑子里想着下午如能见到我要
说的话。她的思绪很乱，要说的话很多，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等着你”，
接着要说的是“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想不开，千万不要为我和孩子
们发愁。我从小在家就一直受苦，在父母外出谋生时，我才１３岁，我也知道
如何带着两岁至八岁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苦日子。我一定会带好青青和就
要出世的孩子。就是讨吃要饭，也会把他们带大，把他们抚养成人，抚养成能
够坚强生活的好人。你一定要放宽心……”

　　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准时来到我们家取行李。

　　“你不用去了！”他对潘雪媛说。

　　“那就不用你费心了！”潘雪媛说，“请你告诉那地方的地址，我和青青
自己送去！”

　　这位同仁愣住了。停了一会，他说：“那好吧，出来吧！”

　　潘雪媛拿起行李，青青提着兜网脸盆，跟他出了屋。走到五号楼外，他就
要从潘雪媛手中把行李接过去。潘雪媛不让，怕他拿着行李先去了，不让她和
青青上车，就使劲地和他拉扯着向前走。来到大礼堂跟前，他让潘雪媛和青青
站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等着，他独自去了球场南面的行政楼。

　　等了将近半小时，他才从行政楼出来，后面跟着一大帮人，有男有女，还
有一大帮男男女女，在行政楼下向大礼堂这边观望着，好像很想看看潘雪媛这
个“思想反动”而又态度十分坚定的年轻女子，究竟长得什么模样。

　　跟着资料组那位同仁的一大帮人来到大礼堂跟前，其中有一位男的，好像
是保卫处的干部，对潘雪媛说：

　　“你和孩子都不要去了！去了也不会让你们见戴煌的面的！”

　　“我没犯罪，你们也没有监禁我，我为什么不能去？”潘雪媛抗辩着说。
“如果你们一定不让我们跟着你们一道去，那就不用麻烦你们了，请把地址告
诉我，我们自己去！”

　　看到潘雪媛的态度这般坚决，大礼堂跟前的一群人中开始嘀咕起来了。有
人轻声说：“那就重开一张证明吧！”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人跑步奔向行政楼
。潘雪媛暗忖：“可能让我们去了。”她就悄悄对青青说：

　　“你一定要紧紧地跟着我。他们再怎么厉害，你也不要怕。他们如果只让
我去不让你去，不让你上车，你就哭，你就叫，一定要跟着去。上了车，你还
要注意车子怎么走，记住这条路线，以后我们自己好去看爸爸……”

　　去行政楼重开证明信的人回来了，同时开过来一辆陈旧的美式小吉普。潘
雪媛再次轻轻地叮嘱青青：“看路线！”人们把行李卷和脸盆网兜搁进车，让
潘雪媛和司机并排坐前面。潘雪媛刚跨上去一只脚，听到后面青青哭着要上车
，她还在车下的那只脚就使劲地站在地上不动弹，一定要人们让青青上了车她
才上车，不然就把行李和网兜拿下来，她们自己向派出所打听路线去。

　　也许有些人看着潘雪媛大腹便便，怕反复为难她一旦出了什么事不好交待
，就收起刁难阻挠的把戏，让青青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坐在后车厢里，潘雪媛
这才坐上了车。

　　开车的司机同志叫金永龄，比我小两岁。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我和
一些同志在外交学院学外文时，他老开着大轿车在新华社与外交学院之间来回
跑，为人极其温和而善良。对我１９５７年及其后的种种遭遇，他虽然嘴上不
便明说，但看得出他在内心中是深藏同情的。这一次，他看肚子挺得老大的雪
媛坐稳当了，他才开车。即便在城内平坦的马路上，他也开得很平稳。出了德
胜门，路面坑坑洼洼，有一大段还是车辙交错的泥路，他更开得慢而稳。偶尔
车子轻轻地颠簸一下，他都要从车前挡风玻璃内上方的返光镜中扫一眼身旁的
潘雪媛，怕她出现什么异常感。

　　车子离开了德胜门去昌平的正道，向东转上了去土城子监狱的土路。不一
会，到了四周都是高墙电网、铁丝网的大院子的大门前。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在
门上敲了好一会，门内才出来一个民警，把证明信拿了进去。不一会回来时，
他只让那位同仁先进去。又隔了好一会，才让潘雪媛和青青也进去，并敞开大
门，让金永龄同志把小吉普开了进去。

　　进了这道大门，潘雪媛才看到，里面还有一道上面布满电网、铁丝网的高
墙。她想到我竟被囚进如此戒备森严的牢房，顿即默默地流下了泪。等了好长
时间，见里面那道高墙大铁门一侧的一扇小门开了条缝，吱呀一声，我穿着那
套她很熟悉的打补钉的破呢子衣服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她立即快步走
过来迎上我，一把拉住我胸前的衣服，急切地说：“我等着你……”跟着就泣
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在家、在车上想好了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一手拉着她，一手搂着青青，一家人哭着或流着泪。金永龄同志在一旁
也抹着眼泪。只有资料组的那位“政治立场坚定”的同仁心如铁石，在远远的
地方冷眼观看着。

　　一家人哭了好一会，才稍稍地转为平静。潘雪媛边哭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
：“不要……想不开……要想到……外面……还有我……和孩子……等着你…
…”

　　我对她说：“时间不会太长。我相信你一定会坚持下去，把青青带好，把
自己的孩子平安生下来……”

　　我又对青青说：“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孩
子。不要因为爸爸的事东想西想，影响学习。爸爸到这里面来了，家中的收入
更少了，你要学会刻苦，一分钱都不要乱花……”

　　会见的时限到了。潘雪媛和青青睁着泪眼，看着跟我一齐出来的人提着行
李卷，我自己提着网兜脸盆进了里面高墙的大铁门，她们才转身上了车回新华
社。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两年的“劳教”，竟让我在监狱系统中生活了１
４年！

　　这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１４年，也是群魔乱舞的１４年。光为了这１
４年，就可以足写几大本厚书。但在此，只写叙述劳改过程的《漫长的隧道》
和《贫贱夫妻百事哀》……

　　２８、漫长的隧道（Ⅰ）

　　一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３日午前，我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在大院东边的一排平
房里，被交给一个龇着虎牙的三十左右的人。他板着脸，命我掏出身上所带的
一切，让他一一检查、登记并收存，然后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表。我说早卖掉
了，贴补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说。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因为贪污而被劳教的分子，比我早进来两年，和劳教
所的队长们搞熟了，在这儿帮助管理其他劳教分子的零花钱等等，于是他就在
不知其底细的人面前俨然以管教干部自居。

　　过了这道关，有人带着我走过一溜窑洞，来到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紧挨
门口的一间大房间。房间内两边都是双层木板大炕，里墙炕头各有一个高大的
外面钉有铁栏杆的玻璃窗。上层炕正好对齐窗户的中间，因之上下炕都能透进
明亮的光线。不过外面铁栏杆的一根根铁条之间，只有一拳多宽的空隙，再瘦
小的人也休想从这铁条之间探出脑袋去，更甭说探出整个身子。

　　两边上炕里面的白墙上，分别贴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两窗之间的一堵白墙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紧挨着墙，放着一
个分有好几层的橱架，里面分别整整齐齐地放着餐具、牙缸和脸盆，毛巾则叠
得一般齐，分别挂在从门后到毛主席像下的两根铁丝上。两溜毛巾下面，也就
是在两炕之间，是一块４米多长、近３米宽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门后，是组长
的一张小桌。

