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 政治运动众生相 林牧 我正在写两种回忆录：一种写我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一种按人物的脚色和品格分类，用白描和速写的方法，写我亲见亲闻的人物。这篇东西是写政治运动中的各种人物。如果这种尝试还有可取之处。我将继续写出官埸、士林的众生相。虽然不用真名真姓，但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就连细节都没有虚构，如果尝试失败，可再用其他表达方法。 一 两个风派理论家 W君，曾是某地著名的理论家。G君，曾是某地社会科学界的头头脑脑。他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也都是当地省委书记重用和提拔的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书记J被打成当地的"头号走资派"。G君早有预见，同J书记划清了界限，Ｗ君，最先站出来揭发J书记"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他揭发的问题，有一部分，正是他协助省委起草的文件和讲话；另一部分，他没有参与，但却没有错误。例如：“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只靠党的领袖，要靠全党全民的实践、创造和总结。”"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要靠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不能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要是输了又该怎么说呢？"在当时，这些有创见而无错误的言论，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重型炮弹。 1973省委J书记被解除军事监护，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W君和我也在"五七干校"同J书记编在一个学习小组。有一次批判林彪，w把又杀人的炮弹当作向被杀者邀功的法宝。他说：林彪一提出"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们就认为是"实用主义"，建议J书记在西北局的会议上讲了。结果，J书记和我都受到长期的批判。W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表演使颇有涵养的J书记忍无可忍了，他当埸指出："W同志讲的情况不符合事实"。 1958年，我也陷入"大跃进"的狂热性之中，曾经提出大破"三论"，即：大破"根据论"──书本上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条件论"──条件不成熟的事情不能干；"规格论"──不具备一定规格的企业和学校不能办。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当时，W对我提出的馊点子很感兴趣，就用那些观点写出一篇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的论文，用他的名义发表，却不让我这个"始作俑者"署名。那篇论文得到陈伯达的赞赏，认为"有理论的概括"。"文革"初期自然无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赞赏的文章。但在1972年的"批陈整风"中，有些以人划线的人要把W君同陈伯达上挂下联地加以批判。W又诿过于人，对批判者说：那篇文章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某某人的。批判者找到我的头上。我说："大破三论是我出的瞎点子，不过W用我的观点发表文章的时候并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赞扬他时候，他也没有说明那是我的观点。我过去没有署名，没有享受荣誉；现在自然不能承担责任。"批判者只好不批我而去批W了。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刚刚开始，W到北京找我，想摸"清污"的底。我说："耀邦、紫阳、万里、仲勋、方毅对‘清污’都有不同看法，我也不赞成。请你回去告诉你们那里理论、学术、文艺界的'三巨头'独立思考，慎重抉择，不要乱表态。"Ｗ说：我们的认识是清楚的，不会表态的。可是，w回去不到一周，某地理论、学术、文艺界的"三巨头"W.G.H,就连翩亮相，在电视新闻中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后来，我见到G，问他：“我请W给你和Ｈ带的话带到了没有？”G连电视新闻中的亮相都不认帐，还在吹嘘"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没有表态"。 此后，在反""自由化"和批判《河殇》时W和G又在电视新闻中亮了相。 1989年下半年，在省委顾问委员会声讨"动乱"和"暴乱"的会议上，G不指名地揭发了他的最亲密的朋友W的"反动言论"，并且说：我们有些老同志，老理论工作者，也对"四项基本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位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人把G的发言告知W。W一怒之下给省委写信，系统地揭发了G的所谓"反动言论"，其中包括他们私下议论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后来H和G又在中共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会上互相揭发，Ｇ这个曾被当权者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假面具被揭穿了，心脏病大发作而死。他所在单位的群众贴出讣告说："ｘｘ死了，终于死了！死的迟了！"可是，上级党委在悼词中仍然给G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两顶桂冠。G的家属不许气死老朋友的W参加悼念仪式，也不接受他的花圈。W的心脏病也发作了，死了。不过。W在死亡之前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留下遗嘱，谢绝亲友吊唁，不收花圈，挽联，不举行悼念仪式。 两个亲如兄弟的风派理论家，就是这样死于互相揭发之中。 二：大、小爬虫 风派是跟风走，是非、去就以强者的风向为转移。东风大就是东风派；西风大就是西风派。爬虫是跟人走，是非去就以后台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不断寻找新的权势更大的后台，为了投靠新后台，不惜"吃谁的饭、砸谁的锅"。风派和爬虫的共同特点，是顺着杆杆向上爬。下面介绍一大一小，一成一败，两个爬虫。 S，是某省党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其为人也小有才。他先后投靠了五个后台。第一个后台，是霸气十足的前任宣传部长。老部长走了背运以后，他又很快地紧跟新部长。新部长以水平高、思想开明、待人宽厚闻名全省。在1955年和1956年，他很注意反对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中的"左"倾冒进倾向。S就专门为他收集反"左"的材料。有一个地委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批判农民中的个人主义，S首先发现，他认为批判个人主义就反对了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左"倾错误，建议部长加以纠正。部长和部务会议一致赞成S的意见，并委托S去做纠正偏差的具体工作。接着，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在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和省、地、县、区、乡五级干部会议上纠正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中的急躁冒进倾向，S也由付处长提升为处长。后来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但是，陕西省委的观点没有改变，由省委第一书记出面承担了反对"左"倾冒进的责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期。有一批从事农村工作的工农干部把反右倾之火烧到省委宣传部长身上。S以为新部长要垮台了，就贴出大字报，批判省委宣传部长的"严重右倾"，并把纠正批判农民中的个人主义的正确作法，当作部长的右倾错误之一，闭口不提那个问题是由他首先提出，并由他做了纠正"左"倾的具体工作。尤其恶劣的是：S认为省委宣传部门右倾的根源是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都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他主张增加工农干部，改变领导成份，由于他本人是以工农干部自居的小知识分子，他的意见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可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在全省深得人心，S等人的攻击，并没有把他拉下台，反而使他进入了省委书记处，而S自己却成为受人鄙薄的人，从此消沉了四年。