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 57年广东反右运动始末 一听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 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承诺“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 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 处分”。 可惜，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 批评的指示》；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 整风》；随后，《人民日报》又以党员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陶铸夫人曾志的一篇 文章《应当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 战部一连召开了13次座谈会，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 “大鸣大放”的蓝本，其实，也是实践毛泽东在一开始关于“和风细雨”的承诺 。中央把整风的具体形式，也向全国作出示范。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动向，在历 次政治运动中，似乎都没有如此强调“和风细雨”的重要性。 　　“和风细雨”的提出，除了爱护“党内犯错误同志”的一面，也许，更重要 的动机，是缓和党内外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当时已相当尖锐。中央在3 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 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 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中央亦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 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主要责任在党和政府，不在群众。 　　受到整风初期党和政府的鼓励，以及由于当时正召开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大专院校的青年工作骨干，大部分都去开会了，对学生的监控，相对放松 。5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贴满了批评共产党的大字报。天津、西北、南京 、武汉各地的学生都开始动起来了。这种发生在5月的事件，让人联想起1919年 的5月。许多学生，热血沸腾，也正是以“五.四”的精神自许，希望为国家作出 一份贡献。青年学生在这种社会运动中，往往走在前面，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反 叛，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定位，比别的阶层，别的群体模糊，因此，他们更迫切 地需要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 　　1957年5月，整个形势，的确充满了风雨欲来的气氛。 第一节 整风提前开始 　　引人注目的一个情况是，在中央正在召开一连串的党外人士座谈会，鼓励人 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在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强调党外人士对发 展国民经济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甚至号召党外人士“舍得一身剐，敢 把皇帝拉下马”——许多党外人士被毛泽东的讲话激动得夜不能寐的同时，中共 广东省委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项由中央布置下来的工作：审查民主人士（包括为 他们作政治排队和鉴定）。 　　对民主人士的审查，主要是根据各级党委分管的名单来进行，如省委协助中 央管理的和省委管理的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人民委员、 省政协委员、厅、局、处长……等，由省委各分管部负责；各县（市）委协助省 委管理和各县（市）委管理的人民代表、人民委员、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 等，由各级党委分管单位负责审查。得各级党委认为工作需要而专职干部的力量 可以完成任务时，可以适当地扩大审查名单，报省委审干委员会备案。 　　省委还对审干人员怎样才算“力量足够”，提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为了 适应审查任务的需要，我们认为专职干部应按审查面1对15的比例配备，专职干 部的条件是：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并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 也就是 说，由一个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的人，负责审查15个历史不清楚，政治不可靠的 人。这15个人的命运，甚至一门老少的休戚祸福，无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这 么悬于一个人的手里。只要他兴之所至，往档案里塞张小纸条，这人的一辈子就 算完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中央和省委干部管理的职务和名称，在广东，省委统战 部应管理和协助中央管理的五类民主人士共478人（其中属协助中央管理的137 人），其分布情况：在广州市属省直接管理或协助中央管理的221人，属广州市 协助省管理和中央管理的112人，分布在各地县（市）协助省委管理和中央管理 的145人。省委定下了一个时间表： 　　经我们初步摸底，审查对象不多，因此决定审查和鉴定工作可同时结合进行 ，要求凡属协助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名单，由1957年2月开始进行审查与鉴定，至 10月底连同排队工作全部完成。关于区党委各地委、县（市）审查鉴定工作在 1957年4月开始进行，至1958年4月前全部完成（但属协助中央或省委管理的名 单应在10月底完成）。 　　平心而论，在1957年5、6月以前，省委对民主人士的审查，还是比较温和 的，对审查范围，亦有明确的界限。省委统战部严格规定，审查对象，“只限于 在历次运动（特别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中，所发现有现行反革命嫌疑或有重大历 史反革命问题的人，关于旧国民党、政、军人员中的起义人士，在起义后未发现 现行问题或虽不是起义，但他们的历史已为我们了解的人，都不进行审查。” 　　然而，按政治运动的惯例，任务的层层下达，也是层层加码的过程。对“现 行反革命嫌疑”和“重大历史反革命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全凭各地 的审干人员理解和掌握，而这些审干人员，又大都保持着极高的革命警觉性，极 灵敏的阶级嗅觉，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翻云覆雨，整人的滋味无穷，岂肯浅尝 辄止。经过爬罗剔抉，挖地三尺，任何人都有戴帽子、挨棍子的可能。甚至自己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糊里糊涂，便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死刑。拂开厚厚的尘 封，在历史上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审干材料中，可以读到无数这类令人唏嘘不已的 故事。 　　以下是一份极普通的审干材料，但它却曾经关系着一个普通人的政治生命， 关系着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甚至关系着出生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的 前途命运。现在，这个人早已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只能从这份材料中， 想象着它当年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张××，男，中农家庭成份，籍贯五华） 　　主要社会经历、社会地位及其代表性 　　1、初中毕业后于1926年－1929年在广东黄埔军校学习（1928年在该校参加 过伪国民党），于1929年毕业后出来任伪敌排连营长，副团长，副总队长，队长 ，团长等职。 　　2、张于1949年5月在老隆因他的领导曾天节（现任省交通厅副厅长）起义 他也迫得跟过来（是不得已的），初期任东江粤赣湘边纵队四支一团团长（49．6 －50．3），后调去广州行政学院学习后，又去英德县南雄县土改，当队员、乡组 长。1953年5－12月份调到粤北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1954年元月到现在调来连 县土产公司当售货员、办事员（原20级，后降为22级，现升为20级）。 解放前后的政治态度 　　解放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教育，一般都是忠诚于国民党的，直到起义过来思 想上进步很慢，工作不够积极主动（但任务也接受和完成），故在起义后有一次 组织怀疑他开过秘密会，但也没根据（他说是去游岩[神寺]），参加土改工作表现 不错，曾评过模范。 　　现任主要工作及表现：现任食品公司办事员，工作表现一般，他现在对党和 政府有些不满，主要对他使用不够适当，因此对统战部提出一点要求：1、按政策 办事（即是按起义军官的待遇）；2、要求调动回家乡工作（五华县）。 　　从材料可以看出，这人的工作表现一直良好，但只因为一些似是而非、模棱 两可的问题（诸如一般地忠诚于国民党、被迫起义、开秘密会、进步很慢、对党 和政府有些不满之类），便长期得不到合理使用。这人有现行反革命嫌疑吗？没 有。