　　这就是“新收组”。凡是刚进劳教所的人，必须先经过这个组的学习，“
认罪认错”，才能转到其他组参加劳动或继续学习。在这组的时间长短，则主
要视其“认罪认错”的态度。

　　开午饭了，有人端来两大脸盆窝窝头和一脸盆熬萝卜条，由值星人员从木
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萝卜条，再分给每人两个窝窝头。但没
有我的，因为我是刚刚进来的，还没有餐具。等别人从伙房给我借来碗筷，才
给我也扌江了一勺萝卜条和分来的两个窝窝头。但我愁绪万端，一口也吃不下
，心里焦虑着大肚临怀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饭将
会怎么吃？新华社的有关人员将会对她们怎么样？

　　下午，全组正在学习《劳动教养法》和《劳动教养所守则》，我被叫了出
去，后面跟着一个值班人员。原来是给我送行李和日用品来了，并与雪媛和青
青见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员又作了严格的检查，连枕套都
翻了个里朝外，并一一作了登记。这就足以表明，凡进到这里面来，个人的一
切的一切，都要被洞察得了如指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隐秘，除非是分外小心
地装在脑袋瓜儿里的思想。

　　晚上，继续学习两小时，主要由识字的人轮流读报。两小时后，外面走廊
里响起了熄灯的哨音，各组都得熄灯。但所熄的只是各个房间天花板下的大圆
灯，而门后组长小桌上和走廊门口值班人员桌上的灯仍继续亮着，以便值班人
员坐在那儿看报和注视着被监控人员的动静。如果有谁梦吃连连，那都是值班
人员向上汇报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记录在案。

　　在熄灯前，组长在北炕下层中间给我安排了一个５０厘米宽的空隙，根本
睡不下一个人。

　　“人多，只能睡这么宽。”他说。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
，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
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
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
米八，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
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
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
的人。

　　他出生于１９０５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
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悄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伊
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１９４４年他
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
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１９４７
年５月２０号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
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
和他八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
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１９４９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
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
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
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１９５
４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１１月３０日晚，苏联政府
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
国舞剧，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
都觉得这样演出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
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
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
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
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
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
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庞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
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
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１９５７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
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
“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
帽子，但１９６０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
厂劳动。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
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１９６１年１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
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
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１９６４年３月初，合作
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
期为两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
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
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
神。

　　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１９４３
年８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
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匪易，从而刻苦攻读，
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１３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入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
，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１９５３年７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
，１９５５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
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１９５
６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１９５７年９月，李文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一年后又转入学院
专家班，师从保加利亚声乐教授乔奇·契尔金，１９５９年９月学成毕业，回
到铁道兵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成了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１９６４年４月，铁道兵文工团也大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李文因平时偶尔流露过对“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反彭德怀”和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之类现象的不满情绪而受到了严厉批
判，并被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大帽子而“劳动教养”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与高庄教授等人，成为同吃教养所一锅饭的“同学”了！

　　他与我“同学”得之所以极为融洽，不仅仅由于他和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
有着许多相同的观感，而且还由于他与我对彭德怀元帅等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
家的建国元勋们，有着同样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劳教所组织节庆演出，他都
要登台用他那浑厚的训练有素的男高音和无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实际上是沤歌
彭德怀早年革命生涯的电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别》，以怀
念与赞佩彭德怀在那种艰难岁月中初闹革命的胆略与风采——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标望君还……

　　每一次，他都站在挂着几片幕布、三面围着芦苇箔的土台子上深情而唱，
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细听，我个人的脑幕上总不禁要浮现出彭老总的音容笑貌
，并想到他的那颗时时刻刻为人民而跳动的赤子之心。有时李文在台上唱着唱
着流下了泪，我在台下听着听着也热泪滚滚，可谓台上台下心相连。

　　１９６５年４月，李文的一年“劳教”期满，被解除了“劳教”，但又被
强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的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就业”，成了一个
“二劳改”，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注]

　　三

　　１９６４年７月，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全部搬迁到安定门外原来
少年管教所的原址。这里没有高墙大院，但围有好几道电网和铁丝网，网内遍
布葡萄园和鱼塘，中间才有一个建有几排平顶窑洞的小院。我们就住在这个小
院里。

　　不久，我离开了“新收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组，任务还是“学习”，
因为我谈不上什么“认罪认错”。有时候，偶尔也派点杂活，例如到电网铁丝
网的夹层中清除杂草，清刮从厕所茅坑中捞出的“又臭又硬”的砖头等。在清
除杂草时，电网是停电的，不然就肯定会发生生命危险。

　　１９６５年“五一”过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剧痛难忍，痛得我在炕
上直打滚，并上吐下泻，头上的汗珠儿不断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么为
什么别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因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捞出的砖头，手上沾染了
很多蛔虫卵，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窝头吃，肚内闹起了蛔虫，那么为什么
一起清刮这些砖头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症候？于是人们连忙把我架到劳教所医务
室，请医生诊断。

　　给我诊查的医生名叫苏自田，原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改称首都钢铁公司）
医院院长，毕业于白求恩医校的老八路。他也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了“右派”
，被送到这儿来“劳教”。由于精通医道，就让他在教养所医务室当医生。他
让我平躺在医务所的诊床上，给我认真而仔细地测量了体温、血压，听了心脏
肺，并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处挤压了一遍，还化验了我的血液、呕吐物和大小
便，立即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病症。医学经典著作中注明，如若抢救不及
时，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达８５％；即便抢救成功，由于此症对内脏的严重摧
残，痊愈者的延期寿命一般不会超过２０年。因此他立即向教养所领导汇报，
应对我进行火速抢救。

　　教养所金所长，过去担任过北京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身材魁梧，心地善
良。他立即打电话向上联系，午饭后就弄来一辆小吉普，由教养所的徐干事监
护，把我急送城内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立即把我安排在医疗大楼东
侧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平房里，整个房间就我一张病床。床对面的东墙下，临
时支撑了一张行军床，作为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安歇处。徐干事是刚从公安学校
毕业的青年警官，细高挑，鸭蛋脸，两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
护士说了几句话之后，就问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厂的电话号码，去给潘雪媛打电
话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护士随即对我作了各种检查，并打起了吊针，从鼻孔里
插进一根深黄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胆汁，同时每隔两小时，给我的臀部注射青
霉素和链霉素各两针。

　　抢救是认真而及时的。

　　开晚饭了。

　　给我打吊针、引流胆汁和准时打针的女护士，是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她
给我端来了一个不锈钢的长方形小膳食盘，盘内放着一杯奶和一小碗鸡蛋羹。
她给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这时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她
劝我说：

