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 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 舒云 引 子 　　一位“老飞”曾自豪地对我说，中国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事。 　　是吗？我半信半疑。 　　细细一想，是没听说过中国的哪位领导人坐飞机出事。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 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 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 　　猛然我想起，不对，70年代初摔在蒙古境内的那架三叉戟呢？那不也是专机 吗？而且是当时的全国第一号专机。在引进的不长时间里，它不停地飞行，运送 过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出过事，只有那一次。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那个大地熟睡的晴朗月夜， 一架中国专机越过中蒙边境，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荒原上。而我，干了一 天农活，正在位于内蒙古的一栋土坯平房的土炕上“醉”成“烂泥”，对头顶上 飞过一架越境的专机一无所知。惟一让我吃惊的是一些天后，听说干部们到团部 听传达，门口竟守卫着荷枪实弹的卫兵。直到10月我匆匆“逃出”内蒙古，回到 久违的北京，我才知道。 于是，这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老飞”说，那是非正常死亡。 　　什么叫非正常死亡？ 我翻开词典，非正常死亡即不符合一般规律和情况的死亡。9.13事件很多天后， 专机师传达，满机场的人包括家属都被这个突然事件打懵了，谁也没有想到一号 专机会出事。虽然是有些不正常，但大家都以为一切在正常进行。好多人都说， 几天后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那么精心，那么拼命保证的专机怎么会摔得粉身碎 骨？ 　　9.13事件，如此之大，如此之严重，如此之突然，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来没有 遇到过的，从上到下都被震惊了，一时搞不清有多少人被牵扯了进去。尤其那时 还处在文革中，“左”的浓雾弥漫，被审查的人是成千？是上万？没有公布，但 不是一个小数字。实际上很多人只是作为工作人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 进了9.13事件的漩涡中。 　　一位一直在高层搞警卫工作的老干部说，看来，哪一个庙里都有冤死鬼。一 位文革后在总部搞过多年落实政策的老处长说，我们党历史上的运动，都有冤假 错案。现在看来，9.13事件中也有冤假错案。更何况此案的最终结案又拖拖拉拉 了十多年，处理面过宽过重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要“归 功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好在我们的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央很快发现了问题，指 示打击面要逐步缩小。比如空军，原来有几千人被审查，逐步压缩到几百人。过 去定为犯了错误和严重方向路线问题等几个类别全部取消，免作结论，不给处分 。原来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也大都按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处理，使我们党的不少好同 志挣脱了厄运的锁链。 　　本文记述的包括飞行员、空中小姐、专机师师长等几位小人物，经过组织上 或短或长的反复审查，最终都先后落实了政策。但不可否认，那一天的晚上彻底 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本来他们都是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都有机会得到提拔，或 者可以青云直上，却因为这件事，不得不在风华正茂时停飞，再想飞也是不能飞 了。重的被关了多少年，轻的在办过一两年的“学习班”后不得不脱下军装，转 业到地方，甚至发配到农村。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一场再也不愿重现甚至连提 也不愿提想也不愿想的噩梦。 当我怀着深深的同情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才发现，怎么我的几位主人公都是被偶 然推上悲剧之“船”的呢？经老师指点，我明白了，人人都会碰到“偶然”，你 不碰到这个“偶然”，就会碰到另一个“偶然”，总之，你是逃不掉“偶然”的 。再进一步说，偶然和必然是一对老冤家，你有时甚至分不清什么时候是偶然， 什么时候是必然。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偶然”，实际上完全是“命中注 定”的“必然”。在大的社会和自然的背景下，人似乎没有办法也无力处理自己 的命运，似乎只能听天由命。于是，破罐破摔者大有人在。但也有人，不甘心当 牛做马，被命运骑在身上，他们勇敢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命运把他们挤到山边 ，那山就是喜马拉雅山，他们也要爬到山顶；命运把他们抛到海边，那海就是太 平洋，他们也要游到对岸。本文的几位主人公，是大写的人，他们改变不了命运 的安排，他们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但他们改变了自己。不管身处何方，都奋 力耕耘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命运。这使我想起黄山上那 些著名的松树们，在没有一寸土地的岩石上，他们扎下了根，他们长成了风景， 这中间的千辛万苦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好，我们言归正传。 一架专机滞留长沙 1 9.13事件发生时，专机师服务队的空中小姐李素萍正和专机组住在湖南长沙的一 个机场招待所。他们是9月10日早上飞的湖南，准备接收某位首长的骨灰， 暂时没走。机组就她一个女兵，一人住一间，也不用怕吵着谁，所以晚上她常常 听音乐。9月12日晚上，李素萍听着听着音乐就睡着了。 　　突然她被美国之音吵醒。 吓得赶快关上，四处望了望，没有人。 　　那个时候，听美国之音就是偷听敌台，可了不得。 因为刚才没听清，或者说听清了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李素萍下意识地又打开半 导体。播音员的声音特别慢特别不祥，她用被子把自己和半导体收音机蒙得严严 的，清清楚楚地听见这样一段话。 　　中国民用航空公司英制三叉戟飞机失事在蒙古温都尔汗上空，据分析机上是 中共高级人员，现正在调查过程中。 　　再没什么新消息，就这一小段反反复复地播，听得人心里直发寒。 　　这时和李素萍一起到湖南的机组全在梦乡中。 　　是真的吗？ 　　看样子好像是真的，确实专机师刚进口了四架英制三叉戟。 　　无风不起浪，美国之音似乎不是胡说，总是捕到点风捉到点影吧？ 　　李素萍和爱人老刘都是专机师的飞行员，她知道三叉戟是刚从巴基斯坦进口 的专机，只有最高层的领导人才能坐。谁坐三叉戟跑了呢？当时李素萍想的是吴 法宪或刘少奇，根本没想到林彪会出事。四架三叉戟，是哪一架专机跑了她也搞 不准。当时专机师里除了他们这一架在外面，还有三架专机分别在广州、上海和 山海关，剩下的专机几乎全在家。不过在外面的好像都不是三叉戟，到底是谁呢 ？李素萍一直听到凌晨3点多，她那时还小，好奇心重，一直想知道是谁出了事 ？飞机上还有谁？却怎么也听不出所以然来。 　　第二天早上，机组人员吃完饭，像往常一样上候机室，却被严肃的绿裤子们 用雪亮的枪刺拦住，不让靠近飞机。 　　哟？一夜之间，我们怎么成了敌人了？ 　　空军包括在民航机场工作的人员都知道，专机师是最“牛气”的，谁敢拦专 机的机组？那是吃了豹子胆了！这是我们专机组自己的飞机，却不让我们靠近？ 　　机长据理力争，说我们要准备飞机，首长一会儿走。 　　要是过去，打出首长的牌子，谁敢拦？可这一次不灵了。 　　机长着急地说，我们这几个人没有地勤，全是空勤，你们不让我们准备飞机 ，任务来了怎么办？ 　　说半天，还是没有用，不让靠近专机。 　　机组人员情绪激昂回到了候机室，看见绿裤子们还端着枪认真地围着飞机转 ，好像怕飞机突然跑了似的，真搞不清怎么回事。机长到处找人联系，忙了半天 ，谁也没找到，只好丧气地坐在沙发上。 　　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2 　　李素萍马上想到昨晚听到的美国之音，她明白了。 　　难怪昨晚上机场轰隆隆过了一夜火炮，战士一律都是迷彩服，好像马上要打 仗的架式。李素萍借着月光偷偷地往外看，消防车式的，一辆接一辆，震得房顶 和地板抖动不止。天黑，看不清是坦克还是装甲车，数一数，有20多辆。走廊里 也不安静，咕咕咕响个不停。她轻轻打开一条细细的门缝，咦？走廊里全是绿裤 子。 　　她赶快关严门，心快跳到嗓子眼儿。 　　好不容易一分一秒熬到早上6点多，对面好多门里的灯还亮着。 恰好李素萍房里的灯一会亮一会灭，坏了。她打开门，请绿裤子来修，借机与他 们搭话。 　　绿裤子问，你是机组的？ 　　李素萍说是。反问他们来干什么？ 　　来这住…… 　　李素萍心说，来这住？不对吧？ 　　修好灯，李素萍又弄坏，又请他们来修。 　　还接着问，夜里是不是过去好多炮？ 　　两个绿裤子互相看了看，问你看见了？ 　　李素萍说，我数了有20多辆。 　　绿裤子显然不想多说话，还有什么要问的？ 　　李素萍说，你们来干什么？ 　　保卫机场。 　　李素萍不相信，有空军保卫还不行，还要陆军保卫？ 　　共同保卫嘛。 　　保卫干什么？ 　　准备打仗。 　　跟谁打？ 　　跟苏联打。 　　苏联能打到这？ 　　李素萍更不相信了，别骗我。绿裤子很谨慎，再不说了。李素萍也没有什么 可问的了。她只好“放走”那两名战士，端起脸盆去洗脸。直到这时，她还没想 到自己和所有机组成员都成了绿裤子的监视对象。 3 　　机组人员被滞留在长沙机场了，除了李素萍心明眼亮，谁也搞不清怎么回事 ，问怎么就不能回北京去？为什么？绿裤子也不回答，只让他们学习，学重庆谈 判。问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说大家都这样。削水果的小刀也被骗走了，说借去用 用。借了却不还，简直草木皆兵。 　　滞留长沙的机组几个人呆在机场，也没事，就每天学习，聊聊天。太无聊了 ，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用蚊帐竿绑上缝衣服的白线，弯个大头 针，钓鱼，再就是追着猫打，打得无辜的猫四处乱叫。绿裤子也不管，只要不离 开机场不靠近飞机就行。对他们还算好的，后来听说在广州和上海的两个机组， 天天被冷饭冷菜招待着，个个都拉稀，紧急集合般地往厕所跑。空勤的伙食标准 特别高，飞行员到哪都是好饭好菜，哪受到过这种“热情”招待。 　　这时，天越来越凉了，他们都只带了夏衣，打电话回专机师，却谁也找不到 ，只好借件毛衣凑和着。这时大家已经没有回北京的奢望了，也不知要在这鬼地 方呆多久。李素萍留了点心眼，那时还实行票证，飞行员退伙退给她半斤油票， 她一直放在口袋里。她决定把油票寄回去，什么也不写，信封上地址也不写，因 为不知道北京那边发生了些什么，这里又发生了些什么。但家里会从邮戳上知道 她在哪里，让家里知道她还活着。李素萍的父亲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也不知道女 儿是不是在那架摔毁的三叉戟上，急得天天打电话，却始终没问出个结果。接到 女儿的信，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好半天，看见邮戳是长沙，马上一块石头落地，女 儿的飞机没去山海关，父亲心里这才踏实了许多。 　　整整被“扣”了50天，李素萍和机组人员才盼星星盼月亮返回北京。广州、 上海和山海关那三架专机的机组人员也被软禁了50天。山海关是一架伊尔-14， 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他们到山海关那天都看见了这架飞机，但没看见机 组人员。这架伊尔-14是9月12日早上飞到山海关机场的，干什么不知道。专机 任务经常有交叉，看见了就看见了，都养成习惯，也不问，也不说。50天后这架 伊尔- 14专机就留在了山海关，机组人员坐火车回的北京。在上海的那架专机是南苑机 场的，飞行员王玉琳是驾驶256号三叉戟的驾驶员潘景寅的连襟，他开飞机送朝 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9.13事件一发生，就不让他开飞机了，打电话通知他坐火 车回北京，从此再不能飞了，转业。 　　9月28日，中共中央通知扩大传达。 10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工农兵群众传达9.13事件。 　　10月26日，专机师传达有关9.13事件的中央57号文件，让他们排队回去。 周围十步一岗，李素萍走在最后，看见机组的每个人都低着头，好像罪犯一般。 　　有两句挺矛盾的话已经忘了是谁说的了。 　　你们在专机师，算第一线，得天独厚，是重点的重点。 　　你们师执行中央任务，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 　　那时专机师的很多人，尤其是沾256号三叉戟边的人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自 己是属于好的还是属于坏的。好的坏的是天上或地下的区别，所以大多数人都像 怕踩地雷一般，连走路都谨小慎微。只有极少数人暗暗窃喜机会来了，磨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李素萍的爱人是空军一位副参谋长的秘书，姓刘。那时，上边天天动员李素 萍离婚。说那位副参谋长都被抓起来了，他的秘书肯定完蛋，让李素萍与刘秘书 划清界限。刘秘书的同学也好心地劝，但李素萍坚决不离婚。她相信自己的爱人 没事，以后刘秘书果然没事，转业到中国民航，继续当老飞，常飞国际航线。 　　李素萍也转业到了地方。 　　但那一天夜里，她永远不能忘记。 全国禁空令 4 　　现在该说说30多年前的9.13事件了。 　　9.13事件，掐头去尾，就是跑了两架飞机，一架是摔在蒙古温都尔汗的256 号三叉戟，机毁人亡。还有一架是直升机，差点飞出去，最后被英雄飞行员陈修 文迫降在北京郊区怀柔县境内。 　　如果仅仅是跑了两架飞机，9.13事件也不会震惊中外。之所以震惊中外，是 因为256号三叉戟上边坐着中国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党的副主席林彪。 　　正大红大紫着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国内外关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说得太多了，真真假假，使那些本来就 是谜中谜的真相更加迷雾重重。本文不再重复，只从1971年9月12日下午1点 多钟说起。据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回忆，毛泽东突然从南方回到北京， 在丰台车站，与他和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后，单独交代给他一项任务，调三 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 早就成竹在胸。 3点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等领导同志研究 调动部队。 　　果然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22点左右， 周恩来被工作人员叫出去，再没回来，讨论停了。 　　原来，21点20分，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打电话给北京的上级 张耀祠，说林彪女儿林豆豆说，明天早上6点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 目的地是广州。张耀祠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 　　之后，周恩来一直在紧张处理这件事。他在问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海军司 令员李作鹏关于停在山海关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后，下达了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 （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指示，并派杨德中 陪（实际上监视）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同时要求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戟连夜 返回北京。在23点30分左右，周恩来和叶群通过一次电话，查问停在山海关的 那架专机。叶群刚开始装不知道，后来又说是有一架，我儿子坐过来的。林副主 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想到天上转一下。周恩来问是不是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说，原来想到大连去。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 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说，一定要把气象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话，我 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叶群再三劝周恩来不要来。 　　周恩来放下电话，已经过了零点，他立即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 飞机跑了，要他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 　　李德生深为震惊，立即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5 　　果然，零点32分，256号三叉戟在机组人员不全又没有开跑道灯的情况下强 行起飞。正在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看见标图板上，256号三叉戟的航迹先向西，然 后一直向北。从天安门阅兵排练现场被紧急叫回来的空军参谋长梁璞判断说，这 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他说了三条理由，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 飞的是低空，第三方向朝北，马上就要出国境了。 　　事不宜迟。 　　李德生打电话请示周恩来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说，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 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还说，林彪是党中央 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除了李德生，指挥所的人都不知道飞机上坐着什么人。梁璞又一次焦急地问 ，怎么办？李德生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 　　凌晨1点50分，眼睁睁地看着256号三叉戟飞出国境线。并很快在雷达上消 失。 　　李德生回忆，从这以后，总理反复让我们查清256号三叉戟从北京到西郊机 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 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空军指挥所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 到乌兰巴托，李德生将情况和看法报告给周恩来。 　　当三叉戟飞越中蒙边境时，周恩来在毛泽东住处，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下达 了全国禁空令，派陆军进驻全国所有的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 行全国禁空。为确保首都和整个国家的安全，同时下令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 6 　　9月13日凌晨2点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电话响了。秘书李维赛通过 作战值班的专线电话通知，周总理要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 会。不到10分钟，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吴忠就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的气氛紧张异常。 　　吴忠虽然多次聆听周总理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这一次印象深刻。吴忠后来 说他从来没见过周总理如此震惊、紧张。 　　周恩来对吴忠、吴德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 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毛主席已经做好了 应付最坏情况发生的准备。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 急战备状态，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 安全。要严格保密，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和降落。周恩来最后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 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时处置，先斩后奏。 　　中央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 ，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周恩来指定由吴德、 吴忠和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三人负责，要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那些天， 他们日夜在作战值班室值班。按一级战备的规格，作战值班室配双套干部，各级 主官全部进入指挥位置，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本来按照惯例，作战命令是应该由军委办事组下达，但为了避开总参谋长黄 永胜等人，周恩来直接下达了命令。