有重大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吗？也没有。但他被挂起来控制使用。这也是许多 民主人士，甚至党员干部曾经遭遇过的命运。 　　几十年后，当阴暗的往事，已成历史陈迹之际，那些曾经炙手可热的权幸之 徒，无不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好像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一个人搞出来的， 好像他们只是执行者，甚至也是受害者。其实，大可不必。这一切，当然无须由 他们完全负责，但也不能统统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 个党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 ，在悲剧的舞台上，都难脱干系。 　　省委很可能想不到整风会提前开始，4月的整风通知下达得颇为突然，令人有 措手不及之感。省委在4月27日发出关于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 示。5月1日，广东省委讨论在全省党组织中开展整风的问题。直到5月15日省 委才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成立由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 区梦觉、文敏生、尹林平、王德、李坚真、王匡组成的省委整风领导小组，陶铸 任组长。5月20日才在《南方日报》发表整风指示，比中央的指示，足足迟了3 个星期，颇耐人寻味。 　　由于整风的提前开始，审查民主人士的工作，便和整风并驾齐驱了，这多少 有点尴尬。究竟共产党和党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 良好的，还是存在阴影的？发生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关系的改变，还是 共产党地位的改变？整风是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佳方法？凡此种种，当整 风来临时，人们内心都是存疑的。 　　从5月上旬开始，全省县团级以上的中共机关、大专院校党组织，纷纷召开 党外人士座谈会，欢迎他们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大学停课，人人都去学习毛泽 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开展“大鸣大放”。5月19日，陶铸亲临中山大学 ，在绿荫掩映的礼堂里，召开第一次座谈会，激励全校教职员工，积极投身运动 。后来他又三进校园，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对“鸣放”祈请而求。很显然 ，这个时候，陶铸并不知道他将听到一些什么样的“鸣放”。 　　烈火一经点燃，刹那间便成燎原之势，不可收拾。“鸣放”之风，刮遍各机 关、大专院校。有人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不满的情绪和言论，喷发出来，触 目惊心。这种形式立即被热情高涨的学生所接受，人人争相仿效。大字报一下子 铺满了校园。 　　大量尖锐的批评，不仅仅针对个别“三害”分子，而是直指历次政治运动， 特别是肃反运动。校园里沸腾起来了，多少师生夜不能寐，三五成群，或露会于 草坪，或相聚于宿舍，不是高谈闳辩，就是挑灯写大字报。许多房间通宵灯火明 亮。 　　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一位学生质疑：“党中央说，全国90%以上的人是好人 ，百分之几是反革命分子，这百分之几，到底是百分之几呢？姑且算作百分之一 吧，全国6亿人则有600万反革命分子，哪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呢？”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马上引起激烈争辩。有学生反驳，党中央说90%以上是 好人，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几的意思是，好人占绝大多数，反革命分子占极少 数，不能机械地从数字上理解。持相反意见的学生，随即以大字报反问：“党中 央提出这个数字时，心中是有底的，如果当时党中央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 之零点几，为什么不说99%以上是好人，千分之几是反革命分子呢？用‘99%以 上’不是比‘90%以上’更能说明好人占绝大多数吗？” 　　（大字报还说）当党查实胡风集团时（胡风材料是55年上半年公布的，至少 在54年时党对胡风分子已有底细了），没有很好的估计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误 以为暗藏反革命愈来愈凶，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同时又在斯大林那里找到了理 论根据，并用这一理论指导肃反，怎能不使肃反扩大化呢？从我院来看，从广州 几个高校来看，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呢？错斗了多少好人？两者比较一下，就 可想而知。 　　华南工学院几个系组织了“自由论坛”，作为“大鸣大放”的阵地。一位学 生登坛演讲：“肃反运动中的‘大胆怀疑’是和胡适的‘大胆怀疑（假设），小 心求证’的反动唯心主义一样。有人说，只要斗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人民也是 有利的。难道我们能把国民党的唯心论‘宁错杀三千，不放走一个’的办法搬出 来吗？” 　　另一位学生在发言时说：“有人怪我们的大字报把肃反写得阴森森，但实际 上，肃反就是阴森森的。肃反期中，有人自杀，有人半夜大叫大喊，有人喊打喊 杀，同学没有自由，出入要排队，去广州要请假。有人说，为了打倒反革命，人 民的权利可以少一点，但这是违反宪法的。” 　　发言的措辞愈来愈尖锐，一张大字报用了3个巨大的惊叹号做标题：“要求 档案结论自己能看！！！” 　　一、人事档案关系各人一生前途极大，据这次“争鸣”来看，举凡升级、增 薪、提拔、报复……冤枉之事的发生，大多以此作标准，简直操人之“生死大权 ”，显然，档案极重要也。 　　二、当你拿着资料袋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工作的时候，可是资料袋里却说你 ，出身不好，很多缺点，甚至工作不可靠等等。可是你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结论有 什么缺点，属于哪一类人，结论资料是否正确或片面，自己也无从辩护，甚至自 己为国家社会忠恳地工作，到离开人间最后一瞬也不知道资料袋结论说自己是好 人还是坏人，坏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人生最遗憾之事吗？ 　　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鸣放”的热闹声音，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中山大学 也开始动了。学生们在浓郁的阴香木下，在绿叶婆娑的王棕丛中，开辟了“自由 广场”和“民主墙”。历史系一位学生，写了几篇“社会评论”，在“民主墙” 张贴出来。其中一篇，对中共提出了4点政治要求：一、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上，真正做到“共存”中的“监督”；二、在充分发挥民主与自 由的问题上，应该做到在集中领导下的“充分民主”；三、在向苏联学习先进经 验上，彻底反对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四、每一个执行党政策的人或党员，应永 远保持虚心和谦虚态度，把“特权感”、“优越感”、“名利”、“地位”统统 放下。 　　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励下，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也纷纷以不 同形式，各抒己见。广东省政协委员罗翼群，一位曾经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 ， 1949年因倡言国共和谈，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并列为背党叛国逆首第一名 通缉。当解放军兵临五岭之际，他在香港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党权军权断绝关系， 在全国震动一时。 　　罗翼群虽年近古稀，但壮心未泯，以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响应党的号召，直言进谏，俾人民政府洞察舆情，集纳集议。在5月9日广东省 政协委员全体会议上，罗翼群就法制问题，建议转报中央迅速制定民法、刑法、 诉讼法，使人民和司法人员有所适从。 　　罗翼群说：“我国宪法虽然颁布了，但此系大法，而于人民生活密切攸关的 法律，尚未制定，使人民无所遵守，而司法人员也感无法可循，很易流于失出失 入或故出故入，驯至违法乱纪，或竟至违背宪法。” 　　他说，“人民有苦必叫，势所必然，不能加以压制，而反映人民意见，是我 们应尽的责任，岂容隐讳？有人说，人民叫苦，干部也跟着叫苦，这种说法，我 认为不太正确，有违反听取人民意见的精神。” 　　罗翼群继续说：“农民生活，的确有大部分好转，但也有一部分坏转，家庭 主要劳动力少，老幼人口多，而又很少副业补助的，那就确实生活很苦。我近来 接过很多亲戚、朋友、子侄辈的来信向我叫苦，要求救济，如果说我也跟着叫苦 的人，那就请那位先生去实地调查一下，看看是真叫还是假叫？况且人民有了痛 苦，叫一下是很自然的。” 　　5月23日，罗翼群向省统战部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协委员组成的检查机构， 来一次全省大检查。他说他已经收到了几十封来信，“这些信有两类，一类是‘ 叫苦’的，请求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济；一类是‘叫冤’的，提出有错应该纠正的 ，其中有些人已三番四次提出请求，没有解决，弄到失业，甚至妻离子散。”他 呼吁成立一个机构和有公正人士来参加处理“叫冤”的案件，“否则我只好学太 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那样？：‘藏之名山，传诸其人’”。 　　