　　“你病得很厉害，身体亏损很大，不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就是为了配合治
好病，你也该吃点东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劝慰下，我强令自己喝了两口牛奶，吃了两小匙鸡蛋羹，不一
会儿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临睡时，她又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小碗冲藕粉，藕粉里似乎还放了
一些糖桂花，香甜诱人。原来规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这次我喝了两口牛
奶并吃了小半碗藕粉，没有再呕吐。然后她给我打来了洗脸水和漱口水，让我
擦了脸、刷了牙，并给我盖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间，这位好心的“南丁格尔”还几次过来给我打针。原来这两小时一次
的注射是日夜不间断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第二天早上，这位护士同志给我打完针以后，端来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
了，没有呕吐。看来在大夫护士同志们的精心医护下，我的病势已迅速转危为
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烂乎乎的西红柿鸡汤面条了，还吃了上
面搁的一个荷包蛋。开始我还吃不下，护士同志说：“你得尽饱吃，如不够，
我再去给你盛。”这样，我终于把它们撑了下去。

　　经过这两三天的抢救治疗，我已大体上恢复常态了。像清纯的豆油那样的
胆汁，也已被全部引流干净。经确诊，是一条肥大的蛔虫钻进了我的胰腺管，
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从胰管外溢，胰酶激活后消化
胰腺自身组织而产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剧烈疼痛并发高烧。据说如果
不是抢救及时，医疗得当，让胰腺体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坏死
，人就没救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即将离开北大荒时海军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
腹部剧痛难忍，痛得满地打滚后两天死去的。他会不会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呢
？如果我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无疑了！这表明在北京，在中
央所在地的公安劳改部门，虽然管制较严，虽然把我和高庄教授这样的人也身
纳劳改劳教场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义还是绝对地占上风的。这使我在
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种幸运。

　　第四天上午，公安医院一位主管医务的女院长，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
器，在好几位大夫、护士的陪同下，来给我听了听，按了按胸部和腹部，问了
问我的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然后说：

　　“谢谢你密切配合了我们的治疗。你脱险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体
质还很虚弱，回去后务必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
再参加劳动或学习。”

　　这使我很感动。她们不但没有以救了我的一条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
谢谢”我密切配合了她们的治疗，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当然，后面的那些话
，我想她多半是说给徐干事听听的，因为“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
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够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来了一辆小吉普，把我和徐干事拉回安定门外的劳教所
。

　　这里我必须插上一句：当我最后改定这段文字的时候，离这次生病已过去
了３２年。如果不是苏自田同志迅速而准确地诊断，不是公安医院有关医护人
员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与精心护理，不是劳教所的金所长和徐干事及时果断地
采纳了苏自田的建议，那么得了８５％死亡率急症的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
得救后的延期寿命也不会超过２０年。这是我以及我的妻子潘雪媛和孩子们都
永怀感激之情的。

　　四

　　我病后一个月，整个劳教所又被转移到卢沟桥西边窦店附近的一所监狱—
—“良乡机械厂”。这是个方圆足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高墙大院，四角和大门口
都筑有岗楼，院墙内外和院墙顶上都布有电网铁丝网，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休想
逃越。

　　这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从而正式参加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由２６斤
提高到３２斤，每月还给我一级工的工资３２元，扣除伙食费可净保二十几块
钱。但所从事的工种很杂：一会儿到院子里清除杂草、修挖游泳池；一会儿参
加砌房子当小工，一会儿去压制汽车轮胎上用的轴瓦，一会儿又去钳工车间当
钳工，都是零打碎敲的活儿。

　　由于参加了劳动，工种又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视野就扩大到了整个大
院。几乎每天出收工时，我们都能看到一队穿着破旧军衣列队行进的囚犯，总
数不下数百人，被称做“军犯”。他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在我们所住的三层
红砖楼西边大约３００多米，叫做“西楼”。由此推而论之，我们所住的叫“
东楼”。大院管理者规定不许我们和他们接近，更不准我们和他们说任何一句
话。因此他们犯的何罪何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
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
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
看上去身体颇为康健。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
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
袍，又俨然一位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
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
１９１７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
一所大学当了教授。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
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
的老同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
，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快快。１９５７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
一吐积郁多年之不快，遂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
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
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
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
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厂
”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
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１９６５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
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
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
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
年之久的１００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
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拉
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
、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
以回家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
“右派”队这两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
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
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绝
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１９５８年春天到１９６５年冬天
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
依然日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
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
“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４０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
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
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
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
与大小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
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
百册珍贵书籍，全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
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
的，他持这种论点就被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
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
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
饼。据说他４０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
，他参加了新四军。到１９５５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
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１９５７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
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
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
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
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
，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
，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
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
人，只能泛泛地说１６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
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
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
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
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
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
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
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
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
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２８、漫长的隧道（Ⅰ）

　　一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３日午前，我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在大院东边的一排平
房里，被交给一个龇着虎牙的三十左右的人。他板着脸，命我掏出身上所带的
一切，让他一一检查、登记并收存，然后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表。我说早卖掉
了，贴补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说。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因为贪污而被劳教的分子，比我早进来两年，和劳教
所的队长们搞熟了，在这儿帮助管理其他劳教分子的零花钱等等，于是他就在
不知其底细的人面前俨然以管教干部自居。

　　过了这道关，有人带着我走过一溜窑洞，来到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紧挨
门口的一间大房间。房间内两边都是双层木板大炕，里墙炕头各有一个高大的
外面钉有铁栏杆的玻璃窗。上层炕正好对齐窗户的中间，因之上下炕都能透进
明亮的光线。不过外面铁栏杆的一根根铁条之间，只有一拳多宽的空隙，再瘦
小的人也休想从这铁条之间探出脑袋去，更甭说探出整个身子。

　　两边上炕里面的白墙上，分别贴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两窗之间的一堵白墙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紧挨着墙，放着一
个分有好几层的橱架，里面分别整整齐齐地放着餐具、牙缸和脸盆，毛巾则叠
得一般齐，分别挂在从门后到毛主席像下的两根铁丝上。两溜毛巾下面，也就
是在两炕之间，是一块４米多长、近３米宽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门后，是组长
的一张小桌。

　　这就是“新收组”。凡是刚进劳教所的人，必须先经过这个组的学习，“
认罪认错”，才能转到其他组参加劳动或继续学习。在这组的时间长短，则主
要视其“认罪认错”的态度。

　　开午饭了，有人端来两大脸盆窝窝头和一脸盆熬萝卜条，由值星人员从木
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萝卜条，再分给每人两个窝窝头。但没
有我的，因为我是刚刚进来的，还没有餐具。等别人从伙房给我借来碗筷，才
给我也扌江了一勺萝卜条和分来的两个窝窝头。但我愁绪万端，一口也吃不下
，心里焦虑着大肚临怀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饭将
会怎么吃？新华社的有关人员将会对她们怎么样？

　　下午，全组正在学习《劳动教养法》和《劳动教养所守则》，我被叫了出
去，后面跟着一个值班人员。原来是给我送行李和日用品来了，并与雪媛和青
青见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员又作了严格的检查，连枕套都
翻了个里朝外，并一一作了登记。这就足以表明，凡进到这里面来，个人的一
切的一切，都要被洞察得了如指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隐秘，除非是分外小心
地装在脑袋瓜儿里的思想。

　　晚上，继续学习两小时，主要由识字的人轮流读报。两小时后，外面走廊
里响起了熄灯的哨音，各组都得熄灯。但所熄的只是各个房间天花板下的大圆
灯，而门后组长小桌上和走廊门口值班人员桌上的灯仍继续亮着，以便值班人
员坐在那儿看报和注视着被监控人员的动静。如果有谁梦吃连连，那都是值班
人员向上汇报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记录在案。