吴、吴、杨商量，卫戍区机关与军委办事组 、各总部暂时保持距离，以确保卫戍区部队置于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之下， 吴忠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只执行来自周恩来办公室和他们三人下达的命令， 对来自军委办事组、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接听，不回复。卫戍区的任何部 署，一律不上报军委、总部。当即还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 　　立即部署北京地区反空降部队，以最快速度落实。 　　为加强首长驻地警卫，增岗增哨，负责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部队，迅速隐 蔽进入指定位置。加强北京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 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工作。 与此同时，搜索外逃迫降的一架空军直升机。 　　9月13日上午10点，警卫三师从怀柔县打来电话， 警卫七团和当地民兵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吴忠指示，严密封锁机降地域，保护 好现场，将直升机上的物品和活着的人立即押送卫戍区，要保证路上绝对安全。 当时有一支空军小分队也到达现场，说是奉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命令搜寻直 升机的。因为吴忠不知道李德生是周总理派到空军司令部去的，命令把这个空军 小分队全部扣起来，枪也缴掉。报告周总理后，才知道发生了误会。 　　在搜索直升机的同时，卫戍区迅速派部队封闭了东郊、西郊、南苑、沙河、 良乡五个机场和北京的周围。吴忠向各机场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 卫戍区部队执行命令。进驻机场的部队，第一，封锁机场各部位，控制塔台、机 库、油库等重要目标。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如有飞机强行起飞，可以开枪开炮， 击毁。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木头等障碍物，还把大卡车横在跑道上，禁止一 切飞机起飞和着陆。第三将机场停放的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装部 队严密看守油库。 　　当时不要说机场，就是空军司令部大院，也被陆军接管。 　　9月13日晨，卫戍区部队全部各就各位。 　　9月13日晚，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任务的各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并向 卫戍区报到。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回忆，9月12日晚，中南海和钓鱼台的警卫部队 也进入了紧急战备。他记得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接到的紧急战备电话，之后就忙 开了，弄钉子木板之类的设路障，增派岗哨。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 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机组只有四个人上了飞机 7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下午6点多，专机师的飞行员们还在空勤灶吃饭 ，担任飞行值班的中队长康廷梓突然接到飞行大队值班员通知，有紧急任务。康 廷梓扔下饭碗，跑步到团会议室。因为三大队的政委和领航主任都不在，机长潘 景寅对康廷梓说，三叉戟256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并通知机组成员，对于副 统帅的任务要保密，使用二五二飞机的代号。康廷梓提醒说，今天的飞行手续还 没办。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因为重要的专机任务保密很严，机组人员谁也 没说话。 　　晚上7点40分，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安全落地。 　　当它再从北戴河起飞， 就一去不返了。 　　专机上的九个人全部死亡。 　　飞机上除林彪、叶群夫妇和儿子林立果一家三口，以及跟随林立果的刘沛丰 外，还有五位工作人员。除一位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刚，另外四位是机组人员 ，机长潘景寅、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机械师张延奎。本来256 号三叉戟作为这次专机飞行编制了九名机组人员，有五名没来得及上飞机，所以 机上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因为本文主要是讲述飞行员，所以我们另找机会再说林 彪的座车司机杨振刚，现在先给机组的四位飞行员同志来个速写，然后再重点阐 述。 　　按专机师规定，三叉戟机组人员平时在原单位按行业编制上班，专机组临时 编成，编有正驾驶（机长）、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机械师、机械员、特设 师、服务员，专机组从以上这些行业中抽人。因为中央规定，一般情况下毛主席 不坐飞机，第二号人物林彪的专机就是中国的一号专机，由专机师技术最好的人 员组成。 　　机长潘景寅，行政上是专机师副政委，在机组中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是排行 第一，业务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术权威。他50年代由陆军选入航校第七期学习飞 行，执行过很多重要的专机任务，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和宋庆龄、王光美、邓颖超等都坐过他驾驶的专机。文革中武汉发生720事 件，毛泽东被困在武汉，周恩来紧急调去五架专机。毛泽东看见潘景寅来了，点 名要坐潘景寅的飞机。老潘时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临时组成一个加强机组，用 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紧急转移到上海。 　　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买进四架英制三叉戟，编号二五０、二五二、 二五四、256。以民航身份出现的潘景寅参加了与巴基斯坦的谈判，之后，1970年 6、7月，他作为专机的机长和机组在广州进行了改装三叉戟的训练，由巴基斯坦 飞行员带飞。飞出来以后，老潘就专飞三叉戟。 　　这几架三叉戟是中国当时最好的飞机，性能好，飞得又远，可以从北京直飞 海南岛，不用像其它飞机半路要落地加油。而且发动机在后面，机舱里噪音小， 中央首长们都爱坐。那一段三叉戟忙得“脚不沾地”，像华国锋、江青、邓颖超 、谢富治等都坐过。256号三叉戟是最后改装好的，1971年才飞回来，还没飞过 几次。说句题外的话，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256号三叉戟。 　　说完机长潘景寅，我们该说说三位机械师了。 　　256号三叉戟主管机械师李平， 是三大队机务中队的副中队长。 天津人，1957年参军，34岁，个子不高，技术非常好，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机 务干部。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是三大队机务中队的副中队长。吉林人，1956年或1957 年的兵，34岁，瘦高个，不爱说话，经验丰富，技术也非常好，重要的专机任务 非他莫属。 　　机械师张延奎比较年轻，26岁，父母都在山东。平时沉默寡言，工作严肃认 真，任劳任怨。听说小张是临时搭配到256号机组的？时任专机师机务主任的吴 鉴清说，张延奎说来真冤，我不太认识他，原来他是个机械员，我到干校后他才 提起来。张延奎本来不是这架专机上的，256号专机的机械师是于景瑞。于景瑞家 在北京城里，那一天是星期天，他请假回家，临时找也来不及，就抓了张延奎的 差。 　　不过，在专机上，机组成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能是相对固定。今天你飞 这架，明天他飞那架，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技术情况临时进行一些调 整，都属正常。一般专机机组是一个机械师加一个机械员，256号上了两个机械师 ，张延奎相对来说年轻些，当机械员用。作为重要的专机任务，256号专机还比一 般专机多上了一个特设师，管无线电、雷达和液压系统等。如果说张延奎冤，邰 起良冤不冤？也冤。再往宽里说，机组上飞机的四个人包括林彪司机杨振刚都是 一样的冤。 　　1971年10月，关于9.13事件的中央57号文件没有提到机组的四个人，在以 后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级组织中，都没有给三叉戟机组的飞行员们定性。但自然 而然的，在那种“左”的背景下，他们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几位飞行员的妻子， 尤其是机长潘景寅的妻子，甚至完全被当成了反革命家属。至于死者的工资问题 、抚恤问题，都不了了之。机组没上飞机的五名飞行员在失去自由的“学习班” 里，同“病”相怜，写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上了飞机的四位飞行员在生前的言行 与9.13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只可惜他们这五个人还是泥菩萨自身难保，被当成反 面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飞行员说话，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无人理睬。 谁也没有把四位死者当成正常死亡，更没有当成因公死亡。 　　谁敢还牺牲的四名飞行员以清白？ 8 　　当然，牺牲的四位飞行员，是烈士，还是叛徒，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无所谓 ，他们不再关心了。但是，给死者的荣誉是对活者的安慰，四位飞行员的家属们 含着泪翘首以盼。终于让人欣慰的是，在经过长长的苦难之后，1980年底，邓小 平同志在与美国记者谈话时，说到了9.13事件中的飞行员是个好人，而这个一锤 定音的结论又被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偶然被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看见。 　　戏剧性就这样出现了。 　　真应该千谢万谢，要不是邓老人家给了一根“救命稻草”，她们和他们还将 在敌我矛盾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挣扎，四面望不到岸。 　　经过潘景寅妻子孙祥凝整整一年的上访，终于解脱了三叉戟机组所有死了的 和活着的飞行员。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的家属都接到了由总政治部统一印发的《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并按规定补发了抚恤金。 　　据潘景寅妻子孙祥凝讲，本来是应该发给革命军人因公通知书的。确实，病 故算怎么回事？人家四名专机飞行员，是专机师身体条件最好的，身体棒得没法 再棒，都没有病。机组人员有病能上专机吗？有病不要说上专机，就是普通的飞 机也不能上。他们不要说大病，小病也没有。怎么叫病故？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很明确，他们是因飞机失事牺牲的。 　　为这事，我专门问过9.13事件后从陆军调到专机师任政治部主任的盛岳献， 为什么说病故？盛主任告诉我，都是上边说的。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说病故， 要不怎么办？他还说，潘景寅老婆找过我好多次，我只能同情，上边定的，我们 无能为力。过去处理是重了，但我们只能解释。 　　军人去世，有三种由总政治部颁发的制式证书，一种是烈士，一种是因公， 再一种是病故。如果是在飞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军用飞机失事，根据情况不同， 或定为烈士，或算因公。可是9.13事件失事的这架飞机，情况太特殊，虽然是因 公，可谁敢给定成因公？可是你说病故，又实在说不出口，明明不是病故嘛。专 机师“两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样对潘景寅妻子说，因为因公通知书没有了， 一时又找不到，你还是先签字吧。人家急着让她签字，处理完后人家“两案”办 公室就撤销了。孙祥凝没当过兵，一直在地方工作，不懂因公和病故有什么区别 ，反正也被认可为革命军人了，就湿着眼睛哆嗦着签了字。 　　1981年底，孙祥凝和三位机械师的家属都领到了一张总政治部印发的盖着鲜 红大印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而此时老潘他们已经蒙冤十年有余了。 9 　　9.13事件发生，对几位飞行员妻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部队派人到三位空中机械师家中通知，只是例行公事，有意回避了死亡的性 质。因为上边也没有定性，他们怎么说？可是，和9.13事件扯到一起，在当时那 种“左”的形势重压下，再红也搅和黑了，几位飞行员的妻子都在地方，门口钉 的“光荣军属”的牌子被砸掉。肯定还有更多更让人承受不了的事情发生，比如 邻居的白眼，比如单位的冷言冷语，比如路人的漫骂，比如子女在学校受歧视… … 如果说，她们出身不好，生下来就受到歧视，那可能会在这个慢慢的过程中麻木 掉所有的大脑神经。可她们都生活在红得发紫的家庭，又嫁给了红得发紫的军人 。那年月，军人在老百姓眼中，完全是英雄的形象，军人家庭也享受着地方政府 的百般照顾。而她们一夜间却突然从天上跌到地上，那种心理落差是常人难以想 像的。在那种“革命”的年代，她们的日子将是怎样的度日如年。 　　主管机械师李平的家在天津和平区，他妻子接到丈夫放在营房的遗物，哭得 死去活来。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还背上这么一个黑色的大包袱。三个 孩子还小，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而她，一个在工厂当工人的妇道人家，没有钱 ，拖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今后可怎么活啊？ 　　如果光是生活艰难，咬咬牙吃糠咽菜也还能勉强过得去，可是我听说李平的 家属在天津也被办了“学习班”。她为什么不找呢？我实在是问了一个幼稚的问 题。李平的战友这样对我说，那时还有什么自由，早“圈”起来了。毛主席说过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但那时的“学习班”，可不完全是“学习班”。美其名 曰罢了，“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说是办“学习班”，其实是关起来了。 　　在三个机械师中，张延奎年轻，结婚时间不长，第一个孩子还在妻子肚子里 ，他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张延奎的妻子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当售货员，卖 衣服。我到百货大楼打听她时，名字叫不上来了，但老人们包括看门的师傅都还 略知一二。据说百货大楼对张延奎的妻子不错，没把她当成反革命家属看待，并 千方百计保护了她。在那种年代，敢这样做，真是烧了高香了，我们国家还是好 人多啊。 　　邰起良的爱人毕业于人民大学，工作也很不错，在北京市的一家机关当秘书 之类。一切顺心，就是长期有病，不知怎么得了个硬皮病，这一块，那一块。这 种病，病因不清楚，到了晚期就是硬化，不仅皮肤硬化，内脏也可能硬化。严重 时，皮下组织及肌肉都会萎缩，紧贴于骨骼，形成木板样硬片，造成患者活动受 限，面部缺乏表情，开口困难，胸廓运动受限，关节强直等。如果发展到内脏硬 化，将会危及生命。硬皮病的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中医还有比较好的办法，虽然不能根治，但能慢慢让皮肤松软一些。所以， 邰起良到处为家属求医问药。听说海南岛有一个老中医，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批准 邰起良家属搭便机到海南岛治疗，9.13事件后治疗中断。 邰起良走时爱人的病相当重，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还拉扯着两个小女儿，一个5 岁，一个2岁左右。一家人就指着邰起良这个顶梁柱呢。而如今丈夫一去不返， 她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也不应。9.13事件，也殃及到无辜的她，被贬到石景 山热电厂，先在图书馆，后来打零工。心情自然不好，她的病越来越重。1984年 ，好不容易盼到大女儿18岁，她终于带着时时包围她的悲痛离开了人世。而这时 大女儿还在上高中，二女儿还未成年。 　　死前她留下遗嘱，把两个孩子交给陈希融。 　　陈希融是谁？他曾担任过专机师副政委，1961年的兵，在专机师40年，先是 机械师，曾当过毛主席专机的机械师。以后改政工，干过组织、干部、保卫等部 门，从大团政委、师副政委到联航党委书记，直到退休。他一向工作谨慎，强调 实事求是，经他处理的案子没有翻案的。他对256专机组的成员深表同情，经常 去看望邰起良家属，帮助她解决困难。后来上边也发了话，他们不是坏人，他的 不求回报的帮助就更理直气壮了。 　　处理完邰起良家属的后事，陈希融把邰起良的两个女儿领回家中。他自己有 三个小孩，最大的也比邰起良的二女儿小。他和他家属对这两个可怜的孤儿比对 自己的孩子还好，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宁肯自己的孩子不吃不喝，也要让邰起良 的两个女儿吃好喝好。几年后，邰起良的大女儿读完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女儿 中学毕业后也在陈希融的帮助下当了兵。陈希融夫妇仍像父母一样关心着两个女 儿。二女儿结婚时，家中只有一条好毛毯，陈希融家属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她。以 后，大女儿有了一个女孩，二女儿有了一个男孩，陈希融家属忙着做小被子，撕 尿布，像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陈希融夫妇也没想更多， 只是可怜她们，根本没想到什么回报。 　　如今，大女儿当了老板，很有钱。二女儿也终于羽翼丰满了，出落得相当漂 亮，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她考上了空中小姐，像父亲一样经常飞行，经常飞 国际航线。二女儿说，妈妈生前只要电视里有飞机，她就马上关掉。如果母亲在 ，恐怕是不会让女儿选择这个职业的。 　　事隔30年，除了邰起良的妻子去世外，另两位机械师的妻子我都没有找到。 只听说李平的妻子拖儿带女回了老家。张延奎的妻子以后辞职，据说改了嫁，到 南方做生意去了。因此我只能披露这么一点点情况，真对不起，甚至连他们妻子 的名字也说不清楚。不过在我的心中，他们是烈士。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共和国烈 士一样，是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子。不仅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 子的孩子，将世世代代铭记着他们，我，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也会世代铭记他 们。 三叉戟机长潘景寅 10 　　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几名工作人员中，应该说家家都有本说也说不完的苦难 账，而现在，我们只能知道潘景寅一家的悲惨遭遇。 　　因为很幸运，我找到了机长潘景寅的爱人孙祥凝。 　　那时，我只知道孙祥凝在海淀医院工作过。这么多年了，现在还在不在？会 不会调走？不知道。我试探着去了海淀医院，东问西问，最后找到医院后面的一 排平房里管老干部的同志。屋里光线很暗，坐着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用怀疑的眼光 看着我，看了我的证件，说当时你们部队怎么对待人家的？我张口结舌。不过他 们还是拐着弯告诉我，她女儿在哪哪哪，你去找她吧。就这样，我很快找到潘景 寅的二女儿潘鹭，接着找到了孙祥凝。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在都市的阳光下怎么也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但是，孙祥凝一字一句说时，脸上平静极了。 　　最初，潘景寅被当成叛徒批判。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在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 ，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押了八九年，还一度进了监狱，精神也不正常了。 　　关于9.13事件的前前后后，孙祥凝一点也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后她仍然不知 道。但是她知道，老潘飞的飞机可不是一般的飞机，他专门给中央首长飞专机， 他很骄傲自己的工作。孙祥凝呢，既为老潘骄傲，又老是担惊受怕，怕他有个三 长两短。本来空军司令部的调令都来了，调老潘到空军机关工作。就是因为接了 这批三叉戟，要培养这批飞行员，又把他留在机场改装。老潘飞上了三叉戟，不 止一次对妻子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 坏，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起飞和降落。 　　确实这之后，孙祥凝放了一多半心。 　　孙祥凝知道，这么多年，老潘执行了多少次专机任务，全都圆满完成，从来 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在孙祥凝眼中，老潘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 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因为他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 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飞行不断。