他担心报纸刊载他的文章，随意节录，有失原意，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南方 日报》，要求全文照登。信中再次提议，政府从速成立专门机构，纠正历次政治 运动中的冤案： 　　关于平反问题：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 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 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 期间，被斗的人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被称为 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 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 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少发生多少偏差案件。毛主席说，斗错了 就要平反，这是英明正确的措施。我建议由省人委会和省政协从速组织一个专门 机构，来全面检查处理这些问题。 　　他也谈到了经济问题。他认为人民生活不能说基本改善了，现在除了共产党 员、青年团员、高级民主人士的生活比较有保障之外，低级干部和城市贫民都受 到很大的威胁。 　　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 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民和低级干部实有受 到生活的威胁，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情，亦在所不免。因 此，我建议对于人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各种物价问题，应要有适当的统筹兼顾，分 别调整一下。我认为这对于团结人民，发挥潜力，共同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 有好处的。 　　罗翼群说：“共产党员有优越感，往往以特殊阶级自居，民主人士有自卑心 ，不敢同共产党员交朋友，畅谈心事，于是隔阂愈来愈深，团结就难搞好。几年 来，共产党发展得很快，好处是面广，深入了，危机是发展的那些人不可能都是 工作中的积极分子。” 他明知祸从口出，但自恃是高级民主人士，无所顾忌。他 一意孤行地为自己生命最后几年，安排了一段艰难而孤寂的旅途。 　　华南农学院园艺系研究生郭昌华，一位“历史清白”的青年团员，在学院的 “鸣放”会上，从几个方面提出了意见。他说：“过去我不想讲，怕人家说落后 ，不配团员称号，现在消除了顾虑，还是讲了好。”这个时候，他绝没有想到， 这个发言，会为他的一生带来什么。 　　“记得在哈尔滨时，”郭昌华说，“党委为了使学生了解解放后农村生活提 高的情况，作为证实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最初首先组织一批党员干部到哈市郊 一个最典型的社去参观，这批人回来后就大谈优越性，说一个合作社里有许多农 民有收音机，生活水平又多高，工分高等等，许多使我致疑的地方。”后来他亲 自下乡，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东北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南方的一样都还是非常 之低。”这位研究生以其专业知识分析： 　　农业生产存在严重无法克服的困难：（a）蔬菜栽培：种包心菜采用“直播不 灌溉，撒下种后等收获”的做法，虽然面积不小，但可以肯定是徒劳无功。（b） 副业生产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养猪业表面看发展远景不错，规模大，但按技术 力量配备的条件和技术员的水平来看，将会严重的失败。瘟疫开始，农民只好站 在舍房看它死，也无办法。养鸡，以购买小鸡的数目来看很多，三四千头，成活 率是千分之四五，多的千分之几十。他们买了３批的小鸡回来养，每批都一两千 头，但饲养员指给我们看第一批的（最大者）只剩下几头；第二批只剩下几十头 ，当中还有得病临死的数头；第三批两千多头，刚买回来的，每天以几十头的死 亡率发展着。要根本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技术力量的装备没有提高和加强以 前，仅仅是一个幻想。 　　郭昌华的结论是“单靠合作化不可能根本改善农村生活的水平”。不久前刘 少奇南下调查时指示，中小学生不能升学，可以下乡劳动，这位园艺研究生则认 为，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合作社劳动力大量过剩，技术很低，副业生产有的地区发展很困难，有的根 本不可能。小学生、中学生动员到农村去，认为是知识分子下乡，事实劳动力又 弱，以他们的知识水平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绝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 没有知识，连常识都无。我怀疑中小学生到农村去会起些什么作用，甚至最简单 的植物常识都没有，造成什么小麦和蒜头嫁接都是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搞 的笑话。如果要使中小学生真正地在农村起作用，必须改变目前的教育制度，在 中小学设农业课，或者由农学院学生去作校长，同时要大大减少普通中学。 　　这类意见，并非情绪偏激的产物，也不是空洞无物的叫嚷，而是根据自己的 观察、思考，提出诚恳的见解。不论正确与否，其动机绝不可能是为了推翻共产 党。其实，大部分言论，都是相当克制和慎重的。胡说八道，信口雌黄，恶意诽 谤的，少之又少。要求“打倒共产党”，“欢迎国民党回来”的更少。绝大部分 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商业者和基层干部，都是响应中共中央 号召，抱着极大的热情，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他们提出第一 条批评意见起，已经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了。 　　所有这些言论，都被辑录成《大鸣大放资料》、《“放”“鸣”选辑》一类 小册子，呈送到省委。一些具有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人意识到，事情不可能照这 个样子发展下去。历史的急转弯，已经近在眼前了。 第二节 “事情正在起变化” 　　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很多时候，比打仗更加诡异莫测。直到5月15日之前， 毛泽东仍然很有把握地认为，运动正按他的部署，稳步展开。但从各地传来消息 ，却使他大吃一惊。呼吸之间，戏剧音乐界、电影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 、工商界，都烧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学生要搞“海德公园”。报章 空前热闹，各种街谈巷议，聚蚊成雷，响遏行云。《光明日报》的文章惊叹：“ 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言论，就是 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 　　毛泽东似乎没有想到，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伤害，竟会产 生这么大的积怨。他更没有想到，闸门一旦打开，竟会喷涌出这么猛烈的一股激 流。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许因为对“士大夫”根深 蒂固的蔑视，妨碍了他去了解现代的知识分子。从这一刹那开始，他对知识分子 的信心和把握，粉碎无遗了。 　　毫无疑问，许多反对整风的党员干部，这时不断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把形势 描绘得一片漆黑，好象再不反击，蒋介石就会反攻大陆似的。当初毛泽东与他们 的意见分歧焦点在于，他们认为官僚主义只是一种思想方法问题，而毛泽东则认 为官僚主义是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造成的。现在，大量的鸣放言论，似乎证 实了毛泽东的论断，而这时，他却不得不向那些支持他的论断的人施以毁灭性的 打击。事情似乎有违常理，但政治斗争，往往就是险象环生，变数频仍，非一般 天真的知识分子所能明白。 　　当北京柳絮纷飞，洋槐花盛开之时，5月15日，一个风沙漫天的星期三，毛 泽东怀着复杂的心情，奋笔疾书，发出惊世的警号：“事情正在起变化”。 　　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 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 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 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 什么不好呢？ 　　毛泽东把一个称号，赠与那些在“鸣放”中发表了批评意见的人，叫“右派 分子”。但他的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右派 分子”一词，第一次见诸报端，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中，通过何香凝之口说出来的。何香凝的丈夫廖仲恺是著名国民党左派，这一 身份，让人在右派分子和国民党右派之间，产生联想。从这一刻起，毛泽东已经 从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大大地后退一步了。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推测，再次为党外知识分子划定“左、中、右派”比例。 中间派占70%，左派占20%，右派占1%、3%、5%到10%。毛泽东习惯于运用这 种斗争方法，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都成功运用过，证实 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毛泽东以尖刻的语气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 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中央采取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的战术。