　　在熄灯前，组长在北炕下层中间给我安排了一个５０厘米宽的空隙，根本
睡不下一个人。

　　“人多，只能睡这么宽。”他说。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
，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
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
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
米八，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
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
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
的人。

　　他出生于１９０５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
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悄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伊
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１９４４年他
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
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１９４７
年５月２０号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
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
和他八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
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１９４９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
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
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
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１９５
４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１１月３０日晚，苏联政府
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
国舞剧，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
都觉得这样演出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
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
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
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
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
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
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庞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
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
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１９５７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
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
“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
帽子，但１９６０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
厂劳动。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
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１９６１年１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
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
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１９６４年３月初，合作
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
期为两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
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
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
神。

　　１９３８年１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１９４３
年８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
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匪易，从而刻苦攻读，
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１３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入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
，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１９５３年７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
，１９５５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
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１９５
６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１９５７年９月，李文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一年后又转入学院
专家班，师从保加利亚声乐教授乔奇·契尔金，１９５９年９月学成毕业，回
到铁道兵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成了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１９６４年４月，铁道兵文工团也大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李文因平时偶尔流露过对“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反彭德怀”和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之类现象的不满情绪而受到了严厉批
判，并被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大帽子而“劳动教养”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与高庄教授等人，成为同吃教养所一锅饭的“同学”了！

　　他与我“同学”得之所以极为融洽，不仅仅由于他和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
有着许多相同的观感，而且还由于他与我对彭德怀元帅等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
家的建国元勋们，有着同样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劳教所组织节庆演出，他都
要登台用他那浑厚的训练有素的男高音和无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实际上是沤歌
彭德怀早年革命生涯的电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别》，以怀
念与赞佩彭德怀在那种艰难岁月中初闹革命的胆略与风采——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标望君还……

　　每一次，他都站在挂着几片幕布、三面围着芦苇箔的土台子上深情而唱，
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细听，我个人的脑幕上总不禁要浮现出彭老总的音容笑貌
，并想到他的那颗时时刻刻为人民而跳动的赤子之心。有时李文在台上唱着唱
着流下了泪，我在台下听着听着也热泪滚滚，可谓台上台下心相连。

　　１９６５年４月，李文的一年“劳教”期满，被解除了“劳教”，但又被
强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的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就业”，成了一个
“二劳改”，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注]

　　三

　　１９６４年７月，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全部搬迁到安定门外原来
少年管教所的原址。这里没有高墙大院，但围有好几道电网和铁丝网，网内遍
布葡萄园和鱼塘，中间才有一个建有几排平顶窑洞的小院。我们就住在这个小
院里。

　　不久，我离开了“新收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组，任务还是“学习”，
因为我谈不上什么“认罪认错”。有时候，偶尔也派点杂活，例如到电网铁丝
网的夹层中清除杂草，清刮从厕所茅坑中捞出的“又臭又硬”的砖头等。在清
除杂草时，电网是停电的，不然就肯定会发生生命危险。

　　１９６５年“五一”过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剧痛难忍，痛得我在炕
上直打滚，并上吐下泻，头上的汗珠儿不断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么为
什么别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因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捞出的砖头，手上沾染了
很多蛔虫卵，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窝头吃，肚内闹起了蛔虫，那么为什么
一起清刮这些砖头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症候？于是人们连忙把我架到劳教所医务
室，请医生诊断。

　　给我诊查的医生名叫苏自田，原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改称首都钢铁公司）
医院院长，毕业于白求恩医校的老八路。他也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了“右派”
，被送到这儿来“劳教”。由于精通医道，就让他在教养所医务室当医生。他
让我平躺在医务所的诊床上，给我认真而仔细地测量了体温、血压，听了心脏
肺，并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处挤压了一遍，还化验了我的血液、呕吐物和大小
便，立即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病症。医学经典著作中注明，如若抢救不及
时，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达８５％；即便抢救成功，由于此症对内脏的严重摧
残，痊愈者的延期寿命一般不会超过２０年。因此他立即向教养所领导汇报，
应对我进行火速抢救。

　　教养所金所长，过去担任过北京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身材魁梧，心地善
良。他立即打电话向上联系，午饭后就弄来一辆小吉普，由教养所的徐干事监
护，把我急送城内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立即把我安排在医疗大楼东
侧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平房里，整个房间就我一张病床。床对面的东墙下，临
时支撑了一张行军床，作为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安歇处。徐干事是刚从公安学校
毕业的青年警官，细高挑，鸭蛋脸，两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
护士说了几句话之后，就问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厂的电话号码，去给潘雪媛打电
话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护士随即对我作了各种检查，并打起了吊针，从鼻孔里
插进一根深黄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胆汁，同时每隔两小时，给我的臀部注射青
霉素和链霉素各两针。

　　抢救是认真而及时的。

　　开晚饭了。

　　给我打吊针、引流胆汁和准时打针的女护士，是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她
给我端来了一个不锈钢的长方形小膳食盘，盘内放着一杯奶和一小碗鸡蛋羹。
她给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这时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她
劝我说：

　　“你病得很厉害，身体亏损很大，不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就是为了配合治
好病，你也该吃点东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劝慰下，我强令自己喝了两口牛奶，吃了两小匙鸡蛋羹，不一
会儿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临睡时，她又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小碗冲藕粉，藕粉里似乎还放了
一些糖桂花，香甜诱人。原来规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这次我喝了两口牛
奶并吃了小半碗藕粉，没有再呕吐。然后她给我打来了洗脸水和漱口水，让我
擦了脸、刷了牙，并给我盖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间，这位好心的“南丁格尔”还几次过来给我打针。原来这两小时一次
的注射是日夜不间断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第二天早上，这位护士同志给我打完针以后，端来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
了，没有呕吐。看来在大夫护士同志们的精心医护下，我的病势已迅速转危为
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烂乎乎的西红柿鸡汤面条了，还吃了上
面搁的一个荷包蛋。开始我还吃不下，护士同志说：“你得尽饱吃，如不够，
我再去给你盛。”这样，我终于把它们撑了下去。

　　经过这两三天的抢救治疗，我已大体上恢复常态了。像清纯的豆油那样的
胆汁，也已被全部引流干净。经确诊，是一条肥大的蛔虫钻进了我的胰腺管，
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从胰管外溢，胰酶激活后消化
胰腺自身组织而产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剧烈疼痛并发高烧。据说如果
不是抢救及时，医疗得当，让胰腺体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坏死
，人就没救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即将离开北大荒时海军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
腹部剧痛难忍，痛得满地打滚后两天死去的。他会不会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呢
？如果我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无疑了！这表明在北京，在中
央所在地的公安劳改部门，虽然管制较严，虽然把我和高庄教授这样的人也身
纳劳改劳教场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义还是绝对地占上风的。这使我在
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种幸运。

　　第四天上午，公安医院一位主管医务的女院长，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
器，在好几位大夫、护士的陪同下，来给我听了听，按了按胸部和腹部，问了
问我的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然后说：

　　“谢谢你密切配合了我们的治疗。你脱险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体
质还很虚弱，回去后务必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
再参加劳动或学习。”