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潘景寅的性格，那时他有个侄子在沙河机场当临时工，想 当兵。打听到大爷在空军，正好潘景寅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 题不大。但老潘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 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孙祥凝给了一些钱，算还了老潘的心愿。 11 　　老潘走的那天，孙祥凝永远不会忘记。 　　1971年9月12日，潘景寅刚出差回来。他很忙，没闲着的时候， 偶尔在家过个星期日，也不在家呆着。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 待命。 　　因为老潘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爱人孙祥凝和两个女儿以及老舅高高兴兴 包起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潘景寅最爱吃瓜馅，孙祥凝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 得给孩子吃，专门留给老潘。老潘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老潘在家里也没感到有什么困难，只要他一回家，孙祥凝就把最好的东西给 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孙祥凝舍不得给孩子们吃， 全留到星期天给老潘，而她和孩子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 　　结婚没几年，老潘就吹气式地胖起来。 　　这天孙祥凝连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老潘的。挺急，说办公室也没有潘副政 委，他上哪去了？潘景寅此时在理发室，等他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 不及吃了，潘景寅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 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 　　潘景寅已经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 老潘不说到什么地方，孙祥凝也不问。 老潘一心飞行，常常说走就走，孙祥凝也习惯了。平时在家里，不光老潘不说， 孙祥凝也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老潘 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孙祥凝也不看一眼。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老潘 的巧克力和水果，孙祥凝也自觉不吃。这一次也不知道他上哪去，很久以后才知 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正在老潘家中串门，以后追查 ，她们正好当了证人，说潘景寅临走确实没说什么。 改装好三叉戟后，需要经过多次试飞。潘景寅的大女儿潘鸶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 疗，一个人在外地，吃不好，营养也跟不上，孙祥凝几次催老潘把女儿接回来。 正好潘景寅申请到长春航线，顺便把大女儿接回北京，这是9.13事件前一个星期 的事情。以后还追查潘景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 　　当晚7点40分，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 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孙祥凝才知道，在老潘最后一次上飞机 一去不返的那个夜里，老潘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里，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 。自从50年代周恩来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 ，潘景寅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 12 　　当天晚上潘景寅没回来。孙祥凝仍觉得很正常，老潘是说可能回来，那也可 能不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一夜很平静，第二天早上她和平常一样去海淀 医院上班，走出机场营门，才发现一些不正常。 　　9月13日凌晨，卫戍区已经派部队把机场看管起来。停机坪周围、跑道、 机场大门都是陆军和空军双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尽是绿裤子的陆军，怎么 机场来了绿裤子的陆军站岗？平时都是蓝裤子站岗呀？但孙祥凝没多想，军队上 的事情搞不清楚。 　　确实，9月13日的那天早晨，专机师的营院里特别清静， 从来没有过的清静，人很少，几乎见不到人。不要说家属会感到奇怪，就是机场 的工作人员偶然出来，也会感到奇怪。机务处有块菜地在机场西边，种着地瓜、 花生等，每天早上，机务处的人都会去劳动。可这一天，他们去菜地，发现怎么 这么安静，没人活动。平时机场的早晨是最热闹的，准备飞机的，锻炼的，到处 都是人。 　　为什么会如此安静呢？ 　　噩梦般的一夜终于忙乱过去了，天大亮。像往常一样，有人来请示训练飞行 什么的。因为已经有禁空令，师长时念堂说不要动，听命令，这样机场的日常活 动就都停止了。以后时念堂说，因为脑子糊涂了一夜，闹不清，只能观望。不敢 继续活动，一动会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谁也不敢动，有些事该搞也不搞了 。不能进机场，就内部学习，文革中也习惯了，一有事就政治学习，所以机场很 静，见不到人。 　　9.13事件的消息在最初一直被封锁着。 　　到了9月底，老潘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孙祥凝嘀咕起来，往常到这时候， 老潘一定会让人来家里拿秋冬的衣服，可是这次天凉了，老潘却没有来要这要那 。孙祥凝悄悄问财务科的一个家属，怎么老潘也不找我要衣服？那时，专机师人 人自危，谁都不知道会不会牵扯到自己，全都明哲保身。人家说，你到政治部去 问问。孙祥凝想，老夫老妻了，追这么紧，让人笑话。她没有问，也还是没有往 别的方面想，因为机场空勤灶还是正常给家里送米面。过了10月，孙祥凝从南口 娘家回来，机场来人说，老潘犯了点错误，别太着急。孙祥凝仍然没想别的，从 老潘平时的表现，他能犯什么错？大不了到干校劳动去。 　　到这时孙祥凝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照常上班。当然到了后来，她也觉得不对 头了，平时机场里很多熟人见了面都很热情，现在却不再打招呼，冷冰冰的，甚 至还装着不认识。没两天，海淀医院给孙祥凝办了“学习班”，一直不让与家里 联系，家也给抄了个底朝天。老潘的两个女儿12岁的潘鸶、11岁的潘鹭，还有2 岁多的儿子潘鹏，不得不被住在南口的姥姥接走了。本来单位是要把他们送回老 家的，但潘景寅老家已经没有人，才没被送走。老潘的房子也被收走了，家中的 东西被拉到南口姥姥家。姥姥不收，又拉了回去，堆在库房里，散失了不少。以 后落实政策，组织上给了一笔赔款。 　　说是办“学习班”，实际上孙祥凝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 以地方也不是很热心，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区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 ，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她很想孩子们，乘机溜回家，也没钱，一路走 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犯人”没了，请示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说政治保护， 南口派出所把她叫走，最后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升了格。 　　临走，孙祥凝对父母说，妈您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家 人到处找也找不到，说失踪了。拘留所的日子不那么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 睡地铺，孙祥凝不在乎。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她性格虽然很开朗， 但在那种压力下，她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就这样 ，前后关了一年，神经就有些不正常了。 　　因为揭发来揭发去，揭发不出什么材料。加上组织上左查右查，也没查出老 潘有什么问题。几经请示，决定放孙祥凝回家。关押是解除了，但却没人给孙祥 凝摘掉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出狱时她才30多岁，头发特别长，面黄肌瘦，孩子们都不认识了。在南口娘家又 呆了三四年，八年过去了，孙祥凝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 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孙祥凝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 帽子。家里老人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找”进监 狱里。母亲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弄着孩子过日子吧。几 经周折，到了1978年9月15日，她总算正式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 里没食堂， 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在 挂号室工作。 13 　　原来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老潘知足极了，爱人漂亮，两个女儿一个 儿子也个个漂亮。三个孩子都是老潘的宝贝，老大叫潘鸶，老二叫潘鹭，老三叫 潘鹏，三个孩子的名字全是老潘起的，都有一个“鸟”字，都与飞行有关，从中 也可以看出潘景寅是多么热爱飞行。 　　怎么认识老潘的呢？认识老潘的过程很简单。 老潘虽然没上过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学飞行。以后潘景寅 调到北京某机场，他在航校的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住在孙 祥凝家，了解到孙家有个女儿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了红娘。潘景寅长得很 精神，又身高一米八，孙家很满意。孙祥凝长得也很出众，脾气又好，老潘更满 意，一拍即合。那时老潘已经30岁了，大孙祥凝8岁。学校也很支持，专机飞行 员嘛， 特批结婚，但要求孙祥凝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孙祥凝说，哪谈什么恋爱呀，谈 恋爱就没怎么见面。他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老是你在我不在。结婚后 也一样，几个孩子都是我妈给带大的。大女儿潘鸶到城里看病，没有钱坐车，都 是姥姥背着一步步走到城里，再一步步走回来。遗憾的是大女儿潘鸶从小得的小 儿麻痹经过治疗已经好转，因为老潘一走，本来继续的治疗没能继续下去，至今 潘鸶还站不起来，这成了孙祥凝的一块心病。 　　老潘在时，经济上不发愁。他一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孙祥凝 只有30几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妹父王玉琳被停飞转回了沈阳， 两个孩子留在北京没走，也住在姥姥家。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退休金接济。 　　生活这么困难，孙祥凝还一直照顾着老潘的父亲。 　　孙祥凝对老潘的父亲很好，因为潘景寅对父亲很好。 　　潘景寅1929年1月出生，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14 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改成四野的部队路过，他把牛鞭子一扔， 跟上部队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向潘景寅的父亲要牛，交不出牛 来就灌辣椒水，父亲差点死去。所以老潘一直心存歉意，到北京工作后很快把父 亲接来。以后，孙祥凝为老人请了个保姆，为老人送了终。 　　那些年，说三道四的人不少，孙祥凝不管，一心要把老潘的三个孩子带大。 真是咬着牙过日子。两个女儿才半大，帮不了家里，最小的儿子1969年2月1日 出生，要喝牛奶，买不起，就养羊，挤羊奶。姥姥家在南口的院子里有地方，就 养猪养鸡种菜，每天从早忙到晚。过年卖头猪，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好在姥姥 姥爷是南口的老住户，人缘相当好，孩子们在南口基本上没受到什么歧视，也没 遭什么罪。如今孩子们都结了婚，有了满意的工作。几十年过去了，生活越来越 好，孙祥凝却念念不忘给老潘一个说法。 　　她一直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东上西你只是执行命令，怎么就成 了反革命啦？她不服，给所有坐过老潘专机的中央领导人写申诉信，要求给个说 法。老潘最早是给宋庆龄飞专机，过去宋庆龄年年要回上海，都是坐老潘的专机 ，有时她在上海多逗留几天，老潘就在机场等着她，彼此很熟。孙祥凝给宋庆龄 发了信后，宋庆龄很快派秘书来海淀医院了解情况，阴差阳错没见上。1981年5 月29日宋庆龄去世，孙祥凝想通过她摘掉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愿望落空了。 　　但孙祥凝并没死心，她相信老潘是好人。 14 　　事情真是具有戏剧性。 　　那些日子正流行苏小明演唱的歌曲《军港之夜》，孙祥凝翻出一摞报纸，听 说那上边有《军港之夜》的歌片。翻着翻着，她随便扫了一眼《人民日报》的大 块文章，这无意中的一眼扫出故事来了。平时大块的文章她是不看的，偏偏就在 这张报纸的大块文章上，她一眼扫到了一句话，一句对她和孩子们至关重要的话 。 　　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9.13事件中的）飞行员是个好人”。孙祥凝 顾不上翻什么歌片了，捧着报纸上下左右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 　　这事要从1980年11月15日新华社的一则电文说起。《人民日报》第一版右 下角在第二天刊登了新华社一则短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在回答客人提 出的问题时，邓小平谈到了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发展 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还向客人介绍了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 　　邓小平那段时间会见的外国客人很多，有时一天要会见好几拨。一般说来， 谈话的内容都不公开见报，只登个简讯。 　　如果这样一来，下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几天后，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将近一版的《就当前国 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因为此时正值审判“两案”，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专门问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在谈到那架 三叉戟时，费尔问，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 ？还是别的原因？邓小平回答，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 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 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在将近一版的访谈中，谈到老潘的就这么一句话。 　　就这么一句话就足够足够了，孙祥凝心想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很快，在新华 社工作的亲戚也把那份报纸寄了来，复印了很多。当我找到孙祥凝时，她手里已 经没有这份报纸了，都送出去了。而且她也记不住这张报纸的时间。不过，有个 影就行，于是，我专门跑到首都图书馆，借出那一年的《人民日报》，一张张地 翻，终于找到了。当时我心里只有一句话，一句像泉水一样不断地往外涌的话。 　　老天有眼啊。 15 　　自从孙祥凝偶然从报纸上看到邓小平对256号三叉戟飞行员的评价后，有了 信心。豁出去了，和二女儿潘鹭骑车到专机师，又骑车到空军信访接待站，还是 1971年的结论不变。孙祥凝没泄气，中南海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门都转遍了，最后 到中南海西门，好心的工作人员指点她们到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志让她们到北京 南站附近的中央组织部接待站。北京那年下那么大的雪，孙祥凝和二女儿潘鹭深 一脚浅一脚摸到了地方。 　　这个接待站是党中央联系群众的一个窗口，它最早是文革初的中央文革接待 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后逐渐演变成联合接待站，定名为人民群众来访接 待室。到了文革后期，落实冤假错案，上访的人很多。往往预约到三天以后才能 谈，每个接待员每天都要接待十几个人甚至20多人，工作量相当大。随着政策的 逐步落实，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像生产队扣工分扣口粮打击报复的事就 没有了，来上访的人也渐渐少了一些。 接待站按片分三个处，一个管东北西北，一个管华北西南，一个管华中东南，每 个处都有十好几人。来访者先到登记处，然后由登记处分配。潘鹭记得，那里有 好多窗口，父亲是河北人，归华北窗口管。接待员的代号是106号，30 多岁的男同志，极富同情心。事隔十多年，几经周折，我好不容易通过单位，打 听到这位好心人的名字。此时他已经调动了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公开他的名字 ，说这只是工作。 　　也确实，这是他的工作。接待上访的工作虽然很繁很杂，甚至很麻烦，但他 热爱这项工作，这是他从1974年在接待站工作以来接受的最大的上访案子。那时 ，接待站老同志很多，106号还算新同志，他刚从五七干校劳动回来。 听孙祥凝一说，他觉得奇怪，不是早就解决了吗？孙祥凝说，根本就没有解决， 我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还戴着呢。106号接待员看了复印的《人民日报》说，你们这 样说不行， 回去写个材料。从表面上看，106号不那么着急，其实接待员就像心理医生一样， 要耐心听来访者讲，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但又不能风风火火，要通过一定的 程序。 　　这时孙祥凝已经回海淀医院上班，住在西苑，这是从医院借的一间房子。怎 么写申诉材料？不少好心人给她出主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上级让向 东你向西，这是原则，一定要写上。材料写好后，孙祥凝又一次去中央组织部接 待站，还是代号106的同志接待。这个同志很不错，一直由他负责。106号每次接 待完孙祥凝，都要向上汇报。 　　孙祥凝前后跑了十几次，也有跑空的时候。每次都补交一些材料，回来写。 潘鹭说，有一次，邓办的工作人员还站在一边听过她们诉说。这之后，孙祥凝又 和家人跑了一两次。106号说，您就别来了，您的材料我都转上去了。至于今后有 什么困难，您再来上访。 　　没多长时间，专机师来人了，给孙祥凝送来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 　　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 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81年12月23日 　　同时按规定补发了抚恤金。 　 专机师问还有什么要求。这么多年，除了孙祥凝受尽了牵连，几个年幼的孩子也 受尽了牵连。要是老潘在，老大潘鸶的腿没准就治好了。老二潘鹭被国家女篮选 上，却因为老潘的问题政审没审下来。老三潘鹏是甲级身体，却没当成兵。本来 潘景寅对孩子说，将来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这几个愿望除老二潘 鹭在医院工作外，都没有实现。 　　想着想着，孙祥凝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提出三条：一、大女儿潘鸶是残疾， 安排工作，减轻负担；二、二女儿潘鹭在南口上班，能否调回城里？三、东西丢 了，要折价赔偿。 　　这几条专机师基本上答应了。 　　孙祥凝还提出房子问题。9.13事件后，她被关起来，三个孩子被姥姥接走， 原来分配给老潘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老孙挤 在医院分给女儿的两间房里，还带着残疾的大女儿和小儿子。时间过去这么多年 了，老潘的三个孩子都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外孙。原来勉强能住的两居室就显得 太窄小了，但至今房子问题仍没有解决。小儿子结婚多年，却不敢要孩子。老孙 年纪越来越大，又得过一次很严重的脑血栓，想请个保姆却没地方住。大家说， 要是老潘在，你还受这个罪？小洋楼都住上了。是啊，孙祥凝多么希望有一天老 潘推门进来，大声说，瓜馅饺子呢？还有没有？我还没吃呢。然后孙祥凝说，有 ，有，马上就好了。 只可惜这只能是一个永远在做永远做不完的梦。 没上专机的五位机组人员 16 　　三叉戟机组一共九个人，只有四个人上了专机，另外五名机组人员还没有上 ，飞机就慌慌张张起飞了。