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而且斗争不断扩大和升级。S以为时机已到，他专门收集阶级斗争的材料，越级向西北局反映。西北局宣传部把他封为"左派"，并要求省委为S建立一个专门研究阶级斗争的研究室。从此，S又投靠了第三个后台－－西北局宣传部。"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以后，西北局和省委同归于尽，S又投靠了第四个后台－－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他公开宣布："不打倒×××死不瞑目！"他要拚命打倒的就是50年代的省委宣传部长、60年代的省委第二书记。S还为全省宣传、教育、文化、科学部门的上百个领导干部画出"群丑图"，企图一网打尽。由于S对支左军队和造反派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他的狂热造反，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报偿，只捞到一个地区宣传组付组长的职务。 在"批邓"和"反击反倾翻案风"中，S又以为他可以爬的更高了，就直接投靠中央文革，大写"批邓"文章，还写了一首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诗。可是，孤注一掷，闹得全盘皆输，从此再也没有向上爬的机会了。 G君，原来是一个老干事。从1965年到1987年，六易其主，节节胜利，一直爬到正省级。 他的第一个后台，是他的部长和西北局第一书记。1965年他在反胡耀邦的斗争中表现积极，被提升为付处长。 G的第二个后台，是"文革"中的东派，他是东派建立的领导干部"中心学习小组"最后一个成员，人称"高参"，他又是西北局东派的审干组组长，他参与了东派组织的反对一部分支"左"军队的长达月余的静坐示威。 东派失势以后G又投了第三个后台－－支持西派的"支左"部队，尤其受到驻西北局军宣队代表XX的器重。在西北局机关解散后，××先后推荐他担任了地委付书记和省委组织部付部长。他给××写过效忠信。　　 G投靠的第四个后台，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派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他们把G破格提拔为省委书记处书记。本来，很早就有人举报G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不信不理。1983年省委第一书记才察觉到G这个人不对头。要求省委组织部重新考察。考察以后G在"文革"中担任两派造反派组织的职务都落实了。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份要求调整G的职务的材料上批示"同意"，并将材料转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组部认为G不适宜担任1982年提拔的职务，调动G去西藏工作。G坚决不去西藏，并反攻戈一击向中共中央和中组部控告越级提拔他的省委第一书记。 G投靠的第五个后台，是1984年担任省委书记的P君。P和G本来是权力角逐的政敌。但在P担任一把手以后，却把G提为常务书记。G帮助和庇护P以权谋私，任人唯亲；P帮助G打击反对派和排斥异己分子，P对上、对下公开表示领导班子中只有G同能够同他密切配合。1987年，P以权谋私和排斥异已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主管干部的领导人，在谈到P的错误时，已经点了G的名。地方干部以为G会和P同时免职。不料G又投靠了新任的省委书记，由付省级提升为正省级。 G君在20年之内，六易其主，而且他在"文革"造反中的问题，举报者连绵不断，他都能岿然不动。作为一个政客，确有其过人的权术和策略。据我分析：第一、他在改投新主子的时候，都是力量对比已经明朗化、新后台胜算在握的时候，不象前面讲到的那个小爬虫，老是错误的估计形势；第二他对他的后台，善于投其所好，对于已经取胜的"政敌"，能够承认事实，屈已下人；第二、他的根子扎在中组部，在角逐权力和遇到危机的时候，都有人为他说话。 三：琉璃球 一般人把性格园滑、滚来滚去，缺乏主心骨和执着的原则性的人称之为琉璃球。这种琉璃球同风派和大小爬虫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主动地、积极地、钻头觅缝的跟风走或跟人走；前者是被动地、不很积极地跟风走或跟人走。后者是投靠了新的后台，就要背叛和打击原来的后台和对立的一方；前者是为了个人利害不得不偏向位高、权重、势力大的强者；对于弱者也不愿过多的加以伤害。后者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是非去就都以后台的好恶为标准，具有十足的奴性；前者则是有独立思考而无独立行动，自己的思想不能指挥自己的行动，只能让位高、权重、势力大的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后者是由于私心重，总想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前者是由于骨头软，不愿主动地打击弱者，也不敢主动地保护弱者。在他们头脑里，明哲保身的想法多于向上爬的想法。　 有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J君就是这样一个琉璃球。在胡耀邦推行超前改革的时候，他起先是支持的。他常讲耀邦水平高、点子多、干劲大。他把他在农村几个月看到的"左"的表现，给西北局和省委写了一封长信，来证明耀邦提出的"解放思想、解放干部、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决策的正确。西北局W书记不赞成他的长信。要求他修改。起先。他不愿改，对我们说："确凿的事实怎么能够修改呢？"但当W对他一再施加压力后，他却把那封长信修改了，连真实的数字都改了。西北局开始批判胡耀邦时，j君找我商量说："不发言不行，发言批判也不好。"我给他出主意说："你的发言，可以不说谁对谁错，只从正面总结几条经验教训。"他说："这倒是一个办法，就怕过不了关。"后来，他在西北局的发言，虽然表示西北局是正确的，耀邦是错误的；但发言很短，不过300字，没有讲耀邦错在那里，也没有讲错误严重。 在第二次批判胡耀邦的陕西省委工和会议上，J君一言未发，当F书记发难时，他也没有响应。会后，耀邦跟随叶剑英元帅回北京申诉。J君觉得，耀邦同西北局的争论胜负未分，不送行会得罪耀邦；去送行，又会得罪西北局；于是，他就在耀邦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到耀邦家里提前送行，并且说明，第二天他有事，不去机埸送行了。　　　 陕西省委128次常委扩大会议期间，J由中立转向批胡；但是，他的批判比较文明，还能讲出一些"左"的道理，不像其他几个书记那样破口谩骂。同时，他一再保护我这个坚决支持耀邦的人，也是为了不同耀邦一方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中J一度受审查，但却解放较早。当我们这些和他私交不错的人受到打击而又长期不能解放时，他不说好话也不说坏话；谁要是向他问起我们的情况，他总是说他不大了解。 "四人帮"覆灭以后，当省委几个负责人企图捂盖子，不认真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也不解放干部时，在职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已经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J却不积极响应。省委改组后，他不得不揭发，但是他的揭发不是过头而是不及。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省委内部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了两年之久，作为常务书记的J站在中间，后来省委一把手和J本人的看法都转过来了，一把手要明确表态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省长仍不赞成，J又退却了，主张再缓一缓。 J常在下面抱怨，他这个常务书记无权过问人事问题，人事安排，都由第一书记和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付书记包办。但是，据我们所知：省上的人事安排，一般都是先由第一书记、常务书记和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付书记三人研究提出意见，然后提交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作为常务书记的J对于第一书记和分管组织的书记分明有不同意见，却不敢在当面提出，只能在背后发一发牢骚。 J对人，对党内争论，两面不得罪的结果是两面不落好。谁也不把他当作志同道合的人。在他去世以后，家属想找人写他的事迹，开放的人和保守的人都不愿写。J对我们一些比较熟悉的人说过："有些人说我思想不解放，我是不能作主啊！