　　这使我很感动。她们不但没有以救了我的一条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
谢谢”我密切配合了她们的治疗，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当然，后面的那些话
，我想她多半是说给徐干事听听的，因为“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
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够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来了一辆小吉普，把我和徐干事拉回安定门外的劳教所
。

　　这里我必须插上一句：当我最后改定这段文字的时候，离这次生病已过去
了３２年。如果不是苏自田同志迅速而准确地诊断，不是公安医院有关医护人
员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与精心护理，不是劳教所的金所长和徐干事及时果断地
采纳了苏自田的建议，那么得了８５％死亡率急症的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
得救后的延期寿命也不会超过２０年。这是我以及我的妻子潘雪媛和孩子们都
永怀感激之情的。

　　四

　　我病后一个月，整个劳教所又被转移到卢沟桥西边窦店附近的一所监狱—
—“良乡机械厂”。这是个方圆足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高墙大院，四角和大门口
都筑有岗楼，院墙内外和院墙顶上都布有电网铁丝网，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休想
逃越。

　　这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从而正式参加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由２６斤
提高到３２斤，每月还给我一级工的工资３２元，扣除伙食费可净保二十几块
钱。但所从事的工种很杂：一会儿到院子里清除杂草、修挖游泳池；一会儿参
加砌房子当小工，一会儿去压制汽车轮胎上用的轴瓦，一会儿又去钳工车间当
钳工，都是零打碎敲的活儿。

　　由于参加了劳动，工种又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视野就扩大到了整个大
院。几乎每天出收工时，我们都能看到一队穿着破旧军衣列队行进的囚犯，总
数不下数百人，被称做“军犯”。他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在我们所住的三层
红砖楼西边大约３００多米，叫做“西楼”。由此推而论之，我们所住的叫“
东楼”。大院管理者规定不许我们和他们接近，更不准我们和他们说任何一句
话。因此他们犯的何罪何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
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
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
看上去身体颇为康健。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
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
袍，又俨然一位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
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
１９１７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
一所大学当了教授。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
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
的老同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
，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快快。１９５７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
一吐积郁多年之不快，遂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
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
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
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
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厂
”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
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１９６５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
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
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
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
年之久的１００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
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拉
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
、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
以回家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
“右派”队这两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
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
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绝
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１９５８年春天到１９６５年冬天
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
依然日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
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
“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４０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
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
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
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
与大小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
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
百册珍贵书籍，全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
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
的，他持这种论点就被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
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
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
饼。据说他４０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
，他参加了新四军。到１９５５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
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１９５７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
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
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
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
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
，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
，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
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
人，只能泛泛地说１６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
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
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
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
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
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
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
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
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
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２９、漫长的隧道（Ⅱ）

　　一

　　１９６６年３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
他及时宣布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
搬到了只有半截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
罚”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１９５８年春天
就进来“劳教”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
年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了无期徒刑？！”

　　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３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
那样，被及时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
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３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２８
号晚上分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２８
号。独独在这个３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２８号晚上没有分发粮
票，２９号早上就有很多人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
人也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
瞪眼。此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
不按制度办事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
票，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

　　范宝新觉得事情不妙，连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队部汇报：“戴煌绝食了
！”分管我们这个组的小王队长[注]立即跑了来，再三劝我吃饭，我也毫不动
摇。

　　晚上，我继续绝食。晚饭后，队部终于从大队部领来了粮票，当即分发。

　　对于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对我及时解除“劳教”呢？我认为，即便有所
影响，队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不宣而战”地默默拖延对我的“教
养”期。

　　４月３０日出工时，我向组长说：“我去队部说件事。”就来到了队部。
队部的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指导员，关押我两年的期限已过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解除劳教？你
们还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到期不释放人家，你们也得说明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加刑，加多
少，并且还要出示正式的法律文书。而我们这些人被‘劳动教养’，还美其名
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们无限期地这样
关押下去？”

　　这位指导员似乎还有几分涵养。我说了许多带有几分责问的话他竟没有插
一句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略加思索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这样
说：

　　“我们只是个管理机关，对你们的去留没有决定权。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
你的意见，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个多月，我被值班人员叫到队部，指导员正式向我宣布：

　　“根据上级的指示，你的两年劳动教养已经期满，现在宣布解除。至于工
作安排，上级将和新华社联系，然后才能决定，望你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

　　这样，我也步高庄教授的后尘，由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
劳教队，搬到了没有铁丝网的北院“就业职工”队，结束了“劳教”生涯。

　　一个月后，“文革”大战登台了。指导员又对我说：

　　“由于文化大革命，新华社的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都戴起了
高帽子，敲着脸盆儿游街示众。新华社人心很乱，没人敢过问你的事，你只能
暂时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了。”

　　这就是说，我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到苹果园、梨园
、桃园、葡萄园、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农药、施化肥、采果、装箱，麦收
时也一齐去大田割麦子，忙了夏天又忙来了秋天，不断地忙碌着……

　　二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自生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
阅的红卫兵，一片乱哄哄。红卫兵和许多“造反派”胡乱打死人，许多胡同常
常向外拉死人去火葬场的恐怖消息，不时传到三余庄来。

　　接着，我听到了来自新华社的一些传言。据说，新华社内的“卫东彪战斗
队”之类的“造反派”，在张贴“打倒”、“火烧”、“炮轰”、“砸烂”吴
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的大字报中，有时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样在我的名
字上也打了红××。原因是他们曾“鼓动”我“闹翻案”，“事败后又包庇”
我只劳教两年，而没有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认为我“应该
被处以极刑”。

　　这个人，是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少妇。在我与潘雪媛尚未相识而青青已被
接回北京的时候，她曾一度相当殷勤周到地帮我照料过青青，还曾对我“瞬美
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后因我对她的非分之求装着不知道，旋又与潘雪
媛相爱，她就反目为仇，对我耿耿于怀。在我被送进牢门之后，她就曾在新华
社的某些人面前大声嚷嚷：“把戴煌这样的人留着干嘛使？他把攻击的矛头直
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一来，她更成了
一个“意气风发”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新华社的一些“走资派”的
时候，便声色俱厉地嚷嚷这些“走资派”对我这个“应被处以极刑”的人“竭
尽包庇之能事”了。

　　对这样的“造反派”，对这样的“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应作何等
评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良乡机械厂”传来的消息说，周总理的那位老同学
被人活活打死了！据说那是良乡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纷纷拿
着钢丝鞭和铁棍木棒，到“良乡机械厂”大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把
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双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钢丝鞭和铁棍木棒
一古脑儿地一阵猛打，打得他满身满头鲜血直流，当场断了气！

　　接着又从新疆传来消息说，在公安医院监护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干事，
也被人打死了！据说他带着一些“就业人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新疆当地
的一些“造反派”要对这些“就业人员”大打出手，他上前说理拦护，说这是
违反党的政策的。这些“造反派”竟说他是“庇护牛鬼蛇神的现行反革命”，
在拼了命地痛打一些“就业人员”的同时，对他的头部也施以重击，他当场倒
地不治而亡！

　　正当这许多无辜者横遭死难的时候，团河劳改农场的年轻干部也都臂套“
红卫兵”袖标，在农场所有林荫大道的要道路口，来回巡逻放哨，阻挡外面学
校涌来的红卫兵，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
斗的“造反派”：