是因为太匆忙没来得及叫？还是故意不叫？因为机上 的四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机上的黑匣子至今没有露面，所以只能是猜测。 　　看样子，没来得及的可能性大一些。 如果机组人员全都上了专机，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 　　逃掉了死亡，却逃不掉“罪过”。 　　没来得及上专机，是不幸，也是幸，事后当然庆幸没上飞机。尽管以后的“ 罪”没少受，厄运缠着他们不放。但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五位机组人员应该感谢 命运网开了一面。幸好命大没上飞机，上了，不就糊里糊涂死在异国他乡了吗？ 温都尔汗会再多五具尸体，又会有五个家庭遭受更多的不幸，而最后得到一张病 故通知书。一想到这些，一切的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因为，他们活着。 　　那天到北戴河后，开完飞行总结会，已经很晚了，因为说任务是第二天一大 早，所以机组除了潘景寅都抓紧时间睡了。要不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在专机旁打 了个电话，机组的五位成员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呢。 　　邰起良打电话给调度室，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到？ 　　调度室主任姓李，是专机师派来的，急了。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砸门，调度室主任喊，首长到机场了，快快快起床！ 　　机组的五位成员几乎同时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蹦起来。 　　飞行员有个习惯，两只鞋尖一律朝外，蹬上就可以跑出去。可是，第二副驾 驶康廷梓以紧急集合般的速度胡乱套上衣服，一只脚伸进皮鞋里，第二只脚还未 来得及伸到第二只皮鞋里，就听见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怎么会？他的航行包 就在飞机上放着，没拿下来，省了一道手续。他连鞋带也没系，衣服也没扣，就 疯了一样冲出门。黑暗中，他看见机组的两个老同志陈联炳和陈松鹤跑在他的前 面。 　　如果要是英制子爵号，发动机性子慢，要响半天，才能发动起来。三叉戟飞 机是个急性子，起动快，还没等大家跑到跟前，专机已经滑动了。眼看着三叉戟 沿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越滑越快，接着就嗖地飞上了天。因为飞机没像平时一样 打开机翼灯，很快就被黑暗吞没了，只有越来越弱的飞机声还在耳边嗡嗡着。 　　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停机坪跑的几个机组成员全傻了眼，一时怔在那里。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专机组都知道，准备飞机从来都是全机组一起准备的。 飞机落地下来首长走了，机组还不能走，还要查飞机，查得很细，每个地方都要 检查。检查完了还要塞上各处的“眼”，盖上蒙布，才能回去休息。如果8 点起飞，夜里3、4点就要起床到机场，提前好几个小时准备。打开飞机蒙布，取 出塞好的“眼”，然后发动机试车，每个部件检查到，良好了，才能放心。剩点 时间还要里里外外地擦，拿抹布和汽油，擦飞机，做清洁工作。然后在机场待命 ，等待首长。飞机尤其是专机，不像汽车，上了车就开。飞机复杂得很，冬天夜 里那么冷，要提前一个小时准备好，加温开车。准备时间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到两 个小时，要是有故障，那时间更长。试车排除故障，排除不了，任务没了，一天 也是它，两天也是它。那时设备陈旧，不像现在换上个部件就完事，那时得修， 挺复杂，所以专机机组最辛苦，没白天没黑夜。要是在家，还好一些，地面有一 套设备，机械师都在。在外边，就靠机组几个人，必须全体到外场，大家一起上 阵。对于专机组来说，无论干什么，都是机组人员一起行动。可以说，这是一条 铁的“纪律”。 　　可眼前是怎么回事？ 服务员小魏因为要提暖水瓶打开水，动作稍慢了一步。她提着两个暖瓶，望着已 经起飞的256号三叉戟，奇怪极了，着急地说，我开水还没打，他们怎么就起飞 了？四位垂头丧气的“难友”顿时觉得自己失了职。 17 256号三叉戟配备了专机师最强的技术力量，从北京飞向山海关。然而专机组的所 有人做梦都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三叉戟再次从山海关起飞时，机组作为一个集 体已经永远不存在了。昨晚11点，机长潘景寅在机组准备第二天飞行的会上，安 排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到机场做准备，然后吃早饭，然后再到机场待命。 没想到才睡下两个小时，一切全变了。 专机起飞了？我们机组成员还没上齐，怎么就起飞了？是不是在梦中？不是，专 机确实是起飞了，停机坪上空空的，飞机早就没影了。这五个没上飞机的飞行员 全都目瞪口呆，谁也不明白机组的部分成员还没上飞机，怎么飞机就起飞了呢？ 几个人想也没想，不约而同，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调度室跑，看看飞机往哪里 飞？ 在调度室，他们也没搞明白。但他们总算搞明白了一件事，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只 有机长潘景寅和三个机械师。9月的北戴河，晚上海风很凉， 康廷梓只穿了布飞行服，感到挺冷，晚上睡觉就顺手把窗户关上了。虽然他睡觉 极轻，又只隔一道墙。但康廷梓一点也没听见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起床，说明潘 景寅叫三个机械师时动作很轻。据警卫飞机的海军战士讲，三个机械师到停机坪 大约是零点零几分，潘景寅离开房间是零点15分，而林彪一伙大约是零点22分 到机场的。从潘景寅叫油车加油，到飞机强行起飞，只有短短35分钟的时间。 很奇怪，为什么潘景寅只叫住在同一房间的三个机械师起来准备飞机，没叫其他 的机组成员呢？按惯例，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是机组全体人员一起做的。潘景寅应 该把大家都叫起来，分头准备。他为什么没叫？现在谁也说不清了。 被专机丢下的五个人起码还是一个集体，后半夜谁也没睡。首先是向领导详细报 告，当时根本没考虑自己会怎么样，也根本没想到会把自己怎么样。大家一起分 析，飞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争取给上边处理这件事多一点参考。可是没有人听 汇报，是不愿意？还是顾不上？不知道，反正没有人听汇报。 9月13日上午，机组的五位“难兄难弟”还有自由，大家还在研究分析， 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这时，他们还是谁也没想到给家里打电话，也没想到自己 会失去自由。很快中午就不让到食堂吃饭了，一份一份地送来。还没等几个人弄 清是怎么回事，下午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囚犯，包括专机师临时调到山海关机场的 调度室李主任，都被海军严格看管起来。 9月14日下午，机组没上飞机的五位成员被山海关机场的海军战士两个架一个， 押上开往北京的专列。待遇倒不错，高干待遇，一人一间软卧。可惜有两个形影 不离的海军军人在不错眼珠地看着。 就这样被押回北京。 18 到北京已是9月14日的晚上，立即被关进公主坟海军大院西侧的平房招待所。这 可不是住店的客人，而是犯人，招待所也不是招待所，而成了临时监狱。自从卸 下火车又被装进吉普车，还莫名其妙的五个人才彻底明白，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 。专案组桌子一拍，身上一搜，钥匙手表都收走了，说是怕自杀。机组人员觉得 很好笑，为什么要自杀？有的说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自杀，最起码我得对家对 孩子负责，除非你把我打死。有的说，我们又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关了大约一星期后，他们又被秘密押送到西山的亚洲疗养院。这时亚洲疗养院已 经成了审查9.13事件的根据地了，中央专案组把空军的、陆军的包括林彪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凡是与9.13事件沾边的都“请”到这里，实际上亚洲疗养院就是监狱 了。一人一间，门口坐着北京军区派的战士。弄得就跟犯人一样，一举一动都被 监视着，当时那气氛，只能拿恐怖来形容。 在海军大院关着的那几天，曾问他们在山海关看到什么了？海军的保卫部门也好 奇。事情发生得太急，中央专案组还没准备好，没铺开摊子。几天后，时任北京 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开始审问。就那么点事，问完了，再没什么说的，再问再 从头说一遍。说的人没烦，听的人早就烦了。审问者觉得真是问完了，就两个人 一间，再不问了。不过，还是高干待遇，有警卫战士坐在屋门口警卫着。 没上飞机的五位专机组成员还算运气不错，他们在1972年春节被交回空军，直接 拉到空军学院。待遇又提升了，变成一人一屋，当然紧箍咒还箍着，还是审查， 不过总算降了格。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接受审问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 这可把笔杆子练出来了，一辈子也没写过这么多的字。经过所在专机师专案组的 一年半到两年的隔离审查后，陆续被放了出来。专机组的五个人“待遇”不一样 ，服务员小魏放得最早，1972年8、9月就走了，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到1973年6 、7月出来，也算放得早的。那三个老一点的到1973年底才放出来，关了足足两 年。 你以为放出来就好了吗？哪有这么好的事！ 放出来还是没有自由，又以参加劳动和办“学习班”的名义继续马拉松式地被审 查了三年。总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最后结论。专机组几个人政治待遇还是不 一样，三六九等，其中三名机组成员的结论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 方向性错误”。大概因为康廷梓年轻，他的结论少了“严重的”这个副词，只是 方向路线错误。小魏更年轻，又是战士，所以比另外四名机组成员“问题”都轻 ，没写上这一条，算干干净净。 到1976年，包括放牛娃出身的陈联炳在内的机组五名成员全部被取消飞行资格。 其实，在宣布取消前就已经取消了。他们自从那个奇怪又可怕的夜晚，就已经没 有飞行资格了，只不过没有宣布罢了。不仅没有飞行资格，连作为一个公民的自 由行动的资格也一律没有了。 接着是转业，勒令限期离开北京。 19 虽然转业到了地方，但是没有平反，确实没有平反。陈联炳转业回安徽后，就曾 回专机师来找过，要求平反。说实话，当时的处理确实不公正，不那么实事求是 ，要说明的是，这与专机师无关，是上边的意思。可是，平什么反呢？根本就没 有立案，也没有给什么处分，正常转业，也正常分配了工作，所以无反可平。转 业到地方已经好多年了，再重回部队也已经不可能。 关于这一段，他们不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说，又都到了新单位，没有人知道他们 还曾当过一年到两年的“犯人”。只是他们的档案里，写着说不清的“方向性错 误”，而且还是严重的。 这不是出洋相吗？那时飞三叉戟，当然光荣了，这是最重要的专机任务，是组织 上派的，也不是自己挑肥捡瘦争来的。到专机组都是思想技术最好的飞行员，现 在倒成反动人物了？专机飞行本身就有个特点，上了飞机，你不知道往哪飞。文 革中被困在武汉的毛泽东直到飞机起飞后，才说到上海。专机飞行员，不就跟汽 车司机一样嘛，人家让你上哪，你就上哪，难道这就叫“方向路线错误”？哪次 飞行都可能出事，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全心全意，却被当成 敌我矛盾，简直是黑白颠倒。副驾驶康廷梓离开部队时是连职，他写了100多封 申诉信， 全退到专机师，有人好心地告诉他，别再写啦，没人理。 1981年，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的问题解决后，专机师根据上级指示给五位没上飞 机的机组人员改结论，专门派人到他们各自的单位，从他们档案里抽出与9.13事 件有关的那些材料。康廷梓说就算了，人都弄到农村了，还搞这个干什么？保卫 科第二次又去，坚持从档案里把那些东西全撤出来，但还是不作结论。 毫不夸张地说，9.13事件后被关押的这几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试想，如果他们 没有进三叉戟机组，那他们会像他们的战友一样，继续留在专机师，随便混到师 级没有问题。更有可能混到军级，这样，就是将军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专机师有一个副中队长，送邓小平去日本，回来很快升到副师长。还有好几位当 年的空军司令部参谋，跟康廷梓的职务一样，几十年后都升到了将军级。专机师 是空军的独立师，执行军级职权。就是什么职务也没有的飞行员，退休也能到副 师级。专机组的飞行员都是专机师各专业中优中选优最好的技术人员，正是能飞 的年龄，可以飞到最高年限55岁，然后从高位上离休或退休，安享晚年。 可是不幸，他们被命运卷进了9.13事件中。 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啥也不知道，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他们怎么能想得通？ 恐怕换谁也想不通吧？ 可是，想一想文革中国家主席都被关起来了，都死在监狱里了。还有那么多那么 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老将军都成了阶下囚，死的死病的病，我们这些小人物又算 什么呢？问题是专机师却因此大伤了元气，我们的国家大伤了元气。 据总政驻专机师的工作组组长王克卿回忆，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在专机师没几 天，有事回总政去了，由他接班，他那时在总政群工部群工处当处长，带了总政 各单位抽调的一二十名干部。专机师包括场站，团级单位多，范围大，每个团级 单位都要进驻工作组。他大约是10月初到的专机师，他记得他到以前专机师已经 内定了81名“嫌疑犯”，都没关，只是调查，关谁不关谁由中央直接定，包括进 “学习班”的人都是上边定的。总政工作组的任务是稳定部队，执行专机任务， 同时审查还有没有“嫌疑犯”。 专机师最后处理了包括专机师师一级干部在内的60多人转业，其中不少是尖子飞 行员。飞行员是技术兵种，也是熟练工种，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培养出来的，培养 出来也不是一两年就可以熟练的。这种“大换血”由此造成专机师技术水平严重 下降，加上那个年代管理混乱，飞行事故不断，连摔飞机。不仅发生了双机相撞 等严重事故，甚至还发生一个战士因提干不成，私自开动一架三叉戟自杀的“大 飞机事件”，此事很不光荣地登上了空军的大事记。 20 说了半天，五个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到底都是谁呢？在所有的有关9.13事件的文 字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全部的名字。或许对历史来说，具体的张三李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一段铭记在你我心中的人生过程。但是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 们就是一段历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已经认识了三叉 戟专机的四位机组成员，现在我们再来认识没上专机的五位机组成员。他们是第 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 空中服务员小魏(请原谅，小魏不愿意公开她的名字)。 团副参谋长、专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1947年入伍，外号二虎。作风泼辣，性格 豪爽，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是从朝鲜前线被选上飞行员的。当时他们这100 名入选飞行员的战士分乘两辆卡车回国。途中一辆卡车被敌机的炸弹炸中，幸运 的老陈在另一辆卡车上，他亲眼看见一车50名战士转眼间全部牺牲。 作为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单独驾驶三叉戟执行过很多次专机任务，是三叉戟的第 二号人物，在改飞三叉戟前是图-124飞机的技术权威。他除了同潘景寅一起执行 重要的专机任务外，还负责三叉戟飞行中队的新飞行员的训练工作，康廷梓就是 在他的教导下放的单飞。 陈联炳以后转业回安徽合肥，在某工商局任过副局长。他家属是随军到北京的， 一块回去。据说他爱人患有比较严重的风湿病，已经去世。陈联炳的身体也很不 好，加上心情的原因，得了胃癌，动过两次大手术。 大队领航副主任、专机领航员李成昌，1951年的兵，性格幽默，记忆力超群，全 国多数机场的电话号码和导航频率都能倒背如流，甚至不拿地图就可以完成整个 领航工作，被称作“活电脑”。他是专机师领航专业的技术权威，改飞三叉戟前 一直在英制子爵号上担任领航。9.13事件后停飞一段，爱人是第二批女飞行员， 也因此停飞一段。后来因爱人家在上海，转业到上海民航，还继续飞。停飞后在 上海某厂销售科工作，心情也不那么好。 团通信副主任、专机通信员陈松鹤，性格沉稳，思维敏捷，技术拔尖。他差不多 和陈联炳一样老，在苏制伊尔－18等机种上执行过很多专机任务。因为他能胜任 英语会话，还到过东南亚、非洲等国外执行专机任务。陈松鹤的爱人在空军学院 卫生队当护士，和他一块转业。陈松鹤转业后在杭州的一个卫生院任过党支部书 记。 飞行三大队第八中队，也就是刚成立的三叉戟中队的中队长、第二副驾驶康廷梓 ，郑州西边的巩义县人，1971年32岁。按机组的业务分工，是没有他的位置的， 只是在飞行中起到预备驾驶员的作用。虽然他在一般专机任务中担任机长，但在 重要专机任务中，只能担任副驾驶员。这架256号三叉戟，是康廷梓和中队的飞 行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飞行员共同试飞12000米的高空性能后， 从广州接回北京的。 老康的家属在城里上班，小孩那时一岁多。老康临去北戴河前连面也没见上，只 是在电话里匆匆说了几句。突然人不见了，是不是死了？不知道，老康家属急得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10月30日，老康家属到机场打听，谁也不说，甚至连认识也 不认识了。老康家属见过世面，她父亲是转业军人，知道部队上的事，工资照发 ，有工资就有人。过了两个多月，才确知老康还活着。 机组的三位老同志都含泪离开了北京，只有被“发配”到河北农村的康廷梓千转 百回，最后终于不屈不挠回到了北京，全家团圆。 所以我很快找到了老康。 第二副驾驶康廷梓 21 康廷梓当上飞行员挺不容易。1956年他初中毕业时，赶上空军第一次在社会上招 飞，这之前空军飞行员都是从陆军中挑选。瞧这运气，好的没法说。老康兴奋极 了，因为体检误了中考，就没考，一心想当飞行员。为什么想当飞行员？老康说 ，那时也没想别的，就想着当飞行员痛快，每月还有七元钱的津贴，这对一直是 穷孩子的老康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招飞体检相当严，不幸，康廷梓体检没过。 老康心里有数，不是身体不行，当时背着干粮上学，上了火。鸡飞蛋没打，虽然 没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但他成绩好，学校保送上了高中。这中间一直没招飞，就 是招飞老康也没戏了，因为那时一般不从高中生中招兵。没想到三年高中上下来 ，到了1959年，好运气又来敲门了。 神差鬼使，空军在河南招收第二批女飞行员，同时招收男飞行员。 这一回，不仅有应届初中，而且有应届高中。这是第一批在高中毕业生中招飞， 康廷梓符合报名条件。他在报了北京航空学院后，也参加了招飞体检，这回接受 了初中的教训，双管其下。不过，康廷梓有把握，这回肯定身体合格。果然合格 ，他不愿再让一贫如洗的父母为他的学费奔走，毅然当兵。高中同学一共走了三 个，那两个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淘汰了，只剩老康一个飞出来。这是1959年8月10 日， 他先去了空军预校。在他走了五天以后，家里接到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大学就算了，还是当飞行员好。 航校那时不讲学历，到80年代，才补发了大学本科学历证书。 康廷梓在航校学会飞两种飞机，在同批学员中飞得最快最好。1964年，康廷梓以 学员班长的身份，带着空军六航校15期的41名少尉飞行员来到专机师。分到专 机师的41名少尉飞行员，高中毕业生只有三四个。康廷梓在飞行员中，文化程度 相对算高的，人又聪明，遇事爱动脑筋。几年飞下来，就熟练掌握了苏制伊尔-14 ， 又改飞大型飞机伊尔－18。同批老飞中就他一人飞出来，刚飞完，马上又改飞三 叉戟。三叉戟的飞行手册都是英文，康廷梓边学英文边翻译。1971年9月12日当 天， 他还在认真地“啃”英文。 只可惜飞行年龄只有短短12年。民航比军航松一些，可以飞到60岁，康廷梓的 同学现在还有在民航继续飞的。如果没有9.13事件，康廷梓肯定飞到最高年限。 22 本来康廷梓是完全可以躲开256号三叉戟的。 政治上老康没的说，特别老实，辛辛苦苦，从来没迟到过。饭做晚了，宁肯饿着 肚子，也去上班。虽然是老飞行员了，也没单元房，住在平房里，在外面做饭， 赶上刮风，饭里全是土。家属上班远，小孩还小，所有的困难老康都自己克服， 从来不找领导嚷嚷困难。到专机师九年，他只请过一次假回家。因为母亲青光眼 ，回去两三天，就回部队了。飞行员法定的年年有疗养，他因为忙，只疗养过一 次。9.13事件前计划好了去庐山疗养，因为国庆节前要用三叉戟，就没去。要是 去疗养了，9月16日他才能回来，那就躲开了9.13事件，多好。 可是尽管老康在家，按常规他也不应该被编进三叉戟256号机组。因为专机上两 个驾驶员就足够了，有了潘景寅，有了陈联炳，一正一副，双保险，实在没必要 再加上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大概是因为三叉戟几次飞海南岛，多是康廷梓给潘景 寅当副驾驶吧？所以潘景寅把康廷梓也叫上了，把他编进256号机组。比起另一 位在飞行团当副参谋长的副驾驶陈联炳来，康廷梓算年轻的，自然是康廷梓担任 第二副驾驶。这样，飞往北戴河的专机就有了三个驾驶员，一个机长，两个副驾 驶。 在9.13事件前，除了潘景寅和陈联炳是跟巴基斯坦教练学的三叉戟外，在他们三 叉戟中队里，可以单独驾驶三叉戟专机飞行的只有老康一个。在整个专机师，能 单独执行三叉戟飞行任务的就他们几个，康廷梓专门到广州学习了三个月。他们 从当时国内最大的飞机伊尔-18改装，比从其他机种改装容易一些。 还有几个飞行员也改装了三叉戟，这时还没有完全飞出来。9.13事件后执行第一 次专机任务是送一个演员团体出国演出，由大队长陈怀照驾驶三叉戟。后来陈怀 照驾驶三叉戟在桂林失事，机毁人亡。 潘景寅把康廷梓编进256机组，管专机飞行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并 不知道。