什么时候我能够做主了，解放一个样子让大家看一看。"J的意思是说：他没有作一把手。如果做了一把手，他就能够放手施展自己开明、开放的才干。其实，J这样园滑的人做不了一把手，就是做了一把手，也是一个优柔寡断、稀泥抹光墙的一把手，他是不能够带头解放思想、推动改革的，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四：告密者 告密者，是极权政治和黑箱作业的产物与支柱之一，古今中外都有，当代中国"左"祸严重的时期尤甚。 当代中国的告密者有三种：一种是职业性的告密者，他们告密是出于职业的需要。例如：公安、安全部门搜集和掌握"敌情""社情"的人；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搜集和掌握"党员动态"、"干部动态"和"工人动态"的人；党委宣传部门搜集和掌握"思想动态"、"知识分子动态"的人；等等。第二种是群众性的告密者，这主要发生在政治运动期间干部与干部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以至家庭成员之间，由于狂热信仰的驱使，互相举报当时认为是错误的言行。第三种是特殊的告密者，他们的告密并非出于职业的需要或信仰的驱使，而是为了出卖别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现在，群众性的告密几乎绝迹了；职业性的告密，除了公安、安全部门以外，其他部门，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和积极了。正因为这样，除了在会议和大众传媒上的言论自由，信息传播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以外，在非正式场合的的街头论坛、家庭论坛，朋友论坛、餐厅论坛却大为活跃，因为大家不必担心群众性的告密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这里只介绍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几个特殊的告密者。 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而且株连一万余人，几个特殊的告密者负有很大的责任。 一个是高岗的后妻。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高岗后妻就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万言长信，揭发习仲勋同高岗的秘密关系，而且涉及其他几位西北籍的高级干部。可是，习仲勋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很少，同彭德怀的事情并无牵连，没有受到批判，所以中央对高岗后妻的长信未作处理，1962年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由于毛泽东主席强调阶级斗争，批判了彭德怀的八万言"意见书"，并且号召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早在创建陕甘红军时，就同刘志丹、习仲勋有分歧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乘机提出"刘志丹"小说问题，认为写出那部小说是为了给高岗翻案。接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刘志丹》小说批判到并非这部小说的授意者的习仲勋头上。在批习进入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和把高岗后妻在1959年写出的揭发"高习密谈"的万言长信，印发会议。把习仲勋的问题提高为"密谋反党"，而且把习仲勋、贾拓夫和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打成一个反党集团。我没有看到习仲勋的平反结论，不知道结论对高岗后妻揭发的问题是怎样说的，但是我们一些参加过八届十中全会具体工作的人对那封信有很大的怀疑。 第一、中共的政策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吗？高岗后妻的信，是单方面的揭发，没有任何旁证。虽然八届十中全会在反复逼供下，习仲勋从"原则上"承认了高岗后妻的揭发，但习还说了事实有出入呀！ 第二、习仲勋同高岗个别谈话，是受刘少奇、周恩来的委托，是合法的。既然，是高、习密谈，作为第三者的高岗后妻，听到一言半语，那是可能的，听得那么完全，那么系统，以至可以写出一万字来，这是否可能呢？ 第三、高岗后妻揭发，高岗死后，习仲勋送给高岗前妻之子高毅一只手枪，要他为高岗报仇。这简直不可思议！习仲勋怎么会那样愚蠢？高岗死后，他的前妻之子能够进中南海吗？高毅是一个文弱书生，仅凭一支手枪就能够对付刘少奇周围森严的警卫吗？假定要为高岗报仇，高岗的后妻及其子女，住在北京，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要让同高岗感情淡漠又常住西安不易进京的前妻之子去报仇呢？70年代，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高岗后妻又出来揭发林彪同高岗的关系，这更暴露了他的面目。高岗同林彪的关系，党内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知道，不是什么秘密。在林彪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揭发？林彪败亡以后，你再揭发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另一个起了很坏作用的告密者是习仲勋的一位秘书。这位秘书，1961年就离开了习仲勋，到一个地区工作。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当地省委要他参加省委召开的揭批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会议，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位秘书作出实事求是的揭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位秘书的揭发却很不真实。例如：他给习仲勋画了一张"西北帮"的表格，把当时，国务院内并非西北人的付秘书长、秘书厅付主任以至有些付处长、秘书都划进"西北帮",唯独没有他自己。再如：这位秘书揭发习仲勋看过《刘志丹》小说的第三稿，借以证实习是那部小说的授意者和支持者；揭发习仲勋曾经把一份中共中央绝密文件，让他抄了一份，送给苏联驻华大使，借以证实习仲勋"里通外国"。可是，后来为习仲勋平反昭雪查明：习仲勋没有看过《刘志丹》小说的任何一次未定稿，也没有把绝密文件送给苏联驻华大使。这就说明：这位秘书在两个决定性质的重大问题上说了假话。情节十分恶劣。 这位秘书后来另行分配工作时，无人敢要。只有他的老朋友，一家报纸的主编敢要并且说："我们是老战友，他不会捣我的乱，砸我的锅。"可是，这位秘书作了那家报纸的付主编以后，就上窜下跳，控告他的亲密朋友"包庇反革命"。原来那家报纸主编的妻子参加过""青年军"后来又自觉到延安参加革命，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 这位秘书，在"文革"中也起了坏作用。他常常揭发某某人同习仲勋关系密切，某某人受到习仲勋的重用，由于他曾经作过习的秘书，他的揭发，造反派是容易相信的。 1965年胡耀邦推行他的100天超前改革时，也出现了一批告密者，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两位省委书记处书记，耀邦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F书记把他认为有问题的谈话、聊天，记在笔记本上，并且向上级领导人告密。他的夫人为他清理文件时，发现了这个笔记本，劝他：有意见可以同耀邦当面谈，不要记在笔记本上，F不听，闹得夫妻反目。另一个是S，他向西北局第一书记写过4次告密信，前三封是举报耀邦对西北局批判他的不通、不满；后一封是举报中央机关派到陕西视察的领导干部对批判耀邦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从西北局第一书记家里发现了S的四封告密信，把它在一定范围印发了。告密者被抓住直接证据的，我只见到这一起。可是，这个可耻的告密者，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又爬上领导岗位，当时，他是原省委领导成员中唯一一位参加所谓"红色政权"的人。 五：官僚的惊人无知 有些官僚，在平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学习不发言，开会只表态，办事靠秘书。下级和民众可以看出他们无能，但却弄不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到了政治运动中，这些大官变成批斗、专政的对象，就暴露出他们的无知无能到了惊人的程度。 有一位老红军出身的付厅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考问。有人问："什么是三面红旗？"付厅长回答："党旗、国旗、军旗。"有人问："白求恩是什么人？"付厅长回答"熟人吗！他是清涧解家沟的人。"(陕北清涧县解家沟是"清涧起义"的基地之一，全村都姓白，出了十几个省、军级干部。)