　　“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
轻饶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
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１９６６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注]的热潮
。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
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
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
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１９５８年
。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５８１”，由此向西的第二个
点叫做“５８２”，再向西的就叫“５８３”、“５８４”，最后一个点是整
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５８５”。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
人员”、“劳教人员”、ｔ‘就业人员”不下４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
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５８２这
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
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
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
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
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
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
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
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
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
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
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
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１９４９年１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
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
。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
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
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
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
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
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
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
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
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
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
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
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
？”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
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
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
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
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
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
落在５８２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
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
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
就放心地带它们去遛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
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
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
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
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
白翳，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
本分的小青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
这样，老白马也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
气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
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
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
，岂不天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
，与５８１的人一起劳动。

　　５８１，是５８２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
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
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
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
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
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５８１，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
，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
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
４１元，二级工３６．５元，一级工３２元，等外一级２７元，等外二级２５
元，等外三级２３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
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
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
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
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
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
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
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
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
“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
值！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
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
地步，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
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
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
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甚
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
一散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
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
“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
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
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５８１，我劳动了将近两年。１９６８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５８２第
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
，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１９４７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
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
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
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
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１９４７
年“五·二○”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
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
多半天，高庄８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
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
的人，纷纷喝问：

　　“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
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
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
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
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
部长的秘书。

　　１９５５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
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
，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１９５７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
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
几次，他才写了１０００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１０００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
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
被送交“劳动教养”。

　　１９６１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
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
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１９６９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
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
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
。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
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
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
已减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
转动，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
乎都不能进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
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
坐在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察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
手。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何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
近中轴的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
这车轱辘就会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
了个半圆圈，停止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
连两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
查治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
，第二天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的“于善人”和
范队长对人的关心，真有天壤之别！

　　３０漫长的隧道（Ⅲ）

　　一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北京的大批干部纷纷去了
“五七”干校。我们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
色色的“犯”，则被上面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送进了更加漫长而黑暗的
隧道。

　　这隧道在山西。

　　开始，我们在山西南部侯马东边数十里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监狱里
堆土烧砖。约一月，从维熙等人去了晋东南的晋城煤矿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
些人被调往山西省劳改第一支队——太原建筑工程队，被编入这个工程队的第
三队。

　　第三队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钢铁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惟一的任务是为太钢
服务：修铁路，筑公路，疏通下水道，铺设柏油路，抢修铁路桥下的涵洞，另
外还砌房子，做木工……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叛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中央
对下严格保密，连劳改队的头儿们也全被蒙在鼓里。但到了国庆节前后，我从
报纸上的一些异常迹象，感觉似乎已经发生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件：

　　第一，越南的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特举行盛大宴会予以
招待。这个代表团团长在致谢词时，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敬祝毛泽东主席“
万寿无疆”之后，又“敬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
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主人的致词却“别开生面”，只有“万寿无疆
”而没有“永远健康”，这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国庆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及《山西日报》第一版，似乎只有毛泽
东的巨幅照片而不像在这之前许多年的重大节日那样，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时
在国庆社论中，对林也只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失宠了。

　　第三，毛泽东召见各大军区司令，带头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
使人感到很特别……

　　根据诸如此类的迹象，我对一些谈得来的人说：“肯定林彪出了事！”没
隔多久，中央果然下达了有关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文件。

　　在这些传达到全民和劳改人员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
的那封信，说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达到不可告
人的目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宪法》、《党章》中公然把这位“朋
友”列为惟一的接班人呢？

　　对我的这些看法和说法，是否也有“积极分子”向队长指导员们打了“小
报告”，我不知道。但为了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我与三队的副指导员王三儿发
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说来话长。

　　王三儿是山西本地人，瘦高个子，文化不高，但说话却阴阳怪气，常常使
我们备受精神的折磨与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饭后，他整队训话
。我们都坐在小板凳、小马扎或砖头上，坐得整整齐齐，他在队前坐着一把椅
子，还把一只脚搁在椅边上，搓着脚丫子。他从我们当中一些人的所谓“歪风
邪气”谈起，谈着谈着突然用一只手指着我们全体说：

　　“啊哈！你们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嗯，你们都应该脱胎换骨，像林副
统帅那样，对伟大领袖紧跟、紧跟……”

　　林彪叛逃的文件下达后，他照样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们训话说：

　　“唔！现在你们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又是林秃子的孝子贤孙！你们今
后应该像旗手江青同志那样，赤胆忠心……”

　　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从“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受难
，到江青等人的锒铛入狱，不过短短半年，我们这些人在王三儿一类人的口中
，又先后成了“邓小平的孝子贤孙”和“‘四人帮’的孝子贤孙”，而不知他
们这些随时变换着政治嘴脸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贤孙！！

　　对这种人，我是十分鄙视的。然而正是这种人，特别阴险毒辣。他们为了
自己在现有“官位”上向上蹿一蹿，不惜用我们这些人的头颅当垫脚石。其阴
狠的手法之一，叫做“搜监”。在林彪出事后，王三儿改骂我们是“林秃于的
孝子贤孙”的时候，他突然发动“搜监”，很想从我以及与我谈得来的一些人
的床上床下搜出有关林彪事件的书信或其他文字来。但他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举
措，得不到其他队长的支持，从而我提前得到了风声，尽可能地把不能让王三
儿们看到的书信文字，藏了个严严实实。

　　王三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时变换着自己的嘴脸，而且还贪婪卑鄙，他
利用自己的淫威，把一个探望“就业人员”的父亲的插队女知青给奸污了！这
更令人十分恼怒！

　　大概他也觉察到大家对他的蔑视，老想找茬在我们面前恢复他已失去的“
威风”。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场旁边的一棵树荫下阅读一本《列宁
全集》，他又在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想耍你的记者笔杆吗？你还想坐小汽车、大沙发吗？依我看，你这
一辈子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党是不会再重用你这种人的！我劝你得空养养神
，明天好干活……”

　　我终于忍无可忍，与这个披着公安人员外衣的政治暴发户，发生了空前激
烈的冲突：我当着当时在场的许多“就业人员”的面，抬起一只手指着他厉声
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说这种话？！”

　　这时，在一旁的一些平时对他也敬而远之的队长、干事都沉默不语，等着
瞧热闹。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见孤立无援，脸白得像张纸，语无伦次地说：

　　“你还以为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和新华社记者吗？你这个大“有派”还想翻
天吗？”

　　“‘右派’不‘右派’，历史和人民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我说，“你
们这种人说了不算数！”

　　这次与王三儿的激烈冲突，使我想到日后的风云如何，自有历史的公正安
排，不是哪个算命先生所能够“推算”的。我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即便
个人此生无望，也该力求积累点真正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资料，以帮助后世的有
志者，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

　　说实话，当时我对未来的命运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二

　　和王三儿发生激烈冲突后，我被从尖草坪的太原建筑工程队三队，调到了
太原城内的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这时，二队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广场附
近的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同一条巷子，不久，又搬迁到南城区的二营盘。转来
转去，我仍然当木工。

　　当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几层楼高的砖墙上杠着木料模型
板来回走。如果不小心或大风一刮，就可能掉到楼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
会重伤致残。幸好，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意外。但是经常与斧子、刨子、铁钉之
类打交道，免不了总要出点事：