9月12日深夜，256号三叉戟机组到北戴河后， 机组人员开完飞行总结会议，都很快进入梦乡。空军副参谋长要准备另外几架飞 机，飞行员拨拉不开，他从北京打电话问潘景寅，问怎么让康廷梓也去北戴河了 ？因为这样一来，三个单独放飞的三叉戟飞行员都上了256号专机，北京再也组 不成一个三叉戟机组了。于是潘景寅到门外问，三叉戟中队的另一位副中队长外 出回来恢复飞行了没有。已经睡下的康廷梓一边起床开灯，一边回答，白天恢复 飞行了，夜间还没有。按规定，飞行员停止一段飞行后，在执行任务前一定要恢 复飞行。住在康廷梓隔壁的第一副驾驶陈联炳补充了一句，还有大队长呢。意思 是如果副中队长没有恢复飞行，还有大队长可以飞。 　　如果康廷梓不跟着三叉戟到北戴河，留在北京，肯定就没有后来的关押和审 查了。而且他理所当然成了三叉戟的权威，三叉戟中队五个飞行员，四架飞机， 刚组建，就他一个人飞出来，“飞黄腾达”绝对没有问题。 这事情真说不清楚。 偶然啊偶然。 事后想起来，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还有好几次躲开9.13事件的机会。 1970年，专机师想调康廷梓到司令部当参谋。老康全面，高中生，又懂点英文， 飞得也好，又能吃苦。一谈，康廷梓不愿意，虽然到机关还可以保留空勤待遇， 吃空勤灶，但飞得就少了。飞行员嘛，还是在第一线飞好，那时也没想什么当官 不当官，就想多飞。9.13事件后，人家埋怨说，让你当参谋你不来，你要来了， 不就躲开9.13了吗？ 真难说是不是“命中注定”。 大概是“命中注定”，你怎么也逃不开这致命的一劫。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代，人人都在快要化了的冰上行走，你躲 得开9.13，可能还会有914，915，916在等着你，很难说什么时候，就掉进冰窟 窿里。 多少年后康廷梓说，他的命运比小说还小说，真实得让你哭不得笑不得。1969年 ，康廷梓在改装三叉戟时，正与空军大院一个干部的女儿谈恋爱。师副政委专门 到大队找他谈话，说那个干部是“反革命”，正在干校监督劳动。你是飞大飞机 的，飞大飞机的飞行员没几个，不要谈了。很显然，如果继续谈，后果自然是“ 开除”出专机组，而且后来也不会改装三叉戟，那就绝对与9.13事件没有任何关 系了。 这种事让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一是现在没有什么“反革命”了；二是现在的领导 也不会干涉你的恋爱，你爱和谁谈就和谁谈；三是就是你多管闲事，我也可以不 理你，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可那时的人不一样，康廷梓一心听党的话，一心要 求进步，不让谈就不谈吧，立即断掉。 可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几年，那个被当成“反革命”的空军大院 的干部从干校回来了，又一路蹿红，成了审理9.13专案的领导人物，而康廷梓却 彻底“陷”进去了，由红变“黑”。从此老康的命运江河日下，停飞了不说，还 被勒令离开部队。 接连多少年，还老是与9.13事件藕断丝连，想扯也扯不断。 23 康廷梓被审查了22个月，1973年6月放出来。心爱的飞机是再不能碰了，连摸一 摸也不可能。放是放出来，但还是“劳改犯”，“事”还没完，“帽子”还沉重 地压在脑袋上。每天老康在机场跑道西边的砖厂劳动，晾土坯，推土坯，清炉碴 ，全是重体力劳动。听着飞机起飞降落震耳欲聋的声音，心在流血。苦累什么的 倒在其次，多苦多累老康都能承受，但把他当敌人对待，他怎么也想不通。 干了半年苦力，冬天不能烧砖了，弄到南苑机场，办“学习班”。 康廷梓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卷进9.13事件中，更没想到被关起来，成了专政对 象。现在想想真可笑，但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什么都已经没有了因果关系， 没有了逻辑关系。说什么也没用，人家也不听你说。到1976年，部队转业10万 ，借机处理，要求有“问题”的人一律离开北京。这时康廷梓的老二还小，才一 岁多，他请求能不能缓两年再走。不走不行，人家狠狠地拍着桌子，吼道，转业 。没二话，还不许留在北京。 确实，当兵的哪来哪去，可飞行员有特殊规定，退役后就地安置，所以飞行员都 在当地找对象成了家。可是他们这几个不行，不能留在北京，非让康廷梓回河南 。据说有人不走，还有用枪押走的。当然也有个别“死硬”分子，坚决不走，没 有房子了，就在颐和园边上用碎砖搭个小棚住，那也不离开北京。 康廷梓老实，他不敢留在北京，他也不想回那个穷极了的老家。他哀求实在不行 ，留在河北，家属孩子都在北京，河北离北京还近点。人家总算开恩，给他河北 两个最穷的地方让他挑，一个承德，一个张家口。老康挑了怀来水库，这里离家 更近点，进了沙城拖拉机站修配厂，当车间主任。车间工人全是农民， 一呆 9 年。1984年底老康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两地分居的理由回到了北京。四机 部给的名额，到老伴的工厂，而且是以干部身份调回，在300 多人的车间当党支部书记，好不容易鸟枪换了炮。专机师的干部还不错，到工厂 两次，说了些好话。老康干了一年多，工厂在酒仙桥，太远，又好不容易调到宣 武区税务局，以后又调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搞政工，直到退休。 老康叹口气说，让买房子，就5万，我也买不起。不过反正饿不着， 没钱倒也罢了。可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从北京市国家税务 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 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 忆录，受到党史专家们的普遍好评。 咳，9.13事件使本来应该成为飞行专家的老康成了作家。 空中小姐们 24 说了半天，我们忘了没上专机的五位机组成员中还有一位女兵没有露面。 这就是空中服务员小魏。 小魏是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上的服务员。 现在叫空中小姐，那时在专机师，就叫空中服务员。 9.13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四天，有关人员都“圈”在候机楼里，不许走动一步，机 场已经被卫戍区接管了。在空军学院传达完中央57号文件，副队长孙某某等就被 关起来了，她生孩子才40天。本来很清白的人，却怎么说也说不清，越说越黑。 作为服务队的女兵她们知道什么？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被关起来。不就是端茶 倒水打扫卫生嘛，就那么点事，用不了三分钟，就说完了。不行，你一定知道内 幕，逼她。小魏冤枉死了，你就是浑身是嘴，又怎么说得清？何况谁相信你说的 ？ 对于小魏来说，那是一块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小魏68年兵，1969年从通信队调来，9.13事件时服役期还未满。据第二副驾驶老 康介绍，小魏的身世很让人同情，父母早逝，她上边有个哥哥。三叉戟机组的人 说，面对这突然事件，我们这些大老爷们都吃不消，更何况小魏？肯定受了大刺 激，气得她心脏乱跳，手直抽筋，掰都掰不开。 慢慢地，事情越来越清楚，不少人陆续被解脱。机组的五个人中，小魏是战士， 好处理。她最先获得自由，到卫生队呆了一段，1974年就地复员。出来上班，都 要哥哥送。她自己怕，她哥哥也怕她再出什么事。 很多年以后，我从电话里找到了她，她已经是某报纸的发行部主任，忙得四脚朝 天。她不愿意细说，只是说那时就是工作，别的什么她都不知道。我不放弃，继 续追问，听说本来不该你上三叉戟的？小魏平静地说，那是领导安排的，你去问 领导，我不知道。 我想，当年她被关押时，肯定翻来复去也是这几句话。但我不甘心，我再问个简 单的问题，把你们关起来以后呢？ 她马上否认，没有关我们。 我提醒她，在亚洲疗养院，在空军学院，不是机组剩下的五个人都被关起来了吗 ？ 她还是否认，没有，没有关我们，那是在办“学习班”。 我还想继续问，她打断我，这么多年，都忘了，想不起来，也不想。 挂上电话，我想了很久。我当然很奇怪，9.13事件嘛，与空中服务员小魏有什么 关系？她为什么不愿意说呢？老康告诉我，一说服务队，都自觉不自觉地瞎想。 比如那些公开的谩骂，操场上打篮球，一脚把球踢飞，指桑骂槐，破鞋。那些无 处不在的风言风语，谁给你弄清楚？你只能欲哭无泪。 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有，服务队有一个70年的天津女兵，姓刘，被人在背后粘了 一个纸条，上写着两个大字“妃子”。排队吃饭，大家就乐，她自己不知道。那 时株连风刮得那么厉害，谁敢表示同情？现在当笑话，但当时周围的人都在窃窃 私语，议论终于使她得了精神病。住了两次院，以后送回天津，就再也没有消息 。很多年后，才知道她1989年就已经溺水死亡。 从那样的境遇下走过来，小魏当然不愿意说。 25 和老康一样，9月12日那天，小魏也是偶然上的256号三叉戟。 本来三叉戟的专机任务不是小魏。 是服务队的另一名女战士，小常，常桂珍。 小常怎么幸运地“逃掉”的呢？ 因为1971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是小常和谁值班，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这年 2月林彪到无锡，就是小常和副队长孙某某去的。那时还不是三叉戟，林彪坐的是 英制子爵号。4月一段林彪没有坐专机，他去北戴河坐的专列。到7月31日林彪 回北京参加八一招待会，本来服务队还是想让小常去。小常是68年兵，比起服务 队70年兵来，她算老的了，所以多次让她上林彪的专机，这在当时也算一种信任 。因为小常比较熟悉，这一次林彪的专机任务还是她去好。 但是，小常正赶上来“那个”，肚子太痛。服务队拉不开栓了，只好让小魏顶上 去。小魏和小常都是一年的兵，小魏上了一趟“贼船”，干得不错，就再也下不 来了。再以后，就让小魏上三叉戟了。在服务队，经常有这样的替换，谁也没当 回事。小常与小魏关系不错，小常说，下回补偿，我替你。谁能想到，这临时的 决定，就这样改变了小魏和小常的命运。 小常没有受9.13事件的更多影响，一直留在部队，以后在机场政治处当干事，直 到退休。而小魏可就惨了，成了与9.13事件有“瓜葛”的嫌疑人物。试想，如果 没有9.13事件，如果她愿意，她也会像小常一样，不会脱军装，停飞后可以改个 行，继续在部队，轻轻松松地“旱涝保收”。沾了9.13事件的光，脱军装复员还 算是好的结局。而这个悲惨的过程，本来应该是小常的，命运却神不知鬼不觉地 给了小魏。 多少年后，在服务队的一次聚会时，小常和小魏见了面，她们自从9.13事件后， 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她们都已经变成老常和老魏了，因为叙述的关系，我们 还是叫她们小魏和小常。 小魏笑着说，本来上三叉戟是该你去的，我替了你…… 小常说，真对不起你，你替我受了那么大的罪…… 小魏也想得通，这也不是小常的错，总有人逃不脱。你逃脱了，别人就逃不脱， 总要有人赶上，谁赶上谁倒霉呗。 是啊，历史可不管你姓常还是姓魏。 26 小魏解除关押后，在复员前，被办了“学习班”。 那时，卫戍区接管了机场，在那种“左”得要命的时代，似乎人人都爱憎分明。 人家说啦，给你办“学习班”，是组织上对你们的最大的关心爱护，放出来，群 众还不把你们打死。说实话，还不如让中央带走呢，关在上边他们算什么？小萝 卜头。大人物有的是，而越往下，越算人物。每天有两个女的陪在房间，除了吃 饭睡觉，就是天天写检查。什么也不知道，写什么？不要说阴谋，就是阳谋也不 知道。没办法，只能自己给自己瞎上纲，把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到自己头上。也怪 ，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罪。不是装的，真觉得自己有罪，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向毛 主席请罪。那时大家都虔诚极了，傻极了，甚至有的人一边说毛主席您老人家， 我有罪，一边眼泪哗哗往下淌。 其实有什么罪？根本没罪！ 除了写“上纲”的批判自己的材料，小魏就是和服务队队长、副队长以及领航、 调度等几个人弄成一个“劳动组”，天天到机场边上的沙地种花生。那是一段以 泪洗面的过程，不是“劳动”，“劳动”没什么，而“劳动”回来，路上围着好 多看热闹的人，像观看珍稀动物一样，天天如此。 光看“热闹”也没什么，问题是有人天天要大骂一通。 有一位遗属天天在下工路上等着，因为她的丈夫是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的，牺牲 了，而叫他的人却活着。可这位活着的人被关到中央去了，她见不到，而他的家 属却在这支“劳动”队伍里，所以她张嘴就骂，这一骂可就没有青红皂白了，连 大家一起都捎带上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都不说话，没有人制止。这支倒霉的“劳 动”队伍里，所有的成员都是“绑在一辆战车上”，本来就够垂头丧气的了，那 一刻真是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耗子洞，钻进去永远不再出来。 谁都知道，专机服务队都是选来的最优秀的女战士。能到专机师工作，是光荣。 原来那么受重用，众星捧月般。可现在，成了世界上最臭最臭的人了。你自己还 “自作多情”，把自己当党员，站在党的立场，其实人家早把你推到对立面去了 ，你根本不知道，也不觉得。当时都是“牛鬼蛇神”，男的是“反革命”，女的 是“破鞋”。那时只要有这两条，就能把人打倒。 她们哪里受过这样的污辱？但在那种情况下，你是被“专政”的对象，哪敢乱说 乱动？群众嘛，左中右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不按政策办事，有人恨你，也是可 以理解的。可是那时谁不认识你？本来很熟，却故意离你远远的，用惊讶或者憎 恶的眼光斜着看你，像躲一个烈性传染病人，生怕沾上。这是什么滋味？说不出 的难受，吃糠咽菜都比这好。谁都指着鼻子骂，敢反驳吗？敢对骂吗？不敢。没 有办法，你只能忍着，低着头快快地从人群中穿过，就像你真的有天大的罪过一 样。而围观的人群更以为你有多大罪过，此起彼伏的骂声不断追上来，精神怎么 能不受到极大的刺激？ 还好，没得精神病。 多少年，沉重在心，身体越来越差，整你时还不如死了好。 死了，平反有什么用？受了多大罪，弄得家庭不和，怎么办？心一横，都可以顶 住，还得活下去。以后她们中间的一位对我说，这一来，脸皮厚了很多，你说， 我没听见。你拍桌子，你拍一下，我敢拍两下。你说开除我党籍，你开除不了。 第一我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第二我没给领导送过一分钱的礼，工作一直 不错。第三我没有男女关系问题。信不信？你开除不了。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 。 人就这样，活过来就活过来了。 她们被关了半年，又种了半年还是更长的花生，已经记不清了。 终于调查一大圈，没有的还是没有，这才给了自由。 几个“难友”，或到幼儿园看小孩，或到军人服务社站柜台。 自由是有了，但心灵上的自由却不那么容易得到，还是不愿意去集体场合，怎么 也不愿意，宁肯把自己“禁锢”在黑暗的小屋里，心是伤透了。 后来她们都先后离开了部队。在服务队干了那么长的时间，什么专业也没有，青 春全献给了专机师，到了地方只能是从头干起。 27 是的，青春全献给了专机师。 1960年4月，有一批十几岁的女孩子从公安学校来到专机师。 那时还不叫专机师，还是独三团，扩编成专机师是1963年10月的事情。 那时还没有成立专机服务队。 1959年为准备十年大庆，中国民航和空军专机部队联合执行专机任务，接送各地 来北京参加观礼的国庆代表。服务员不够，中国民航从公安学校借了12名女生。 原来说就借一两个月，没想到又被专机师的前身独三团借去。工作完了，回到公 安学校，继续学习。但飞专机的单位嘛，通天，又要了几个回去。这些女孩子还 想回公安学校，还有好多政治、业务课没有学呢。但专机厉害，你“胳膊”怎么 拧得过“大腿”？最后硬留下三个。这样，她们没有在公安学校毕业，就成了专 机上最早的职工之一。刚开始叫候机室，是个班，那时就四五个人，队员还是职 工。虽然机组人员都是现役军人，但除了执行军事任务，所有的人都穿便衣，这 样也就看不出谁军谁民。 周恩来总理坐专机多，每次坐他都非常关心专机服务员。服务员跟总理飞，不拘 束，比较随便，哪地方人，多大了，三下两下就熟了。那是1963年，总理坐专机 时看见服务员王桂兰拿着一件挂着上尉军衔的军衣，就问，小王，你是上尉吗？ 王桂兰笑了，总理，我不是，我是帮他们拿的衣服。周恩来又问，小王，你是什 么衔啊？王桂兰说，报告总理，我不是军人，我没有军衔。周恩来以为机组全是 军人，有点吃惊，怎么？你不是军人？王桂兰说，我们是老百姓。 在这之前，专机师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机组全是军人，只有服务员不是军人，出 差不方便，也不好管理，就给上边打了个报告，但上边没批。因为这个报告并没 有到周恩来那里，所以周恩来不知道服务员是职工。这回随便一问，周恩来记住 了这件事，他认为不合理。后来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坐同一架专机时，周总理对时 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你这个参谋长怎么不带兵啊？ 这个信息反馈回专机师，专机师趁热打铁，又往上打了个报告，这回顺利批了。 1964年2月，周恩来出访非洲回来，问服务员，你们穿上军装没有？ 服务员高兴地说，总理，我们穿上军装了。周恩来继续问，你授得什么衔？没有 授衔，是勤务符号，这边一架大飞机，那边一架大飞机。周恩来说，没给你授少 尉军衔吗？那也不合理。很多年后，那位服务员回忆，穿上军装我们已经很骄傲 了，不在乎有没有军衔。途经成都休息时，她特意穿上军装给周总理敬酒。 周总理很高兴，没再说什么。 就这样，拿现在的话说，空中小姐穿上了军装。 28 从1968年开始，专机师就一批一批接女兵。到1970年8月，专机师成立服务队 ，发展到25、6个人。专机服务队是空勤人员，吃空勤灶，受场站司令部管理科 领导。队员们别看是兵，但算团级干部待遇，像那时内部放的日本影片《啊海军 》、《山本五十六》，干部才能看，她们也能看。 服务队是专机师的门面，因为专机的特殊性，服务队都是直接跟中央级的首长打 交道。一点小毛病，或回答首长问话，回答得不好，让哪个首长告了，在专机师 就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慎重再慎重。 服务队的队员们全都是百里挑一，直接到部队里选，也有的从电话连或其他单位 调来的，有的是新兵。那时选服务员，长相倒是次要，一般过得去就行。但政治 条件要求特别高，家庭出身要求特别好，工作也要好，政治思想、社会关系、生 活作风以及身体都要面面俱到。这么多条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也实在是不容易 ，多少人中才能选上一个。选来后先放在机场电话班和卫生队，进一步考察。工 作一段后，表现不错，反应灵敏，最好的才能正式到服务队。 服务队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崔春华是1970年的兵，她们来得晚一点，是从新兵连挑来的。崔春华这一批新兵 60多个，刷下去好多。这时候女兵多了，更有了百里挑一的条件，长相、身材都 要强调。到专机师来了8个，其中4个到候机室，都是中不溜个儿，白白净净， 初中毕业。当时服务队叫候机室，挑进候机室的四个新兵后来还淘汰了一个密云 兵，还淘汰了一个，最后飞出来只有两个，崔春华和另外一个。 最近一位著名导演告诉我，别看明星在电影上光彩照人，实际上在生活中形象并 不一定怎么样。这实在是镜头“骗人”，有的人上镜，有的人不上镜，不让镜的 不一定比上镜的差，甚至可能更好。在专机上为首长服务，面对面，形象上的缺 点一目了然，可没有镜头给“遮遮掩掩”。前不久，崔春华到北京，我见过她。 岁月已经过去30年，她的儿子也已经比她还高了，但她依然光彩照人。我心想， 难怪服务队会选上她，果然名不虚传啊。 崔春华初中毕业，参军前在纺织厂干了两年，她第一次坐飞机，感觉很新鲜。崔 春华说，初期的空中小姐，训练很不正规，但大家都是凭着对党的忠心，全心全 意干好工作。 崔春华形象好，工作也好，被领导重点培养，经常飞重要的专机任务。9.13事件 对她没有什么影响，崔春华1976年复员，复员时是战士，到地方后转干，现任某 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处副处长。 空中服务员没完全规定具体年龄，但不能飞太长。专机师这样考虑，飞时间太长 ，将来她们到社会上怎么办？为她们的长远考虑，一批飞个三两年，顶多五六年 ，不能太长，得让她们学些东西。所以没有9.13，她们也是会转换工作的。到地 方，服务队的很多战友都干得不错。经过这一段，锻炼得坚强了，再大困难也承 受得住，这是人生中一笔想也想不到的大财富。 地方很好，根本不管你什么9.13不9.13。 被办过“学习班”的小某复员后坚决不当干部，坚决到车间当工人，真是心灰意 冷了，一点上进心也没有了，就是干活吃饭，她怕再来个什么运动又整她。她高 兴到车间，当了三个月工人，工作干得不是一般的好，又有工作能力，单位硬让 她当业务干部。这样，直到退休。 好在那种可怕的“运动”没有卷土重来。 29 9月12日那天，256号三叉戟起飞去北戴河前，并没有拖到候机楼门口， 直接从跑道南头起飞，谁也没说，谁也没问。那时几乎没有星期天这个概念，紧 急任务可不管白天黑夜，夜浅夜深，说走就走。所以恨不得24小时都睁着眼睛， 当了这么多年兵，动作就是快，服务队和飞行员一样，什么时候都准备好一个小 包，装上日常用具，抬起腿就走。 第二天早上，9.13事件都发生完了，候机室里还是没感觉什么。江青给林彪拍的 那张读红宝书的大照片登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刚好发行，候机室里放了很多 ，出来进去都能看见，所以大家根本没往林彪身上想。过十几天大家才逐渐有些 怀疑，林彪怎么也没回来过国庆节？而且在外面的飞机也都没回来，家里的飞机 也不让飞了，跑道上停了好多阻止飞机起飞的车辆，还来了那么多的陆军看守飞 机。 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 有那么严重吗？大家还是不相信，又没长三头六臂，如临大敌般。不飞就不飞， 机场的飞行员也不让回家，不让打电话。不让就不让，还是没有多想，每天照常 锻炼、搞卫生、吃饭、睡觉。一二十天后，瘦了好几圈的师长时念堂到候机室传 达文件，才知道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大家很惊讶，但根本没想到服务队也会 有事。当然大家止不住也想，备不住谁又出事了，文革中揪出来的大人物多了， 也没太在意。后来服务队的头们发现，不管干什么，后面都跟着“尾巴”，自己 竟成了“敌人”？实际上早有人把她们“钉”住了，还一直不知道。 后来专机师说要把档案里面的有关9.13的问题撤出来。像老康一样，小某也说别 撤，就搁里面吧。这就是历史，我也不当中央委员，就这政策水平。最后档案里 的那点“黑材料”撤没撤她也不知道，也懒得问。小某说如果我真错了，我承认 。打小就是共产党培养，初中毕业就到了专机师，一直比较顺。年纪很小就积极 要求入团入党，那时还评五好战士，争先进，没白天没黑夜，一心想干好工作。 副主席是你们写上党章的，我怎么知道什么温都尔汗？你们没错，我倒错了？想 起来就有气。 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9.13这一夜 30 有9.13，没有9.13，对一些人来说，命运截然不同，那真是一条分水岭。有的人 无意中“陷”进去，有的人差一点，无意中却被“解脱”。这一切都仿佛是“天 意”，不平衡又怎么样？还得平衡，自己给自己找平衡。 专机师机务处主任吴鉴清是个幸运之人，他1969年2月到东北嫩江干校， 因中苏关系紧张，挪到贵阳。