右 派中了诱敌深入之计，暴露了虚实，现在，到了聚而歼之的时候了，“右派有两 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从5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到5月15日毛泽东写《 事情正在起变化》，不过短短13天时间，312个小时，整个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剧 烈的转变。历史给人们留下的疑云，实在太多了。反右斗争，究竟是出自毛泽东 的本意，还是他对党内反对意见的一种妥协？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并不觉得右 派真有那么可怕；也许，在这短短的13天内，他真的听到了期待已久的声音，尽 管这些声音，比他想象之中，要刺耳得多。 　　事实上，大鸣大放期间，许多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激切之言，和毛 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在后来的文革中，也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 的言行，比大鸣大放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言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为什么在文 革时他要发动人民“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反右时，他却要对支持他“炮轰 ”的人实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让群众走到前面去，让群众的热情比中央还高，用群众的力量迫使中央放弃 保守的政策，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中，摸索出来的经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 时，初见端倪，合作化运动中，渐趋成熟。“八大”以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冲 破重重障碍，再次运用此法，自下而上，发动整风，其本意是针对中共党内日益 严重的“三害”。但这次他利用的对象，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小店员和一 般基层党员，而是知识分子。他忽略了这一阶层的特殊性，因此，运动一下子就 失控了。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暗示，“鸣放”实际上是故意让毒草出 土，以便锄掉，“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似乎 他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运用“引蛇出洞”、“后发制人”的战术，这在历史上 引起了众多批评。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家的道德品质问 题。 　　毛泽东后来（7月1日），在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时说：“牛 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但穷其事的初始，这种想法，显然不是产生于5月1日前后，那时他是真心希望 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的，只是到了5月15日前后，事态的发展，脱离了毛泽东 安排的轨道，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才不得不决定紧急刹车。很可能，毛 泽东是想为整风初期的“大鸣大放”辩护，为仅仅11天前还在号召党外人士畅所 欲言，找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殊不知这样一来，对知识分子的伤害，简直是 深入肺腑了；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阴谋色彩，但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悲 剧终于上演了。 　　如果人们在这个时候重读195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会觉得那是多么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啊。 　　毛泽东一言而为天下法。6月8日，中央《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 进攻》指示，下达到广东省。陶铸当机立断，迅速部署对右派的围剿。6月19日 ，广东省委宣布，对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拒绝接受，并在全 省反击右派猖狂进攻。 　　罗翼群似乎嗅觉失灵，竟丝毫没有觉察气候的急变，还在那儿叽哩咕噜讲个 没完。6月11日，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到兴宁、平远、蕉岭３县视察，收集农村 现状的材料。一路上所见所闻，使他更加认定政府“只顾国计，不顾民生”，造 成“一小部分人接近饿死边缘”，是一个严重失误。 　　他来到兴宁县龙田中学，和一班初三学生交谈。他们的年龄、地位、经历相 差甚远，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和一群面临着中学毕业何去何从的学生， 他们的交谈是很浮浅的，不过表达了一位长者对晚辈的鼓励而已。 　　“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现在你们毕业了，怎么办呢？”老人问。 　　“我们想当干部。”一位学生回答。 　　老人笑了起来，“现在政府精简机构，许多干部还要下放，不能当干部。如 果考不上高中，就只有回乡生产。” 　　“回乡生产太苦了，我们过不惯。” 　　“不要紧，”老人拍拍这孩子的后脑勺，“我也是穷家子弟出身，自小天未 亮和母亲拾狗屎、猪屎，过过就会惯的。” 　　他在龙田中学只呆了一个小时就走了。这是一次平常的邂逅，所谈的也都是 平常的套话。如果在前几个月，记者也许连报道的兴趣也没有。但现在全省已经 掀起反击右派的怒涛，这番谈话，被报纸抓住，冠以“煽动学生，企图制造暴乱 事件”的罪名，加以大肆渲染歪曲： 　　罗翼群到了兴宁龙田中学，虽仅逗留一点多钟，但罗亦不放过机会向青年学 生进行挑拨煽动。罗看见初三班学生，第一句就问：“你食得饱吗？”学生说： “食得饱。”第二句问：“考不上高中怎么办？”当学生回答考不上就回乡参加 农业生产时，罗翼群便挑拨说：“农村里搞得惯？会苦死！”又说：“我是民主 人士，什么都不怕，你们有意见可向我提。” 　　罗翼群还在东江视察未归，形势已经急转直下了。6月21日、22日两天，《 南方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坚决回击右派分子》、《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 。反右斗争，首先在省直机关和广州市点起了火头。高等院校、新闻界、文艺界 、科技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首当其冲。省委下达了反右的指标，要划出占总 人数大约2%的右派。 　　骇机一发，浮谤如川，巧言奇中，别白无路。广州批判罗翼群的大会，接二 连三地召开了。报纸上关于他的行踪报道，总是暗示这人和国民党有关，和特务 、反革命、地主、恶霸有关。罗翼群到了黄陂乡，暗藏的反革命就造谣说，国民 党在汕头登陆了，国民党飞机把广州炸烂了；他到了兴宁，国民党飞机就在兴宁 投放粮食、布匹和传单；他到了笃陂乡，笃陂乡中学就出现“打倒共匪！”“农 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的标语。他到乡下召见的 ，全是赌徒、坏分子、地主、伪军官、清洗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牛鬼蛇 神。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发言中，还有人说罗翼群某次拿了两百元稿费，只请帮他 整理、誊正和撰稿的助手吃了一顿午餐就算了，没有分稿费给他们。有人揭发他 对一位女演员意图不轨，擅自闯入她的寝室，趁女演员换衣服时去抱她，说她酷 似自己的“先室”。这一切，“充分说明罗翼群是一个贪婪无厌、卑鄙无耻的伪 君子”。材料的真伪，无人去考证，但罗翼群的名誉，已经受到损害，这才是最 重要的。 共青团省委的一份材料声称：“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大鸣大放，更助长了偏激情 绪的发展，特别是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论对学生影响很大，在校中变成什么话都可 以讲，纪律紊乱，同学之间团结不好，什么人都可以骂，进步同学受到打击，骂 说进步话的同学为‘叛徒’、‘拍马屁’、‘出卖良心者’，甚至说共产党、人 民政府比不上美帝国主义，海中学生周经进（团员）说：‘共产党对待人民比不 上美国资本家对待工人好。’有的学生对报纸上登载的右派言论连声喝彩，并写 信去支持右派分子。” 事态令基层党政领导者，大感头痛。 　　6月29日，广州市委邀请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代表，举行最后一次座谈会。气 氛严峻而冷峭，与整风刚开始时的热气腾腾相比，已是天渊之别了。市委第一书 记王德在讲话中，虽然肯定了过去十几次座谈会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 现在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希望大家与右派划清界线，坚决斗争。 5天之后，广州市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反击右派分子”四千人大会。