有一位卫生厅付厅长，"文革"中期，在"五七"干校放羊。一天，羊腿化脓生蛆，老厅长把DDV涂在羊腿上治伤，结果，羊中毒而死。干校的"五七战士"批判老厅长"进行破坏活动。"老厅长说："我是好意，我不懂DDV会使羊中毒。"批判者质问："你是德国医学博士，怎么不懂得DDV的性能？"老厅长回答："我在德国学医时，DDV还没有发明出来呢！"批判者说："DDV是50年代发明的，你在50年代就是卫生厅付厅长，连DDV的性能都不懂，怎么管理全省的医疗卫生工作？"的确，一个长期担任卫生厅付厅长的医学博士，连DDV的性能都不懂，实在太无知、太不称职了。 有一位大城市的区长在大会检讨时讲到："那一年我生孩子的时候"，引起哄堂大笑，原来这位区长不会写检查，他的检查是老婆代写的，他老婆不自觉的用自已的口气，这位区长就照本宣读。 省委书记F,是党内著名的文化人。起先，我对他肃然起敬，但在协助他起草文件以后，才发现此人的文化、理论水平不高。F的思想一贯"左"倾，在起草文件和讲话时，喜欢用那些尖锐，刻薄的观点和语言，我对他提出的观点和语言不能不用，又不能全用，就用对仗句子，在上一句，用F提出的观点和语言；在下一句，编一些反左防左的语言来减弱和抵消上一句的霸气和杀气。想不到F竟然通过了。 "文革"中期，F和我都在"五七干校"学习。我才发现：他不会买饭票，不会买车票，也不会买其它东西，这些事都要别人代劳。有一次休假后，他从省会搭火车回"五七干校"。下车以后，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呀，走呀，越走离干校越远。有一位农民发现他在乡村小路上踯躅，就对他说："老先生，看样子是五七干校的的人，你把路走反了。"F束手无策，他问那位农民："怎么办呢？"农民把他带回自己家里，招待他吃了一顿饭，然后用自行车把他送回干校。和F同住一室的另一位省委书记G说："人家老乡对你这样好，你应该到小卖部去买一点东西表示感谢。"F蹬蹬蹬跑到小卖部去，又蹬蹬蹬跑回宿舍。G问"你怎么空手回来了？"G说："小卖部关门了。"G书记说："那好办。经理就住在小卖部后排的平房里，你去找经理嘛。"F又一次蹬蹬蹬跑了去，又蹬蹬蹬跑回来。G问："你怎么又空手回来了。"G说："经理倒是找到了。可是，我忘了带钱。"于是F打开箱子，拿出钱来，第三次跑到小卖部，才给那农民买了一些糖果点心。请看这些高官无知无能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不通人情，不懂世务，连自己的生活都管理不了，怎么能够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呢？ 六："大义"灭夫 S市有两位抗日战争初期加入共产党的女干部：L和J。L是局长，J是处长，他们的丈夫担任更高的职务。 "文革"中，L的丈夫，没有自首叛变问题却被打成头号叛徒。他不能忍受造反派对他人格的侮辱，上吊自杀。在另一个地方受审查的L被造反派叫回来收尸。她见到丈夫的尸体，没有流一滴眼泪，却狠狠地打了两巴掌，一边打，一边骂："可耻的叛徒"。 J的丈夫，是省级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J带着崇拜的心理同丈夫结婚，婚后，还对我当面表示："我同他的水平相差很远，和他结婚，是想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得到他的帮助。"可是。丈夫被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以后，J就同他划清了界限。当时，我被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同院的另一个单位揪去批斗，我同J的丈夫悄悄讲过几句话。J的丈夫说："最痛苦的不是群众的批斗，而是亲人的背叛。"后来，在研究所的一次批斗会上，J跑上台去，打了丈夫两个耳光，一边打，一边骂："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老和尚，你这个假男人。"J所以要骂丈夫是老和尚、假男人，是由于他的丈夫有性功能障碍。她不惜暴露夫妻之间的隐私，是为了说明，他们不是真夫妻，丈夫的问题不应该牵连到她自己身上。正是妻子的两个耳光和三句谩骂，使那位忠厚老实的丈夫觉得活不下去，当天晚上就上吊自杀了。1970年夏季，我们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和继续审查，J是干校另一个连队管理受审查干部的付连长，她假装不认识我，我也不去高攀。夏收开始以前，J在全连大会上说："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好夏收这一仗。我有病要回去休息了。"后来，J的丈夫得到平反昭雪，组织上发了一笔抚恤金。J这个逼死丈夫的人，又以受迫害者家属的身份去领了抚恤金。 　 七：职业打手和老运动员 职业打手和老运动员 职业打手，是在政治运动中经常的自觉整人而且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人。 老运动员，是在政治运动中经常挨整的人。 C君是一个书生型、君子型的革命家。他对他所信奉的理论、制度、党纪、国法以至传统道德，都是真知、真信、真行。他始终保持着书生的单纯，书生的方正，书生的迂阔，不会也不愿意应付官埸的拉帮结派，逢迎、倾轧、营营苟苟，他一生在党内受过六次打击，几乎每到大的政治运动都要受到批判、审查和组织处理，人称"老运动员"。 C君第一次受打击，是在延安的整风和审干运动之中.当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办了一个名为《西北风》的墙报，发表过一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但却不大严重，受过批判以后，下放到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农村去工作。后来抢救运动开始了，曾经在某省地下省委工作的H君，经不起逼供，承认自己是特务，同时揭发某省的地下省委是由托派组成"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党)。H的假口供也说C是特务。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派人把正在陇东农村工作的G五花大绑逮回延安，钉上脚铐送进监狱。C顶住逼供，不讲假话。审讯者派H到监狱劝降。H在监狱对C说："××，我把咱们的问题都交待了，组织上对我很好，吃猪肉，戴红花，并到各单位作现身说法的报告，劝告其他人坦白交待。你也把问题向组织上交待了吧！"C问："交待什么问题？"H说："就是咱们的特务问题嘛。"C声色俱厉的回答："狗入的，你是特务，我不是特务。"后来C君坐了三年半监狱才得到解放。H君当然不会受任何惩罚。解放后，他起先在一个省担任省委付秘书长，后来被提拔为省委书记处工业书记。在"大跃进"中他和某省第一书记和农业书记一起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整干部和群众，以致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100多万。后来，在反"五风"中H受批判，被撤职，重新分配工作时，没有人要，他的老上级要他到另一个省去作（地委）副专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造了老上级的反。"文革"后期，在国务院某部作司局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H的另一位老上级在一个省作第一书记，把他再次提拔为付省长。冤家路窄，当C担任一个大城市的市委第一书记时，H作了这个城市的市长。 C君第二次受打击，在1958年，那时，他是一个大城市市委书记处书记。他同其他几位书记一起，支持一家工厂的技术革新。另一个职业打手W，当时是省委工业书记，他不赞成市委的做法，指示省上主管部门加以干涉，市委抵制省上主管部门的干涉，H就和省委工业部长一起，指责市委反对省委第一书记，反对省委。指责的依据是，当市委向省委第一书记汇报支持某厂的技术革新时，省委第一书记讲了八个字："积极支持、暂不推广。"省委第一书记说：他记不得是否讲过那八个字，W书记拿出省委工业部长的笔记本说："纪录上有那八个字。"后来，省委工业部长才说，那八个字是W书记伪造的。即使第一书记确实讲过"暂不推广"，市委没有执行，也不能说是反对省委呀。为了这件小事，在1959年1月召开的中共省党代表大会上，大批某市市委反对省委的"分散主义"错误，C君和市委工业书记、宣传部长等三个人是重点批判对象。 C君第三次受打击，是在1959年。当时他发表了《论否定》的哲学论文，阐述被斯大林取消了的"否定之否定规律"C由于那篇文章的总体倾向是反"左"，而且在举例中提到，由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化是"左倾机会主义"。C君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长时期的批判以后，降职为一个人民公社的付社长。c君在降职下放期间，认真进行农村调查，继续提出他的放宽农村政策的观点和建议。 C君第四次受打击，在1965年，他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参与和坚决支持胡耀邦推行的"解放思想、解放干部、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被打成以胡耀邦为首的"三家村"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这一次打击C君的西北局书记w，正是1958年制造某市市委反对省委事件的省委工业书记W。 