吴鉴清为什么去干校不清楚，他自己分析可能是因 为他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清理阶级队伍时觉得他在专机师不太合适吧。9 月13 日前几天吴鉴清从贵州五七干校回来，因为全家走的，回来也没房子，就住在招 待所待命。说起那一段吴鉴清就笑，弄不好就出问题。很明显，如果9.13没事， 人就比较敢说，如果受过审查，人就战战兢兢，甚至连说也不敢说。这种心态直 到30多年后，仍没太大变化，就像被蛇咬过一口，几十年后，看见一截绳头也害 怕一样。9.13事件使专机师从天上跌到地上，成了“黑窝子”，一时间，机场笼 罩在“恐怖”之中。有的人半疯，更多的人吓得不敢说话，生怕一半句话说错扯 上自己。几十年后，机场的一些老人们还很谨慎地避免谈那一段。比如专机师一 位领导，莫名其妙硬被弄到东北劳动了半年，回来就停了飞。我请他谈，他就很 警惕，不愿意谈。 吴鉴清很愿意谈，他说他没受审查。开始听说要审查，说怎么9.13前几天回来？ 问我，我怎么知道？上边安排的，上边叫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什么时候回来。 为什么在9.13前几天叫吴鉴清回来？师长时念堂知道，因为空军副参谋长对他说 ，想把吴鉴清调回来，抓机务。吴鉴清是江苏常州人，人很聪明，脑袋清楚，搞 机务精干。1949年他从华东军大毕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到空军一航 校学地勤，毕业后分到北京。1953年改空中机械师。1963年提升团机务处处长， 因为要抓地面，就改了地勤。吴鉴清表现好，技术也好，曾作为毛泽东专机上的 机械师，跟毛主席执行过11次任务。 老吴幸运就幸运在不积极。本来是在9.13前几天回来的，要是积极一点，上256 飞机上转一转，那就全完蛋了。他回来哪也没去，就老老实实呆在招待所，等着 上边找他，就这样“等”过了9.13。平时他又很清高，不与人讲话，所以查来查 去，没查出他什么事情。一两个月后，老吴回机务处，还是干老本行，那时专机 任务已经很少。 9.13事件后专机师开始执行中央首长的专机任务，是9月底到10月初， 周恩来总理陪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坐的英制子爵号，张金堂的机长。这个张 金堂也十分幸运，本来英制子爵号一直是林彪的座机，每年的冬天和夏天林彪来 往于北京、扬州和北京、山海关之间，都是坐英制子爵号。因为有了三叉戟，子 爵号的任务就变了，张金堂因此逃过一劫。 还有256号三叉戟的机械师于景瑞，他要是9月12日不回家， 不就摔死在温都尔汗了吗？ 不管多少人能逃掉，专机师的主要领导逃不掉。 一位姓王的副师长，参加过西藏和平解放空投，1942年还是1943年的兵，也是从 小出来当兵，家里很苦。审查没事，挑毛病还挑不出来，所以也没逃过挨整就是 了。问他9.13前准备箱子、衣服干什么？都是正常工作，硬往那上纲，你有什么 办法？到1974年给弄到党校学习半年，回来弄到南苑批，又弄到东北干校劳动了 半年。别以为劳动就自由了，有战士跟着，重活催着你干。不过他被没多大问题 ，管得轻。他是专机师领导中解放最早的，也没审查降职，但还是停飞了，管管 行政，最后离休进了干休所。其他几位副师长可没这么幸运，因为当时副师级没 有转业这一说，他们大都被降一级，正团转业，反正让你走。 一个副师长姓曹，曹庆章，不是飞行干部，是从陆军调来的，专业搞通信。他被 关押起来，想不通，也害怕，躺在床上，就切了腕动脉。幸亏屋里有个看守，突 然发现地上红红的有血，赶快送医院抢救，没自杀成。心里没鬼自杀干什么？这 一自杀使他升了“官”，被关到上边去了。以后曹副师长按正团转业，到下花园 电厂当副厂长。康廷梓在沙城时骑车沿铁路骑了几站专门去看他，老曹孤身一身 ，正在煤气炉上自己做饭，小屋又破又烂。不过曹庆章的结局不错，级别被恢复 ，因为家属没离开北京，他也回到了北京，最后在水利部离休。 刚提升参谋长不久的龙振泉，转业回安徽。心情不好，不幸喝酒后骑车撞到树上 ，撞得特别狠，脑袋撞进脖子里去了。听说人家医生拔了半天，才拔萝卜般把头 拔出来，但伤了脊椎，高位截瘫，瘫在床上好多年。我曾在空军学院里的一个小 诊所里看望过他。那是一间三四平米的小房，光线很暗，除了两张单人床，屋里 几乎再没有转身的地方。前些天我听到一个消息，2001年7月28日，他永远走了 。 龙振泉曾亲口告诉我关于9.13事件，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觉得自己的一颗心掉下 了万丈悬崖。 另一位姓王的副师长，王焕今，在专机师，他是直升机的权威。9.13事件时他正 在苏联学习米-6直升机。按照那时的逻辑，只要1971年9月13日那一天不在， 就和9.13事件没关系。不过，一时还搞不清他是否陷进去，等他从苏联回来，马 上被“请”进了“学习班”。1971年8月， 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到广州、到南昌，都是他一路陪同。如果他在，那架外逃的直 升机就他飞了。好多年后，那架想外逃的直升机上的另一位飞行员陈士印和王焕 今见了面，陈士印开玩笑，要是你在，就没我的事了。意思是说，如果王焕今在 ，周宇驰不会拉大队长陈士印去直升机团，而会直接找副师长王焕今。那样的话 ，坐在外逃的直升机上的，就不会是陈士印，而是王焕今。 尽管是“不在现场”，但王焕今也没完全逃脱，被弄到东北劳改了好长一段，以 后正团转业到沈阳锅炉厂。可是我怎么听说他停飞后又飞了？我以为他回部队了 呢。知情人告诉我，不是，因为他是直升机的权威，名声在外，海军让他组织试 飞，没给职务，这样他到了江西景德镇飞机制造厂。后来确实是可以飞了，但这 时的飞和专机师的飞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 因为王焕今的爱人没离开北京，以后王焕今也回到北京休息。 虽然专机师专门派人到地方，给这几位师级干部落实了政策，恢复了职务，但不 仅木已成舟，也时过境迁，过去的辉煌已经不再。 他们的命运都是因为9.13这一夜。 31 9月13日当天，周恩来总理指示总政派一个工作组到专机师。 9.13事件后，李德生被分工负责空军，为了使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情况，李德生 和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商定，总政派出十多个工作组，分别由二级部正副部长任组 长，参加驻京军队的清查工作。总政机关大多数的正副处长、干事、秘书都参加 了工作组。总政由干部部部长魏伯亭率领工作组进驻专机师，由李德生直接抓， 每天都要向周总理汇报。 时任总政干部部秘书的徐太和记得很清楚，他们是9月16日进驻的专机师。 这天下班前，魏部长对徐太和说，告诉李清昆、陈述曾、刘岩，加上你，晚上准 备出差。带上轻便服装和钱，还有粮票（那时吃饭要交粮票），可能是晚上10点 以后出发，你们集中在陈述曾家等候。 估计魏部长晚上还有事，所以把出发时间安排在晚上10点以后。 李清昆时任总政干部部调配处副处长。 陈述曾时任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 刘岩时任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干事。 加上魏部长和秘书徐太和，一共五个人。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大概是因为陈述曾 家有电话，所以魏部长让他们集中到他家，好随时联系。魏部长只简单讲了几句 ，既没讲什么任务，又不知去哪里，连准确的出发时间也不知道。 显得有点“鬼鬼祟祟”。 李清昆回忆，当时很突然，我们根本不知道9.13事件。几个人集中在陈述曾家， 谁也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么急这么神秘干什么。联想到这几天突然一级战备， 既没有背景，又没有情况，中苏边境也没增兵，到处都挺安静，也不知道战备是 哪个方向，没头没脑，只传达从战略上准备。但搞得很紧张，家属都准备往地下 室钻了。现在突然又要出发，怎么回事嘛？几个人议论，干部部还能干什么？准 是去了解干部情况。马上要开四届人大了，可能是紧急去了解四届人大代表的情 况吧？ 大概11点多了，电话响了，干部部值班员周正炳通知，魏部长让你们马上到办公 大楼来。干部部那时有两辆车，一台是魏部长的，一台是副部长的，副部长的车 公用。小车把他们拉到办公大楼，印象最深的是办公大楼只有干部部一家亮着灯 。他们爬上四楼，值班员周正炳说，魏部长让你们马上到专机师的小候机室去。 瞧这神秘的，周正炳只知道这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但这句话还不能在电 话里说，非得当面通知。他们马上驱车到了专机师，小候机室里乌烟瘴气，正在 打扫，安了四张木板床，铺上被褥，还准备了办公桌。 收拾好后等了一会，已经快1点，魏部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让你们来专机师执行任务，三条，第一，稳定部队，防止出乱子；第二，主要任 务是执行禁空令，控制机场。不能再跑飞机了，再跑不行，要控制住；第三，调 查研究，顺便摸一些情况。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三条？专机师跑了两架飞机，飞机 上坐着林彪一家，逃跑了。几个人一听，都吓了一大跳。魏部长简单介绍了情况 ，让他们四个人轮换，昼夜值班。并宣布了纪律，你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对外 不准联系，不准写信，也不准打电话，不准告诉部里和家里，不能离开专机师。 干部部这几个人，每人都有一大摊工作，连工作也没交代。事后他们才知道，起 码10天之内，干部部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秘书徐太和除了工作，家里也出了 事。10岁的男孩因脑炎突然死去不久，家属精神恍惚，家里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 ， 他走时连说也没说，一直到十多天后才回了一次家。 徐太和回忆，那天晚上，魏部长在里边小间睡，我们在外间睡。根本睡不着，也 不敢说话，只听见一会这个人翻身，一会那个人翻身。第二天一交流，谁都是一 夜没睡。我们国家怎么出这么大的事？林彪不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吗？副统帅， 为什么要这样干？当时谁也不知道中央的情况，包括九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南巡 都不知道，大家议论，谁也不知道原因，都觉得没有一点征候。但也不敢往深里 说，就按着魏部长交代的任务开始干吧。 当时专机师几种情绪中最主要的是比较惊诧。机场也封闭了，飞机也不能起飞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部队乱哄哄，知道的不能传达，不知道的搞不清怎么 回事，私下议论也议论不出所以然。过了十多天，还不能飞，产生了急躁情绪。 专机部队，赶紧飞啊，再不飞技术都丢没了。为什么不飞？陆军还跑来“专”了 我们的“政”？这都是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接着产生埋怨情绪，专机师的服 务对象是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人物，什么大世面没见过，从来没遇到这种“走麦城 ”的境地。总政工作组分开到南苑、沙河等几个机场，稳定部队，主要是正面教 育，和几个领导分别谈话。结合发的文件学习，整顿领导班子。加强纪律性，加 强战备，搞些宣传。隔了几天，9月20日陆续传达， 专机师开始大张旗鼓地揭发不正常的人和事，摸清具体情况，搞清飞机是怎么起 飞的。严格把平时思想工作问题和跑飞机区别开，最后绝大多数人说清楚就没事 了。 李清昆说，总政工作组不能老呆在专机师，家里还有一大摊工作。于是，总政工 作组的一个任务是给专机师配班子。不止师里，每个团都差好几个领导。从陆军 野战军调政治干部，从各个军区空军调飞行干部。半年后，看部队比较稳定了， 也没什么事了，写个报告，总政工作组撤回。 盛岳献是1978年8月到专机师政治部当主任的，以后离休进了专机师的干休所。 9.13后他从陆军第二十七军调到专机师100团当政委。本来没有盛岳献的事，二 十七军第一次调了两个人，一个李学清，担任专机师副政委。一个姓马，到100 团当政委。马政委来后，突然转氨酶高，怀疑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隔离病院。 李德生急了，100团是256号专机组的那个团，事情最多，没有政委还行？李德生 叫李学清再从二十七军调一个好一点的政委来。所以特别急，头天晚上通知，第 二天交接工作，第三天盛岳献就到了专机师。 飞机跑了，找师里，师里怎么说？盛岳献认为，专机师的师长政委实际上不知道 什么情况，最多是负领导责任。进驻专机师的总政工作组组长王克卿也这样认为 。可是在那种“左”得要命的情况下，不好随便说，上边要弄起来就弄，你扭转 不了乾坤。不过，盛岳献还是在很多公开场合说了很公正的话。反正他是9.13事 件后调来的，腰杆硬，他说这个事，该是谁的事，就是谁的事。上边犯错，不应 该弄下边，下边就是听命令，谁敢不听？叫你飞机飞，你能不飞？敢不飞？没那 胆子。非要按上边的办，个人左右不了。确实是天灾，不可避免。叫我讲话，这 个事没办法讲，我讲不了，只能谈看法，谁在这谁倒霉。叫我在这，我也没办法 ，我也会栽进去。庐山会议谁知道？只知道批陈伯达，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如果 上边把情况说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明明知道谁谁是反革命，你还跟着跑，那 就不行了。上边不讲，谁知道谁是坏人？当兵听命令，就是执行。 可是许多事情一个小小的团政委说了不算，许多家属哭哭啼啼找他。盛岳献说， 我没办法，是上边定的，不好说别的，只能安慰一番。但他心里有底，上边犯错 ，不能打击下边，实事求是嘛，这一条还是可以把握住。 空军有一位副参谋长的老婆本来都退休了，安置到地方，又非要弄回老家。别的 责任是两回事，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不要与国家政治挂起来。在盛岳献的坚 持下，那位家属还是留在了北京。 32 直升机上两位飞行员，一位叫陈修文，牺牲了，被定为烈士。另一位飞行大队长 陈士印完全是侥幸没被打死，他其实也是功臣。陈士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乘着 天黑，他帮助陈修文把飞机从张家口方向弄回来。到怀柔的沙峪，天已经亮了， 周宇驰发现根本没飞出去，气极败坏地抓住陈士印的一只胳膊。这时，离地面还 有百八十米，陈修文侧脸看了周宇驰一眼。周宇驰马上一枪打中陈修文的心脏。 陈修文连吭也没吭，就一动不动歪倒了。直升机失去控制，马上进入了螺旋。坐 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陈士印眼急手快稳住飞机，退出螺旋，避免了直升机最危险的 “尾冲”现象，但还是“三点”落地。正常情况，直升机只是两个轮子着地，而 这次迫降，尾部也接了地。不过总算安全降落在一大片玉米地里，于新野下了飞 机，陈士印看见他举起枪，马上往旁边偏了一下。因为周宇驰的手还拽着陈士印 的胳膊，子弹穿过周宇驰的手腕从陈士印的腰部飞过，将两层工作服打穿四个洞 ，要是陈士印不躲，那子弹将稳稳地穿过他的心脏。周宇驰手腕流着血，慌慌着 跳下飞机，血溅了陈士印一身，大概是以为陈士印也被打中了，就没再补一枪， 跑了。很快民兵围上来，带走了陈士印。在民兵押送下，陈士印还给专机师打了 个电话，汇报了情况。电话是在专机师任党委书记的空军副参谋长接的，他什么 也没说。跑走的周宇驰和于新野也没跑远，开枪自杀了，飞机上另一位成员李维 信放了空枪，跑到附近大队自首，被押送回来。 陈士印被关进丰台，大概是一个仓库，两层楼，吃住的待遇还不错。1978年被移 交到秦城监狱，也还优待，没人管，可以在监狱里走来走去。前前后后被关了10 年，放回来，定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还穿着军装。上边让开 除党籍，转业。专机师怕开除党籍，到地方不好安排，就没开除，让他转业到沈 阳机床厂，被安排在厂教育科当科长。陈士印在地方如鱼得水，以后被沈阳机床 厂派到北京，先打杂，慢慢上升，最后担任了全国机床厂协会的秘书长。 33 盛岳献说，只能力所能及。 他觉得参谋长龙井泉，不应该弄转业，他有什么错？100团的团长陈锦忠，政委安 治梁都被关了起来。盛岳献向上边提意见，怎么也应该给些工作。最后还是被命 令转业，没让再回来工作。后来陈锦忠转业回老家沧州，安治梁被平调到北京军 区空军，以后退休。 100团领航主任朱学富和副政委张子甲上苏联接飞机，10月底才回来。可张子甲 和师政委马兰藻都被党内警告处分，加上降级。马兰藻1938年的兵，虽然兵老， 但他上任不久，在技术为主的单位，他不懂业务，没有多少“地位”。马兰藻老 觉得冤，总政工作组组长王克卿问，传达禁空令后，你表态了吗？因为禁空令后 ，直升机团跑了一架飞机。马兰藻说，我没有表态，吴法宪在那里，哪有我说话 的地方。王克卿说，你要是表了态，我替你开脱。后来还是有人替马兰藻说了好 话，说他糊涂啦，弄到南苑休息。盛岳献说算啦，谈了，回西郊干休所吧。以后 他被降掉的职务也得到了恢复。 直升机团政委杨庆升半夜接到禁空令，没有马上传达，他想反正现在团里也没有 飞行了，和平时期，搞那么紧张干嘛？明天早上再传达也误不了事。真没想到当 天夜里团里就发生了直升机外逃。调度员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机。因 为周宇驰来学过飞机，调度员知道他是空军司令部的“老熟人”，就同意放行了 。但有人揪住杨政委不放，为什么不传达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王克卿认为这中 间有客观原因，主要是和平麻痹思想，不是阴谋。为了保杨庆升，王克卿专门到 203团讲了一次话，明着批评杨政委抓部队抓得不够，但暗里却是保他过关。最后 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 多少年后盛岳献还说，师这一级，让转业干吗？身体不太好，休息就算了，非弄 地方去。可惜下边说了不算，完全是上边直接办的。飞专机的很多，凡是沾点边 的都得走，冤枉一大批。这些同志，都是十几岁参军，干一辈子革命，老老实实 地执行命令。说实话，9.13后转业走的都是专机师各行各业的尖子，培养一个很 不容易，那个时间，没办法说，专机师伤了元气。 1973年，各兵种先后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李德生回忆，几个兵种的会议，不同程 度存在一些复杂情况。文革以来，几经反复，时而这一些同志被认为有了问题或 犯了错误，成了批斗对象；时而另一些同志又被认为有了问题或犯了错误，也成 为批斗对象，反复“烙烧饼”，互相结怨记仇，再加上派性的干扰，相互之间不 能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有的同志对别人的问题抓住不放 ，甚至无限上纲…… 盛岳献到100团时，该进学习班的都进了，还有人要接着弄，提意见，说副团长 、大队长、机务主任都有问题。按盛岳献的意思，尽量一个不搞，能不挂钩就不 要挂钩，并积极主张解脱，当时他提了不少意见。不能否认，有人有成见，过去 工作中对技术、职务、看法有分歧，有报复情绪。可群众情绪高，你还不能泼冷 水。但他坚持一条，部队要稳定，还要飞行。100团要按党的政策办，党的政策是 生命，不按政策，党就失去威信。盛岳献说，咱不要这么搞，谁提意见，我叫谁 调查。就地调查，弄清，什么罪？是不是事实？然后落实，一个事一个事落实， 有咱就处理。弄不出来，就是没有，你自己否认。没有问题就不能捕风捉影，更 不能算总帐。 总政驻专机师的工作组组长王克卿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是政策观念极强的老干部 ，1969年12月调到总政群工部任处长，离休前他是总政群工部副部长。他一到专 机师，马上发现“打击面”有扩大的趋势。从大的说，专机师执行的是当时还在 高位的副主席的命令，他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下边拥护很自然。这个拥护只是 一般拥护，完全情由可原。可有些原来落后的人因受过批评心怀不满，这下可有 了机会，很激动，一会说这个人有问题，一会说那个人有问题。他看了，没这么 严重。总政工作组临走，专机师感谢他们没搞“极左”，保护了很多好同志。 我特别感动，30多年后这些认识当然不算什么，似乎稍微正派一点的人都可能这 样想。可在70年代，能有这样善良而公正的思想，真让人没有想到。要知道，在 那种时候，搞不好你会被说成和敌人穿一条裤子还嫌肥，更没准你自己也成了阶 级敌人。 陈希融9.13事件发生时在师政治部工作，他参加了总政工作组，以后一直负责 9.13事件的善后工作，来龙去脉他都清楚。他也很干脆地说，不知道是阴谋，说 实在的，在那种背景下，执行中央专机任务，不知道上边谁好谁坏，所以我们一 直处理得比较实事求是，有的平反我亲自参加。当然很多问题不是我们师决定的 ，到现在还留着后遗症。 其实我知道，但我还是马上追问，还留着什么后遗症？ 时念堂，我们师长，是上边处理的，处理得不对，没人管。陈希融说，那时正师 级干部的批准权限是毛主席，处分也应该如此。可给时念堂的撤职决定是空军做 的，不符合党的政策嘛，违反组织原则，不合组织手续，是越权批的。 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扫地出门，谁又能说什么？ 在我采访中，很多知情人都说，时师长是局外之人，他不知道。 陈希融对师长时念堂印象很好。他说时念堂老实，是个好同志。陈希融向上边提 意见，师里没反对。陈希融说，该给他什么待遇，就给什么待遇。把他错误拿出 来，该批评，批评，不要降级。人家那么老的同志，让人家享受师职离休的待遇 ，进干休所。陈希融临退下来前还替时念堂提了好多次，并写过报告，但没有用 。 34 专机师中，只有师长时念堂一个人处理得最重。 1971年9月12日那一天，是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 这一天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分界线，从此，他被卷进9.13事件的漩涡中，再也没 有飞行。而他那一年才46岁，正是飞行的黄金时期。要是按运输机55岁停飞的 话，他还可以飞行整整9年。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本来也是可以躲过这一“劫”的。 1971年8月中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交代时念堂， 执行中央歌舞团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剧组出访欧洲六国的专机任务，其中三个 东欧国家，三个西欧国家。时念堂刚完成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交代的接待基辛格秘 密访华的任务，又开始马不停蹄。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准备，9月6日8时30分， 时念堂奉命率包括民航飞机在内的三架伊尔-18型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经新疆 和田飞向阿尔巴尼亚。 如果时念堂一直跟着剧组，也就躲过了9.13的夜晚。但按计划，把剧组送到阿尔 巴尼亚后，机组返回，等剧组访问最后一国埃及时，机组再去把他们接回来。后 来因为9.13事件，《红色娘子军》剧组中断了访问计划，提前回国，另派机组把 他们接了回来。 时念堂从阿尔巴尼亚返航北京，是9月9日的晚上。因为连续长途飞行，特别疲 劳，9月10日机组休息一天，9月11日总结，全体机组成员开会进行出国飞行讲 评。9月12日，机组还是正常休息星期天。 时念堂在去阿尔巴尼亚前，按党委分工正在沙河机场蹲点，因此他没有去师里上 班。