通过了“对右 派分子的声讨书”，紧接着，所有机关、工矿企业、人民团体，纷纷组织大大小 小、五花八门的声讨会、辩论会、斗争会。惊涛骇浪，把石岐、北海、佛山、湛 江、韶关、汕头、潮州、江门、海口9个省辖市镇，成千上万善良而单纯的人们 ，席卷而去，包括站在敌对立场的斗争双方，均不能幸免。 第三节 围剿“右派”分子 　　围剿之战在高等学校打响了。 　　华南农学院召开声势浩大的批判郭昌华大会。党员、团员、教师、学生，甚 至连厨房的工友，也轮流登台，愤怒声讨郭昌华的“反动思想”。从6月24日至 8月17日，一共开了１７场批判大会。最密集的是7月1日至12日，即暑假开始 前的那10天时间，根据学院编印的“与右派分子郭昌华论战日程纪要”，可以一 窥当时的惨烈场面： 7月1日，教师团总支召开总支团员大会，对郭昌华的谬论展开全面批驳…… 7月2日，教师团总支召开第２次总支团员大会，继续分析批判郭昌华的右派言论 。 7月4日，教师团总支召开第３次总支团员大会，会上首先由郭昌华发言，他不但 毫无悔改之意，而且还含血喷人…… 7月6日，全院职工举行辩论会批判郭昌华的右派言论。 7月5日～7日，园二、三、四、蚕三、土四、农四、林四等班共举行了３次大会 批驳郭昌华的反动言论。 7月9日，全院职工举行第２次辩论会继续批驳郭昌华的反动言论。 7月10日，全院师生举行批判郭昌华大会，到会的教工同学共一千九百多人。中 山大学、省公安厅劳改局均派代表参加。广州日报记者也出席了大会。 7月11日，全院师生举行第２次批判郭昌华大会，出席的共二千多人，继续给郭 昌华以有力的反击。 7月12日，全院师生举行第３次批判郭昌华大会。 　　这是一场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战争，动用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围攻一个据 点，胜负之数，从一开头就注定了。但郭昌华仍作无望的抵抗。他公开把这些大 会，斥为“反对主观主义中主观主义空前高涨的大会”。进入暑假以后，对右派 的围剿，也随之步步升级，达到白热化程度。人们以为郭昌华会低头认罪，但他 却固执地负隅顽抗。他说： 　　“前一个阶段斗争会的次数虽然开得不少，一切可以施加压力的方式和手段 都已经尝过，但对我来说，并没有帮助我解决任何的根本问题。我今天的发言可 能又会激怒群众大声喊打，因为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错误究竟在哪里。” 　　这番话再次惹来一片怒骂。郭昌华不顾人们责难，反而指责他们故意歪曲他 讲话的意思。“我说自己政治情绪消沉，别人就说我对社会主义无比仇恨，要搞 资本主义复辟；我说国家的政策中有错误和不合理的地方，别人就说我污蔑国家 的政策都是错的，都是不合理的，政策都错了，那总路线也错了，总路线错了， 社会主义就否定了；我说到工人、农民的生活问题，别人就说我煽动工人、农民 来反对党；我对国家各方面的政治生活有意见，别人就说我有系统、有纲领地向 党进攻；我说调动不称职的党员干部，别人就说我取消党的领导。” 　　郭昌华的顽固态度，把人们大大激怒了。在教师团总支第5次辩论会上，双 方就土改、肃反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郭昌华身陷十面埋伏，在万炮齐轰的形 势下，根本无力招架。感情激动的群众，尖声叫着，你一言我一语，要他老实回 答：“你为什么说肃反是政策的错误？”愤怒的声音，几乎把天花板也震落下来 了。辩论渐渐被病态的狂热所笼罩。这是危险的征兆。 　　郭昌华声称，肃反把一些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人也拿来斗争，是采用对人 民斗争的政策，用强制的方法来斗争人民，这种做法违反宪法。 　　群众质问：“历史反革命是否应该查问题？有些历史反革命，就像《人民日 报》社论中指出的制造千人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是否应斗争？实际上肃反中是否 凡有历史和思想问题的都斗争了呢？你有哪些根据？” 　　郭昌华哑口无言，他确实拿不出什么证据。他也没说过全部历史和思想有问 题的人都挨了斗。他觉得辩论变得有点胡搅蛮缠了。双方受着盲目的、激烈的情 绪所左右，开始失去理智。郭昌华的态度也愈来愈硬。 　　“你为什么说群众运动都是残忍的呢？” 　　“土改镇反时的做法是残忍的，有些地主土地不多，罪恶不大，也枪毙了。 镇反时有些反革命分子罪恶不大也枪毙了。总之，杀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很多是罪 不该杀的。” 　　“有哪些人呢？” 　　“我举不出例子，不过我看布告上写的罪状是不大的。” 　　“你认为要怎样的罪状才算大？” 　　“地主剥削农民主要是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当时收租是合法的。推翻了旧制 度，这些人没有枪，没有政权，不会造反，主要应从改造出发，罪大恶极的该杀 ，但杀了的不见得是这样，特别是南方，这些人不见得都有什么血债，纵火也还 没有纵成，是否凡是敌人都要杀呢？我认为最好是不要杀，尽量避免死刑。假若 我是律师，至少可以少杀一半。” 　　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举出土改时农民对民愤很大、血债累累的地主恶霸如何 要求杀，上级如何慎重地审查的事例，说明杀掉的反革命、地主恶霸，都是罪大 恶极该杀的。“周总理的报告说，杀的只有16%，都是罪大恶极的，怎能说凡是 敌人都杀了呢？”有人高呼反击右派的口号，全场同声呼应，群情为之沸腾。在 密密麻麻竖满会场的臂林中，郭昌华显得孤独无告。他的自信心正在丧失，近乎 破灭。任何经历过批判会人，都有类似的恐怖体验，会上人们的脸色、目光、语 气、戟指诟骂的声浪，震天撼地，具有足以把人的精神彻底摧毁的威力。 　　不管郭昌华多么顽强，他终难逃此劫。他的缴械投降、低头认罪，只是时间 问题。 　　此时此刻，在另一个场合，罗翼群已经缴械投降了。 　　7月25日至8月10日，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成为省委对 右派言论，作出系统回答的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省委常委、副省长安平生 、副省长魏今非、省委秘书长张根生、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云广英、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楠、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省委文教部部长杨康华等人， 在会上分别发言。 　　从各地收集回来的“右派言论”看，肃反运动，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云广英 作为省检察长，在人代会上，负起为肃反辩护的责任。他的发言洋洋万言，列举 了许多统计数据，证明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他回顾当时的情况：“1954年一 年，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483名。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在1955年 初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55年第一季度发生的重大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案件，比 1954年第一季度增加了50.44%，比1954年第四季度增加了64.7%。”不仅如此 ，“1955年全年，在工矿、企业、财贸等系统发生的破坏事故比1954年增加 55%。”这是广东的情况，听起来颇为惊人。 　　云广英检察长接着说：“在1955年至1956年初，广东各地公安、检察、司 法机关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依法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 其中有罪恶深重、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有屡教不改，经过宽大处 理之后又重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有由剥削阶级中新生长出来的反革命分子 ；有美蒋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他们所犯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以 广州市1955、1956两年逮捕的一部分反革命犯为例，这些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前后 即杀害我革命干部194人、群众106人，抓捕我革命干部76人、群众499人，抢 劫了粮食215580斤。” 　　他列举了一连串具体事例：“紫金县从江西省追捕回来的反革命罪犯彭锐， 解放前历任伪县长与伪军少将等反革命职务，是一个有138条血债的罪大恶极的 反革命分子。广宁县逮捕的反动分子陈楷是一个行劫了19年，有3条血债，并曾 割了被杀害的农民的肉来吃的惯匪。1956年间，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企图在广州搞 一个大规模的爆炸行动与九龙的暴行相呼应，阴谋策划一个所谓‘波兹南事件’ 。这个阴谋也被我们坚决地及时地粉碎了。在破获这一批案件中，捕获了一批专 搞爆炸的蒋介石特务分子，其中有企图爆破解放台湾展览会的梁伟伦，企图爆破 爱群大厦门前汽车的周汉勤、邓叔仪，企图爆破长堤电影院、广州酒家的麦忠、 吴满安，企图爆破中山联合戏院的莫炎明、冯平、陈卓勋等等。曾经多次刺探我 军事情报并于1956年5月11日用定时炸弹破坏了广深铁路深圳车站以北一段铁 轨的中委会二组特务分子刘立也被我们依法逮捕并判处了死刑。” 　　云广英严词质问：“这些穷凶极恶、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分子，难道不应当逮 捕和镇压吗？右派分子反对肃反的居心何在？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包 庇起来？他们恶毒的阴谋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进一步把右派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联系起来，警告人们：“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乘着右派分子向党和国家进行猖狂进攻之机，呼应 蠢动。