C君第六次受打击，同两个职业打手W和H都有关系。W君，在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岗位上被"文革"打倒以后，1974年又被任命为某大城市的第一书记，他就职不久就遇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积极地批邓，积极地反对右倾翻案。"四人帮"覆灭后，在"揭批查"运动中，W君又来了一个急转弯，他把他的四个得力助手－－付书记、付市长、秘书长打成紧跟"四人帮"的"四个帮"，株连了2000人，唯独把自己乔妆为一贯正确。1979年1月W君的面目又一次暴露，在原来的大城市站不住了，被调到国务院一个部去做付部长，C君恰好接了W的班，接任市委第一书记，C君就职以后，被W打成"四个帮"的株连者纷纷申诉，C君领导市委解决了"清查扩大化"的问题，解放了近2000名无罪而受到连的干部和工人。w君留在那个大城市的追随着又向中央和省委控告C君解决"清查扩大化"的问题是错误的。中纪委派出人称"当代包公"的付书记带领调查组到某市调查。调查结论是：前市委第一书记W君确实搞了"清查扩大化"以C为首的新市委解决"清查扩大化"的问题是正确的。可是。W这一方，一面通过他的老关系在中纪委活动；一面由留在市上的追随者向胡耀邦同志告状。他们抓住耀邦对老下级严，对反对他的人过宽的特点，诬告C君在某市翻反对耀邦的老帐。（实际上并无此事。）耀邦给这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指示说："C同我并无特殊关系。他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结果，已经澄清的是非又被颠倒过来。中纪委不赞成他自己派出的调查组的结论。某省委先派出C的老对手H到某市去作C的二把手，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省委开了一周解决某市团结问题的会议，支持先后两个职业打手W和H，否定了C所领导的解决"清查扩大化"的工作，免去C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专任省委付书记：让臭名远扬的H继任市委第一书记。据我所知：胡耀邦和习仲勋对于某市翻来倒去的斗争，谁是谁非，是清楚的。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他们虽在高层，也无能为力。 由此看来，职业打手总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即使暂时受一点挫折，又会寻找新的靠山，再一次，再二次的爬上去。而老运动员总是一再挨整，既使在高层有了解他们的领导人，但正派的领导人往往会过份地回避支持亲者的嫌疑，不愿意为老下级说话。所以，挨整的人，即使在正确的领导人执政的时候，也可能继续挨整。C君就是一位负屈含冤、抑郁而终的人。恶人得志，好人负屈，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结构性的弊病，采用传统的人治方法，是治不好这种痼疾。 八：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两种思想、感情和两种价值标准在头脑里矛盾、斗争的人格分裂(即：二重人格)，在外部斗争激化和压力加剧的时候，有时会导致生理上的精神分裂。我有三个有文化、有思想、革命资历也比较长的朋友，就有这样惨痛的经历。 J和M，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又是同一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老搭档。后来又先后得了同一种病__精神迫害幻想狂。 j君第一次发病，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病因，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由于他揭发了自己的亲密的老上级。揭发的内容是这位老上级在中央会议上对于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国家领导人不揭不批，反而表示同情。 揭发那位老上级在J君的头脑里引起几重冲突：一重是，政治原则同私人感情和传统道德的冲突，也就是党性同人性的冲突。另一重是，揭发老上级的成败牵涉到个人的荣辱祸福。尽管他的揭发，符合当时"肃清反党集团流毒"的政治需要，但是，他揭发的对象，是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的领导干部，假如上级的上级不支持他的揭发，他也可能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要落一个忘恩负义的坏名声,这在人治社会是常有的事。 J君在揭发老上级以后，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痛哭流涕地一会儿检讨自己"反党"、"反领导"，一会儿又检讨自己同他揭发的那位老上级没有划清界限。当时，同级党委的最高领导人派我去对J君做消除顾虑的工作。我对J君说："某书记委托我转告你，你的行动是正确的，他是支持你的。"J君哭着说："你哄我呢！某书记是钓鱼呢！他是诱导我继续暴露反党思想呢！"我一再向他保证某书记讲的话，是真实的，是算数的。J君却一再不相信我的保证，他继续苦苦地搜索和歪曲自己的记忆，写了许多交待材料。例如：他交待他的家庭是漏划富农(实际上是富裕中农)；他交待他在访问莫斯科时，在伏努可沃机埸，同欢迎他的女同志接了吻。他交待在一次跳舞时，他想把舞伴拥抱一下，但却有贼心没有贼胆。他交待某某人同他的谈话有问题，等等。省委书记看了他的交待材料说："都是没有问题找问题的疯话。"有一天，领导机关召开揭批"反党集团"的大会。J坚持要到大会上揭发问题。我怕他到会上乱说疯话，闹出笑话，甚至株连到无辜的人，就请医生给他服用剂量较大的安眠药，让他睡眠。J君从此有了病根，每当人为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他就要犯病了，他先后犯病约有十次。医生说：他的病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恐惧症。"J君第二次犯病的时候，M君也得了同样的病。病因，就大气候来说，是由于城乡"四清"运动造成的人人自危的精神压力；就小气候来说，是由于当时机关和事企业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要求这些人离开赡养他们的子女，回到农村支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M的母亲也在清理之列，尽管M的母亲和当时随子女住在机关宿舍的其他"四类分子"，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阶级成分，而且丧失了劳动能力。 起先，J和M两个同病相怜的老友住在一个病房。由于他们的性格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因此，症状有所不同。M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迫害他，一进病房就要关门关窗，并且在床底下，桌子底下查看搜索。J却怕有人说他在从事秘密反党活动，一进病房就要开门开窗，晚上也不许关，两个老友整天为关门关窗和开门开窗闹矛盾。后来，医院只好把他们分开。 "文革"开始以后，M君第二次犯病，导致肝炎并发症恶化，与世长辞了。J君在整个"文革"过程犯病约七八次，仍然逃不脱批判斗争、劳动改造。1970年夏季，J君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午夜梦回，想起自己的"滔天罪行",打着赤膊，跑出牛棚，跪在院子里凄历的叫喊："毛主席，我有罪呀！" J君和M君到底有什么罪呢？其实，他们两人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唯恐自己掉队。在建国以后，"文革"以前，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批判和审查。正是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斗争才特别激烈，他们一想到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决策还有一刹那的怀疑和不理解，就感到有罪，甚至是滔天大罪，他们经常生活在"罪感"之中，以至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发生精神崩溃和精神分裂。 第三个患有同样病症的C君，是在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50年代中期以后，就在几所高等学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患病时是国内第一流名牌大学的校长。 C君和前两位同志不同，他能够独立思考，思想也比较开放，当我还是一个驯服工具的时候，他的某些思想，使我先惊讶后悦服。在他患病以前，校内一些矛盾引起他思考党内的重大问题。即：如何才能解决你斗我，我斗你的问题。他要求调动工作，降级使用。主管上级认为工作离不开，没有同意。后来，他就成为又一个精神病患者。在他患病期间，我去探望过几次，他的思路仍然清晰，记忆力也没有衰退。