9月12日上午，时念堂要车进城看了看老母亲，中午回来。 晚饭后他要好了车，准备去蹲点的沙河机场。离开这么长时间了，虽然是星期天 ，也还是应该去看看。正要走，空军总院来了两位科主任。因为时念堂有胃病， 卫生队长就接来总院的专家给他会会诊。时念堂与这两位专家也很熟，就多聊了 几句，送走两位总院的专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时念堂告诉司机，今晚就算 了，明天一早再去沙河机场。然后时念堂自己洗洗就睡觉了。 没想到就是这一夜，发生了9.13事件。 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时念堂去了沙河机场，可能会躲过“初一”，不过不太可 能躲过“十五”。事后时念堂才知道，那时上边已经在酝酿把他调出专机师，调 到四航校当校长。专机师在此前不久调走的一个副师长和一个副政委都没事。那 位副师长叫李征军，他还兼着参谋长，1971年5月，他调到空军宇航筹备组。 虽然9.13事件后，他也被审查了一段，但总算平安无事。如果时念堂调走了，那 不就“初一”、“十五”全躲开了吗？ 可惜时念堂此时还是专机师的师长，而且还在师里。 怎么说呢？又是一个“命里注定”。 35 晚上11点30分左右，时念堂已经睡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问三 叉戟怎么到山海关了？ 时念堂心突然一沉，周总理怎么亲自过问专机的事情来了？从阿尔巴尼亚回来， 曹副师长曾向时念堂提过，专机师准备执行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的任务。但据时 念堂所知，并没有具体派遣林彪专机的行动。他是主管专机的，如此重要的专机 活动，他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可能是他刚从国外回来，没接师里的工作吧？所以 他如实地说，报告司令员，我不知道这件事。 你们机场的专机，你怎么不知道？飞机都飞走了。吴法宪急了。 时念堂说，我不能向司令员说假话，三叉戟的事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啪，吴法宪再没说什么，挂断了电话。 你住在机场，飞机起飞，那么大的声音，怎么不知道呢？是的，飞机起飞噪音很 大，但噪音只对行进方向产生，而反方向几乎完全听不到。时念堂家住在机场东 边，飞机从南向北起飞，刚开始滑行时没有声音，等到了空中有了声音，已经在 机场北边很远了，所以时念堂没有听见。 对于吴法宪的突然发问，时念堂也没敢多想，以为只是关心中央首长的飞行安全 。他还是准备继续睡觉，隔了几分钟，大约是11点40分，吴法宪第二次来电话 ，又问，三叉戟究竟是怎么飞到山海关的？这一回是质问的口气，相当严肃。时 念堂还是如实说不知道，但他感到问题有些严重，补充了一句，可能是兼专机师 党委书记的空军副参谋长派的飞机。吴法宪气哼哼地说，那好吧，我找他。 其实要查问也不困难，问调度室就知道了，师里所有的飞行任务包括首长专机， 训练飞行，作训科都有人经手办理，并有登记，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很容易查。 再保密也要有人经办，有领导批准。时念堂当即打电话问师机关几名经管航行的 人员，都说不知道。咦？这是怎么回事？ 空军司令员两次来电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三叉戟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没搞明白，在一般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命令空军查林彪专机的。而且以前吴法 宪也从来不过问专机。现在吴法宪为什么对三叉戟起飞如此强烈地不满？这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惊天动地？ 面对这些反常现象，时念堂彻底糊涂了。 责任心使时念堂不能再睡了。虽然他没接师里的工作，但他毕竟是师长，他让总 机要到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属平静地说，老潘飞行去了。啊，原来是潘景寅驾驶 走的三叉戟飞机。十几分钟后，候机室来电话说，吴司令到候机室了，叫你马上 过来，时念堂摸黑骑车到了机场候机室。 候机室位于跑道东侧，是首长临时休息的地方，前面是登机坪，楼上是气象室和 调度室，再上边是塔台。这里是机场的指挥中心，也是迎来送往的地方。 除吴法宪和空军分管专机的副参谋长外，师政委马兰藻、参谋长龙振泉都在。时 念堂按平常一样，报告前先向吴法宪敬了一个礼。吴法宪脸吊得老长，狠狠训斥 说，你当师长的，飞机都跑了，你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看吴法宪发这么大 的火，再说什么也是多余，时念堂只好沉默。吴法宪马上命令，给山海关打电话 ，命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 这时，电话一个“摞”着一个，多得简直像发生了世界大战。 256号三叉戟没有飞回来，据说是发动机有点故障，正在修理，一时飞不回来。周 恩来给吴法宪打电话，要吴法宪准备一架飞机，他要亲自去山海关。时念堂马上 通知团里准备伊尔-18 专机。专机师的战备做得很好，专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很快机组人员带上飞行 用具，跑步到候机室待命。时念堂对机组下达命令，只讲北京飞山海关和到山海 关落地，因为吴法宪没讲任务的性质，也没讲谁去，他让机组原地待命。 待命到天亮也没派上用场。 在指派伊尔－18专机时，传来消息，0点32分，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 起飞。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 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 师长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更没想到飞机会跑出国境线。吴法宪叫 他打电话呼叫，时念堂走进指挥所，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 标图员开始标图。他以为256号三叉戟要飞回北京，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 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 这时，专机师整个行动起来了。 机场灯火辉煌，塔台灯打开了，机场跑道灯也打开了。半个小时后，外场指挥车 和各岗位都按照保证重要专机任务的规格各就各位。 北京距离山海关300公里，再有十来分钟，三叉戟就该到了。 不过，直到这时，时念堂还不知道256号三叉戟变成252号了。 36 嗓子都喊劈了，喊哑了，时念堂的呼叫还是没有回音。 飞机上无线电只要打开，肯定能听见。但是却连起码的动静也没有。 秋天晴朗的夜空，静得让人心里直发毛。平时音箱里总有很多声音，有本场飞行 ，也有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飞机，凡共用一个频道，在一定范围都能听到。但这 天晚上很奇怪，音箱里没有一点声音。 再呼叫，还没有。 呼叫不到，吴法宪又骂。 大家都不眨眼地看标图，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 很快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时念堂放松了，正是山海关飞往北京 的方向。 大概飞行员潘景寅也不知道向哪里飞，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 多度。 航向多少？时念堂心咚咚直跳，听错了？简直不敢相信，那是通向西北的方向啊 。时念堂觉得很奇怪，这飞机是要上哪里去呢？ 把守空中防线，是空军各部队从组建就非常重视的重大问题，这在平时飞行中， 也是机组非常敏感的话题。难道是……叛逃？有人猜是不是机组出了问题？不可 能！在我们空军运输机部队中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 大家几乎异口同声。 时念堂不知道机组有谁在飞机上，应该是潘景寅坐左机长，陈联炳坐右机长。机 长潘景寅和第一副驾驶陈联炳都是航校七期学员，飞了十几年，时念堂同他们执 行过多次专机任务，他们都是对党忠诚的老战士啊。 地面雷达还在交替跟踪，半个小时后雷达目标消失，标图没有了。 虽然一屋子人都六神无主，但就数吴法宪忙得不行，他不停地出出进进。这电话 ，那电话，搞得他胖胖的脸上大汗淋漓。看得出他是真急了，心急如焚，如坐针 毡，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来回踱步，完全是束手无策的样子。后来电话越来越 多，多得让人简直招架不住。不知是向上请示还是向下命令，时念堂听吴法宪说 唐山、遵化、张家口一带的飞机立即起飞，对256号三叉戟进行空中拦截。后来 知道他是向上请示，毛主席没有同意。 时念堂那天晚上自从到了指挥所后，就没再回家。当时指挥所人很多，时念堂又 紧张又摸不到头绪。这种时候，走肯定是不能走的，不定什么时候上边就会找他 ，时念堂看看也没有闲的地方，就和杨德中的秘书在小值班室坐着，东一句西一 句地随便聊天。 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可理解。 37 9月13日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3685号直升机。这架直升机起飞 10分钟后，沙河机场才报告，师长时念堂马上采取措施，但已经来不及了。 开始吴法宪传达的并不是禁空令，还能起飞，只是要由周总理等四人共同签属才 能起飞，禁空令是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线后的事情。时念堂接到禁空令，马上到 大值班室给作战部门传达，并通知了沙河机场。但是周宇驰和于新野拿着林彪手 令的条子，要了一架直升机，并让直升机起飞10分钟后再报告。 驾驶员是直升机团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这位出生在1937年的安徽人，家里很穷 ，祖辈四代种地主的地。在他出生后第二年，黄河花园口被炸开，发大水，家乡 成黄泛区，不久父亲被国民党拉夫拉走，靠母亲要饭度日。 1956 年陈修文参军，1959年选飞，在专机师中，他是驾驶“直五”技术最好的飞行员 。陈修文以生命为代价，把这架本来想出逃蒙古的直升机飞回来，迫降在平谷境 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忠诚战士”的荣誉称号。 一接到沙河机场关于直升机起飞的报告，时念堂马上说，不能叫它起飞，赶快叫 它回来。打这电话时，后来在中央党校任系主任的大值班室服务员李明在一边站 着，听得很清楚。放下电话，时念堂看情况紧急，放下电话跑步到三楼调度室， 因为调度室有一部直通沙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时念堂问是有飞机起飞吗？沙河 机场调度室值班员小王说有，往西北方向飞了。时念堂问有多远？对方说200 多米，时念堂马上让呼叫直升机回来。小王说飞得太远，呼不到。时念堂马上让 他打一颗绿色信号弹。在机场，绿色信号弹是叫飞机着陆的信号。直升机的驾驶 员看见没看见，不知道，最终直升机也没有返回来。时念堂无奈地跑下来报告吴 法宪和杨德中。 大飞机跑了一架，就够让人火冒三丈的了，小飞机又跑了一架，吴法宪又大骂起 来，这是怎么搞的啊？接下来吴法宪和杨德中就回到小电话间去处理此事，时念 堂就和杨德中的秘书在外面等着。这中间，某歼击机师奉命起飞了好几批歼击机 进行拦截，都没有发现目标。 天蒙蒙亮，时念堂从窗口看见一架直升机从颐和园的万寿山上空飞来，直升机正 往下滑，看样子是要降落。时念堂判定是逃跑的那架，立即命令警卫连来一个全 副武装的加强排，到候机室。时念堂指着将要落地的直升机马上命令，只要飞机 一降落就包围起来，劝他们投降，如果抵抗就击毙。但注意不要伤害飞行员。好 啦，准备吧。 直升机下滑到距离机场一公里处，高度20多米，两次着陆没有成功，直升机又拉 起来往沙河方向飞去。时念堂立即打电话向沙河机场布置了同一套方案，叫他们 的警卫连立即出动，将下来的直升机上的人员全部抓起来。直升机在沙河那边也 试着落了两次，还是没落下来。时念堂及时向吴法宪作了报告。 直升机最终放弃着陆动作，向沙河以北的山里飞去了。 这时已经天亮，空军指挥所接到报告，256号三叉戟在温都尔汗起火爆炸。吴法宪 向在场的专机师领导时念堂、马兰藻和曹庆章以及一位标图员宣布，三叉戟飞机 已经在蒙古国内坠毁。 不久直升机的消息也来了，迫降在北京郊区怀柔县。 9月13日早上7时多，李德生从空军指挥所到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小电话间， 他同吴法宪、杨德中谈了两个多小时后，离开西郊机场。这段时间，时念堂连早 饭也没吃，与马政委、龙参谋长研究了加强飞机戒备的措施，决定每个机场派一 个加强排在停机坪进行巡逻。其次研究如何迎接和配合当天进驻西郊、南苑、沙 河机场的陆军部队，搞好对机场的全面戒严工作。 9月17日，空军司令部在空军大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后将时念堂等四个人 留下，由李德生谈话，交代有关9.13事件的有关事情。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 38 9.13事件后，时念堂仍在工作。 时念堂的妻子姜树芳在西城区房管局上班，时念堂9日回家给她打了个电话， 因为11日她值班没回家。12日晚姜树芳回到家中已经很晚，屋里军医们正给时念 堂看病，11点多她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去城里上班，路上还平静。因为她走 得急急忙忙，甚至没注意门口的岗哨已经换成绿裤子了。直到星期三儿子打电话 ，说机场大门进不去了，要重新办证，儿子给她办好出入证她才回家。这回她发 现问题了，机场来了好多陆军，平时走家属的小营门没有站岗的，这回也站了陆 军，荷枪实弹，严格盘查。蓝裤子们只要外出，就排着队，几个人也乖乖排一行 ，一个个都像霜打的叶子搭拉着头。作为家属，姜树芳搞不清怎么回事，也不敢 问，只觉得挺滑稽。 回到家一连几天不见时念堂的影子，因为这是常事，她也习惯了。时念堂在家吃 饭，空勤灶的战士经常来送菜。姜树芳就随口问战士出什么事了？战士也不知道 ，放下菜筐就走。一直过了十几天，姜树芳往候机室打电话，才知道跑了飞机， 不过对方安慰她说与师长没关系。 当时进驻专机师的总政工作组的成员刘岩回忆，我们去之前，师长时念堂曾被吴 法宪派到南苑机场接待过基辛格，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政委马兰藻搞保卫工 作出身，文化不高，不懂技术，本来准备安排潘景寅换掉他。还有一位姓王的副 师长，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中驾驶伊尔-18把毛主席安全送出武汉，有功， 被评为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把这三位师领导作为依靠对象，师长、政委在师部值班 ，主持工作，王副师长到沙河机场坐镇。他们积极负责，配合和帮助工作组做了 不少工作。 9.13事件第三天，周总理坐车到专机师，时念堂陪着他去看另一架三叉戟，周总 理拿着专机失事现场的照片对照，并给时念堂看照片，问是不是我们的飞机？因 为飞机上的机徽是总理亲笔题词的中国民航的字样。时念堂向总理报告是我们的 飞机，总理也说是。 他又陪周总理去看林立果在西郊机场住过的地方，看过后周总理没说什么。回到 候机室，周总理指示，抓紧对部队进行路线教育，稳定部队，有些事情讲清楚就 算了。当天航医给时念堂看病，也说不要怕，没事。时念堂当然不怕，他心里没 鬼，他怕什么。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没那么简单。 11月底12月初，机场批斗时念堂，斗得很凶。周总理知道后，委托公安部九局副 局长兼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到西郊机场接专机时，对刚从陆军调来的专机师副政 委李学清说，不要再批斗啦，时念堂、马兰藻、王进中都是好同志。　　　　　　　　　　　　　　　 　　 39 9.13事件后，时念堂一直没回家，国庆节放假也没回来。过了国庆节，传达了， 时念堂还没回家。又过了十几天，时念堂回来了，人瘦得不成样子。20多天后工 作组通知时念堂可以不到办公室了，在家写写材料。1971年10月初，时念堂被隔 离。又过了20多天，10月28日，时念堂被送到空军东郊民巷招待所，说是空军 “学习班”，集中交代问题，实际上是软禁了。 1971年11月23日，时念堂的妻子姜树芳正在西城区房管局上班，专机师副政委 李学清通知，机关叫她回去收拾东西，给时念堂拿些换洗的衣服。中午姜树芳回 到家，时念堂想得简单，无所谓，随便拿几件，几天不就回来了吗？姜树芳想恐 怕不会三言两语，这样的事情只要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包括毛衣棉衣在内 的冬天的夏天的衣服收拾了一大包。 姜树芳说，吃点饭吧？时念堂说，反正也吃不惯那里的饭，吃吧。此时是下午4 点多，也不管时间对不对，做好了饭，吃了。一直等着时念堂的李学清说， 咱们走吧。姜树芳记得很清楚，是被带走的。临走时念堂说晚上打电话告诉你， 我在哪。实际上这一走，十几年再没消息，人没影了。 时念堂先关在东交民巷办“学习班”，两个月后，过了阴历年，被集中到北京军 区招待所86楼。1972年国庆节后，10月16日，时念堂被转到亚洲疗养院，由中 央专案组隔离审查。一人一屋，门口有卫兵24小时守卫，“犯人”之间不能见面 ，上厕所也有卫兵跟着，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关了几年，搬了好几个楼 。到后来，连问都懒得问了。两三年找时念堂正式谈一次，十分八分钟问个事， 写一下。审问完说他不老实，不交代。时念堂说我怎么不老实？我不知道交代什 么，实在是没东西，我没有什么交代的。到时念堂放出来他才听说，为什么把他 关那么长时间？有人诬陷说他知情，不交代，死顽固。可是，时念堂确实什么也 不知道。这中间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他谈过一次，让他“竹筒倒豆子”。时念堂 把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如实说明，纪登奎说，这些情况你都背下来了？时念 堂说，根本用不着背，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再说多少遍，还是那些情况，不是编 造的永远不会变。以后很久没人再问，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一个人在屋里呆着。 他老在想，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把我放了。 一直关了七八个年头，到了1978年8月12日，“突然”来了，不是放， 而是宣判。公安部来了一个处长，宣布中央专案组结论为“时念堂的罪行严重， 属于敌我矛盾，定性现行反革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交公 安部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至于劳改多少时间不知道”。 真像睛天一声霹雳。 时念堂不服，要求解释什么理由。人家不负责解释，只照章宣布。时念堂表示不 能接受，要向上申诉。工作人员说，要相信党，相信华主席。于是时念堂“顺从 地”被戴上手铐，押送山西原平崞阳附近一个劳改农场。 死也要瞑目呀，难道连冤都不叫喊吗？时念堂还要求说清楚。 山西公安厅说，我们没权利给你解释。 就这样又关了几年。 回到北京，还是没有人找他谈，确实冤如窦娥啊。 因为想知道他被关期间是怎么想的，我冒昧地问，为什么关11年还想得开？ 时念堂说，辛辛苦苦，忠心耿耿，想起来寒心哪。但想不开也得想得开，没干亏 心事，枪毙就枪毙，反正我不自杀。自杀，没那回事也有了。 他坚信他没有问题，我们的党一定会弄清楚。　　　　　　　　　　　　　 　　 40 时念堂的家属子女也成了反革命家属，爱人姜树芳被西城区房管局关押审查了半 年，后来下放当了六年小工。姜树芳说，几个月后，12月，我正上班，突然宣布 我隔离审查。家里三个孩子，最小的才11岁，还有两个老人。人家才不管，两男 两女，24小时看着我，让我交代与林彪与吴法宪的关系。我根本没见过吴法宪， 林彪更没见过。看守说，中央专案组说啦，你知道。我拍桌子，怎么大白天胡说 八道啊。人家说我态度不好，吵起来。就吵，嘴你不能封住，局里天天找我，要 端正态度。说我狡猾，我一肚子委屈。逼我说怎么到西城区的？怎么搞阴谋？什 么目的？一直关到1972年春节，放我回家七天。才知道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也被 关了一星期，小的太小，吓得直哭，半夜大喊要枪毙我。我妈也被审过，问家里 谁来过？9.13前有什么行动？孩子说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春节后又把姜树芳关 起来，两个多月回家，还有人跟着。问来问去，问不出东西，5月让她下去劳动。 没开除党籍， 但不让参加党的活动。白天劳动，晚上工人念报纸，让她交代问题。孩子也受了 牵连，儿子高考够线，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半年后，北京市有位领导指示 ，凡与林彪事件牵连者的子女，不应影响高考录取。儿子这才上了人大分校。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那时生活困难极了，老时的工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姜树芳 一个人的工资60元，养活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平均每人每月10元钱，这大概 是北京那时最低的生活标准了。儿子上大学，补助的钱也全交到家里，没钱买本 ，就自己用废纸钉本用。生活所迫，姜树芳不得不在节假日加班，多挣些钱糊口 。后来两个老人死了，两个大孩子插队，只剩个小孩子上学，家里生活才慢慢缓 过来一点。 当时海淀区的区长时念畴，春节军民联欢，他到机场，人家提起以前有个老师长 叫时念堂。他到处打听，没人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找了很久，找到姜树芳，一问 ，结果他们老家相距七八里，同属念字辈兄弟，备感亲切。他十分同情时念堂的 处境，不回避，文革中他也挨过斗，知道冤假错案。虽然那时又正在清查，但他 还是在生活上给予时念堂一家多方面的照顾。姥姥病重，没钱住院，他给安排住 院抢救。儿子大学毕业后，他想法给找了一个就业指标。时念堂的两个女儿，受 到株连，无法正常读书，加上生活困难，大女儿嫁给郊区的一个农民，回不了城 ，时念畴给安排了工作。小女儿靠打工维持，他在区企划局给她找了一个工作。 包括儿子结婚的房子问题，儿媳的工作，也都是他给安排的。姜树芳说，时念畴 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41 到了1978年，报纸上说解放干部，姜树芳要求安排工作。 有了工作，自由了，姜树芳开始寻找老时。问师里，说不知道，交公安部了。她 不相信，军人怎么能交公安部？她又到空军司令部专案组找。一位姓田的军官在 传达室跟她谈，姜树芳问关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消息？我相信党，他 人还在不在？田军官说你们家里要积极配合，不让联系，说明问题严重。姜树芳 又火了，顶了几句，犯人还可以探监嘛，这也不能十年了连面也不让见？田军官 说，看样子时念堂够顽固的。