今年自6月下旬以来仅在短短20几天的时间之内，在我省就连续发生反革 命和坏分子的暴乱事件5宗。” 云广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然而，在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楠的讲话中，对形势严重程度的估计，却明 显大大低于云广英。云广英一再强调，反革命势力仍然非常猖獗，潜入的国民党 特务，“较去年同期有增无减”，反革命分子“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区其活动亦 甚嚣张”。但周楠却声称，在过去一年中，广东“反革命案件数量下降，民事案 件的比重增加”。 　　为了说明反革命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周楠也列举了具体数据：“全省受 理的刑事案件，1953年至1955年间，各类刑事案件都是逐年上升的，到1956年 则基本上是普遍下降了。以1956年与1955年相比，刑事案件下降52%；以今年 上半年与去年同时期相比，刑事案件下降43.5%。在刑事案件中下降较大的是反 革命案件。1956年下半年比上半年下降84%，1957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时期下降 93.5%。而刑事案件下降最显著的是1956年。” 　　他一方面承认“还有反革命，不能麻痹”，但一方面又心平气和地说：“当 前，如何从审判工作方面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法院的重要问题。如果 还习惯于用老眼光来看新问题，则‘我们的工作就会带着很大的盲目性’而处于 被动地位。目前，我省刑事犯罪下降，反革命分子、阶级敌对分子和旧社会渣滓 的犯罪现象显著地减少。这正说明了审判工作出现了新的情况，因而要求审判工 作必须与之相适应，以免落后于实际。” 　　周楠所说的老眼光，显然是指那种以为反革命愈来愈多，愈来愈凶的观点。 他提醒人们，司法机关不光是一个肃反机关，“我们的革命法制不仅要同反革命 分子作斗争，而且必须加强与一切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其他犯罪分子作斗 争。”包括杀人放火犯、惯盗、惯窃犯、走私集团犯、强奸妇女与奸淫幼女犯及 流氓犯罪分子等等。 　　不过，在发言的后半部，周楠还是用了3节篇幅，来反驳否定肃反的“右派 言论”。但他只是重复了云广英对肃反的基本评价：“第一，我们从审理的案件 所暴露的情况看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疯狂的。第二，全省处理申诉案件的情 况证明，原判正确的占绝大多数，原判不恰当的是极少数。第三，对于错判的案 件，我们都作了检查；一经发现，我们就严肃地进行纠正和处理。” 　　云广英、周楠为肃反进行辩护时，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但他们万万没有想 到，仅仅4个月后，他们对党的忠诚，便受到严重考验，他们将亲身体验今天那 些被划成右派的人的深创巨痛。 　　在“右派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高等学校，成为“藏污纳垢之所”，负责 主管文教工作的杨康华部长，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在发言中说：“右派对高等学 校提出好几个方案：一、教授治校；二、教授领导，党委参加；三、校委治校， 防止党委出轨；四、民主办校，党派平权，共同领导，各占一票。这些方案共通 的特点，就是不承认共产党在高等学校内的领导作用，好让右派夺得领导权，把 高等学校从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拖出去，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从而把高等学 校作为右派活动的重要基地，以便于进一步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活动。”也 就是说，右派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这样一来，反右斗争就是一场你死 我活的阶级斗争了。杨康华大声疾呼：“右派所希望的，我们都不要做；右派所 反对的，我们一定要做好！” 　　对许多人来说，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已经开始。罗翼群是这幕悲剧的主 角之一。在人代会开幕前，他已经受到无数次批判，在7月12日的省政协会议上 ，在民革会议上，分别作了检讨。他已经不再是“直言适足以忤世”的海瑞式人 物，而是一个形容憔悴、孤苦无助、含垢忍辱的老头了。在人代会是，他也作了 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坦诚交代》的检讨，这位老人用沙哑的声音痛责自己： “我平生都是站在反动立场，惯用假仁假义，小恩小惠来欺世盗名。” 　　他把自己贬低得一钱不值：“由于我一贯有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苗，几 年来又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没接触工农群众实际生活，因此，我的思 想仍停留在‘改良主义’上，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谬以为我国几千年 来是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团结合作，收效更大更速，这也是与近今右派分子思 想一脉相通的。” 　　从罗翼群胸中，似乎发出一种长长的哀鸣，是极之悲伤的调子，令人不寒而 栗。罗翼群承认，在政治上，他“常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在经济上， 中共“最重要的是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而他则以为，当年如果能实行和平 土改，更能促进全国人民大团结，和迎合华侨内向之心。 　　他痛苦地说：“我谬说几年来政府偏重国计，不够照顾民生，我完全没有一 查年来各种统计表报，妄肆讥评，是违反了国家工业化政策，也是反对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罗翼群抬起头，用黯淡无光的眼睛，望了望会场。他看见一片模糊的面孔， 有些是熟悉的，有些是陌生的，但这时竟没有任何分别。对于一位68岁高龄的老 人来说，下面这番话，是多么难以出口。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我的思想和 言行，自己知道是十分反动，影响恶劣，虽然是蜉蝣撼树，不足损社会主义毫末 ，然而我实犯了很多罪行，而且十分严重，使我愧悔欲死，无地自容。罗翼群算 已死了，倘蒙生死人而白骨，使我垂暮之年，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永远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站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稍效微劳，借赎前愆，则有生之日，尽 是戴德之年。仍请给我以严厉处分，以为今日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 主义者戒。” 　　陶铸变怒为欢，在闭幕式上，把这次大会，形容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大辩 论的胜利大会”。既然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就没有什么可辩论了。大会的言论 一边倒，集中火力，围剿右派，连罗翼群这种连蒋介石也奈他不何的死硬分子， 在共产党的伟大力量之下，也不得不俯首认输。确实是足以自豪的胜利。 　　“我们要认识反右派斗争决不是什么一般的思想错误问题，”陶铸的语气咄 咄逼人，使这个炎热的下午，变得更加炎热难当，他的鬓角挂满汗珠，“也不杂 有任何个人的恩怨，而是人民要走什么路的问题。开展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是 不高兴的，帝国主义者、台湾蒋介石集团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不高兴的。在 这次大会期间，有些反革命分子写信‘警告’我，说什么‘反右派斗争如果不中 止，共产党就要垮台’等等。就是说，我们这样对右派进行斗争，反革命分子就 感到失望和不安。” 　　在广东知识分子中颇具清望的陶铸，在这次大会上，却尖锐地批评了他们： “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过去 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在革命当中，他们的家庭或者本人捱了‘整’，所以就不 满意，就认为搞错了。这是立场问题。在社会大变革中牵涉到他们个人，他们的 感情不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制度。” 　　“运动之风何时了，学术之风何时来”，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牢骚话。陶铸 在提到这句话时，语气变得更加坚决、威严了，“运动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单靠读书和开小组会是不够的。应该承认，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想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还没有过。要过这一关，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就必须要有 运动。我们不应惧怕运动，而应积极参加运动。” 　　