从他同我的几次谈话来看，他考虑的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在本校不能同人合作的问题，而是一些重大问题。我对他说：你考虑的这些问题，今后在小平和耀邦的领导下都会加以解决的，他表示不乐观。当然他是一位守纪律的老党员，有些话，他不愿说，我也不便问。后来，C君在一家疗养院养病期间，在护理人员和他的妻子外出的时候，用一条带子，一头拴在床栏上，一头拴在脖颈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完全说出，是什么压力迫使他活不下去了？ 九：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在政治运动中，凡是坐过单身牢房的人被提升到十几个人住一间的"牛棚"，就象上了天堂一样。因为坐单身牢房实在难耐经年累月的孤独；而且昼夜24小时无时不在牢头、禁子监视之下，行止坐卧都没有任何自由。住大"牛棚"有几大优越性：一是，十几个人说说笑笑，苦中作乐，不会感到孤独，二是，"牛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互相庇护，只有个别人是打小报告，咬群献媚的内奸；但是，大多数人团结一致能够制服个别内奸，三是家属可以送东西，难友又能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可以吃饱肚子，不像牢房中那样成天饥饿难忍；四是"牛棚"人多，也是一种力量，一般不会受到体罚。 省委机关牛棚，是由一位勤务员管理的。这些工勤人员大多作风正派，有同情心，不虐待"牛鬼蛇神"。有一天管理"牛棚"的勤务员告诉大家，你们中间有一个特务，是省委某书记的秘书，他经常写条子打小报告，都被我压下去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大堆条子请大家看。从此，大家都能提防那个内奸，他不在"牛棚"的时候，大家说笑打闹，几乎闹翻天，有人发现他正在回"牛棚"来，就说一声"特务来了"，大家立即停止说笑，打开毛主席语录，装模作样地朗诵起来。 后来，我们在"五七"干校，也发现一个"咬群献媚"的内奸。此人是一个三流作家，当时被定为叛徒。我们不知道他的历史问题够不够叛徒，但是他的品质很像一个叛徒。本来，干校规定：每天早晨，受审查的人同"五七战士"一起作早操，那位咬群的作家却向干校领导人提出意见说："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和五七战士一起上早操不大合适，我们应该多参加劳动，才能改造思想。"干校领导人采纳了那个无耻之徒的意见。从此，在"五七战士"上早操和"天天读"的时间，让受审查的人多参加一个小时的劳动。有一次，在排队买饭的时候，那位咬群作家又在卖弄他的艰苦奋斗精神，他说："我喜欢吃粗粮，不喜欢吃细粮，我觉得粗粮又好吃，又富有营养。"受审查的人当场就说："既然你爱吃粗粮，今后我们就用粗粮换你的细粮。"这个咬群献媚的作家，也没有好下场，有一个礼拜天，他的妻子来探望他，发现他的胃病犯了，要求住下来照顾他，干校专案组有一个品质很坏的小头头，不许他的妻子住校，作家抱病去送他的妻子，死在荒郊野外。难友们虽然鄙视这个人，但在他被逼猝死以后，仍然为他料理后事，为他打抱不平。 同棚难友相濡以沫，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庇护，还表现在批头会上的假批真保。我们在"五七"干校有一位难友，原来是国民党的骑兵师长，1946年加入共产党，1947年举行武装起义，"文革"前是省政府的厅长。"文革"中篡改了他的历史，本来他是先入党后起义，新的权势者却说他以入党，不降职，军队不改编作为起义的三个条件，他在"五七"干校锄棉花时，把几棵棉苗当作杂草锄掉了，这种事情，就是专业的棉农也难以避免。可是，"五七"干校却以"大军阀"破坏生产的罪名，联系他的历史问题，在田间批斗，要求同棚的难友也发言批判，难友们就在会上乱喊一气。有的说："×××，你吹什么牛皮？你在国民党军队才是个师级干部，算什么大军阀？"有的说："你入党在前，起义在后，你的军队，野战军早就决定不改编。为什么要欺骗组织胡说你以入党和军队不改编作为起义的条件？" 我也搞过明批暗保，也享受到别人的明批暗保。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要求各省市都开展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批判当地出现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学术观点和"毒草"作品。我本来搞综合工作不管文艺和学术。省委书记认为省委宣传部主管部长是老好人，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就派他去参加农村社教，派我主管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我采取的办法，一是：批判计划包罗无遗，把要求批判的人和作品全部列入计划；批判的行动却拖拖拉拉，只批判了两部戏。二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不上纲上线。结果，极左分子发现了，给我加上"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 "文革"中，对电影《桃花扇》的批判步步升级，起先批判它为"叛徒"候方域翻案。后来，陈伯达又根据《桃花扇》结尾时的一只曲子："金陵王气黯然销，桃花扇底送南朝"。认为南朝是指在金陵建都的国民党政府。《桃花扇》"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曲挽歌"。同时他们又要把《桃花扇》这一"反革命大毒草"同"陕西地区的头号走资派"联系起来，并且要我在批斗大会上去作证。我知道省委书记并没有赞成拍摄《桃花扇》，就在会上说："×××你是个大官僚，你既没有看《桃花扇》改编剧本，又没有看样片，就把《桃花扇》否定了。"批斗会组织者看到拍摄《桃花扇》电影的责任落不到省委书记头上，只好草草收兵。 "文革"中还批判我写过但却未发表的历史剧剧本《白居易》，说这个剧本中有"罢官"问题，也是为彭德怀翻案。起先，我还在辩解："白居易是诗人，是文官，同彭德怀风马牛不相及"，"白居易被贬官，是由于他反对宦官同藩镇勾结暗杀了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要求惩办凶手，讨伐闹分裂的强藩王承宗。"后来，一些人胡搅蛮缠有理也说不清，我再不辩解了，谁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正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群众，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不许胡说，要实事求是。"那些胡搅蛮缠的人也不再纠缠了。这就是"明批暗保"的作用。大字报上给被整的人戴的帽子，也有批和保的区别。有一天，大字报上对省委秘书长C君的称谓变成"这个坏家伙"，C君很高兴，我问他"高兴什么？"他说："造反派"用"这个坏家伙"的称谓，就说明"叛徒"、"走资派"的罪名都站不住了。" 十：铮铮铁汉 铮铮铁汉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过一批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压不垮、打不倒、砸不碎、煮不烂的铮铮铁汉，弱势中的强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人尤其多。1979年初到1982年5月担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元方，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发现：在"文革"中，西安市正式判处死刑的类似张志新、遇罗克式的英雄人物共有36人。由于当时宣传张志新、遇罗克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对此类宣传有所控制，西安市委和市政府对那36位英雄人物，只是进行了平反昭雪，想宣传却不能宣传。我也没有看到这些人的材料。这里只能介绍几位我知道情况的人。 一个硬汉子是"种谷记"和"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柳青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在当代西北地区的老作家中，是最高的。他的文艺思想也很开放，不赞成政治权力干涉文艺工作，不赞成公式化、概念化。特别是他有高于一般作家的人格魅力，在平时平易、简朴、象一个乡巴佬，在受到批判和打击时坚强不屈。他在"文革"中没有作过检查，造反派要他检讨《创业史》中的问题，他在大会上说："世界人民自有公论。"他和夫人双双自杀，夫人死了，他被救活了。由于他的态度强硬，一度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老百姓却欢迎他、保护他。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有一天拉上架子车出外，有一位农民问他："你大概是五七干校的人？"柳青说是。农民又问他："贵姓？"他说"我叫柳青。"农民高兴地说："大作家嘛，咱农民的作家。现在好人都在受罪。"农民把柳青引到家里，隆重招待。从此，干校周围的许多农民都知道柳青在"五七"干校，有的还来看他。柳青是怎么解放的？是外国人解放的。