她马上追问关在什么地方，田军官说，不知道，一 甩手走了。 姜树芳想，这么长时间音信全无，人恐怕是不在了。 怎么知道在山西？简直就像演戏。1980年审判“两案”，别人给她出主意，到最 高法院要求离婚。人在不在，一试就试出来了。很快，山西原平劳改农场来了两 个干部，征求姜树芳的意见。说你们双方过去一直很好，孩子这么大了，时念堂 态度不错，你这样对他打击太大，冷静一些。 谢天谢地，这才知道人还活着，在山西。 本来也没想离婚，姜树芳说，那就算了，我要去看看。劳改农场的干部马上说， 欢迎你去。1981年5月，姜树芳先让儿子去了一趟，探探风。10月她去了， 后来带女儿又去了一次，带了些北京特产，送给农场的医生和做饭的师傅。这么 多年了，他们对老时一直很好。第二次探监就更松了，叫随便谈，还可以出去走 一走。时念堂态度好，不用劳动，生活也比较照顾，不过就是没有自由，心更是 被锁链锁着。　　　　　　　　　　　　　　　 　　 42 1982年7月26日，公安部根据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 解除对时念堂的劳动改造，由原单位复查处理。8月1日，劳改农场的管教科长突 然告诉时念堂，北京来电通知，让你回原单位。山西劳改农场把时念堂送回北京 ，没人理。原平农场的科长说，没见过这样的，就把时念堂送到家，办了手续， 住一晚上回去交差。 时念堂能从山西劳改农场早一些放出来，要感谢“同案犯”李松亭。 李松亭是谁？他是抗日战争参军的老干部，上海空某军的气象处处长，文革中担 任上海市警卫处处长。人家北京的首长到上海来了，他只管任劳任怨地警卫和招 待，布置好警卫，再就是端茶送水，实在是老实本分的人。他根本不知道“571工 程”怎么就折腾上他的名字，更不知道“571工程”是什么东西。 但从此倒了大霉。 李松亭认死理，从被关起来后就一直喊冤枉。他是个硬汉，在亚洲疗养院就吃了 大苦。下边都是执行者，你不听话，人家看守怎么办？放风，他出去就不回来， 在地上打滚。看守没办法，抬着他，他蹬腿。抬也抬不了，没办法，两个看守就 一人拖着一条腿，硬往回拖。四五十级的台阶，头拖在地上，就那么一阶一阶地 拖着走。大概李松亭也横下一条心，死了就死了，死了更好。这样闹上几次，以 后人家干脆不放他的风了，整天关在屋里。 涉嫌9.13事件由中央收审被送到山西劳改农场的军队干部一共25人，李松亭和时 念堂就是其中的两名，到了山西大家就分开了。这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 东兴批送的，没有任何案卷材料，山西公安厅只知道这些人问题严重，别的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被告知什么也不要问，就是看着，不能让死了，劳动改造。 李松亭是1971年11月2日被关起来的，那天他刚到家，又叫他到锦江饭店， 去了就再没回来。弄到山西，先在第七劳改支队，后来关进太原第一监狱，定罪 反革命。关进去第三天，狱方找他谈话，你要有个长期打算，你这事党中央主席 、副主席都签了字。李松亭还是不服，把我关起来就不合法，关到监狱更不合法 ，我成了犯人？有法律程序吗？逮捕证都没有，一看就知道胡来。可是在人“屋 檐”下，不低头不行，李松亭只能“留”下来。狱方也照顾他，抗战时期的老同 志了嘛，枪林弹雨里过来也不容易，伙食搞好，这样在监狱里“窝”了四年。好 在监狱里可以看报纸，到了1981年，李松亭看见《人民日报》上要审判“两案” 了，可自己关在这里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理，就开始绝食。上边规定不能让死了 ，这绝食时间一长，死了怎么办？监狱慌了，向山西公安厅报告。山西公安厅也 作不了主，向北京的公安部请示。公安部有底，这帮人是总政转来的，于是转给 总政。 我曾问过李松亭：“李老，我说您是不是在监狱里绝食？” 他就笑，没有绝食，生气，几天不吃饭是有的。 原来上边事情太多，把这伙人忘掉了。好几年前，送团河农场的林办、黄办等办 的工作人员也被上边忘了。老老少少，先关在亚洲疗养院后来又弄到团河农场劳 动了四五年，倒是越来越松，可以几个星期回一次家。林彪的保健医生老蒋和汪 东兴过去因工作关系还熟，利用回家的机会托汪东兴往上送了一封信。毛泽东批 示分配工作，这些人才从劳改中解脱出来，陆续分配了工作。 李松亭没有“近水楼台”，但他以生命换来的申诉救了同去山西劳改农场的25个 “同案犯”。经中央“两案”小组重新复查，李松亭被释放回了上海。 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了？是不是恢复了原来的待遇？ 我不知道，但我看某杂志的一篇文章说李松亭被无罪释放。 最近，我听说李松亭得了癌症，给他打了个电话。李松亭在上海，他用浓重的江 南口音说了他的一大堆病。他的话说得很快，我没听清，但我知道他1989年开始 身体就坏了，做了结肠癌手术。现在又发现癌转移，还有心脏病什么的。他说， 我先治病，等好一些我再往上写信，我不能死，我不会死的，我死了怎么办？这 个事一定要公公正正解决，不能把错误弄成罪。 我说你不是无罪释放吗？ 哪里是无罪释放！没有。 上海空某军给他列了“四大罪状”，李松亭一项一项数给我听。处理是犯严重错 误，留党察看一年，取消职务，正团降副团长，离休，保留14级不动，交地方安 置。报到上边，改了，严重错误改成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改成开除党籍，离 休改成退休，其它没变。这些结论，都没经过他本人，也没有谁找他谈话，就这 样定了。李松亭不服，错误是有，他承认，但没有“严重”到阴谋的份上。他往 上边写了很多申诉信，都是石沉大海。 因为交地方没交出去，李松亭现在还住在空某军。 “屁股”后面拖着的这根长长的“尾巴”，老让李松亭坐立不安。 时念堂的情况也差不多，人是回来了，供给关系没恢复，先发100 元生活费。姜树芳很高兴，不在钱多少，只要人回来就行。 专机师政治部主任找时念堂谈过一次，要他正确对待，说他的问题上面会正确处 理的，要耐心等待。于是，时念堂住在家里待命。一过三年，还是没有结论。听 说时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到空军学院来了，人家劝，你不是认识吗？去找找看。 时念堂就在外面转，还真碰上了王海。说了之后没多长时间，敌我矛盾改成人民 内部矛盾，成了现在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没有事先征求时念堂的意见，他不同意。　　　　　　　　　　　　　　 　　　 43 想起来，除掉这最后一次，时念堂的军旅生涯一直很顺。 他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运输机飞行员，也是最早的专机飞行员。选飞一个 人有一个人的情况，他没选，他跟首长当警卫员，是直接去的。 时念堂是山东单县终兴镇人，1927年3月生，家境贫寒。1943年，他16 岁时参军。家里不愿意，他哭着闹着要去。开始在区小队，后来升编县大队当文 书，1945年7月入党，8月入湖西十一区干部学校学习了一个月。之后随十万大 军中的干部队进军东北。走到三河，山海关那里打上了。又往前走，走到承德， 不能走了。队伍连枪也没有，就在冀察热辽分配。时念堂因为念过几天书，又在 政治部搞收发，分配到连里当文书。那时文化人少，他又老实，保卫科和组织科 都要调他去，先在保卫科当政治侦察员，没两个月，叫他到组织科当干事。还没 报到，被司令员兼政委看上，给首长管文件，跟着到哈尔滨，一干三四年。到全 国解放，时念堂要求到干校学习。政治干部队学习两个月，只学了一个月，首长 就把他要回去了，怕他分到部队。首长在大连养病，不能带警卫员，叫他到承德 等着。时念堂提出，当了这么多年兵，连枪也没扛过，现在全国都解放了。这么 一说，首长也觉得不好意思，问他想干什么。时念堂也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想 干什么。首长就写信给东北军区，都认识，工作随便挑，正好全军在大规模招飞 行学员，说你去学飞行吧。时念堂听说学飞行要大学生，我这点文化程度能行吗 ？人家说不行再回来。 这就硬着头皮去了。 1949年10月，他到了长春空军预科大队，先在空军新入伍的学生队呆了两个月。 1950年初，两三百人被一列火车拉到牡丹江。一下火车，就念名字。谁名字站这 边，谁名字站那边，搞不清是干什么。分队站好，一队上这辆车，一队上那辆车 。下了车才宣布说要学飞行，先体检。由在长春的苏联专家负责检查身体，刷下 去一大批人，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二三十人。时念堂出身好，参加革命早，身体 也行，还真体检上了。 就这样，时念堂稀里糊涂当了飞行员。 1950年2月，入牡丹江航校一期甲班学习飞行， 看见人家文化程度都那么高，时念堂想走，但想走也走不了。大概是因为他没在 战斗部队当过兵吧，被分配去学运输机飞行。先学了两个月的理论，到4、5月就 开始飞行，先飞99高级教练机，又飞日本双发高级教练机。飞到10月，放了单 飞，不到11月就毕业了。时念堂仅用七个月，就从日本飞行教员那里学到两个机 种的驾驶技术。以后补发了两个毕业证书，一个是1949年航空预备学校的，一个 是本校航空飞行（系）专业第一期，大学专科。 航校毕业后他又学苏联依尔－12飞机。又用不到一个月，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学会 并接来旧的伊尔-12飞机。刚会飞起落，就长途转场到北京。本来说到太原， 到了北京，又说不在太原了，因为要支援十八军解放西藏，重新折回长春改装。 时念堂到了成都，和战友把航线开辟出来，在西南飞行了一年，给十八军空投枪 弹、棉被、食物等。高原飞行险象环生，气象和地形都复杂，不要说坠机，就是 安全迫降，冰天雪地冻也把人冻死了，那时真是豁出去了。好在老天保佑，什么 事也没有。以后60年代，时念堂多次驾驶伊尔-18大型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 全都圆满完成了各种险难任务。 1952年4月，时念堂由航空兵13师调入专机师，当时称华北空运大队。5月 2日，军委命令华北空运大队与西郊机场合并，组建空军独立第三团，胡萍任团长 。时念堂任中队长，专机师使用的机场是日本占领北平时修建的机场，解放后被 我们接收。最初是华北航空处，成立了一个场站，一个大队，自己培养的骨干很 少。不过那时专机少，任务也不多。独立团第一次执行专机任务是接邓小平从西 南到中央担任书记处书记，那是独立团成立两个月后的7月12日，团长胡萍也去 了， 新中国算是正式有了专机。 1953年4月，时念堂升任副大队长，由伊尔-12飞机改飞里-2型飞机。9 月带六架飞机入朝，待命去朝鲜执行停战谈判中立国代表到各口岸视察的专机任 务。经丹东时朝鲜情况变化，改为四架，成立了四个机组，每架都由正副大队长 担任机长，接送各国谈判代表团成员，时念堂作为机长圆满完成任务。他还接送 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国做报告。那次飞了很多地方，先到石家庄，又到 开封、武汉等地，任务完成得很好。 一年半后，1955年5月，时念堂回国，专飞中央首长专机。1956年2月，他任二 大队大队长。1960年3月任独三团副团长。独三团扩编为空军专机师， 时念堂升任100团团长。1965年6月，升任专机师副师长。1969年8月，升任专 机师师长。 现在回过头想想，还真是一帆风顺。　　　　　　　　　　　　　 　 44 1958年，时念堂到苏联改装学习，年底回国。1959年底他从苏联接回两架新式飞 机依尔－18，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飞机，一架作为客机，一架作为专机。坐专机 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等。 1954年7月2日，周恩来去广西柳州会见胡志明。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去汉口、广州巡视。 1957年7月27日，朱德去山海关、南京。 1957年4月21日，刘少奇去上海。…… 截止1971年，专机师执行毛主席专机任务共21次，执行周恩来专机任务70次， 执行刘少奇专机任务20次，执行朱德专机任务23次。专机师还执行过多次党和 国家以及军队重大活动的机群任务。 1955年秋，全军在辽东半岛组织抗登陆演习。 1956年4月，上海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中全会。 1960年1月，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8月，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1969年3月至5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0年8月至9月，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时念堂印象最深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接送中央委员上庐山的专机任务不仅多， 而且复杂，大飞机上不了庐山，还要换乘直升机。林彪当时的专机是英制子爵号 ，到安庆小飞机换安－24，去的九江，下山也如此。为执行大机群任务，时念堂 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直升机在 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时念堂在安 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保证了飞行安全。 专机师还执行过多次作战保障任务。1962年9月，派出九架飞机， 执行中印边境反击作战的空运任务。1969年，派出12架飞机赴佳木斯担负珍宝岛 地区的空运、侦察等任务。除此，专机师还执行过多次抢险救灾的任务，1954年 4月， 赴内蒙古执行空投救灾粮食115架次，空投粮食2.8万斤。1960年抢救61名阶级 兄弟，夜航空投药品，专机师周连珊机组伊尔－14型4215号飞机赴山西平陆。 1960年5月， 派出65架次飞机到大同抢救瓦斯爆炸失火而遇难的工人群众。1963年8月，派出 19 架飞机，27个空勤组，对冀中42处洪水灾区空投救灾物资348万吨，飞行450小 时。1966年3月，刑台地震，执行周恩来赴灾区视察慰问任务等。 此外专机师还执行过西北地区的核试验任务，以及为友好国家培养飞行员或改装 飞机等多次任务。 执行专机任务，责任重大，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在如此众多的专机 任务中，有的是时念堂参加组织领导，有的他亲自执行，除毛主席没坐过他的飞 机外，其他首长都坐过。1965年伊尔－18型飞机进行北京至拉萨当雄机场，1966 年贡嘎机场的试航任务，都是时念堂亲自驾机完成的。 那时，中国民航还不发达，专机师还担负过多次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外国元首 和政府首脑来访的专机任务。 1960年4月至5月，周恩来出访印度等亚洲六国。 1961年2月，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和周恩来出访缅甸。 1962年10月，周恩来出访朝鲜。 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 1963年11月，贺龙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4年7月，周恩来出访越南、缅甸。 1965年3月至4月，周恩来出访越南。 1965年5月至6月，周恩来、陈毅出访巴基斯坦、 缅甸、阿尔及利亚。 1966年3月，刘少奇、陈毅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 1960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访，陈毅元帅是代表团成员，说这下可好了，坐咱 们自己的飞机出去，可放大心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由我们自己的专机接送中国 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去中国代表团出国，都是租别国的飞机，震惊世界的“克什 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我国政府租印度的飞机而被台湾特务安放了炸弹而失事的 。周总理出访16国，租的是英国的飞机，提心吊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现 在坐咱们自己的飞机，从政治上放心，安全。 接受出国任务后，准备时间很长。一两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胡萍和时念堂专门 到苏联民航飞行大队取过经，国际飞行有什么经验，要注意什么问题，怎么飞。 现在的飞机先进，不用领航员，把罗盘打开就可以飞。而那时，我国的飞机还没 有这些，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最先进的东西，只能凭个人过硬的飞行技术。那次送 周总理出访某国最危险，起飞后地面才知道某国政变，地面好不容易联系上专机 ，通知他们。专机没有落地，又连续飞回开罗，保证了总理专机的安全。 专机师接送过的外国首脑有很多，缅甸总理吴努，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 罗阿米佐约，越南主席胡志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 汗，朝鲜首相金日成、委员长崔庸健，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产党主要 领导人，越南总理范文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 ，刚果（布）总理扎莱，苏丹国家主席尼迈里等。有的外国首脑多次坐过专机师 的飞机。 时念堂任专机师师长后，因为执行专机任务多，对师里的事情管得很少。他工作 一直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到1971年他驾龄21年 ，累计飞行7000余小时。就在他年富力强，飞行经验丰富，工作得心应手时，没 想到9.13事件拦腰一棒，一关11年。从此中断了心爱的飞行事业，至今心中仍压 着磨盘大的石头。 45 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没发现时念堂与9.13事件有任何牵连。原来的“双开”和“ 反革命”都被一风吹了，提也没提。1985年10月，专机师政治部一位干事来宣布 ，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两年，撤消行 政职务，保留原14级，按正团作退休处理。看病住房，工资按正团。 1985年这个重新做的结论主要依据是三件事，一是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建“黑据点 ”的问题，二是周宇驰在沙河机场学驾驶直升机的问题，三是9.13凌晨直升机在 禁空令传达后起飞的问题。结论说9.13凌晨，党中央向全国下了禁空令，没有毛 主席、周总理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不准任何一架飞机起飞。时念堂13日凌晨2 点30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向该师所有部队、场站、 调度室等有关部门传达，也没有提出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措施。13日凌晨2点半 左右，周宇驰等到沙河机场，3点左右，原203团团长刘景祥打电话向师里报告， 有人去机场要飞直升机，时念堂接到电话，既不向刘传达党中央的禁空令，也未 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致使周宇驰等劫持直升机叛逃。 时念堂认为这三个问题都不符合事实。 第一、二个问题，是当时空军司令部直接安排的，作为军人，只能以服从命令为 天职。第三个问题据时念堂回忆，接电话后他立即向上报告，然后跑到大值班室 给作战科值班参谋蔡长松打电话，让蔡参谋通知沙河203团政委杨庆升，西郊由 他传达。前面说过，杨庆升接到禁空令，由于和平麻痹思想，他没传达，并不是 时念堂没传达。时念堂放下电话到小候机室找100团政委安治梁，等一会，安治 梁来了。他又向师政委、师参谋长等传达了命令，当时吴法宪没说是全国禁空令 ，也没说马上向部队传达。正在这时，接沙河203团刘团长电话说直升机逃跑， 当时忙于处理此事，传达比较零乱。因为是直升机起飞后10分钟才向师里报告， 虽然马上采取措施，但已经晚了。 时念堂认为，在处分决定前没有任何人找他核实有关事实，没听他陈述，也没任 何人告诉他1978年宣布他是“林彪死党”，“双开”的决定还算不算数。扣发他 十几年工资和物资供应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都没有讲。所以留党察看期满，让 他写个材料申请撤销处分。时念堂不写，表示不承认。 专机师政治部主任盛岳献说，我管干部，派人向地方移交。到海淀人事部门联系 时念堂的退休安置，但地方政府认为这个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拒绝接收。我向 上报告，没人理，推来推去。专机师交不出去，只好将时念堂的供给关系和党的 关系暂时留下，党的关系“挂”在师通信科，退休工资由师财务科发。20多年过 去，至今时念堂的关系还“挂”在专机师。 时念堂仍然不服，为什么给我这样处分决定？凭什么给我这样的处分？他认为太 重，一直在申诉。从上到下，谁听了他的申诉，都说他冤。连机场的职工家属、 临时工都说，你刚出国回来，没接师里的工作，与你有什么关系？时念堂多次找 ，上上下下都很同情，叫专机师拿出个意见，报到空军。但有人说“两案”班子 已经解散，就拖下来了。 就是降职到正团，按14级套，也应该按师职标准，时念堂1943年参军也符合这 一条。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仍是正团退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给办医 疗证，住院、医药费报销都成了大问题。你还没开口报销，人家比你还困难。老 伴姜树芳说，我们老时太实在，人家脸色稍一变，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有一年春 节时念堂高烧39度多，住在大病房，因为休息不好，病拖了很长时间。 时念堂还在不停地上诉。递上去的申诉信不知有多少封了，总是没有回音。总政 干部部的一位处长说，这事是有些冤，但上边不说，我们不好办。只要上边批， 我们马上办。让他自己写信给军委副主席。也有机关的同志劝解一番，时间太长 啦，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时念堂伤心地说，一切交给党，一生交给党，那时组织对下边关心，有错想办法 挽救，而现在是不理你。难道我们党现在的政策不是“有错必纠”了吗？不管怎 么样，我对党对人民没做亏心事，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同时搜集证据，不断地 往上写信，他坚信问题一定会解决。 因为伤心，很久很久没有做梦了。那一天，时念堂突然看见周总理来了，是周恩 来总理！周总理不知多少次坐他开的专机，每次都要对他表示感谢。好久不见了 ，周总理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微笑地握着他的手，说组织上已经复查过了，你没 有问题，你是一个好同志。 时念堂顿时泪流满面，党啊，我们的党。 ***************************************** 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