据省委在7月份的统计，对广东省、广州市各主要人物，结合其历史表现， 作了一次细致的政治排队，情况如下： 　　在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 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士中，左派31人（37.3%）、中左8人（9.6%）、中中22 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5人（16.6%）、中左133人（ 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13.3%）、右派45（4.8%）；此项 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中中43人 （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 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184名工程技术界人士中，左派34人（18.5%）、中左17人（9.2%）、中 中103人（56%）、中右18人（9.8%）、右派12人（6.5%）。 　　在58名新闻界人士中，左派9人（15.5%）、中左9人（15.5%）、中中19 人（32.8%）、中右9人（15.5%）、右派12人（20.7%）。 　　机关干部未有具体数字，只列出右派分子有223人。 　　在各大专院校中，中大的右派比例最高，16人，占7.5%；其次是广州中医学 院，3人，占7%；最低的是教育行政学院，该校无讲师，教授以上4人，左派1 人，占25%；中间派3人，占75%，无右派。 　　人代会第六会议，为反右派带来了一个更狂热的高潮。9月，广州市直属工厂 也开始大鸣大放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像一阵狂风，横 扫社会每个层面。《广州日报》也为自己在5、6月的“鸣放”期间，“大量地发 表了内容观点带严重错误的甚至是右派谬论的文章”，作出公开检讨。 　　在这股凌厉的风暴吹袭下，郭昌华除了投降，再没有第二条出路。《人民日 报》8月16日的社论指出，大部分高校第一阶段的反右斗争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 。这就意味着，高等院校的形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学生再也闹不起事了。暑 假结束以后，各高等院校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批判高潮，实际上在打扫战场，为下 一阶段运动作铺垫。 　　广东7所高等学校将以10天——两个星期的时间，继续开展群众性的反右派 斗争运动（暑假前集中进行过一周到两周的反右斗争），运动一般分3个阶段进 行：首先是学习动员，认识反右斗争的性质与意义，初步揭露右派言行并号召广 大学生与右派划清界线，然后转入斗争，在全校和系班批驳校内班内右派分子， 最后小结收获。 　　团省委在8月21日至27日，举办了为期7天的团干部讲习会，进行紧急动 员和思想武装。“武装了448个团的骨干（左派）”，这批左派回到学校后，又 依样画葫芦，通过团干部会、团代表会、团员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各种形式， 武装了近千名团内外的左派骨干，并动员全体团员，如怒潮排壑地投入这场运动 中去。 　　据团省委的统计，经过初步排队，学生中的右派，占20~30%，中间派占 66~75%（其中中右约10%左右），右派占1~3%。根据6所院校（缺中山医学院 ）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共267人，经各院校审查通过的有199人。据9月下旬 统计，在医学院和工学院48个右派分子中，分别在大会小会斗争了26个，有一 部分要在今后“细水长流中才能解决”。 　　由于这次学期把反右斗争深入了一步，因此各校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也较多 ，所以各校反右斗争的步骤和做法上亦有所不同，大致有二类情况：一是医学院 、中大、农院、师院等校采取的先在小组小班揭露，批判自己和别人的右派言论 ，突出右派分子，然后以小班、联班、系的辩论会，把反右斗争逐步引向斗争的 高潮。另一种是工学院、师专、中医学院所采取的办法，是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 （即学习、讨论）召开全校性的群众大会批驳突出的右派分子，然后在系班批驳 一般右派分子，对中右不要求检查，不作批判。这两种搞法从目前看来都是比较 好的。 　　9月13日，华南农学院教师团总支开第7次辩论会，郭昌华再次面对着有备 而战的批判者。9月16日，园艺系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9 月18日上午，教师团总支再开第8次辩论会。如果郭昌华不投降，这样的辩论会 ，将无休止地开下去。经过连日连场批斗，郭昌华早已舌敝耳聋，精力俱殆，9月 18日下午，终于向群众运动屈服了。 　　群众：“你对党和国家制度进行了全面攻击。” 　　郭昌华：“是这样。” 　　群众：“你不是很明显的反对社会主义吗？” 　　郭昌华：“是这样，我事实上是反对社会主义。” 　　群众：“你承认夸大缺点，反对社会主义，全面地恶意地攻击党，这是有意 识的吗？” 　　郭昌华：“是有意识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藉此发牢骚，恶意攻 击党。” 　　群众：“你是发牢骚还是要趁整风机会向党进攻？” 　　郭昌华：“我是有意识向党进攻的。” 　　群众：“你既然有意识地恶毒地全面攻击党和国家制度，你也承认反对社会 主义，那你是否要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郭昌华：“我检查不出自己对资本主义有留恋的思想。” 　　群众：“你既然有意识地反对社会主义，那实质上不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 路？” 　　郭昌华：“现在我检查我的整个发言内容，是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的，实质 上我是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这是都按原话记录，不加任何渲染，但仍然令人感受到，当时那股凛栗凌人 的杀气，扑面而来。群众运动锐不可当，撄其锋者必死。5、6月间，在高等院校 风云一时的“右派势力”，瞬间化作野马尘埃，不知焉往。9月，省委召开第二次 城镇工作会议，反右派斗争，迅速深入到县一级地区。 　　9月19日，省委整风办公室派了3名代表到罗翼群家中，了解人代会以后他 的“思想情况”。交谈不及数语，老人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斥责人代会对他的 批评，不是实事求是，有许多完全不是事实。他甚至声称，在人代会上的检讨， 是“假检讨”。 　　“我绝对没有说过广东人民、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我只是说一小部分人 接近饿死边缘，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国营商业价格高——最近两百多种商品降 价，政府这样做是对的，难道不是事实？一些低级干部生活受威胁也不是事实？ 因此，我说除了党团员和高级民主人士——包括我在内才不受生活威胁。像我在 兴宁时，干部说我乡农民是两粥一饭，但是我去一看却是三餐都是粥，有的还吃 不饱。这就不是实事求是。” 　　罗翼群愈说愈激动：“还说我‘假借’视察名义，难道我当政协委员不能视 察吗？这是政府给我的责任，我用什么借名？我也来个否定之否定，说我是孙中 山先生的叛徒，伪君子，我都不承认。我一向是正人君子！” 　　“你应该正视自己的错误，不能把自己看成一点错也没有。”整风办的干部 警告他。 　　“我只是思想右倾、保守，看问题不够全面。肃反问题说得过火一点，脾气 不好，口不择言。说我有变天思想，想蒋介石回来。我反过蒋，如果他回来，还 不杀我头？我正因为解放后共产党很优待我，我才忠心耿耿替人民说话。但是， 为什么自己是忠心耿耿，而人家却会这样看我呢？这都是我德不足以服众，诚不 足以感人。”老人不胜怆然。 　　“现在是讲道理，你有理由可以辩论。” 　　罗翼群冷然一笑，“有什么道理好讲？你们是几十个口，几百个口，我一个 口。我要辩，你们就叫‘狡赖’‘抗拒’，如果讲道理，有是非，天下就不会这 样乱了！” 　　“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有道理就可以说服人。” 　　“你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老人抬起头，忿忿地望着天花板，“我一 向就是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不主张社会主义，我就不会回来了。 我对共产党，只认为他的措施操之过急，不合中国国情；党员大部分是好的，小 部分不好，积极分子也是小部分不好。” 　　“你要好好反省一下，不能把自己说成一点错误也没有。”整风办干部说。 　　“我要反省。共产党也要反省。” 　　省委根据整风办的汇报，9月26日上午，再派5名干部上罗家，对罗翼群“ 进行帮助”，他的态度仍然强硬。他拒绝再参加群众性的辩论会，拒绝参加民革 的任何集会，如果是领导小组的小型会议，他可以参加，不过也不能马上参加， 要拖一两个星期才行。“辩论会我是不会去的，”罗翼群坚决地说，他感到极度 痛苦，这个令人难受的上午，这空气，这光线，这声音，都是那么难受，仿佛有 什么东西在他头上陷落，“还有什么可辩论的？你们不是已经给我下结论了吗？ 这结论就是‘理屈词穷，低头认罪’。这世上已没有人了解我，了解我的人都已 死去，我也要跟他们去了……” 第四节 细水长流的反右斗争 　　人们终于听到团省委宣布：“目前运动基本上已告一段落，各校陆续在9月 16日、23日开学，反右斗争从集中进行群众运动阶段转入‘边学习边反右’的细 水长流阶段了。”在这场惊涛骇浪的反右运动中，“7院校学生共揭发出来的右派 分子有310人，其中在全校范围内斗争的有32人及4个小集团，占揭发出来的右 派分子总数的10%，在全系范围内斗争的有84人，占右派总人数的27.1%，在连 班和小组斗争的又有165人，占右派总人数的53%，尚未斗争的仍有29人，占右 派总人数的9.5%。”不过，据团省委称，已经排为右派，但来不及斗争的右派分 子还有33人，新发现的右派分子5人，“其中有‘挖出来的，有起义投降’的， 也有在反右斗争中‘跳起来’的”。 这些人也将在劫难逃。 　　毛泽东在10月发表讲话，盛赞反右派的斗争形式。他欣然指出：“今年这一 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 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合适的形式。”他鼓励广大群众，“以 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之风，不仅扫荡了高等院校，也刮到了科 技界。