日本青年代表团访问西安，其中有些人喜欢柳青的小说，要求到柳青家里登门访问。可是，当时柳青被赶到西安南郊一个大杂院，住了一间又破又小的房子，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太伤中国政府的面子了。于是，外事部门经过请示，给日本青年代表团回答：柳青现在有病，不便接待日本朋友；明年，中国政府组织访日代表团时，让柳青到日本去访问。从此，柳青才被解放了。 又一个硬汉子是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石鲁受到打击的主要问题，不是他的画，而是他对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五条不同意见。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无数次，石鲁始终坚持他的观点。后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革委会政法组几个人性未泯的干部，请精神病院为石鲁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才没有执行枪决。 在党政干部中，我亲见亲闻的硬汉子也有几个。突出的一个是1963年以前的陕西省长，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赵伯平。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八万字"意见书"，当时叫"翻案书"。秘书已经替赵伯平准备了批判稿子，但他始终不发言。批判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又不发言。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国务院付总理习仲勋，赵伯平是与会人员中唯一一个不揭发、不批判的人，而且说习是个"好同志"。由于以上这些问题，在"清除反党集团流毒"和反对"单干风"的运动中，赵伯平受到批判、审查、并被降职使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付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赵伯平被造反派揪回西安批判斗争，一度和我同受"军事监护"，关在一个小院子里，他是2号，我是5号。赵伯平是我们那些囚徒中最坚强的人，他经常采用或硬或软的办法反抗迫害和侮辱，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赵伯平的同级和下级遍布全国各界，找他调查历史问题，要证明材料的单位很多，他年近古稀写材料比较慢，监管人员常来催要，有一次骂赵伯平说："你是一条老牛，不用鞭子赶，你就不拽犁。"赵伯平说："我是人民的老黄牛，你没有资格骂我是老牛。我写证明材料，要对人民负责，对同志负责，没有回忆清楚的事，你用鞭子再赶，我也不会写一个字。" 老年人差不多都有便秘的毛病，加上监狱里伙食没油水，又常吃高粱米，老年人便秘更厉害。可是，监狱里规定每天早晨放风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多数较为通情达理的监管人员并不硬卡时间，少数并非善类的监管人员就要趁机整人。有一次，赵伯平放风超过五分钟，被罚站。伯平说："体罚是违法的，你说清楚，罚我站多长时间，我给你记下这笔帐。"那个监管人员不认账了，说："谁罚你了？回房间去。" 军管组规定：受监管人员离开单身牢房到院子里倒污水和接清水，都要喊报告，经过允许才能出来。有一天，赵伯平用两只手扶住窗台，大声说："报告，我要出去打水。"一个小班长，嫌赵伯平没卑躬屈膝，就说："你的架子还不倒，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伯平说："我从来没有骑在人民头上。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于欺压人民。血债累累的特务、反动分子、我杀的也不少。"小班长暴跳如雷地叫喊："谁是反动分子，你敢反军！"赵伯平说："我做过红军和解放军的政委，到底是你反军还是我反军？"小班长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赵伯平说："什么东西？人民公仆，共产党员。"小班长气急败坏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早已不要你了，你还敢翻案？"伯平说："我翻什么案？谁给我定过案？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干部，开除我，你怕没有个资格。"其他监管人员看到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把那个小班长拉走了。此后，监管人员再也不敢欺侮赵伯平了。可见，闫王和小鬼都害怕习方平式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十一: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虽然，"文化大革命"等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群众性的极左思潮，各个阶层都有大批民众如痴如狂，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性。但是，错误思潮从来不会席卷全民.在那些严峻的岁月，许多普通人保持了善良、正直的人性，受难者处处都能遇到同情者和保护人，我自己就遇到很多好人。 1966年12月29日，我和其他十几个全省最大的"牛鬼蛇神",被拉到全市游街示众，由于监狱的牢头、禁子不给我取棉衣，我当时还穿着一身秋季衣服，冻得狼狈不堪。有一位好心的中年妇女看到我游街的狼狈相，就设法找到我的妻子，要她赶快给我送棉衣、棉鞋，并且告诉她，可以送到负责组织游街的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去。那位中年妇女还怕有人跟踪捣乱，就对我的妻子说，让我顺便借你们家的一件用具，如果有人盘问：我就说是来借东西的。正好，西军电的红卫兵也在主动找我的妻子送棉衣。因而，在12月31日，我的妻子就把棉衣、棉鞋送到我手里，而且，从此就可以经常同我见面了。1969年我在军事监护中也遇到好心人。一个是炊事员，他知道我饭量大，吃不饱，有了剩饭就送给我吃。另两个是公安战士，其中一个多次发馒头，不收我的饭票；另一个常常给我买一些食品，后来，因此而被开除军籍。 1971年，我在五七干校突发肠胃病，腹疼剧烈。专案组派一个人送我回省会治疗。到了省医院，本来，给"牛鬼蛇神"治病，只用实习大夫就可以打发了。可是，内科主任看到我来了，假装不认识，推开实习大夫，亲自为我检查，检查过后，一言不发，只在诊断书上写"住院检查，排除肠道新生物"。"新生物"是肿瘤的代名词，陪我就诊的专案人员向干校领导人汇报以后，干校大概以为我快要死了，就撒手不管了。可是我住院检查很自由，每天都可以回家。检查拖拖拉拉拖了将近一年，内科主任才给我写了一个诊断书，确诊为"神经性肠痉挛",并说，由于肠道发生痉挛，在结肠处结成一个疙瘩，才误诊为"新生物"。这一次，由于医生的保护,得到一年自由自在的时间，而且在病房里还结交了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公安战士，后来以叔侄相称，给我许多帮助和保护，1975年我被下放到商洛地区时，他把我护送到商县。　 我在商洛地区四年，又受到保护和照顾。本来省委通知，要把我放到农村的基层，那就是生产队了。商洛地区却把我分配到商县城内的地区林业站。林业站没有给我具体任务，只让我到商洛各县作调查研究。商洛农办主任c君同我互不相识，却常常请我到他家去吃饭、聊天。他下乡时常常约我同路，因为他有车。商洛地区农林部门的许多干部都成为我的朋友。这样过了一年，省委发现我不在基层，就对商洛地委提出意见，商洛地区才让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镇安县一个生产队去作驻队干部。当时，山区农民十分贫苦，我所住的生产队，有经常没盐吃的，有一生没有点过灯的。我买了一些盐和煤油、油灯，送给那些最贫困的人。有些好心的农民劝我以后不要送了。他们说：在山区，象这样的穷人多得数不清，你有多少工资，你能管得了几户。何况，你现在这样的处境，遇到那些拨是弄非的人，说不定会打小报告，说你"拉拢贫下中农"。基层干部给我派的农活，也是最轻的。1976年"批邓"，按当时的规定，受审查的干部也必须参加，人人都要表态。公社书记看我面有难色，就说：县上要开"批邓"的会议，我少不了要发言，你帮助我写一个稿子，由我去讲，就算你的任务也完成了。"1976年4月20日，在"天安门事件"半月之后，省上通知我从下放地区回去看审查结论。4月22日，我看到的结论是："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上降四级。"当时，一些朋友估计省上对我还有新的打击，就让我到精神病院去检查，并且教我，目光要发直，回答问题要错乱。后来，精神病院给我开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证明，又一次逃脱了新的打击，也不到生产队去劳动了。1977年，我给商洛林业局写信说：我要到北京去申诉，他们不仅同意，而且给以支持。 为了保护我而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省委宣传部高等教育处的张祖望。