　　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
上搁置时，一只手没有从枕木头下快速抽出，被压伤了一节小指骨。虽然没有
流血，也没有肿大，但也“伤筋动骨一百天”，隐隐作痛了好几个月，却没有
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旧平房的门窗。有一个窗户的窗扇老是关不严。经研究，原
来是两个窗扇都因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太阳的曝晒，中间对关的一侧都鼓突不平
了。为了削去这鼓突的部分，必须动用歪嘴刨。当我一手扶稳一个窗扇的下端
。一手拿着歪嘴刨上下快拉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着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
指根下手掌里侧的肌肉上，拉出来的口子足有一寸长，鲜血直流。连忙跑去医
务室消了毒，缝了五六针，也照常该干啥还干啥，一天没歇。

　　一次拆楼房模型。当拆到一块楼板下横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时，对方那一头
的钉子已完全起掉了，而我这一头的一根长铁钉还连着方木头，于是，那一边
的方木头突然，往下一落，我这一边的方木头往上猛地一翘，把我的右手狠狠
地挤夹在方木头与横梁模型板之间。当我连忙撬脱了这边的方木头，脱下右手
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节肌肉已被挤裂，半块肉只被边上的一层皮连着
，手套里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伙伴连忙让我左手托举着右手腕，搀扶着
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急救室，请医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清洗了污血，打了麻
药，缝了四针，还给我开了三天的工伤假条。

　　三

　　我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多次负伤，而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
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
隧道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

　　然而，客观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
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１９７５年深秋，邓小平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
工作的时候。尽管那时天际已经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邓小平
仍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这样的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
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就业场所，去社会安排工作或回
故里养老。当时，我也身在其中的这个太原建筑工程队的一些四周围着电网铁
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卷，提着内装餐具
洗脸盆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些并不叫人留恋的场院扬长而去
。据说他们后来还分乘多辆大轿车浏览了太原市容，并参观了大寨大队。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
不两立的营垒中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
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为时不远了！

　　但是，我错了！在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中，邓小平再度下台了
，周总理也辞世了。人们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发出“扬眉剑出鞘”的怒吼，悲
愤地悼念周总理并为邓小平鸣不平。这怒吼震撼了全中国，全国各地处处响应
。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也人头攒动，白花如潮。为了自己，也为了全国
人民尽快走出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臂戴黑纱，避开队长、指导员和一些“积
极分子”的耳目，来到了“五一”广场，并在广场的一角发表了演说，鼓动人
们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义、民主与自由……

　　不久，太原建筑工程队各队人员进行大调整。或许为了避免我这个人在城
中“惹是生非”，把我也调到了位于太原东南郊唐代名相狄仁杰老家附近东太
堡的工程一队。在那儿，我主要还是当木工，有时候也帮助拉土烧砖。

　　不日，毛泽东主席辞世。紧接着，那横行霸道连公带母的四只螃蟹被烤上
了铁鏊子。虽然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但翌年邓
小平就再度出山。我感到我们从小就跟着党闹革命，后来只因不愿味着良心讲
话而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县团级以上干部，走出这漫长隧道的时机已经成
熟。我向工程一队的负责人提出：

　　“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释放了，共产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为什么还
要继续被关押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吗？”

　　这个队的负责人倒还比较开明，他们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但不生气，华
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还对我说：

　　“你写申诉材料吧，我们一定给你层层转达。”

　　可是，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给新华社
一些老熟人如穆青、戴邦等同志的材料，也都沓无回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时
机尚未成熟，有口难开吧！

　　但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华社的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

　　１９７５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新华社总编室负责人解力夫同志也
选为新的常委。我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１９５６年秋天到１９５７年夏天，
我们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时，我觉得他为人忠厚老诚，在我被打成“右派”时
，他也只在迫不得已时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鉴于此，
我要求他尽可能设法帮我走出这漫长的隧道，重回新华社。他接信后，果真向
社长转达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涂啊！”社长对他说，“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矛头是指向
毛主席的，你怎么能够把他弄回来？再说，现在机关还有几百位同志在五七干
校劳动着，他们的工作安排还都没有着落，能让戴煌回来吗？”

　　这样，解力夫真诚地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东流。

　　而在这之前，我给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新华社另一负责人打电话，要
求他协助解决我的问题时，那冷冷的答复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说，过去他在
摄影部，而我在国内部和国际部，对我的问题不甚了然，等等。

　　四

　　１９７８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快速推土烧砖时，又是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
转动，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半个弧圈，我的左肋又被小车把猛击了一下
。１９６９年在清河农场５８２分场在同样情况下打成的旧伤上又加了新伤。
那一次，５８２分场医务室的医生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连一天的假条也不开
，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将就了。我通过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争来了
医务室的工伤假条，休息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到即将最后改定这部书稿时，
已时隔２０载，阴雨变天时我的左肋还隐隐作痛。去医院透视拍片，片子上竟
看不出有明显伤痕。富有经验的骨科专家对我说：

　　“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工伤事故，肋骨被打断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断的
是肋骨梢上的软骨，则透视和拍片不易发现明显的伤痕……”

　　原来如此：断了骨头也是可以不被承认的。

　　我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断，春节也快到了。这时接到北京家中孩子的来信，
说他母亲病倒了，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我立即向队部请假，恨不能插翅飞回北
京。我深知这十几年来，潘雪媛带着孩子经受了人间罕见的磨难……

　　３１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一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３日下午，潘雪媛带着青青到监狱给我送行李并悲戚地
会面之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仍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她只给青青把中午
的汤热了热，烤了一个馒头，坐在一旁看着青青吃。她的魂似乎还留在那布满
了电网铁丝网的两道高墙之间的平场子上，脑际浮现着我提着脸盆餐具小网兜
闪进里院大铁门的背影。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将如何熬度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
之后的又一个“两年”——而且是加重惩罚的两年。

　　晚饭后，她回到文昌胡同老外婆的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哭了，哭得很
伤心。外婆问：“怎么啦？”她说：“戴煌被抓去了！”外婆一听也木了，两
人默默地坐着。坐了一会儿，雪媛觉得不舒服，就蹲在地上。外婆终于说：

　　“那生孩子就到这边来吧，我来照顾你，青青也到这边吃饭。”

　　得了外婆的这句话，雪媛当晚就和青青把家中积存下来准备她坐月于用的
大米、面粉、豆油、蜂窝煤等等，都搬到了外婆和姨父姨母家。

　　哀苦劳顿了一整天，当晚临睡觉时她觉得肚子疼，连忙把青青安顿好，自
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宿，又不疼了。她自己对自己说：“离产期还有一
个多月，住这儿干嘛？”医生虽觉得产床紧张，但看她的脸色不放心，想挽留
她多住几天，“观察观察”。

　　“谢谢您的好心。”潘雪媛说，“一天的床位几块钱，我交不起，我还是
回去吧……”她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第二天的一大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就带着社机关行
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同仁焦女士来下逐客令。

　　“戴煌已被单位开除了，不是新华社的人了！”焦女士坐在椅子上说，“
他就是被解除劳教，也不能再回新华社了。新华社是个大机关，保密性很强，
像你这样的人不能住在这儿。你应该住到你们自己的单位去！”

　　潘雪媛说：“我们是街道小工厂，根本没有宿舍；如果有宿舍，我会主动
搬到那儿去的，就不要你们劳神了。”