10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委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 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筹委会、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举行广州科技界反 右派辩论会议。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如中科院广州分院筹委会副主任杜国庠、 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 所长何康、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等人，都不得不在会上发言，表明立场，和右派 划清界线。最引人注目的是会议的“结束语”，把科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奉为 科技界的圭臬，从此科学将分为社会主义科学与资本主义科学，两者的矛盾，无 可调和，必然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事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事业根 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事业，必须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劳动人民 造福的明确目标。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必须根据国家需要与个人专长相结合，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研究。任何主张科学脱离政治，研究脱离实际，为科 学而科学，为研究而研究，都是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的。 　　对于这些一生只重学术，不谙政治的学人来说，社会主义的植物分类与资本 主义有何不同？割劳动人民身上的阑尾，和割资产阶级的有何不同？也许没有人 说得清楚。他们当中，大部分只是人云亦云，但求过关而已。弱小的个人，是无 法抗衡时代的。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传统所蒙受的毁损相比，个人 的屈辱，也许无足轻重。没有文化的尊严，何来知识分子个人的尊严。 　　由于反右运动，使整个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民主人士，又要重新进行排 队和鉴定，一些昨天是共产党朋友的人，今天可能成了“敌人”。中央统战部在8 月间向各省下达了一个关于审查民主人士的新指示： 　　根据1957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 的建议，需要对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言论和行动（他们历史上的表现和材 料只可供参考），以及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表现重新进行分析和鉴定。在去 年8月6日本部作出关于对五类民主人士进行审查、鉴定、排队的意见以后，已 经作好鉴定的，要把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补充到鉴定上去，尚未作好鉴定的， 要抓紧这次运动中的表现进行鉴定。鉴定上报时间可延到今年10月，但万勿再迟 。 　　10月中旬，中央公布划分右派的6条标准：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二、反 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三、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 位；四、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五、组织和积 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 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六、为犯有上述罪 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当6条标准下达时，各地的反右斗争，已近尾声。这不禁令人生疑，既然现 在才公布标准，在此之前，那么大规模的反右派，是以什么作标准的呢？ 可以说并没有标准。即使这6条标准，也只是一些大原则，并无具体细则。大原 则的解释权，往往操之于“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领导手里，弹性极大， 所谓“推你一把就下去，拉你一把就上来”者，比比皆是。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广东文教界、文艺界、卫生界、新闻界、科技界 、工商界、民主党派中，揪出了3.661万名“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总人数 5.5%，并以“极右”、“普右”、“中右”等名目，分类归档。还有一种叫“疑 似分子”，可以归入右，亦可以归入中右。民主党派中有20%成为“右派分子” ；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占参加运动总人数3.68%。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共30人 。 　　11月，省统战部根据中央指示，要求结合反右运动，在明年1月底之前，对 民主人士重新进行审查和鉴定，并把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听起来，颇有点秋后 算账的味道。 　　现在为准备明年的各级人代的改选、各级政协的安排，以及对实职的安排和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合这次整风运动收集材料，对一些人物进行重新估计、鉴 定，必须将我各级党委管理范围的民主人士作一次审查、鉴定。 　　（除了省委干部管理职务表内所列的省政协委员、海南行署副主任、专员公 署副专员等职）我们现在再加上下列几项： 　　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省工商联常委、湛江、汕头、海口市的副市长及 政协副主席、各民主党派湛江、汕头、海口市的正副主委，湛江、汕头、海口市 工商联主委。 　　一大批民主人士，在反右运动中，已经中箭落马。在行署副主任、副专员一 级的干部中，“韶关的沈秉强已从左派成为极右分子，湛江的彭中英也从左派变 成为右派分子，海南的周铮是从左派降为中中分子。沈秉强和彭中英都是要撤除 副专员职务的。周铮任海南行署副主任的职务可以再行考虑”。据省统战部分析 ，“现在估计右派分子当时的情况，可能有3种：一、当时就是右派，我们不了 解；二、是假左派，被他们所蒙蔽；三、当时确系左派，后来转化为右派，我们 未察觉。”从下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民主人士的中箭情况： 　　全省共117个县、市（包括广州市，但统计数字不包括该市），有安排民主 人士任副县、市长的县、市有80个（其中一届有8个县、市），已安排民主人士 总数共93名（其中一届安排了11名）。 安排范围包括：民主党派、社会人士、工商界、文教界、少数民族、华侨等几个 方面的代表人物）。经反右后政治排队情况如下： 左 10人 10% 中左 23人 24% 中中 20人 21% 中右 12人 12% 右 7人 7% 极右 13人 14%弱 未明 8人 8% 整风运动前划的政治态度如下： 左 23人 中 26人 右 8人 未排队的36人（高要、韶关两区全未排队）。 　　这些民主人士政治态度的变化，走向进步的极少数；而向右转的却也不少； 当然，中间派的还是占多数；个别原是左派现仍为左派的也有。 　　 　　从时间上区分，第一届人大安排的11名民主人士中，现在要撤职处理的有4 人，占36%强。第二届人大安排的82人中，现在要撤职处理的有13人，占 15.8%。如把一、二两届合计要受撤职处理的共有17人，占全部的18%强。 　　 　　在反右斗争的基础上，综合各地提出的处理意见如下： 保留 41人（占44%） 调职 10人 退休 1人 辞职 3人 撤职 17人（占18%） 未研究 21人（其中惠阳占11名） 　　 　　凡是在斗争中划为右派的，除惠阳区有一人未提出处理意见外，都一律提出 撤职的意见，这是对的。 　　至此，中央在整风指示中，所作“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 ，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的承诺，已 经抛到九霄云外了。 　　从11月开始，反右斗争，发展成整改（整顿与改造）运动。大鸣、大放、大 辩论、大字报进入了空前的高潮。12月，中山大学的大字报，竟多达上万张。斗 争矛头，从右派转向一般教师和学校领导。在反右斗争中，左右之间，已经形成 楚汉不两立之势；而在整改运动中，师生之间、上下之间，又产生巨大而深刻的 裂罅。整个学校，几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许多人在暴风骤雨之中，再也等不及云开雾散的一天，只好一死了之。自杀 的人数，不断上升。据省人委在年底发出的一份通报披露，仅省人委系统，“从 11月20日至12月9日这一期间，在省人委系统先后发生了自杀事件6宗，其中 ：省银行1名，工业厅1名，外贸局4名（药材公司3名，外运公司1名）。内 有右派分子4名，疑似分子1名，中右分子1名。已死4名，未死2名。” 其他 各系统，都有类似事件发生。非亲历其境，无法理解运动对人们造成的惨烈伤害 。 　　陶铸在省人代会第六次会议上说，当前要用最大的劲头来展开反右派斗争， “只有右派分子都缴械投降，低头认罪后，我们将以同样劲头来反掉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陶铸言出必行。不过，不是在右派“缴械投降”之后，而是在同一时间，就 在1957年8、9月间，有如爆发了一场高度传染性的疫症，斗争已经迅速蔓延到 中共党内。其激烈的运动方式、残酷的斗争手法，决不逊于反右派斗争。这就是 反地方主义运动。 ***************************************** 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