此人是西北工学院地下党、团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就担任共青团西北工大团委书记，到省委以后，职务级别始终没有提升，没有得到我们的半点好处。但在1967年却贴出大字报，为我翻案，为原省委的一、二把手胡耀邦、赵守一翻案。起先，支"左"部队还曾表示支持，但在1968春季，全国反对"翻案风"时，张祖望被打成"赵林翻案集团"的"急先锋"、"小爬虫"。有一次批斗省委第一书记赵守一时，造反派强迫张祖望爬在赵守一的脚下，一个造反派在他身上踩了一只脚。张祖望始终不承认他为我们翻案是错误、是罪行，造反派进一步问他："你死保这两个人，那么，你承认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张祖望说："我不了解刘少奇的历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造反派又说："党的八届十二次全会已经给刘少奇作了结论，难道你不相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结论？"张祖望说："我又看不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材料，我不知道那些材料是否真实？"这样一来张祖望的问题大大升级，变成为刘少奇翻案的"现行反革命。"被关押起来，挨打、受饿，在数九严寒的天气，每天早晨被造反派用自来水管浇得浑身颤抖。他逃走了六次，每次都被外地造反派抓往，打得体无完肤，然后送回西安，再关，再斗，再打。久而久之，张祖望精神完全分裂了。后来，经过多年治疗。精神分裂基本治好了，但却弱不禁风，经常头痛，全身疼痛，不能读书，不能工作，也不能走到几百步以外，这是一个仗义执言，坚韧不拔，坚贞不屈而又终生致残的无名英雄。 十二:嘲弄文革的人们 　 嘲弄文革的人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幽默感的人：把可恨、可悲的事情付之一笑，并且制造一些笑料来嘲弄文革嘲弄新的权势者，嘲弄丧失理性，如痴如狂的造反派。 受批斗者在批斗以前和游街示众中要自报家庭成分，自报罪行。有一位领导干部在游街示众中敲着小铜锣自报：黑帮分子×××，家庭成分……报到这里故意停下了。造反派催逼他：为什么不报了，是地主、富农还是资本家？这位领导干部大吼一声：下中农。造反派大失所望。 在武斗中，两派的健儿都戴着柳条帽，手持棍棒，在交通要道站岗放哨，遇到对立的一派，非骂既打，有一位领导干部路过一派岗哨，武斗健儿大声询问：哪一派？这位领导干部慢条斯理地回答：走、资、派！。武斗健儿左看右看，果然是一位领导干部，就把手一挥：过去，过去。放行以后，他怕失掉造反派的威风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改造思想啊！ 这种情况，在向毛主席交红心的运动中更多。有一位青年教师上台交心时，痛苦流涕地说：毛主席呀！我的思想反动透顶，我有滔天大罪呀！造反派头头以为捞到一条大鱼，就给他大讲坦白从宽的政策，鼓励他交待自己的具体罪行，青年教师说：我是一个臭老九，难道还不够反动吗？有一位剧团团长，上台交心时，也是痛哭流涕地说：毛主席呀！我对不起你呀！我是苏修特务呀！剧团的造反派也以为捞到一条大鱼，要求他交待具体问题，这位剧团团长说：我昨天晚上偷听了一次苏修广播，我的罪还不够大吗？ 在我们受到军事监护的囚徒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一天。军管组胖管理员到我的囚室巡视，他看来看去抓住一条辫子，疾言厉色的说：你这个家伙真反动，宿舍里连一张毛主席像都不贴。我说：你们没有发。胖管理员说：人民日报头版经常有毛主席像，你怎么不贴？我又说：没有浆糊。他说：给你发一瓶。后来，我把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像全部剪下来，在我的书桌周围和床铺周围贴满了。胖管理员又来检查，他看到满墙的毛主席像又不满意了，他说：你这个家伙总是捣乱，你怎么用主席像糊墙呢？我说：贴的越多忠心越多嘛。他无言以对，夹起尾巴，走了，我曾经代省委书记写过一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造反派认为那是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大张挞伐。在批判时我不说话，等到批判完了，我才说明：那篇文章，是康生约稿，康生修改定稿的。造反派急了，他们说：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存心要我们犯错误呢！我说：你们把我拉上来就批判，我哪里有说话的机会？ 军管组规定：白天不许躺在床上。可是，上了年纪的人整天像泥菩萨一样坐着是受不了的，那些六十岁以上的人到了下午，难免要闭上眼睛躺一躺。有一天，监管人员大呼小叫：2号，不许睡懒觉。2号老头儿说：我没有睡觉，我躺在床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呢？ 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君，文革开始时，在北京治病，1968年，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西北局犯了错误，我也有一份责任，我要求回去向群众检讨。周总理说：你没有错误，也没有民愤，西北的群众一直没有对你提出意见，不需要回去检讨。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又找高君谈话说：他已同毛、林商量好，派高到兰州军区担任第一政委。高君穿上军装到兰州去就职，走到西安，风云突变：兰州军区领导人说，高某有叛徒嫌疑，留在西安审查。于是，高君就在关押我们的大院里受到军事监护。不知上面是怎么交待的，高君在军管组经常受到体罚。有一天，胖管理员又对高君拳打脚踢。高君一边挨打，一边呼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打人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胖管理员倒打一耙说：谁打你了，是你先打我的。高君说：我先打你？我的胸膛打到你的拳头上，我的肚子打到你的皮鞋上了。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生产队的大喇叭都在声讨林彪。可是，五七干校传达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却不让我们受审查的人参加，而且不许我们在干校院内停留，必须到大田和果园去劳动，有一位领导干部。为了发泄他的愤慨，在专案组要求他写的补充交待上，大引林彪的言论。专案组找他质问：林彪早已叛党叛国，你为什么还要引证他的言论？那位领导干部说：组织上没有传达，我不相信小道消息。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最最信任的学生，他怎么会叛党叛国呢？专案人员啼笑皆非。 有一位起义军官，文革前在一个地区担任副专员。被审了几年，审不出问题，已经宣布解放。按照当时的惯例，已经宣布解放的人，还要参加一个歌德感恩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别人都在歌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感谢党和群众的教育和挽救，那位付专员受了几年打击，窝了一肚子火，不愿意歌德和感恩，就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史无前例，过去还有一次。工宣队和红色政权的代表问：还有那一次？这位付专员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嘛。一句话又闯下大祸。付专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难友们和一些好心的专案人员，找出毛主席讲过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还不如他，他是十倍的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借以说明付专员不是恶毒攻击，而是歌颂。加上那位付专员不是重要的黑线人物，已经宣布解放，也不好收回。一埸风波才逐渐平息了。 打语录仗，也是嘲弄文革的一种形式。造反派的两派之间要打语录仗，挨整的人也同整人的人打语录仗。例如：整人的要打人，被整的人就叫喊：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整人的要拚剌刀，逼被整的人承认什么问题，被整的人就背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我在五七干校听到农民中的语录仗最为精彩。干校附近的生产队有几个调皮捣蛋的青年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生产队长批评他们迟上工，早下工，他们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分先后嘛。生产队长批评他们出勤不出力，他们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气得生产队长打了他们几巴掌，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 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