　　焦女士与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只得走了。可是过了一
夜，他们又来找潘雪媛。

　　“我们已找过你们的单位了。”还是焦女士先开口，“你自己也找找。”

　　“你们的房子多，”潘雪媛说，“只要找一个小房间，把戴煌的这些书籍
资料堆在一个地方，再搁下一张小床，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也没有请你来，干嘛要给你一个小房间？”

　　“你们虽然没有请我来，但我已经与戴煌结了婚住到这儿来了，当时你们
为什么不阻止？”

　　“反正当初我们没有请你来！”

　　潘雪媛没有立即反驳。她脑子里急速闪过当时许多影院正在上映的外国电
影《房客》的一些镜头：房租特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租价很便宜的地方，没
走几步，楼梯就坍塌了；一拉门，门扇掉下来了；一推窗户，窗扇也脱落了；
最后一家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和大包小包都堆在马路边上，住在露天下……

　　“那你们就像电影《房客》那样，把我们的东西随便扔到哪一处大街上，
我和孩子就住在大街上好了。”潘雪媛说。

　　这一下，焦女士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都愣住了。愣了好一会，焦女士说：
“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和那位同仁走出了房间。

　　过了两天，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一个人转了回来，对潘雪媛说：

　　“我们领导说了，关于房子的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

　　这样，潘雪媛和青青才暂时没有去做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客”。

　　二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８日下午，是我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潘雪媛觉得肚子
老疼，老去上茅房。每次去，都要用一把手纸擦掉不少血。老外婆明白，经过
这一番打击与折磨，她这个外孙女儿可能要早产了！她立即给她的小女儿——
潘雪媛的姨娘——打电话，要她赶快回来送雪媛去医院。

　　姨娘从机关回到家时，雪媛已经走不了路，只得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开阜
成门外的产科医院。一到了医院，医院的几位护士就把她抬到了待产病床上。
一位女大夫一检查，有些生气地说：

　　“都开到二指了，你们才来，多危险啊！”

　　潘雪媛躺着的待产病房有一大溜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快要生孩子的
青年妇女。她们有的疼得叫爹叫娘，有的骂自己的丈夫，有的还边骂边叫边捶
床。她们都有自己的亲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得跑来跑去。惟有潘
雪媛的床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她的姨妈把她送到了医院就走人了。她就一个人
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
烈的疼痛。

　　到了晚九点，她觉得不行了。也许产妇太多，护士们忙不过来，她自己提
着裤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产房去。一位年纪大的女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正
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闲聊天。她喊了一声“大夫”，自己就往一张产床上迈上去
一条腿，接着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另一条腿挪了上去。

　　年轻的大夫问：“干嘛呀？”

　　“大夫，我可能快生了！”

　　“早干嘛啦？家属呢？”

　　“……”潘雪媛本来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一听“家属”二字更忍不住要流
泪，接着就一阵晕眩，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来睁开眼，只见产床两边围了
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原来都是北京医学院的实习生。孩子已经出来了，
是一个早产一个半月的极度瘦弱的女孩子。但衣胞还没有下来。好几位大夫说
：“帮她往下推推。”一位实习生连忙按着她的胸口往下推。当她的双手推按
到肚脐眼一带，只听到气球突然爆破了似地“噗”的一声，衣胞下来了，但雪
媛同时觉得下身一阵热，并听到一位大夫惊叫一声：

　　“哎呀！你们看：都喷到墙上了！快！”

　　雪媛向前一看，产床对面两米多远的白墙上已被喷射了一片鲜血的红点儿
。两三位实习生赶快就用盖在她身上的白布在她的下身擦血。她们一团一团的
血布向外扔，但始终没有擦干净。

　　“一定是哪儿的血管断裂了！”一位实习生说。

　　“快！把她的手脚固定起来！”那位年长的大夫指挥着。

　　潘雪媛就觉得自己的双腿和双手都被绑在了产床两边的扶手上，接着又听
到年长的大夫对举着蓝色针管站在一边的护士说：

　　“你快打呀，还愣在那儿于嘛？”

　　“我怕她上下进攻受不了！”

　　“没啥，快！”

　　于是雪媛觉得右臂被扎了一针。

　　打完了针，年长的大夫大概认为没事了，就上楼去了。但实习生和护士们
忙了一个多小时，血仍不断往外流，一团一团的血布扔满一地。

　　原来是子宫颈的血管在挤压衣胞时被挤压得断裂了。实习生们没有实践经
验，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断头。雪媛只听她们说：“快快快，快去楼上把×大
夫请来！”

　　不一会儿又听说：“来了，来了！”

　　这时，失血太多的潘雪媛已经晕晕糊糊了。她感到一位大夫来了。不一会
儿，就找到了断头并接了起来，血就不再大量地流淌了。

　　这会儿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外面下着大雷雨。有经验的大夫和多数实习生
都去休息了。留下的实习生和护士让潘雪媛在产床上又躺了一会，才把她推回
病房。跟着，她们也都离开了，让潘雪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这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又大敞开着，外面的大雷雨还在下着，凉气直往
屋里灌。如果有亲人在一旁照料，就会及时关好窗户，就会减少月子里的一些
后遗症。可是大出血的雪媛此刻只有孤苦一人，不但不能关好窗户，就连想把
盖在自己身上的毛毯拉拉严的力气也没有，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任凭瓢泼大
雨带来的凉气直往她的身上吹，直凉得她心窝打哆嗦就哆嗦醒了。产后受风着
凉，历来都是一大禁忌。

　　那几天，也许是“春季高产”期吧，产妇来得特多。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
，连楼梯口、走廊里都安排了许多临时床位。有些产妇生完了孩子第三天就被
催着出院了，好把床位赶快腾出来。但对潘雪媛，医院却另眼看待，因为她的
白血球老是居高不下，大包大包地吃药也不顶事。

　　然而她自己知道：多住一天医院就要多花几块钱，既没法报销，自己又掏
不起，因此她自己要求早出院，找了大夫好几次，大夫都没有答应。

　　“不行，你有炎症！”大夫说。

　　她只好在病床上躺着，不时地给孩子喂喂奶。

　　别的产妇都有亲人、同事、邻居等来探视，有说有笑，她什么也没有。

　　北京虽然也有老外婆和姨父姨母，但老外婆是个缠过小脚的老人，走不了
路；姨父姨母在我受到“再批判”又突然被关进监狱之后，好像有点怕沾嫌疑
，有顾虑。

　　她只能躺在病床上冥思默想。

　　她想到了自己今后带着孩子们怎么过，更想到我在那高墙大院里吃的是什
么饭？能不能睡好觉？周围的人会对我怎么样？那些看管我们的人，会不会像
北大荒农场里的一些队长、指导员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

　　她越想越不放心，很想给我写封信，说自己早产了，生了个女孩，“一切
平安”，要我放心；但又不知道那高墙大院叫什么单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路
什么号，不免有些焦急。

　　她在病床上躺了１２天，再也躺不下去了。她向大夫恳切地说：

　　“大夫，我家里有事，还有一个大孩子在上学，我不能再往下去了。”

　　“你爱人呢？他不能照顾上学的孩子？”

　　一听这，她差点流出了泪。但她忍住了，只是说：“他出远门了！”

　　“是这样！不过我们得说明，按照你的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